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

自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Jean Tirole等提出“双边平台”后，以多边（双边）平台为对象的平台经济学与平台战略学迅速崛起，成为学界最活跃的研究领域之一。而且在公共管理领域，国际范围内出现了研究多边公共平台［1］与平台型治理［2-3］的动向。多边公共平台是指连接公共部门生态系统中的多类用户群体，在治权开放的基础上实现群体间直接互动并相互满足的治理支撑体系［4］，生产运作控制权开放基础上的用户间直接互动是核心识别标准［5］。就是说，只有向两类以上的用户群体开放治权的公共平台才能被称为“多边公共平台”。

平台经济崛起与平台战略的兴盛表明当今世界已进入平台时代。在平台时代，平台模式革命席卷全球，平台已成为一种新的组织范式与治理模式［6］。政府已越来越重视基于多边公共平台的合作治理，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公共服务平台、国际交流合作平台，国家社科基金委员会借助CSSCI平台来提高学术质量。还如，很多城市通过文博会、园博会、城博会、听证会、一卡通等多边公共平台来改进城市治理，通过建设经开区、产业园区、创新中心等平台来推动城市经济发展，通过传统服务中心的平台化转型来改进社会服务和社会治理。成功的案例不胜枚举，其中经济领域取得骄人业绩的是已发展为“世界第一展”的广交会；社会治理领域快速发展的是珠三角的社区社工服务中心，在改进社区服务方面走在中国的前列。当然，也不乏绩效低劣的多边公共平台案例或平台失灵案例。例如，有些省市教师继续教育培训平台遭遇公共性的流失、某些婴儿安全岛的关停、有些城市的听证会变成了涨价发布会、不少地方政府的就业培训中心遭到服务对象的冷遇、有些社区社工服务中心无法正常运作，等等。多边公共平台的成败不禁让人反思：究竟是什么因素引致平台成败和绩效优劣。因此，有必要探讨多边公共平台的治理绩效及其影响因素。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思路

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基于多边公共平台治理绩效的影响因素有哪些，与治理绩效之间是一种怎样的逻辑关联。本研究以平台经济学和平台战略学为理论基础，参考了该理论中的平台策略行为及相关变量对绩效的影响，拟对多边公共平台治理绩效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多层次和多元操作变量的研究。多边公共平台的治理绩效是指平台的运作管理效率、服务效能及治理效果。本文主要站在平台战略与治理现代化的视角，探讨多边公共平台建设、运作及管理的操作变量与绩效因变量之间的关系，为平台型治理的实施路径与政策建议提供理论依据。绩效因素分析主要参照系统论的方法，即分别从系统输入、转换、输出等基本过程的维度探寻平台的建设成效、运作管理绩效和输出结果绩效。具体结合社区社工服务平台建设、运行管理与合作治理的实践，通过对案例样本中相关指标的复制比对，遴选出三类绩效影响因素及其二级指标变量。

第一类是平台建设投入类指标变量。建设投入类因素是平台型治理及其创造价值的必要条件。其二级指标包括：平台规模，即平台的资源投入规模及业务规模；组织完善性，即平台运营管理组织在组织结构、制度、文化、流程方面的完善程度；价值网络完善性，即平台创价关卡供给的完整性及互补性；虚拟平台建设情况，即信息网络建设投入情况；平台选址的优劣，表现为平台选址所影响的平台使用成本、客户便捷性与客户覆盖的广度等。

第二类是平台运作管理类指标变量。其二级指标变量包括：业务深度与广度，业务深度反映的是平台服务的专业化、柔性化程度，业务广度反映的是平台服务功能的广泛性、多样性；开放合作性，即社工组织将相关权力开放给其他主体并与之合作的程度；使用成本，即用户使用平台及消费平台服务的投入；转换成本，即用户离开平台的潜在损失；网络效应，指平台激发的各类网络效应的强度；平坦化，即用户进驻、使用平台的流程顺畅性和信息透明度；互联互通，即社区服务平台与其他平台之间的互联互通与兼容程度。

