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

摘 要：在某种契合性意义上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儒学底蕴可以从个体人格之尊重、和谐社会之建构、富强国家之建设以及终极目标之设定等层面获得理解。当然，这种底蕴特质并不意味着儒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共生共长的，但却是扬弃发展的，特别是当强调儒学涵养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时，更是要注重批判性、合理性与方法创新性的辩证涵养原则。基于儒学底蕴的凸显与涵养原则的堅持，我们可以从家庭儒学教育，儒学资源进乡村，国学班读经典以及网络媒体宣传等路径来推进儒学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涵养。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儒学底蕴;价值审视

DOI：10.15938/j.cnki.iper.2019.01.006

中图分类号： 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9）01-0028-0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丰富、系统完备，体现了当代中国发展在价值取向和目标方向上的“最大公约数”，正如骆郁廷教授所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代表着我国当代社会价值观体系的核心内容、基本特征和根本取向，对其他各类价值观起着主导作用。”[1]当今时代，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么，我们究竟如何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呢？作为现代意义上的方式方法固然有很多，但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也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视野中来发掘可用的资源对其加以涵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2]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3]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视野中，儒学作为其主干部分，固然亦充当着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当然，这里首先需要厘清的问题是，儒学何以能够充当这一重要源泉？我们认为，这源自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身有着深厚的儒学底蕴，换言之，二者具有同构契合性。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儒学底蕴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文化形态，蕴含着每一个人所应当具有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目标与崇高信念。而同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现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它强调“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以及“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这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何以培养一个有德性的人，何以构建一个幸福的社会以及何以建设一个富强的国家之逻辑理路。由此可知，二者之间实际上存在着某种契合性，而这种契合性也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儒学底蕴的重要体现。对此，大致可从以下四方面来把握。

第一，以个体人格尊重之契合性表达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儒学底蕴。儒学认为每一个人的人性都是平等，其代表着作为个体自我独立人格的价值诉求。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即认为“性”是每个人的先天禀赋且都是善的，朱熹注曰：“若言其本，则性即理，理无不善。”（《论语集注·阳货》）后来，孟子也继承了孔子的思想，以“四端之心”阐发人性之先天善及其人格平等性，如“仁义礼智，非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人人皆可为尧舜，”（《孟子·告子下》）“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孟子·告子上》）等等均表明人与人之间在先天意义上都是平等而不存在贵贱之分的。所以，每个人都有按照自己的良知良能作出道德上是非判断与价值选择的独立意志和权力，而并非受制于任何外在力量的肆意干扰和侵犯。而同样，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言，其显然也是主张对个体人格的尊重。例如，其所倡导的“自由和平等”就是对社会主义公民个体人格的尊重、认可与保障。人们对自由与平等的向往有史以来都是一以贯之的，任何剥夺个体独立自由和平等权利的政权组织形式都是非法且不会长久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摸着石头过河”的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深刻体会到了自由和平等对于凝心聚力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性，因此，其在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凝聚共识，提练出了以“自由和平等”为重要理念之一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题中之义就是为保障每一社会公民的个体人格提供价值论基础。

第二，以和谐社会建构之契合性表达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儒学底蕴。儒学分别以作为个体的庶民、臣子以及君王为主体角色而特别强调以“仁爱-忠君-仁政”来建构和谐的社会关系，即对于老百姓应该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的忠恕之道来处理好社会上的人我关系，孟子亦曰：“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对于臣子而言则应该做到“事君，慎始而敬终。”（《礼记·表记》）“为人臣者，无外交，不敢贰君也。”（《礼记·郊特性》）当然，这里的“君”代表的是圣君，而一旦“君”德或“君”政有悖人心，臣子亦可谏言导之。对于君主则应该以民为本，为民着想，孟子提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民事不可缓也”，“取于民有制。”（《孟子·滕文公上》）荀子提出：“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荀子·富国》）“王者之法，等赋，政事，财万物，所以养万民也。”（《荀子·王制》）等等均表明要站在老百姓的立场推行仁政之治，这样民心才能稳定，社会才能和谐。而同样，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具备了这一儒学底蕴。例如，其强调“友善”，就是说每个人都应该以诚相待，不欺不诈，不论对父母、朋友还是其他人都应如此，这实际上已经与儒学所言的忠恕仁爱精神达成了默契。又如，其强调“爱国”，就是说每个人都要在党的领导下热爱祖国，拥护祖国，维护国家利益，而这一点在儒家仁人志士的理想人格追求中表现的淋漓尽致，特别是朝廷忠臣更是一片丹心。再如，其也强调“民主”以及“公正”等等，民主就是要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地位，公正就是要求对于那些关乎人民切身利益的制度运行，要以看得见的方式确保程序公正，达到实体公正，从而保障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社会整体和谐。

