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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人的生产、生活及习俗浅析
——以郑州发现汉画像砖上的画像为例

2019-08-08沈倩

关键词:赵盾画像砖西王母

□沈倩

时光如梭,历史发展到21 世纪的今天,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人们的生产、生活、风俗习惯都能通过照相、摄像、录音、录像等手法活灵活现地记录下来。回顾距今约两千年的汉代,人们的生活怎样?如何生产?又有哪些风俗习惯?我们虽然可以从《史记》《汉书》《后汉书》等书中有所了解,但文字量大,不够直观,难以广泛传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随着农田水利等基本建设和考古发掘工作的推进,出土了大批汉画像砖和汉画像石,郑州是出土汉画像砖比较集中的地区之一。郑州出土的汉画像砖上的画像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将汉代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完美地展示在世人面前,为我们了解汉代人的生产、生活及思想观念等方面提供了实物材料。

一、郑州出土汉画像砖简况

郑州市区及所属市县发现的汉代画像砖,多是从汉代墓葬中出土,应是专门为建筑墓室而精心设计制作的。汉画像砖多为空心大砖,长40~160 厘米,宽16~50 厘米,厚14~28 厘米(多数厚20 厘米),其长宽大小多以建造墓室大小而专门设计制作: 墓门的门框用竖长方形砖,其画像上下竖排(图1);门楣用横长方形砖,其画像则为横幅排列;门扉用竖长方形砖,其画像上下竖排,往往铺满砖面(图2);墓壁用横长方形砖,边框上的纹饰和中间的画像多是满铺横排(图3);墓顶和铺地所用砖多饰花纹,画像较少。因建墓室不同部位的需要,空心大砖还有抹角形、三角形、梯形和楔形等。

郑州出土空心砖上的纹饰和画像,多是用小印模在砖坯未干之前压制而成的,印模多为阴线刻,印在砖面上变成了凸起的浅浮雕和阳线相结合的图案,印出的纹饰及线条纤细而洗练,印出的画像轮廓清晰、立体感强,展现出古拙、大气、博雅的人文精神。印制画像的印模是一个印模一个内容的小印模;印制边饰的印模多为图案统一的较长的条形印模。在砖上印制时,根据需要,或连续,或交替压印,组成整块大幅的装饰图案。

郑州空心砖上的画像题材非常丰富。有反映当时生产生活的门阙、庭院、楼阁、侍卫、小吏、武士、狩猎、格斗、轺车出行、舞乐、斗鸡、斗牛、刺虎等;有描绘历史和神话故事的狗咬赵盾、后羿射日、东王公、西王母、玉兔捣药、九尾狐和三足鸟等;有辟邪的祥瑞熊、虎、龙、凤、龟、鹤、铺首衔环等。其装饰图案也很丰富:有四乳五铢钱纹、百乳四方纹、柿蒂纹、勾云纹、漩涡纹、云朵纹、山禽树纹、回字纹等。这些画像内容往往或多或少地印制在一块空心砖上,既有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又有现实生活的场景,有中西文化交流的画面,还有奇幻的天界仙境。历史与神话、仙界与人间浑然一体,构成郑州汉画像砖的独有特点。

二、郑州汉画像反映的汉代生产、生活及中西文化交流情况

郑州汉代空心砖上的画像,反映人们日常生产、生活和活动的画像有很多,仅门阙就有单层的、两层的、三层的、多层的,大多数成双地立于宫殿、祠庙、陵墓之前,是进入建筑的大门。画像上的屋门外往往有持戟相交的两位护卫,体现了主人官吏富豪的身份地位(图4-1、2)。

郑州汉画像砖上多有轺车出行的画面,一匹马、两匹马、三匹马都有体现,其中以一匹马居多;车上一般乘坐两人,前者为驭手,后者为主人;有的车前有仪仗或迎接者,有的车后有侍卫跟随(图4-3、4)。这些画像不仅体现了汉代的出行方式,也反映了墓主人希望在去世后的另一个世界依然能够享受荣华富贵的生活。

图1 门框砖

图2 门扉砖

图3 墓壁砖

郑州汉画像砖上表现的汉代人的娱乐活动更丰富多彩。歌舞方面常见的有建鼓舞、长袖舞、乐舞等,其中长袖舞的舞者宽衣长袖,紧束细腰,长长的衣袖随着动作的变化飘绕纷飞,这是对古籍中所记载的“翘袖折腰”之舞的形象描写,而长袖和细腰便是这种舞蹈表演的重要特征(图4-5)。建鼓舞是一鼓固定在木头制作的鼓座上,左右各一人手持鼓槌,一边敲鼓、一边舞蹈,动作张扬协调,步法矫健,充满活力。而乐舞表现的是既有舞者又有演奏者的欢乐场景。