第三类是平台价值类指标变量。设计这类指标时不仅考虑平台输出的直接价值，包括：服务效用、用户主权水平、经济效率、社区善治、公平正义，同时考虑了用户黏性和用户规模等间接指标。用户黏性更能反映平台为用户创造的价值大小及用户对平台的满意程度与依赖感。用相对用户规模指标——平台用户的进驻率而非绝对的用户数量规模，反映了平台对用户的吸引力和平台服务的覆盖性，是替换平台输出价值的有效量化指标。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在实地考察、访谈调查与档案资料等数据收集方法相结合的基础上开展跨案例复制研究，以实现归纳式理论建构的研究目的。跨案例归纳式理论建构是指运用多个具有可比性的案例，根据案例中的实证数据，创建概念、命题和理论的一种研究策略。其宗旨是从案例数据中归纳推理产生理论，理论的产生完全是由植根于并升华于案例内或案例间的构想之间的关系模式及这些关系模式所蕴含的逻辑论点。［7］（P33）多案例研究遵循复制法则，通过案例之间的差别比较、共性复制，以及将正反案例相结合，总结归纳出一致的、有规律的模式，这就是要建构的理论命题。［8］（P61）跨案例分析是从不同的途径、方法与维度来对案例样本进行横向比较，从结构化和多元化的视角，将案例分析中产生的洞见与其他案例分析中产生的洞见相比较，进而识别出一致的共性模式，以发现可靠的理论命题。［9］

（三）样本选择

多边公共平台涵盖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等各个领域，分布于各行各业。笔者选择社区社工服务中心平台作为行业样本，是基于以下考虑：第一，社区社工服务中心的产生与社会工作机构的兴起是政社分离、政府职能转型的结果，最能展现治权开放基础上的合作共治策略和平台型治理模式。第二，社区社工服务中心脱胎于传统的产品生产平台——社区服务中心，近年来发展势头迅猛，代表着多边公共平台在社会治理及公共服务领域的发展方向，最能体现平台型治理的价值，便于开展与传统社区服务中心的比较研究。第三，社工组织起步晚、投入资源不足，因而离不开市场主体、社会主体的参与建设和合作共治，更离不开政府的平台领导，因此其建设及运行管理需要借助多边平台模式。第四，是拥有研究条件的优越性与便捷性，笔者有幸见证了部分社区社工服务中心的创建、成长历程。综上所述，本研究最终选择四家社区社工服务中心作为案例样本。它们是：鼎和社工机构运作管理的梅州江南家庭综合服务中心（案例A，简称“江南家综中心”），梅州市关爱妇女儿童社会组织运作管理的妇联服务中心（案例B，简称“妇儿服务中心”），启创社工机构运作管理的广州海珠区长者综合服务中心（案例C，简称“海珠长者服务中心”），壹家亲社工机构运作管理的深圳清湖社区服务中心（案例D）。它们都属于公共部门主办的、社会工作机构运作管理的多边治理平台。限于篇幅，这里略去案例陈述与跨案例分析。

三、平台建设成效的影响因素

多边平台通过把用户连结在平台上互动合作而创造价值。［10］社区社工服务平台建设同其他多边平台一样，以完善平台价值网络为目标，以平台规模建设为基本操作路径。其平台建设规模包括场地空间规模、员工规模、资金规模、业务规模等若干指标。业务规模用社工组织的常规服务点数量、服务层次规模暨服务模块数量来衡量。表1用这些指标变量对案例样本中的社区服务平台的规模增长情况进行时间维度的纵向对比与不同服务平台之间的横向比较。其中，表中的“成长年限”是案例访谈时间与平台成立时间的年度间隔；“员工数量”含领取工资的兼职人员数量；最终用户增长情况用平均用户流量/日来衡量，由于数据波动较大且没有精确测量，因此选用调查对象口述的常规性日均用户流量进行粗略描述。

