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 言

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和防治污染，是十九大提出的“三大攻坚战”中的两大重点和难点。绿色信贷在缓释信贷风险、缓解“环保约束陷阱”和提升银行财务绩效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受到关注。绿色信贷源于赤道原则，是商业银行对具有环境正效应或能够减少环境负效应的融资项目提供差异化利率贷款，把银行业务、企业融资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协同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金融高质量发展的业务形式，能不断缓释信贷风险和优化财务绩效。

在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结构性矛盾突显和生态环境退化严重的多重困境约束下，基于绿色信贷发展绿色经济以防控环境风险，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促进经济增长质量跃升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焦点问题。因此，商业银行在制度引导下进行技术创新和机构再造，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绿色信贷长期发展机制就显得非常紧迫。虽然我国绿色信贷发展势头良好，但是囿于解决两大发展难题的紧迫性，在更新认识和积累经验上仍有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绿色信贷在发展初期收益低成本高的规模不经济必然会影响银行利润，长期对其财务绩效的影响是攸关绿色信贷可持续的关键，这对缓释信贷风险和防控环境污染，建立高质量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为了突出研究重点，着眼于解决关键现实问题，本文把重心放在绿色信贷对银行财务绩效的提升路径上。

目前为止，很多学者做了大量有重要参考价值的相关研究，但很少有学者关注我国本土化样本数据和整体理论分析的系统性，缺乏从制度优化、技术创新和机构再造的视角对绿色信贷在缓释信贷风险和防控环境污染双重约束下，促进银行财务绩效提升的效应和路径进行研究。

国际上，绿色信贷一般被作为融资方式进行解读，一是指绿色投资或可持续融资，二是环境金融或环境融资。可持续融资最早由White［1］(P198-206)提出，意指借助于技术手段创新金融工具改善环保约束。Jeuchen［2］(P189-191)在拓展White［1］(P198-206)研究的基础上指出，可持续融资是利用信息优势，通过配置贷款和收费约束，注重环保和发展的可持续性，最终产生环保正效应的融资方式。随后，Labbatt和White［3］(P298-308)创新性地设计出涵盖环境风险转化与环境质量信息传递的融资渠道。赤道原则的付诸实践，标志着绿色信贷关于环境污染风险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基准规则初步形成［4］(P890-919)。随着赤道银行能够有效防范环境风险和提升财务绩效的“赤道原则有益论”提出［5］(P353-367)，绿色信贷与银行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开始进入研究视野，但并没有形成一致观点。有观点认为，绿色信贷可实现社会绩效和财务绩效的同步改善［6］(P1307-1328)，监管水平和投资者保护等制度因素正向影响显著［7］(P145-158)且流动性不受负向影响［8］(P1-18)，也有研究发现二者没有显著影响［9］(P2646-2654)或导致财务绩效下滑［10］(P56-77)。

国内《节能减排授信工作指导意见》颁行后，取得了一些有益成果。其主要聚焦于两个方面：囿于面临的环境约束风险较为严峻，我国在绿色信贷政策指引和衡量指标体系标准制定［11］(P3-4)方面，已居于世界领先地位［12］(P3-4)；绿色信贷在克服外部性、期限错配、信息不对称和环境风险评估等障碍后［13］(P6-8)，可以通过比较优势［14］(P4-9)、社会声誉机制［15］(P12-20)或非线性影响［16］(P70-73)［17］(P46-52)较好地改善财务绩效。与之相反，也有观点认为绿色信贷成本与风险的不匹配对财务绩效有负向影响［18］(P47-54)，在互联网金融冲击下二者关系呈倒U型，绿色信贷引导政策很重要［19］(P56-66)。

迄今为止，国内外有关绿色信贷与银行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仍未形成共识，这其中除了与经济计量方法和回归样本的选择有关之外，绿色信贷总体发展水平的测度存在分歧和没有基于制度优化、技术创新和机构再造视角进行协同分析也是主要原因之一。既有研究成果为本文奠定了坚实的研究基础和向纵深推进的研究逻辑起点，但无论是逻辑推理还是实证检验，都鲜有文献着眼于解决关键问题，并深入讨论绿色信贷促进银行财务绩效提升的路径。在承袭已有文献成果基础上，本文选取16家上市商业银行①面板数据，基于动态面板系统GMM模型，深入刻画绿色信贷促进财务绩效的提升路径，从而更新丰富了微观层面绿色信贷实施成效的实证检验，有利于检讨进一步推行绿色信贷的动力机制和厘清绿色信贷的发展前景。