郑州汉画像砖上还发现有斗牛图、斗鸡图、刺虎图等,有表现实力的对刺图、奔逐图(图4-6),还有各式各样的骑射图、山中伏击图、山间围猎图等生产画像(图4-7、8),这些画像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安逸、享乐的日常生活场景。

郑州汉画像砖上的图像刻画细腻,甚至将人物的衣着纹路也表现得淋漓尽致。其中有身着长衫、长裤、束腰带,头戴冠,手持棨戟的官吏,有拥慧的门吏(图4-9、10);有狩猎时为了便于活动的半长衣,有专门表演的长袖衣、宽袖衣,也有对刺时的武士衣等。从此可见汉代的服饰以宽袖长衫、长裤为主,配以相应的腰带和头冠,同时也反映出汉代社会安定、人民富足的景象。

图4 反映汉代生产、生活的郑州汉画像

更难能可贵的是,在郑州汉画像砖上还发现有中西文化交流的画面(图4-11):两匹强壮的骆驼驾着一辆轺车,车上装有华盖,乘坐者头戴锐顶毡帽、与驾车者都是深目高鼻的胡人形象,反映了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通往中亚的丝绸之路后,不少胡人到中国内地进行经贸、文化交流的史实。

三、郑州汉画像反映的汉代思想意识

郑州汉画像砖上有很多宣扬忠孝礼义等封建伦理和升仙辟邪等方面的画像。如在郑州新通桥发现的一座汉墓中的画像砖上就有表现远古神话的后羿射日图像。图中一棵茂盛的长有椭圆形树叶的大树占据了画像大半空间,表现出苍穹之大;树枝间栖息有三只鸟,另有一只鸟正向大树飞来;树下一猎手模样的人身佩长剑,手拉大弓仰天对准飞来之鸟做欲射状,此人旁边还有一棵小树,猎人的形象伟岸高大,在画面中非常突出。这个画像砖上的画像表现的内容和古籍中后羿射日的记载极其吻合(图5-1)。据《山海经·大荒东经》记载:“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扶木”应为扶桑树,“乌”即为载日的神鸟。据《淮南子·本经训》记载:“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尧乃使羿……上射十日……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由此可见,后羿射日的传说故事在汉代广为流传,一幅小小的画面把后羿的英雄气概表现得栩栩如生,是当时人们对造福万民的后羿敬仰尊崇的真实表现。

郑州汉画像砖上经常出现西王母、玉兔捣药等神话形象,表达了当时人们对长生不老的希冀与向往,也反映出对西王母的崇拜是当时重要的民间信仰之一。其中有一幅汉画像,画面上在起伏高耸的昆仑山上从右到左依次刻画了不死树、玉兔捣药、西王母、飞翔的青鸟、手托三足乌的羲和与山中露出的虎头,虎头应为开明兽,西王母之下还有一只九尾狐。如此集中地表现众多的仙人和瑞兽,在汉画像砖中也属罕见(图5-3)。而画像中的仙人形象在典籍中均有记载。如《山海经·大荒南经》云:“东南海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春秋元命苞》载“日中有三足乌”,《淮南子·精神训》也记载“日中有踆乌”。画像中托三足乌的女子应为太阳神羲和。关于西王母的记载就更多了。如《山海经·大荒西经》中载:“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处之。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辄然。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山海经·西山经》记载:“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山海经·海内北经》有载:“西王母梯几而戴胜杖,其南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画像中西王母下方的九尾狐也有其来历。《山海经·南山经》 就有记载:“青丘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狐而九尾。”而九尾狐传说为西王母的使者。在《山海经·海内西经》里还有关于不死树的记载:“开明(兽)北……有不死树。”“开明(兽)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夹窫窳(天神)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又如《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有员丘山,上有不死树,食之乃寿;亦有赤泉,饮之不老。”画像中玉兔身后的常青树应是记载中的不死树,玉兔取其枝叶而捣之,制成长生不老之药,这些不老药由西王母掌管,传说嫦娥便是盗食了西王母的长生不老药而被罚月宫。这些记载如同注脚般诠释了画像的内涵,而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工匠们以高超的技艺、夸张古朴的艺术手法完美地表现了古籍的记载,更是汉代人们意识形态的真实体现。