从表1我们可以发现，案例A和案例B中的社区服务平台成立时间较短，处于快速发展阶段，表现在资金规模、员工数量、服务模块和用户流量大幅增加。案例C和案例D中的社区服务平台比较成熟，且资金规模、服务模块数、常规服务点都比较稳定，这不是因为这些社区服务平台发展缓慢，而是在其成立之初就有建设规划和政策规定 （如壹家亲社区服务中心人员配置标准为 “4+2”），且政府的服务购买项目资金数额比较稳定，且项目合同期为3-5年。相比较之下，案例B中的数据波动最大，原因在于2015年申请到省政府与基金会的大额资助项目，且主动开拓多个服务点，因此常规服务点、员工数量、用户流量均显著增加。

表2我们选用了组织结构、制度建设、业务流程、网络完善性、治权开放性、选址合理性与虚拟平台建设等指标维度来衡量社区服务平台的建设成效。从表2中的数据我们可以发现，案例A和案例B中的社区服务平台建设不够完善，尤其是制度建设和业务流程不够规范。

表1 社区社工服务平台的规模增长情况

表2 社区社工服务平台建设的完善程度

结构、制度与流程等方面的平台建设是一个不断改进完善的过程，显然需要时间和经验的累计。海珠长者服务中心、清湖社区服务中心建设的时间较长，相应的平台建设也非常完善，而另外两家社区服务平台建设因为起步晚而有些滞后。平台建设是一种不断学习与改进的持续过程，需要“干中学”和经验的累积；同时社工社区服务毕竟是新生事物，突破用户临界规模也需要时间。文献研究表明，多边平台建设需要巨大投入，具有复杂性和长期性。［11］竞争环境对平台建设也有直接影响，案例A、C、D中的社工机构均处在竞争环境，与其他社工组织参与社区服务项目招投标的竞争，而妇儿服务中心具有一定的垄断性和政治背景，因此尽管其成立的时间相对较早，但其平台建设最不完善。此外，行业制度环境对平台制度建设影响最为根本。在广州、深圳，行业协会和政府部门出台了较完善的社工组织及社区服务平台运作管理的行业规范；而梅州，截止到笔者访谈时还未出台相应的行业制度规范。在制度建设方面，广州、深圳的两家社区服务平台明显比梅州的两家做得更好。因此，平台建设完善程度与平台成长年限正相关，且受到平台竞争环境、行业规范的重要影响。

政府的平台领导对平台建设影响重大，关系到平台建设的顺利程度。政府的平台领导主要体现在对平台的扶持政策、行业规划与制度规范。在国家政策层面，政府重视社会治理，加强社会建设，注重发展社会事业，出台社会工作发展的政策法规与行业发展规划，有助于鼓励社工组织的成立，培育新型的社工行业并提升行业发展信心。在行业规范层面，社工组织的注册登记规定、建设标准、运行规范、评估与督导制度，社会工作者的认证与薪酬福利制度，服务购买的招投标制度，都使社工服务平台建设有规可循。案例访谈中多位受访者，尤其是梅州的受访者特别期待政府对社工服务中心的政策扶持和行业规范。

基层政府的财政实力直接影响社区服务平台建设的规模和难易程度。在案例C和案例D中，服务项目的购买方均为珠三角发达城市的市政府、区政府，财政实力较强，能够为每个社区的服务中心提供高额且稳定的项目购买经费。而在案例A和案例B中，两家社区服务平台地处经济欠发达的山城，对应的两家社工组织规模很小、经费紧张，无力创建其他社区服务平台。例如，案例A中的经费主要来自街道办而不是区政府的项目购买，该城区的其他街道办没有财政实力购买平台服务项目，致使平台承运方无法在其他街道办创建社区服务中心。