二、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制度、技术和组织是揭示经济变化过程的三个重要维度，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经济结构和绩效的变化。制度经济学和创新经济学都重视技术创新对经济发展的驱动效应。［20］(P1-6，P13)制度变迁和技术创新对经济发展的驱动效应，离不开组织的能动性，即制度变迁、技术创新和机构再造的协同演化才是驱动经济发展的关键。

（一）基于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分析与绿色信贷制度优化

银行行为内生于制度环境，是存量制度环境下的理性选择。基于集体主义方法论立场的演化制度学派认为，决策个体在制度演化进程中不存在能动性，制度变迁是由超越个体能动性之上的系统动力驱动的［21］(P79-83)。事实上，制度变迁往往既受个体行为的驱动，也同时受系统动力的支配，是在协同演化中向前发展的。当既定的制度均衡中出现获利机会，并且制度变革的预期收益超过预期成本时，既有的制度均衡就会被打破，通常会发生制度变迁。绿色信贷作为政府改善环保约束的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初心当然是试图通过引进新的金融制度安排改变既定的制度均衡状态，从中获取制度变迁的政治或经济收益。作为决策个体的商业银行和代表集体利益的政府之间，必然会展开成本与收益的博弈。与传统信贷业务相比，绿色信贷面临环境评价等技术层面和业务流程的双重约束，银行个体能动性可能不够。而政府作为决策理性或有限理性的一方，选择怎样的制度同样会面临制度变革收益和成本的权衡问题。按照经典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政府往往会选择对其政治净收益最大的制度安排［22］(P99-110)。商业银行和政府博弈的结果是，商业银行按照政府制度和政策开展绿色信贷业务，短期内部分财务成本由政府补贴解决，长期依赖其自身的财务绩效改善。因此，本文提出假设1：

基于政治收益最大化的绿色信贷制度优化，在缓释信贷风险和防控环境污染的同时，可以间接促进银行财务绩效的提升。

（二）创新经济学的理论解析与技术创新和机构再造

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是各国共同关注的焦点，也是我国破解“环保约束陷阱”和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的重要战略。自熊彼特提出创新概念以来，创新理论逐渐演化为两个分支：技术创新理论和制度创新理论。随后以Nelson和Winter［23］(P36-76)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发展了技术创新理论，目前已拓展至非技术创新领域［24］(P60-70)。创新经济学家关注外生性的技术进步对生产率和绩效的冲击［25］(P43-59)，当绿色信贷技术创新具有外部性并且成为破解两大发展难题的重要措施时，政府会采取措施引导机构进行技术变革。来自政府公共政策需求的技术变革，是矫正机构技术创新能动性不足的重要体现。机构创新的理论基础，一是流程再造［26］(P200-232)，二是机构创新原理。二者的核心要素都是以创新为基础，嵌入信息管理技术，建构全面风险管理业务流程，动态地适应竞争加剧和经营环境的变化。以此为基础，Allen［27］(P2-18)提出银行再造理念，即银行以取得成本、质量和反应速度等财务绩效方面的显著性改变为目的，以业务流程为核心进行根本性的彻底建构。需求、独占性及技术是创新活动和绩效的重要决定因素［28］(P217)，因此政府作为破解环境风险约束的绿色信贷需求方，经办机构作为绿色信贷供给方在技术创新和机构再造上具有专利独占性。政府制度引导的技术创新和机构再造，使得绿色信贷配置实现最优，在实现破解两大发展难题的同时推动经济可持续的高质量增长。由此，本文提出假设2：