汉代宣扬的忠孝礼义思想在郑州汉画像砖上也有诸多真实的表现。如郑州发现不少表现狗咬赵盾的汉画像砖,其中在一个比较有特色的画像中(图5-2),一武士身穿铠甲,足蹬皮靴,手握长剑巍然而立,人物右下方有一恶犬狂吠着欲向其扑咬,其反映的便是春秋时期的狗咬赵盾的真实故事。画像中的武士便是赵盾,他面目清晰、胡须飘然,是春秋时晋国的正卿,执政期间力主改革,勇于开拓,使晋国的国力不断提升,维护了晋国的霸主地位。据《史记》记载:晋灵公暴虐施政,赵盾力谏,灵公忌恨,欲除赵盾,便在一次宴会上设下伏兵,欲在赵盾酒醉后将其杀害。曾被赵盾救济过的厨师亓眯明知道后示意赵盾,赵盾会意后借故离去。灵公见计谋未成,便放出一条恶犬去咬赵盾,亓眯明挺身而出杀死恶犬,后又阻击了刺杀赵盾的兵士,使赵盾得以逃脱。这个故事中赵盾对国家和君主的忠诚、亓眯明知恩图报的义勇行为正是汉代统治阶级所宣扬的忠孝礼义思想,如此狗咬赵盾的画像在汉代的画像砖上频繁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图5 反映汉代思想意识的郑州汉画像

四、汉画像砖盛行的历史背景

郑州出土汉画像砖的时代多为西汉至东汉中期,在那个时期为什么能出现这么多制作不易的大型空心画像砖,这与汉代人们生活富足、社会流行孝道和厚葬之风有直接的关系。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形成了大一统的国家,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确立起了封建主义社会体系,使社会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后因刑法的残暴和苛刻的徭役,广大民众难以生存,秦朝仅维持了15年的时间就在农民起义中土崩瓦解。汉王朝建立后,继承了秦制,延续了它先进的政治体系。统治者刘邦吸取了秦朝灭亡的教训,采取了“无为而治”和“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使广大人民生活较为稳定富足,国家也逐渐富强。从汉高帝到汉武帝初期短短70 多年,社会经济发展,出现了繁荣昌盛的社会景象,这给汉代文化艺术的繁荣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也给中外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

郑州地处汉代中心地区,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带动了商业、手工业、经贸、文化的全面进步。从都城洛阳“复庙重屋,八达九房”(张衡 《东京赋》)、“飞馆生风,重楼起雾”(杨衒之《王子坊》)可以看出那时人民居住的景象,而且洛阳是“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后汉书·仲长统传》)的商业发达城市。冶铁技术的发达更促进了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统治者子孙后代被封王封侯,成为官居一方的达官显贵,也有逐渐发迹的巨户豪绅。他们生前极尽奢侈,信仰灵魂不灭,认为人死是由阳间到阴间,生前 “王侯将相,宅第相望”,死后也“事死如事生”,为死者修建陵墓建筑,陪葬人生在世时的大量用具的厚葬之风从统治者到平民百姓席卷整个社会。当时统治阶级对忠、勇、孝、义的提倡和尊崇,再加上汉代统治者以儒家中正统一思想,使人们崇信儒家的“忠”和“孝”,普遍认为不“孝”者不可能“忠”,“忠”是最大的“孝”,而厚葬是“孝”的实际行动。这样官宦、富豪建陵修墓极其奢侈华丽,普通民众也竭尽所能修建坟墓,用以显示“孝”。整个汉代社会厚葬之风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段。据记载,汉文帝时(公元前179—前157年)还曾下诏制止,但因思想观念的固化,社会上的厚葬习俗并无减少。郑州出土的大型空心砖墓便是当时厚葬之风的产物。到东汉中晚期,一些中下层人家因为厚葬而倾家荡产者不断出现,厚葬成为一种社会弊端。

汉代从公元前206年到公元220年经历了426年,是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第一个长期稳定发展的时代,农业、手工业相当发达,经济发展带动了各行各业,科学技术不断进步,浑天仪、地动仪以及造纸术等的发明创造为世界先进水平;文化艺术空前繁荣;商贸业发达,商品流通海内外;儒家思想的忠孝礼义已深入人心,成为人们尊崇的道德规范;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追求长生不老的思想不断深入人心,“西王母”“玉兔捣药” 这些神话传说故事在汉画像中不断出现就是这些一思想观念的重要折射。

两千多年前的厚葬之风成为拖垮汉朝经济的重要因素,使汉朝国力不断衰微,但其留下的“豪华” 墓葬却具有极高的历史研究价值。郑州出土的汉画像砖通过那一幅幅小小的画像真实地展示了汉代人的生产、生活、风俗习惯、思想信仰等生动场景,还从深层次反映出人们的美学观念及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水平,是我们了解历史的珍贵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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