多边公共平台完全可以脱离网络信息技术而独立运行。平台可被理解为一种能够促进参与者某种形式互动的抽象层次，与软件技术没有任何关系。［12］例如传统的集市、早期的广交会就是没有应用信息技术的多边平台。在信息网络时代，信息技术越发达，平台用户群体间的互动反馈、实时沟通越快，平台型治理的合作交易成本就越低，平台运作就越容易成功。［13］（P20）因为信息技术大大节约了信息搜集成本、沟通成本和基于信息的监督成本，同时提高了平台透明度和用户知情权，增加了相关利益群体间的互信和沟通频率。例如，中国四级人民法院的举报中心实行联网举报，大大降低了举报成本和监督成本，其影响不容小觑。此外，基于信息技术的公共平台可以提高开放共享性、信息透明度、强化沟通互动与改进服务流程，因此提高了平台运营效率。案例中的社区服务平台均不同程度地应用网络技术与信息技术，且经济条件较好的社工组织均建设了门户网站。其他案例研究也表明，将虚拟平台与实体平台相结合有助于提供高效、优质的社区服务。［14］因此，多边公共平台与信息技术没有必然关联，但信息技术有利于提高平台运营效率。

四、平台运作管理绩效的影响因素

社区服务平台运作管理绩效是平台运作方式和管理策略所取得的成效。平台的运作管理牵涉资源的使用与配置效率、服务效率与效果、合作治理的成本与绩效、用户黏性、用户规模及用户覆盖性，最终会影响平台的价值创造。研究表明，运作管理能力及其效率与平台绩效有正相关关系。［15］事实上，作为平台基本运作模式的开放式创新有助于实现公共服务多元创新和范围经济。案例样本中的社区服务平台均通过开放互补产品、互补服务的生产开发权，引入其他群体，如义工、慈善机构、企业、学校、医院参与社区治理和公共服务的供给，同时为这些互补品开发者提供支撑服务，实现了社区服务的开放式创新和一站式整体供给，增加了服务多样性的同时提高了服务的整体性与效率。平台经济学与战略学的大量文献均证明了平台的开放共享与合作创新，有助于实现服务创新和范围经济。［16］而且，平台的开放性越高，平台的潜在价值就越高。平台的开放实质是治权的开放与利益的共享。平台开放性越高，意味着参与平台型治理与公共服务供给的主体越多，越能满足多元利益相关者的权益诉求。平台的开放性越高，还意味着平台的创价关卡就越多，互动合作的空间越大，平台的潜在价值就越高。［17］但平台并不是越开放越好，只有高效有序的开放才会创造持续长久的公共价值。通过研究，我们还可以得出如下命题。

命题1：平台业务广度越高输出价值就越大，但提高业务广度却不是平台的普选策略。

平台的业务广度越高，意味着平台的服务功能越全面、服务对象越广泛，意味着平台输出的价值越大。因此，提高业务广度能够提高平台服务的体系性和范围经济效率，同时能够提高平台的覆盖面、增加用户的总体规模，进而增强平台对潜在用户的吸引力。一般来说，随着平台规模和实力的壮大，提高业务广度是平台战略的发展趋势。但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社区服务平台并没有普遍选择扩展业务广度的策略。这些影响因素包括：有限的人财物等资源投入和能力制约；平台的战略使命、功能定位和目标用户定位，一开始就锁定了业务广度；受政府购买服务的项目合同限制，社区服务平台不能随意变更服务领域。最后，业务广度会影响业务深度，大而全的平台可能引致服务质量的下降。［11］

命题2：平台业务深耕细作，有助于提高用户黏性。

无论是依据服务地点、服务项目或是服务程序细分平台业务，还是根据服务对象细分平台业务，目的都是在分工协作的基础上提供有针对性的、更加专业细致的平台服务，以改进服务的专业化程度和服务质量，满足用户的多元化、柔性化需求，提高用户的满意感与用户对平台的依赖感。研究表明，平台业务深耕细作有助于提高用户黏性。［11］案例样本均选择在业务上深耕细作，其中海珠长者服务平台的业务深度最高，服务技术最先进，服务流程最细致，服务内容最专业，用户日常流量最大，反映了用户黏性最高。