技术创新和机构再造是实现绿色信贷供求均衡的关键，可以有效地缓释信贷风险，并防控环境污染，直接促进银行财务绩效的提升。

（三）系统分析的协同学理论建构与绿色信贷可持续的政策取向

协同学即“协调合作之学”，目标是在异质性的各科学领域中确定系统自组织赖以运行的自然规律，其中支配原理通过序参数起着核心作用［29］(P8-9)。协同学中的“协同效应”，是开放复杂系统中大量的子系统相互作用而激发出的整体效应或集体效应，异质性的经济社会系统同样也存在协同作用。无论多么复杂的系统，在外来力量作用下达到某种临界值时，子系统之间即会产生协同作用。协同作用的结果使系统在临界点发生质变产生协同效应，系统由无序变为有序，在混沌中产生某种情况的稳定结构。各个系统的宏观有序性都决定于构成其子系统的协同作用，即所有系统的宏观质变都是协同作用的结果。虽然社会经济系统的各种子系统属性相异，但是协同作用是普遍存在的，即“制度、技术和机构”存在内在的协同联系。其中，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和防治污染就构成协同关系的序参数，序参数把制度引导、技术创新和机构再造协同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之中。西方学者通过建立协同演化模型［30］(P47-64)和基于制度、技术和产业的动态整合分析［31］(P127-129)，来揭示经济动力变化的协同性，体现了制度优化、技术创新和机构再造协同演化的必然趋势。故此，本文提出假设3：

影响绿色信贷与财务绩效的因素具有系统性和复杂性，质量型的政策取向需要制度优化、技术创新和机构再造视角的协同治理。

综上，绿色信贷促进商业银行财务绩效提升的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

三、实证设计与研究结果

（一）实证设计

1.指标说明与变量定义。在本文的研究中，商业银行财务绩效作为被解释变量。既有文献一般把净资产收益率(ROE)和资产收益率(ROA)进行标准化处理，作为衡量财务绩效的指标进行系统分析。与ROE相比，ROA更能够衡量我国商业银行总体财务绩效状况。因而，本文把ROA作为银行财务绩效的代理变量，ROA越高，银行财务绩效就越好。在本文的研究中，绿色信贷是核心解释变量，依据我国关于绿色信贷的相关规定，其主要有两类：一是投放到生态领域和节能环保及其相关服务等项目的贷款；二是贷放到节能环保的新能源产业和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行业的贷款。本文基于理论分析框架和于晓刚［11］(P3-4)文献讨论的基础上，根据研究需要和数据的可得性、可靠性，分别从制度优化、技术创新和机构再造视角刻画绿色信贷发展情况，指标赋值与算法见表1。

表1 绿色信贷指标体系和指标赋值与算法

本文控制变量为：国内生产总值和居民消费物价指数。由于商业银行财务绩效影响因素的系统性和复杂性，内部结构特征对其绩效会产生重要的决定作用，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也有重要影响。选择两个重要的外部影响因素，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自然对数(LNGDP)和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作为控制变量纳入计量模型，确保模型本身的合理性以及实证结果的科学性和稳健性，以衡量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对商业银行财务绩效的影响。

2.经济计量模型构建。进行F检验和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均拒绝原假设，最优模型为固定效应模型，建构模型如式(1)所示。事实上，绿色信贷不仅对当期银行财务绩效产生影响，而且存在一个长期的趋势继承性。根据面板数据特点，并考虑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采用动态面板广义矩估计方法(GMM)进行计量分析。相比于差分GMM，系统GMM可以解决差分方程中可能存在的弱工具变量问题，并且能够利用变量水平变化以及差分变化信息，克服有可能在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存在的双向因果关系。因此，在式(1)基础上建立动态面板系统GMM模型如式(2)所示。

其中，式(1)用于静态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式(2)在式(1)基础上引入被解释变量一阶滞后项用于动态面板系统GMM模型检验。ROA为被解释变量，∂0为截距项，α和∂i为模型参数(其中，i=1，2，…，9)，Fj释义同表1(其中j=1，2，…，9)，1nGDP和CPI为控制变量，相应的模型参数分别是∂10和∂11，з为随机扰动项。

3.数据来源与样本处理。根据本文的实际研究需要和考虑绿色信贷相关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以2011—2017年我国16家上市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绿色信贷余额占比来自相关银行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或社会责任报告，绿色声誉数据来自中文经济新闻网，绿色信贷其他影响因素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商业银行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和年报，宏观经济环境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二)实证研究结果与分析

