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祖慈

李玉宝（左）与何亚君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跑步。

我阔别学校操场后的第一个5公里竟是在黑暗中完成的。

李玉宝拿来一块魔术头巾，绕了几圈后，让我把眼睛蒙上，确保没有一丝光线透进。我们各自握住助盲绳的一端。就这么迈出第一步。一切变得陌生，未知的前方，连同脚下道路。我小心踮着步子，不敢作太大跨越，甚至忘了该怎样甩臂。

他提醒，没事，跑起来，随即又加了句，你看你还没信任。

这个被助跑团团员称为“狼哥”的人，已有三年的助跑经验，但我尚不能说服自己将人身安全寄于对方。而对盲人而言，他们从未同助跑者照过面，彼此间的纽带就只是这根绿色的助盲绳。

那根硬质纤维拧成的、毫无弹性的绳子，系着他们通向跑道，通向更远路标的唯一可能。

2016年里约奥运会，飞人博尔特为一位获得三届盲人短跑冠军的女选手引跑。他们两只手间，绑着橙色的布巾。十多年来，境外的助盲公益团体相继创立助跑项目，给予视觉障碍者参与日常跑步及马拉松赛事的协助。诸如英国的British Blind Sport开设助跑工作室为志愿者提供助跑培训，并给合格者颁发证书。美国的Columbia Lighthouse For The Blind 则为这一特殊群体专设了一条名为“点亮5公里（Light the Way 5K）”的赛道，从华盛顿国家公园一路到国家棒球场。

那根硬质纤维拧成的、毫无弹性的绳子，系著他们通向跑道，通向更远路标的唯一可能。

据残联统计，中国目前至少有1731万视觉障碍者，其中全盲者达500多万，是世界上盲人最多的国家。“这个数字我们根本想象不到，因为平时在街上不大接触到这个群体，如果不跑步，团里很多盲友几乎不出门。”

李玉宝一路讲着这些事，关于助跑的历史、技巧，关于他第一次来何亚君助盲团的记忆。一时叫我怀疑他或许并非表面上那般沉默。不知究竟跑了多久，只是腿上不断传来的酸痛感暗示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

重返起点，我取下蒙在脸上的头巾，回到周遭熟悉的事物中。便听他道，这样子说说话，是不是比较容易跑下去？再跑个5公里也没问题。

我意识到，这个人并不满足只做个领跑者，同时更追求一种逾越。帮盲人实现奔跑的可能，越过一个个马拉松上的自身极限。两者对他来说，是一回事。

身体里某个雷达开启

2016年7月的某天，早晨7点多，北京夏日一贯的炙热并未如期而至，反降下一场雨。雨势随“哗哗”声灌进众人耳朵里，人群堵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地铁站出口，其间有拄着杖的，细细长长的一根，是盲杖。盲人通常用它四处敲击试探路况，当下什么都做不了，只将一端收近脚尖，在簇拥中定定站着。

李玉宝在人群中显得突兀，高高的个头，站姿笔直，身上是事先穿好的运动T恤。他5点多准时起床，这是每周三的正常作息，尽管这次换了跑步地点，由健身房转来“跑步圣地”奥森。瞧着眼前的落雨，他盘算或许能尽快停。

李鑫阳凌晨4点多便独自拄着盲杖，摸索出门。城市街边的盲道时常被车辆占用，再谙熟于心的路段也需格外谨慎。5点到地铁站，搭最早班次前往奥森，其间中转一次。如此确保车厢里不会有太多人。

李玉宝舒展胳膊，开始小幅度热身。忽瞥见身旁的人正原地做着拉伸。“咱们待会儿要不要去跑着试一试？”李玉宝弯下腰，试探这位盲友。李鑫阳很快就意识到这是在问自己，盲人的听力异常敏锐。他回应道，好不容易过来，当然要跑。于是过了一阵，待雨稍稍小了些，由李玉宝引着，两人走出了那方躲雨的顶篷。

那成了李鑫阳跑得最久、最过瘾的一次。他仿佛刚刚认识到何为跑步。李玉宝不停开导他，该如何调整呼吸，如何注意步伐，脚要轻点落地，要注意膝盖。“一吸三步，一呼三步。要用腹式呼吸的方法，这样可以练核心。”一路上耳边细碎的叮嘱，他如今回忆时都能脱口而出。