命题3：平台使用成本体现了平台运作管理的效率，与平台价值负相关。

平台使用成本包括进驻平台的成本、购买和消费服务的成本、基于平台开展互动合作的成本，是对用户使用平台及其服务所需付出的各种投入的总和。检验平台是否具有更高的效率或更高的价值，可以通过规模效应、范围经济、交易成本等变量来判断。［18］平台使用成本越高，反映了平台运作管理效率的低下，意味着基于多边公共平台的合作治理、公共服务供给的交易成本高昂，平台就失去了吸引用户的优势，继而用户规模缩减，平台价值自然受损。基于平台的交易成本越低，越能提高互动合作的频率和规模，平台创造的互动合作的价值就越大。社区服务平台的服务一般以免费的方式推出，低廉的消费成本有助于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和社会公平正义的彰显。除了服务免费，平台运营管理者一般通过累计庞大用户规模、提供多样化产品的方式来降低平均生产成本，实现平台运作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率。

命题4：用户黏性与平台转换成本正相关。

平台转换成本是用户离开平台时所要承担的各种损失和代价，具体包括用户学习使用平台所投入的时间、精力；用户投入到平台中的沉没成本及转换到新平台所需的各种付出。［19］（P128）转换成本越高，意味着用户离开平台的代价越大。因此，转换成本越高，用户对平台的依赖感就越强；平台对用户的吸附力就越强，平台用户的流失率就越低。［20］社区服务平台一般通过提供人性化服务来增强用户使用平台的消费惯性、为用户建立起良好的群体间关系网络，从而提高用户离开平台的惯性成本、机会成本和社会资本，以强化平台对用户的吸附力和用户对平台的依赖性。

命题5：网络效应关系到平台价值的创造，与平台价值成正比。

网络效应反映了平台的多边用户群体之间的相互吸引程度与相互促进的关系效应。网络效应意味着生态系统中创造或使用补充创新的外部参与者越多，平台及其补充者就越有价值。［21］（P17-20）因此多边公共平台是否有足够的吸引力诱导相关主体的加盟，取决于多边用户群体之间网络效应的高低。网络效应越高，多边群体之间互动合作就越紧密、越频繁。根据其作用的对象及方向，网络效应分为：同边网络效应、跨边网络效应、交叉网络效应。同边网络效应越高，同边群体聚合效应越显著，用户规模越容易壮大，平台的规模经济效率就越容易实现。跨边网络效应越高，供求双边用户群体之间的相互吸引和依赖越强烈，供需匹配与供求机制的效率就越高，自然平台价值就越高。交叉网络效应越高，意味着基本品供给者对补足品供给者的辐射带动作用越显著，因而能促进互补服务提供者加盟平台，结果是互补服务的创新性、多样性越高。因此，网络效应关系到平台价值的创造，与平台价值成正比。

于是，大脑又开始自动走神，这一次可能要比之前更久，因为大脑早已“证明”过自己“游刃有余”。而当再次归来之时，大脑也许还会“印证”自己并未错过什么。于是，走神的次数越来越多，时间越来越长。如此这般下去，终究会出现真正错过重要信息的情况。

平台运作流程的平坦化策略有利于提高用户的满意感。社区服务平台的服务流程越平坦，表示服务流程的衔接性、顺畅性越好，意味着平台运作管理的效率就越高，因此平台服务的便捷性、回应性、友好性得以彰显，结果有助于提高平台用户的满意感。有研究认为，平坦化有助于提高平台的互动性，继而提高平台运作效率和用户满意感。［22］受访的所有社工服务平台自创建以来一直在不断改进服务流程，而且服务流程图越来越清晰规范。