1.描述性数据统计特征与简要分析。从表2可以看出：不良贷款率(F3)最大值为2.39%，均值为1.09%，说明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和信贷风险双重约束普遍存在；绿色信贷余额(F5)占比均值为6，标准差为2.741，说明绿色信贷业务水平整体偏低，异质性特征突出，与熵值法的综合评价结果相吻合；媒体对绿色信贷的报道数量(F6)不高，均值为2，最大值为16，标准差为3.49，这反映出绿色信贷整体实施水平偏低，社会影响力有限，在破解两大发展难题中的贡献还不够。

表2 变量数据统计特征

2.检验结果与分析。根据式(1)，先进行静态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分组检验(模型1、2和3)，然后进行整体验证分析(模型4)。根据式(2)，按照分组(模型5、6和7)和综合(模型8)原则进行系统GMM估计。所有回归结果AR(1)统计量均小于0.05，AR(2)统计量均大于0.05，通过一阶和二阶残差自相关检验得到一致估计量，且在5%显著性水平下Sargan检验统计量均大于0.05，接受“所有工具变量均有效”的原假设，即模型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两类模型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出，三个分组静态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中各有一个影响因素，即组织制度建设程度(F2)、信息技术和绿色声誉(F6)与环境组织的关联程度(F9)的P值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未通过检验，即它们对财务绩效的影响不显著。其他六个影响因素P值均小于10%，都通过了检验且可信度较高，可以据此通过动态面板系统GMM估计进一步诠释影响效应。虽然组织制度建设程度(F2)、信息技术和绿色声誉(F6)与环境组织的关联程度(F9)全部通过了动态面板系统GMM分组检验(模型5、6和7)，但是由于没有通过静态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检验，说明它们对银行财务绩效的正向贡献存在时滞效应，当期影响不显著。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总体上(模型8)通过了系统GMM检验，但大多数系数都小于0.1，说明绿色信贷对银行当前财务绩效提升效应还较弱，拓展空间较大。

通过对系统GMM综合检验结果(模型8)进行分析发现：从制度优化视角来看，绿色信贷法规制度(F1)每优化1%，财务绩效上升0.002个百分点；绿色信贷组织制度建设程度(F2)每优化1%，财务绩效上升0.001个百分点；不良贷款率每下降1%，即风险评估制度(F3)每优化1%，财务绩效上升0.202%。综合来看，假设1得到验证。

表3 模型分组检验和综合检验回归结果

从技术创新视角来看，绿色信贷产品创新推广率每上升1%，财务绩效提高1.677个百分点。绿色信贷余额管理技术(F5)当期对财务绩效的促进效应不明显，存在时滞效应，其原因在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中，“两高一剩”企业面临去产能的硬性约束，流动性风险和市场风险上升，传统信贷配置数量下降，绿色信贷余额占比相对扩大。这在客观上引导了商业银行资金的合理流向，缓释了信贷风险，防控了潜在环境风险。在商业银行面临较低利率约束条件下，如果绿色信贷余额占比扩大，管理技术不能及时提高，政府辅助性政策不能到位，当期财务绩效就可能会下降。信息技术和绿色声誉(F6)每提升1%，财务绩效上升0.001个百分点。综合剖析，与假设2部分相符。

从机构再造视角来看，对项目的环境测评力度(F7)每增强1%，财务绩效上升0.009个百分点；赤道原则践行程度(F8)在系统GMM中系数为负，与固定效应模型符号相反，说明其对财务绩效的正向贡献时滞明显，原因是赤道原则对绿色信贷单体项目额度要求较高，国内银行达到要求的项目不多，其他项目收益回收期一般也较长；与环境组织的关联程度(F9)每提升1%，财务绩效上升0.011个百分点。通过综合分析可知，假设2得到验证。

总体来看，绿色信贷对银行财务绩效的影响短期较弱长期明显，在破解两大发展难题上的社会影响力有限，具有复杂性和系统性，亟待协同治理与优化，与假设3契合。

3.稳健性检验。为了验证实证结果的稳健性，使用ROE作为ROA替代变量重新进行检验，限于篇幅结果不再赘述。虽然解释变量结果在系数数值及显著性水平上有些许差异，但正负方向和显著与否与原结果一致。控制变量CPI正负方向在GMM模型中虽然有所改变，但不影响主要研究结论。综上所述，系统GMM估计结果不会随估计方法的改变而发生显著变化，总体上稳健。

