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骚心诱人与书道风流

2019-08-12张斓

读书 2019年8期
关键词:于右任草书大陆

张斓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集革命家、政治家、诗人、教育家、书法家于一身的于右任,原名于伯循,字诱人,关中三原人。十六岁中秀才,十八岁成“关学”人望,十九岁被誉为“西北奇才”。一九00年春,为讽刺避八国联军之祸而逃亡西安的慈禧而写下的《半哭半笑楼诗钞》,更是他的惊世骇俗之作。因清政府下令捉拿,他只身逃往上海,为报刊写文字,更名“右任”,寄绝不“左衽”为奴的民族情怀,别署“骚心”,如屈原般迁客骚人之心。

境遇相同产生同理之心,于右任的诗歌深受屈原的影响。名作《望大陆》中的“山之上,国有殇”,就是源于屈原《九歌》中的《国殇))。如果说屈原是骚客头,于右任未必是尾,但他的“骚心”承继之正,“诱人”之深切,从民国至现今,似无人能出其右。

一八七九年,于右任诞生于陕西三原,其生长之地,正是八百里秦川,秦腔高亢入云,响彻苍茫,在他的基因里注入了激烈慷慨之“勇”。一八九九年,弱冠之龄的他已经声名鹊起,前程“诱人”;一九0九年,三十岁的于右任在上海创办《民呼日报》,为民请命,大声疾呼:“民呼日报者,黄帝子孙之人权宣言也。”倡言革命,致使清延再度通缉,扬言要挖其双目。一九一九年,于右任在故乡三原创办南郊中学,以“成才报国”为校训,这所学校日后培育出政治家习仲勋、航空科学家张彦仲、书法家刘自椟等杰出人才。在此前后,他相继参与创办复办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和西北农大,并亲自担任上海大学首任校长,从而荣膺现代教育大家的美名。一九四九年,于右任播迁台湾,从此与妻子女兒两相暌隔。家庭的悲剧是国家与民族创伤的缩影,海峡对岸的一首首思乡曲,出自游子肺腑,也牵动大陆同胞情怀。一九五九年,他自号“太平老人”,寄希望于天永其年,能于某时回归故土。遗憾的是,八十六岁那年离别人寰,临终之际,他伸出三个手指,表示要回归故土三原。柳亚子挽诗:“三间老屋一古槐,落落乾坤大布衣。”

于右任寄居台湾后,将夫人早年为他缝制的布袜布鞋携带身边,视若珍宝,以解思念之苦。“两戒河山一支箫,凄风吹断咸阳桥。白头夫妇白头泪,留待金婚第一宵。”为了纪念与发妻的金婚,于右任所作《忆内子高仲林》诗,与他的《望大陆》一道,合成了那一代入“家国情怀”中的金玉文字。

山之上,国有殇。这位自光绪三十二年(一九0六)便加入同盟会的老牌革命者,反帝反清,救亡图存。“肝脑中原留纪念,牺牲七尺造将来”的诗句表达了以身许国之志。他亲历了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及国共和谈,每当民族处于水火之际,都会出现他的身影。一九四五年国共和谈,他对前往重庆谈判的毛泽东赞誉有加,特别欣赏后者《沁园春》中的“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而毛泽东则答以“怎抵得上先生‘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神来之笔”。两位诗豪惺惺相惜。在后来的北平和谈中,于右任积极主和,其属僚刘永平的《秣陵杂咏四首呈于右任院长》即可证之:“中枢一老主和议,免使江南付劫灰。”曾为国家与民族存亡而战,战后目睹山河破碎,于右任内心产生巨大伤痛,接着便是深刻反思。《战场的孤儿》:“战场几孤儿,祖国几行涕;何人卫祖国?中华此孩子。”虽是直白的新诗,却寄寓着心系同胞、痛切未来的情愫,其中也体现了他反对战争、期待和平的愿景。

如果说于右任前期诗歌与革命豪情同步,是骚心与史诗的交织,那么他播迁台湾之后,与大陆友人的书信往来和诗文唱和则是他浓烈乡情与民族同根意识的杂糅。《鸡鸣曲》中“福州鸡鸣,基隆可听”之句,借用台湾民谚俚语,把基隆与福州隔海相望、无法公开互通信息的悲苦情怀,巧妙咏出。遗作《望大陆》系楚辞体,仅五十六个字,却撼天动地,引发万千心窍,同声悲鸣。曲作家叶国辉这样表述他所受到的震撼:“相信任何一个了解这段历史的人,读完此诗,都会产生共鸣!”叶国辉因此创作了《望大陆》大型交响音乐剧,用音乐语言表现《望大陆》中执著翻滚的炽热情感和自始至终无奈、无力的交织,文学的情感烈度在乐曲中得到了承继并高扬,至今演出仍有很强的感染力。

于右任居台,时时受到蒋介石的猜忌。他与大陆友人的联系是秘密的,主要依靠香港好友吴季玉帮助。吴季玉每年借祝寿之机,赴台探视,一并将贵抵万金的家书交给于右任。耄耋老人则如孩童期盼母亲抚慰般,急切等待鸿雁传书。他的部分诗歌也因之传至大陆,思乡浓愁引起了两岸共鸣。然而他与吴季玉的交往,始终受到严密的监视。吴季玉这条线维持了七年之久,当吴季玉在台北机场被特务暗杀后,这条线也就断了。在书赠新加坡侨领林庆年的《基隆海滨浴场小坐》诗中,于右任再度遥寄久郁的思乡之情:“锦绣家山万里同,寻诗处处待髯翁。今朝稳坐滩头石,且看云生大海中。”

如今在台北书店,于右任传记类书籍,都处于零出版、零供货状态,但他的书法、字帖,却是琳琅满目。一代革命闯将、孙中山的同盟者、多所著名大学创建人、社会活动家、诗人骚客,这些曾经夺目的头衔久而黯淡、列入尘封,唯有书家之名,使他鲜活于今人书斋与案头。

于右任旧学功底深厚,书艺功底雄湛。临碑临帖,行楷俱佳。但他专意于草书,迟在人生五十而知天命之际。一旦专意,必有精造。他将传统的草书之法,去粗取精、条分缕析,把草书结体定形归类,编成标准草书千字文,以供揣摹研习。一九三二年,他发起成立草书社,将草书标准化视为对国家文化发展传承与出新的使命。于右任独创“碑体草书”,苏轼赞颂吴道子画作之语,恰可用来概括于氏在草书方面的贡献:“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于右任晚年,曾对自己的书法做过总结:“我之作书,初无意于求工,始则背书自给。继则为业余运动。后则有感于中国文字之急需谋求其书写之便利,以应时代要求。”他曾对霍松林说:“有志者应当以造福人类为己任,诗文书画皆余事耳。”他给蒋经国写了一副对联:“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综其一生,生于末世,纵横离乱,板荡陆沉,都曾亲历,偏安一隅,更为憋屈。耄耋之龄,若有所悟,捉笔再书,竟然流出许多“为万世开太平”条幅,广为散播。董桥在《于右任家书八叶》中写道:儿时家中客厅高悬右任先生“为万世开太平”六字,一笔行草,大气磅礴,当时不以为然,过了很多年后,临帖之际,豁然开窍,涉猎渐广,更识其妙。于右任为关学巨匠,深明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大义,所谓“求名应求万世名”,也应是“为万世开太平”之转念。

闹革命、办报纸、兴学校,轰轰烈烈;倡文化、明法度、抒骚心,殷殷切切。然而最终让于右任精神鲜活于世间乃至风流永在者,乃书道也,不亦让人感慨再三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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