平台间互联互通有助于整合共享平台之间的资源与能力。［23］在平台实践中，很多公共平台例如广交会和各省商会之间、中国知网与学术杂志之间、高校图书馆之间实现了互通合作。公共平台与企业平台也可以互联，例如火车票售票网站与餐饮外卖平台之间的对接。网络平台之间的互联互通更加比比皆是。因此，平台间互联互通是一种常见的平台策略，有助于推动平台之间的资源整合与能力互补。

五、多边公共平台治理绩效的影响因素模型

社区社工服务平台为多边群体开放了多项参与治理的权力，为居民提供优质高效的社区服务，创造了社会公平、合作共治的价值。其成功之道在于，基于多边平台的空间与规则，通过权力开放、资源整合、能力协同，通过联结价值网络、围绕用户需求创造价值，实现了社区事务的合作共治和社区服务的开放创新，使社区成为紧密的生活共同体。通过对样本的研究，我们发现了一些重要指标变量与平台治理绩效的逻辑关联，并形成了初步结论。

命题6：用户规模最能体现平台价值，与平台绩效正相关。

用户资源是最有价值的平台战略资源。［24］平台价值的创造取决于平台对用户的吸引程度和用户对平台的利用和参与程度。因而，平台价值与用户数量规模、用户结构的广泛性和平台使用频率及深度正相关。扩大用户规模是平台建设和管理的直接目标，有了庞大的用户基础就有大量的服务需求，就会产生对平台服务提供者的吸引力，从而产生平台创造价值的各种可能。［21］

为用户提供社区服务是社工组织与社区平台型治理的基本使命。但公共服务难以量化的特征，决定了用户规模成为衡量平台绩效的重要替代性指标。我们选用用户进驻率、流量规模和用户覆盖性来测度用户规模。其中，用户进驻率是衡量用户规模的相对指标，流量规模反映了用户日常的实际规模与平台人气，用户覆盖性代表着潜在的用户规模。第一，用户进驻率越高，用户规模越大，平台的绩效越高。用户进驻率是已进驻平台的用户数量与潜在用户数量的比值。用户进驻率越高，反映平台对客户的吸引力越强以及平台输出的服务越多，因而平台的绩效越高。第二，平台用户流量越大，平台的绩效越高。用户流量反映平台日常运作中平均接待的客户数量，最能反映平台绩效的高低、网络效应的强弱和平台服务价值的多少。第三，平台用户的覆盖性越广，潜在用户越广泛，平台越公平。用户覆盖性反映了平台吸引的用户类型的广泛性。用户覆盖性越广意味着平台能够吸引基于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的用户前来消费。因此，用户的多元性、地理覆盖面的广泛性体现了平台的公平性。

最后，用户黏性越高，平台用户规模越大。因为用户黏性反映了用户对平台的依赖性，也即平台对用户的吸附力。因此，用户黏性代表了平台的魅力所在，是平台绩效合法性的体现。用户黏性越高，意味着用户的满意度越高、归属感越强，用户规模自然就壮大了，较高的用户黏性还能有效防止用户的流失。［19］（P135-137）因而，用户黏性适合作为平台价值输出的衡量指标。用户黏性越高，平台输出的价值越多。提高用户黏性是平台创造价值、应对竞争的基本手段。无论是社区服务平台，还是网络游戏平台、网络社交平台，均把提高用户黏性作为重要的运作管理策略，以至于用户欲罢不能。所有的社区服务平台也都通过各种方式提高居民的归属感，包括提供人性化服务不断提高用户黏性以扩大用户规模。

根据上述命题和其他结论，构建了社区社工服务平台治理绩效的影响因素模型，见图1。图中箭头表示因变量和自变量间的相关关系，只有使用成本与其因变量负相关，其余箭头均表示正相关关系。没有箭头的连线反映了建设投入类指标变量作为平台价值创造的必要条件。从绩效影响因素模型我们可以看到，建设投入绩效影响运行管理绩效，运行管理绩效决定结果绩效，服务效用、用户主权、经济效率、社区善治、公平正义等价值输出直接反映平台型治理的最终绩效。其中，用户规模最能体现平台创造的价值大小，因为用户进驻率越高，平台用户流量越大，平台的绩效就越高。因此，扩大用户规模往往是平台型治理与多边平台模式的基本操作路径。