四、结论和启示

(一)研究结论

商业银行作为绿色信贷主要实施者，只有走制度引导、技术创新和机构再造支撑的质量型可持续发展之路，才能在破解两大发展难题中适应新时代高质量经济增长的内涵要求。实证研究发现：绿色信贷对银行当前财务绩效提升效应较弱但长期明显，银行间差异性较大，结构性效应明显；绿色信贷法规制度和组织制度建设滞后，风险评估制度亟须完善和优化；绿色信贷产品创新不能满足市场需求，绿色信贷余额管理技术不高，绿色声誉影响力有限；环境风险测评力度有限，赤道原则践行程度存在时滞效应，与环境组织的合作交流不够深入。

(二)政策启示

虽然政府通过制度引导绿色信贷发展是经济转型国家的普遍做法，而且“有为的制度引导”在亟须破解两大发展难题的政策导向上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本文认为唯有基于制度引导、技术创新和机构再造的协同路径，绿色信贷促进财务绩效的提升效应才会更为显著。

1.优化绿色信贷法规制度，打造绿色信贷发展的高质量制度环境。一是把破解两大发展难题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高度，健全与防控金融风险和防治环境污染目标相协调的绿色信贷相关法律制度，并加强监督及管理，出台相关实施细则和法律解释文本以及具体的机构和个人涉嫌违法量刑标准，全流程规避环境污染风险。二是借鉴国外成熟经验加快绿色信贷组织制度建设，制定和完善绿色信贷实施和奖惩政策，完善相应税收减免或财政投资和贴息等扶助政策，辅以设置绿色信贷占比指标等措施，预防逆向选择风险和攫取优惠政策的套利行为。三是以相关法律为准绳，以商业银行内部组织制度为基础，把环境风险的评估、控制及转移和检测等纳入绿色信贷管理流程，放弃重资产抵押依赖，基于附加价值法衡量环境风险程度。

2.推进绿色信贷技术创新，适应差异化的高质量发展诉求。技术创新是最具体最现实的创新形式，也是绿色信贷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和源泉。要适应低碳绿色发展要求，减少传统抵押和注重未来收益权质押授信方式协同推进，研发与创新针对性强、特色鲜明和便于管理的差异化绿色信贷产品，促进技术创新成果市场化，形成累积效应和递延效应。在稳定存量和提高增量基础上，利用“数字化”科技手段创新绿色信贷余额调控技术，综合考量绿色信贷环境风险敞口，单列不良贷款数据，对单笔和整体绿色信贷余额动态适时监控，实现绿色信贷余额配置最优，发现潜在风险及时止损。利用大数据技术，搭建金融和环保部门信息共享平台，降低信息不对称和环境风险不确定性，消减成本提高效率，优化客户结构，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经济高质量增长，实现环境保护与银行资金安全“双赢”。通过非技术创新传导形成员工满意、客户忠诚、媒体正面关注和外部利益相关者支持驱动的社会资本效应，赢得可持续的竞争优势，实现良好绿色声誉和绿色信贷市场份额扩大的良性循环。

3.加快绿色信贷机构再造，建设和完善高质量支撑体系。通过治理改善和职能整合再造绿色信贷机构，内设独立的环境风险管理部门。借助于媒体调查、信息披露和实地考察等方式，再造业务流程，在初始风险评估、尽职调查、项目批准和贷后监测等各阶段全流程嵌入式动态化监测，增强环境风险识别和管控能力，实行精细化差别化的绿色信贷政策，通过更加精准的贷后管理，发现环境风险集聚及时止损。加强赤道原则践行力度，在技术引进基础上借鉴更加广泛的环境风险管理方法和工具框架，研发适用于我国的环境风险评价和管理工具。同时，通过第三方审验和持续性地披露绿色信贷多维度信息，增强数据的可比性，促进国内银行间的良性竞争。为了应对潜在的环境风险损失，还需要保持对气候变化更为敏感的专业素养。

注释：

①16家上市商业银行包括：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中信银行、民生银行、招商银行、兴业银行、浦发银行、光大银行、北京银行、华夏银行、平安银行、南京银行、宁波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