该如何助跑，要注意什么。李玉宝并非心中有数，他也是头一回握那根助盲绳。只是像身体里某个雷达开启一样，他开始注意许多通常会忽视的东西。这感觉别扭却又有趣。过程中，两人遇到过坑洼，遇到过弯道，遇到穿梭而过的跑者。常人在这些情况下，本能地，仅需抬脚避过坑洼，于转弯处调个方向，稍侧过身子、避开迎面而来的行人即可。然而身边的李鑫阳却很难一步到位越过种种障碍。他需要用脚试探坑的大小、坡的高度，慢慢地拐至正确的朝向，他要及时减速，才能避免撞上迎面冲来的其他跑者。助跑者必须提醒，甚至以快一个拍子的节奏提醒，给盲友反应和调整的时间。

当他们跑到5公里的时候——这距离已超出李鑫阳此前跑过的任何一次，李玉宝继而以一贯平静的口吻问：“想不想继续跑，咱们试一试？”就这样，他们差不多跑了10公里。

由助盲团成员自制的助跑绳。

李玉宝独自晨练。

助跑者在进行培训。

他俩搭档着跑了好几个月。这个腰弓得有些厉害的中年人给李玉宝留下“阳光”的印象，让他重新认识到这个陌生群体。他们不再是需要被小心“隔离”的一群。只要不提“瞎”这个字，几乎没太多禁忌。李鑫阳十三四岁患了青光眼，加上发烧、医疗条件差、打针不注意，导致双目失明。出于这点，李玉宝佩服他。在北京开了几家按摩店的李鑫阳曾同李玉宝说，即便有员工盯着，即便他可以休息，每天也必须去帮忙。他想给儿子做个榜样。

“现在很多人说财务自由了，就满世界旅游去了，不工作、不劳动。那话从一个盲人嘴里说出来，很触动，他更应该在家里养老了是吧，他不方便。”李玉宝说。

像跑出裹挟自身的“圈子”，除了考卷、分数，生活仿佛多了一种新的可能，一个出口。

他记得李嘉诚有句话，一个人要保持自己最好的状态，就去上班。这话于他而言没说全，也不确切。他不赞成享乐主义，承认工作是实现自身社会价值的主要途径，但为工作消耗掉所有，时间、精力、甚至健康，是不值得的。

他庆幸自己所在的Intel通讯公司给出十分人性化的工作制度，有充裕的休息时间进行跑步计划。当谈及同行业几家知名公司的员工状态时，他难得说了句冷笑话，“他们不跑步，他们996。”

今年上半年，Intel通讯公司宣布退出移动市场，公司内部正进行大规模裁员。李玉宝也必须更换人生“跑道”了。

盲友和助跑者参加北京密云生态马拉松。

最大化的自由

李玉宝曾被约去国内某家著名移动互联网公司面试。那是周五晚上10点，对此他记忆深刻，“一直到深夜12点才回的家”。

为确保商业机密不被泄露，来访者被要求搜身，所有U盘、芯片类都需交出，同时被警告不要拿手机出来拍照。见了部门总监，对方解释道，10点以前都很忙碌，只能约这个时间，日夜不停转地搞研发、维护也是常有的事。言语中颇有些瞧不上的意味，言下之意是，你们这些外企的都太自由散漫，我们在奋斗，而你们在养老。李玉宝也不认同对方的企业文化，本质上，这是两种观念的冲突。他所在的公司，每周五是鼓励员工早点下班陪家人，让他们回家商量周末度假计划的。

末了，那总监问道，“咱们这工作模式你能忍受吗？”李玉宝找了个理由回绝了。他无法忍受搜身时对人格的不尊重、不信任，以及企业氛围里莫大的不自由。

关于“自由”这一模糊不清的概念，李玉宝总回想起初二被选进学校长跑队那会儿。当时他所在的学校实行“填鸭式”教育，除传授课本上的知识，督促学生取得更为优异的成绩外，几乎不鼓励他们有任何其他爱好。一向被视为标准好学生的李玉宝，却觉得自己骨子里该是个跑者。

他腿长的优势在跑步中彰显出来，能够毫不费力跑完3000米，而别的同学还在大喘着气跑在1800米的位置。他被长跑队教练看中后，老师和家长都有意见，认为这会妨碍正常学习，他便偷偷摸摸去训练，私下考虑着是否有可能成为一名专业运动员。

像跑出裹挟自身的“圈子”，除了考卷、分数，生活仿佛多了一种新的可能，一个出口。这出口给他极大的乐趣。而获取乐趣的途径又那么简单，“闲着没事就跑一跑，有时候觉得自己特别想跑一会。跑的时候特别累，但跑完又特别爽。”