六、结论与启示

社区社工服务平台属于比较典型的多边公共平台，从多个案例样本中归纳推理的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信度与外在效度。尤其是在案例研究规划设计与实际操作过程中，通过采集多元化数据来源并形成多元数据间的证据链来确保研究的建构效度，通过逻辑推理与模式匹配、与文献对话保障研究结论的内在效度，通过研究归纳研究结论并用得出的理论检验其他案例来确保研究的外在效度。具体来说，社区社工服务平台的成功经验对于平台型治理与多边公共平台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与启示意义。

第一，治理权力开放是多边公共平台建设与平台型治理的前提。供给多边公共平台是供给公共品与推行平台型治理的战略选择，因而是政府等公共部门的职责。政府的平台领导对多边公共平台建设影响重大，关系到平台建设的顺利程度。平台建设完善程度还受到竞争环境、行业规范的影响。多边平台与信息技术没有必然关联，但信息技术有利于提高平台运作管理效率。

第二，多边公共平台的治理绩效与业务广度和深度、开放合作程度、使用成本、转换成本、网络效应、平坦化、互联互通等因素密切相关。开放创新的平台运行模式有助于实现公共服务多元创新和范围经济。平台业务广度越高，平台覆盖性越广，用户选择越多，但业务广度与业务深度相互影响，且受制于平台使命。平台业务深耕细作有助于提高服务质量和用户黏性。平台使用成本体现了平台运作管理的效率，与平台治理绩效负相关。平台转换成本的提高、平台的平坦化策略、平台间互联互通均有助于提高用户黏性。网络效应关系到平台价值的创造，与平台绩效正相关，激发网络效应是改进平台绩效的核心机制。

第三，多边公共平台的结果绩效主要体现在用户黏性、用户规模和价值输出等变量。用户黏性越高，平台用户规模越大，平台价值输出就越多。用户规模最能体现平台创造的价值，与平台绩效正相关，扩大用户规模是平台型治理的基本操作路径。总之，多边公共平台促进了公共服务的多元供给和协作创新，降低了合作共治的交易成本，提高了公共服务效用、用户主权水平，创造了公平正义、经济效率、合作共治等价值。

通过案例研究，我们还发现在平台时代，政府等公共部门完全可借助多边平台模式的力量创造公共价值。在多边公共平台模式中，政府由传统的公共品生产者转化为平台空间载体的提供者、多边用户的联结者、平台治理规则的安排者、互动合作的促进者，以第三者身份作用于平台式治理、供求匹配、协商互动等事务的参与主体。在现实中，公共服务的多元供给与协作创新要付诸实施，协同治理、网络治理要落地生根，都需要借助于一定的平台空间及其价值网络与治理规则。“治理理论丛林”试图整合政府、市场和社会等三类主体的能力与资源，却无法给出明晰的实施框架和工具体系。因此，一种易于构建实施框架和操作性更强的治理模式——平台型治理模式有待推广应用。平台型治理为公共事务共治提供了操作框架，为公共服务的多元化供给与开放式创新提供了空间、渠道、工具体系和运作机制，有助于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25］

随着合作治理时代和平台时代的到来，多边公共平台的供给与平台型治理势在必行。平台型治理（Platform-based Governance）与平台型政府（Platform Typed Government）很可能成为继协同治理、服务型政府之后治理理论和政府实践的重大创新。重要的是，平台型治理与服务型政府、协同治理并行不悖，而且为服务型政府建设、网络协同治理、放管服改革提供了基于多边平台的空间、渠道、规则尤其是操作框架、实现机制和工具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