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风

於可训老师开的专栏“临街楼”乡村教师列传已经发到第三篇了，我和读者们一起认识了吴先生、张先生、熊先生，我比读者有福，已经看完了全部，认识了七位先生。他们的身影，牢牢地镶嵌在我的眼里，我的心里。“我写作这几篇文章，既无‘长期的思想与资料的准备，又非‘信手拈来，一挥而就，而是源于一种永生难忘的记忆。我们这一代人，但凡是乡村子弟，基本上都是从接受民办教育过来的。民办教师对我们的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终生忘不了民办教师给我的教育和影响。但提笔写作的时候，我又不想写成回忆录和旌表状，前者容易拘泥于一人一事，且容易纠缠于过程和细节的真实准确与否，后者容易落入诲人不倦之类的俗套，成为千篇一律的颂词。我不想为某一个民办教师评功摆好，我想写的其实不是个人，而是时代，是那个产生民办教育和民办教师活动的时代。是时代造就了这一群人，也是这一群人成就了那个时代。因此，我就不能不对一些事件和细节作必要的选择和集中。或者用一句文学理论的术语来说，就叫典型化。我往往以‘传主的生平事迹为主，同时也把在那个年代发生在其他民办教师身上的事，在可能性和合理性的范畴内，集中到‘传主的身上，使之更具典型性。所以对‘传主，我只取其姓，姑隐其名，以免好事者对号入座。这其中自然也免不了会有细节上的想象和虚构，但我的想象和虚构，不是天马行空向壁虚造，而是任由我的记忆去选择、组合，由它引领着我重回那个时代，重温那些不该忘记的事，重见那些不该忘记的人，我的写作因此成了一次穿越时空之旅。就像寻访旧地，探望故人，写着写着我常常禁不住热泪盈眶。我用《史记》列传的体例，又综合了《大人先生传》、《五柳先生传》、《种树郭橐驼传》的写法，虚实相因，算是一种尝试吧。”

何子英和於老师商量定下这个专栏内容之后，要我来当责编，我知道於老师学问好，为人好，当他的责编必然轻松愉快，但我还是不积极，因为不是我亲自约的，文章好，不是我的功劳，要是不合我意，多大的佬我也不想看。可是当我读完第一篇《吴先生列传》，激动地对於老师说，当他的责编，我很荣幸。并且告诉他，当我读到吴先生晚年，一个冬夜，坐在火炉边，对着年纪老大的儿子念《秋声赋》，而在儿子的眼中，她苍老的脸是俊美的，我真是感动极了。不管一生经历了多少磨难，吴先生终是幸福的。我希望当我老了，坐在火炉边，可以对着儿子朗诵 《哀江南赋序》：……日暮途远，人间何世！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

每一篇文章，我都要认真读三次，一次为了发稿，二次为了校对，三次为了写这个读后感。《张先生列传》，於老师写得情不自禁。对母亲的一往情深容易理解，对一个普通的小学老师为什么这样动情，各位读者自有体会。不管有什么样的想法，於老师都是高兴的，他主张每个读者个人特殊的感受最有意义，而我的感动是来自对命运的认识。我曾经特别喜欢引用据说是曾国藩的话：不信命，信运气。当年纪渐老，我承认多有人力所不能到的地方。张先生，那么好的人，为什么那么不幸？在这种不幸面前，我们除了洒下热泪，别无他法。不过，我细细体会这篇文章，发现作者还是给了我们希望，那就是在种种不幸之后人对人怀有的“很深的善意”。 “比如1964年‘四清时，吴先生因受家庭出身影响，被解除了教职。‘文革中却被拉去陪斗。那时候，我已离开家乡多年，据她的学生后来跟我说，吴先生始终平静地站在台上，不低头不弯腰，也没人上去强按她。原因是她的学生中有几个狠人，当了造反派的头头，事先发下话去，斗可以，但不准动手，谁敢动手，小心他的狗头。”再比如，张先生残了，乡里人给他介绍了老婆芹姐，两人相依为命，张先生不能教书了，但把他挤掉的小张先生还是时时关照老张先生的生活，让他不至于活不下去。“三十多年后，在坝上小学的旧址上，一个曾经在坝上小学读过四年级的企业家捐资，建了一所希望小学。希望小学是一幢三层楼的建筑，面对那片长满柳树的河滩，巍峨耸立，很是气派。里面的课桌课椅和一应教学设施，都按标准配置，楼前树了一根高高的旗杆，每周都要举行升国旗唱国歌的仪式。这位企业家要求，出旗前要吹紧急集合号，出旗曲要奏《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这个出旗曲正是张先生当年独创。不知这个情节是真实的还是於老师的一个念想，这种怀念，让我觉得所有不幸，可能会有所补偿。

在后面的列传中，还有感人至深的故事，请读者耐心等待。

读了於老师的先生，我也想，我有没有难以忘怀的老师呢，今天趁这个机会，也想说几句。首先，当然是父母，以前我谈过我妈高老师，今天谈下我爸曾老师，他是个脾气暴说话直的人，曾有人称“曾大炮”。1930年生，是湖南常德石门农家出身。当过兵，1955年考上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广西，曾在广西师范学院当老师，后来叫广西师大，现在它的出版社比学校还有名。不过他在学校混得不好，从1964年“四清”开始就被打入另册，曾经戴“现行反革命”的帽子，1979年平反后重新上岗，还是个助教，他自嘲“老童生”。我在广西师大附中读高中，经常路过那个“三元及第”的城门，两相对比，十分好笑，我当时并不能体会他的心情，也不爱听他的控诉和牢骚。我有点向往的是，他听过梅兰芳的现场，尽管那是几万人的现场，听过陈寅恪的课，尽管“如听天书”，因为陈先生有很重的口音。我们一点也不亲密，常常一言不合，不欢而散，小时候逼我背古诗词，挨过打，我是有点怀恨在心的，我从来都不觉得我考上大学是他逼我背书的功劳。不过，当我要自己不假思索地回答，你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对话，最早迸出来的是这样两个场景：很小时，写作文，我大概写了“月光如水，繁星满天”这样的句子，曾老师对我说，曹操有诗，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月光明亮的晚上，是不会看到繁星满天的。还有一次，不是深秋，就是初冬，我们走在桂林的解放桥上，停下来，看漓江因为枯水季节暴露出大片大片鹅卵石，曾老师对我说，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当时听，此情此景而已，多年后，面临大大小小的困境，我常常会想起这些话，得到启示和激励。

我在桂林民师附小读小学，有一位苍老师，她教什么科目我都不记得了，我只晓得她是随军家属，大概我二年级时她丈夫复员，要回辽宁。她走之前，郑重其事地送了我一支钢笔，我以为她只送了我一个人，她为什么送我一支钢笔？反正我永远都记得她温柔的样子，好温暖，那个年代，我的生活里没什么温柔和温暖。

当然还有蒋健兰老师，她并不是我的老师，是我大学同学李宇锋的高中班主任，曾在北京地安门中学教语文。因为宇锋在学校里组织了一个戏曲爱好者协会，我也參加了，这个协会是在蒋老师和她先生刘乃崇先生帮助下建立的。蒋老师当时已退休，刘伯伯还是《戏剧报》的编委。我们常年在她家里混饭。她对我说过一句话，我永远铭记，并努力身体力行。她曾不经意地对我说：永远不要怨天尤人。一张怨天尤人的脸最丑了。

有时候，读了多少书，讲了千言万语，有用的，不过那几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