最终，李玉宝还是在家人反对下退出了校队，这个“圈子”又被围得密不透风了。

跑步于他，成了一种生活范式，大到学习解剖学上的肌体系统知识，小到模拟教科书上的跑姿、严谨搭配的一日三餐。

之后研究生畢业留在北京做了一名通讯系统工程师。2013年，他和这城市里所有人一样遇上糟糕的雾霾。身体免疫力出现问题，鼻腔首先拉响“防御警报”，患上了鼻窦炎。这种病无法一下子根治，仅能以药物和注射等方式缓解症状和不适。他便开始去健身房跑步，碍于当时的城市空气质量，大部分人都在室内进行“养生跑”。

李玉宝陪女儿玩耍。

开始是一周三天，每天在跑步机跑上一到两小时，后来七天都去。跑步是最直截了当的运动，不需要搭档或组队，能获取时间上最大化的自由，并且，只要坚持，便可以慢慢从三五公里向上累积，最后练到能跑10公里的耐力。最初跑步会带来反作用，先是膝盖不适，再是体能下降，皆因运动过量导致，然而他没有立刻停止。到了第二年，身体机能逐渐适应、恢复，跑步这件事倒成了生活中的某种惯性，“不去的话便会难受，就跟一个事没做一样”。

2016年的时候，不知出于跑步或其他综合因素，他的鼻窦炎好了许多。城市的天空也逐渐阴霾散去，偶尔可见晴朗日光中的一抹蓝色。在当时刚刚流行的咕咚APP上，他给自己报名了半程马拉松比赛，地点在朝阳公园。那次他顺利跑下10公里，结束后腿却抽了筋，一时难以恢复，第二天走路时膝盖都在咯吧响。于是，他一股子劲把市面上关于跑步的书籍都买回家，决定钻研这个此前他眼中尤为简单的运动。不再满足于健身房里的训练，而是渴望更专业的跑步技能，渴望马拉松的赛道。像他少年时希冀过的那样。

李玉宝最推崇的一本书是《汉森马拉松训练法》，美国三位拥有丰富经验的教练合著，行文通俗易懂，却叙述了诸多实际跑步中涉及的关键点。除此之外，李玉宝周末会去体育大学听相关的公开课，这些为日后的实战训练打下了理论基础。

那次朝阳公园的半马，他跑进两小时，对一个马拉松新手来说，已是令人羡慕的成绩。有人夸他有天賦，他并不认同。在马拉松上，他信奉经验主义，对那些平时不持之以恒练习、饮食不忌，甚至比赛前一晚照常喝酒，却凭自身某种先天条件就轻易取得好成绩的跑者，他是嗤之以鼻的。跑步于他，成了一种生活范式，大到学习解剖学上的肌体系统知识，小到模拟教科书上的跑姿、严谨搭配的一日三餐。

几年来，大多数同事肚子上都囤积出顽固的脂肪，而他保持着马拉松跑者典型的精瘦体态，如同一种外化的健康。

并行于两个极端

盲人助跑团和元大都，如今成了生活中两条平行的轨道。

2017年，经朋友介绍，李玉宝成了元大都的一员，这家国内知名的业余跑者俱乐部，吸纳了马拉松的顶尖高手。由八一队教练助阵，包场奥体中心用做训练。这个专业级别的训练营，申请者至少有一个4小时以内的马拉松成绩才能进。

李玉宝从中汲取最多的，是其训练方式。通过四个月的训练，他的全马成绩便从3小时32分跃至3小时14分。“他们那种训练方法深度挖掘你的潜能，就是你一看他的课程表觉得肯定完成不了。”这张完成不了的课表会先制定一个公里数，将会员划归不同速度级别的队伍，然后定一个被队员视为“天文数字”的配速。在自我怀疑中跟着队伍兢兢业业地练习，一次次跑完超出身体耐受力的圈数，在全队毫不松懈的步伐里坚持下来。

这种激发潜能的方式，被李玉宝移植到助跑团。他带李鑫阳时，团队定位模糊，盲友们大多抱着遛弯儿的心态来。随着更多年轻人的加入，希望能真正跑起来的盲友，便会喊出自己想跑的公里数，看现场有谁能带他，就这样盲目无序地找搭档。

这种方式存在风险。李玉宝观察有的盲人兴奋起来便拼命跑，有时则忽快忽慢地冲，若是夏天便很容易中暑，而助跑者也不具备跑步常识去约束。于是，他以元大都那套分队方式，将盲友从快到慢划分为五个阵营。第一组给了一个马拉松竞技的目标成绩，而对第五小组则没有要求。每队指定正副两名教练，带领其队员以各自规定的速度因材施教。如此，盲友和志愿者之间便有了统一有效的配速、控速，而团队也转型成为一个兼顾健身及专业训练的跑团。

李玉宝有时带最快的“一队”盲友，仍需牺牲自己的配速，以迎合对方。他说，跑步是讲节奏的，达不到自己的节奏会很难受。保障盲友安全的盲绳此时成了一种牵制。

元大都俱乐部成员在奥体中心训练。

“就憋着呢，不能正常跑步。团队最快的盲人，我用热身的速度带。” 业余跑步圈，元大都代表着中国最高水平，助盲团是最低水平，它们属于两个极端。而他并行于这两个极端中，一条腿奔在高速公路，一条腿走在人行道。

同样沿袭过来的，还有在元大都培养出的一种精确感知。刚加入队伍速度跟不上时，他便去听别人“当当当”的步频，像是琴键敲击的节奏，听出某个律音，然后跟上去。跑步的时候要用上听觉，甚至其他丰沛的感官系统，这点在助盲上更能体会得到。除了眼睛要观察路况与四周，以足够的预见性及时提醒盲友，李玉宝还会留意对方的脚步和呼吸，洞悉对方的体能状况。

“呼哧呼哧喘你就慢一点，你听他呼吸得很匀速了，就稍微再快一点。脚步声啪嗒啪嗒落地了，那就是累了，脚步声比较轻，那就是轻松了。”

不足为道的事

某次，李玉宝向一位盲友推荐一款跑鞋，他说，这鞋跑起来很舒服，600块钱一双。那盲友不好意思道，这钱可以给自己孩子买很多需要的东西了。他突然意识到，大部分盲友连一双真正的跑步鞋都舍不得买。随着管理模式的革新，越来越多的盲友及助跑者加入，团队已超过两百人。李玉宝整理好关于助跑团的资料、照片，自己动笔写了封申请书，从Intel拿到了每年定额的公益基金，用来购置大家跑步用的衣服、鞋子，还有饮水等基础设备。

当被问到换公司后公益赞助的后续问题，他以些许“运筹帷幄”的口吻说：“这个任务已交代另一个部门的同事接手，都想好后路了。”

他现在偶尔也当何亚君的助跑者。“他想让我带他，第一那个节奏能带好，其次我能做到助盲绳不绷紧，是松弛状态的，他能摆臂摆得舒服。”

头一回助跑时，何亚君比他快。当时他全马还未开始练，而何亚君已有多次比赛经验。何亚君上盲人学校是自己打的电话，那时候他还是个十来岁的孩子。他自己摸索着一个个按键拨出去的。李玉宝钦佩何亚君身上的自强与自立。

并非所有盲人都能做到何亚君这样，努力像健全的人一般生活，甚至在某些领域超越普通人，成为强者。团里往往人员流动大，有的因为缺乏勇气，或觉得路途不便，就放弃跑步了。李玉宝不会劝他们来，他认为跑步是自愿的事，是自由的事。助跑最终是为了帮盲友树立平等健全的人格、让他们自立，获得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勇气。

也并非身边每个人都理解李玉宝的助跑，甚至无法理解他对跑步的坚持。许多同他年龄相仿的人，视马拉松式的跑步为一种自虐。

他有参与公益的自由，也有“自私”的自由。一个人身处社会，后者同样至关重要。

“牺牲”、“奉献”这些词汇若搁他身上多少显得不相契合，他一向科学地规划时间，提高成事效率。他的生活极度自律，衷心于跑步这项“第二事业”并且心无旁骛。在助盲团的一切，像是不足为道的事。他说数十年后，或许会跟孩子讲讲李鑫阳的勤奋，何亚君的自强，而自己助跑这事“就只是个举手之劳，像路边一个纸屑，顺手将它丢进垃圾桶那样。”

当被问及，会助盲到什么时候。他答道，倘若以后家里需要更多照顾，或有什么抽不开身的，便果断放弃，“我从不认为自己在或不在里面就会怎样”。

“那跑步呢？”“只要身体允许，便会一直跑下去。”他告诉我，明年计划去波士顿参加马拉松。

他有参与公益的自由，也有“自私”的自由。一个人身处社会，后者同样至关重要。

如今他仍旧周六在助跑团，周日去元大都，一次不落。他心知肚明，马拉松训练最关键的，反而是学会放弃。极限运动难免以损伤为代价，要将这种身体的消耗降到最低。跑完一定距离，便不要趁着快感跑到精疲力竭，给身体足够时间复原。

元大都的队友却为此替他可惜，周六在助盲团的训练势必影响周日的体能，“不然他早就该‘破3了”——他指的是全程马拉松跑进3小时。那是李玉宝尚未达成的目标。

李玉宝（左）与何亚君在2018 张家口康保草原国际马拉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