第三，以富强国家建设之契合性表达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儒学底蕴。富强国家强调即富又强的内涵。对于国家的建设而言，儒学究竟讲不讲“富”与“强”的问题？答案是肯定的，只不过儒家所讲的富强是由内在修德而开出的国家富强观，换言之，儒学倡导以修为之道来做一个富强者，而不是征服他人、征服世界的富强。一方面，孔子曰：“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 孔子认为国家政治清明时，仍然贫穷卑贱不能有所作為，是可耻的;国家政治混乱时，不肯退隐，仍然居高位又富有，更是可耻的。这说明了国家的富强并不在于某些权威有势之人的富强，而是每个人都有所作为，有所充裕的富强。另一方面，当子路问及什么是强的时候，孔子曰：“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中庸》）孔子认为品德高尚的人和顺而不随波逐流，这才是真强啊！保持中立而不偏不倚，这才是真强啊！国家政治清平时不改变志向，这才是真强！国家政治黑暗时坚持操守，宁死不变，这才是真强！应当说，儒学所讲的国家富强观是一种战胜私欲，抑血气之刚，求德义之勇的富强观。著名儒者马一浮说：“言富强者必极于不仁，争资源、辟殖民地，力征经营，狙诈飙起，趋其民以就死而不悔，曰：吾将以是生之也。至愚大惑，孰有甚于此乎？ 国土性空，物我一体，此义不明，人类终无宁日。”[4]马一浮从反面批判了近代列强所言的富强观，那就是争夺资源和霸占领土。应当说，马一浮的分析是可以较好表达出儒学富强观的深意的。至此，我们纵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言的富强，在某种意义上也蕴含着儒学富强观之内涵。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世界是一个地球村，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中国将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就是要秉持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摒弃传统的以强凌弱的丛林法则，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要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第四，以终极目标设定之契合性表达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儒学底蕴。儒学既有伦理的本性，又有政治的属性，前者体现为内圣，后者体现为外王。在“内圣”与“外王”的张力之间，始终被设定了一个终极目标，即大同之世：“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大同之世的特点也即是没有私有制，一切天下为公;各尽其力，财产共有;没有阶级，没有压迫;选贤举能，社会民主;博爱无私，诚实无欺;没有战争，天下太平等等，如此美好的世界定然是人类所向往的。那么，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言，其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终极意义上就是要以此引领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而所谓“共产主义”则是在批判资本主义，反压迫反剥削的历史场域下提出来的，其本质内涵是通过消灭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去消除社会隔阂和阶级，以把全人类从压迫和贫困中解放的思想，并建立没有阶级制度、没有生产资料私有制、没有政府，以及集体生产的社会。所以，比较而言，大同之世和共产主义有着十分明显的契合性，这种契合性也即蕴含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终极意义上的儒学特质。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共产主义”并不是说要回到儒学“吾从周”历史范式之下的小农经济时代，而是要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

二、儒学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原则

基于以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某种意义上有着深厚的儒学底蕴，这就为儒学进一步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可能。那么，我们应该在何种意义上涵养呢？这就启发我们应对儒学资源做出辩证的价值审视，或者说要坚持以下三大原则。

第一，儒学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坚持辩证批判的原则。尽管说儒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存在着同构契合性，但这只是表明二者之间具有可融合与可对话的可能性。然而，要将这种可能性真正转化为现实性，应当坚持批判性的涵养原则。换言之，对于儒学资源的某些内在规定性，现代社会不可能全盘接收，而是要批判性融合，这样才能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更具科学意义。一是儒学代表的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宗法秩序，巩固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是其主要功能和核心任务，其出发点是独尊儒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因此，儒学资源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固然不可能遵循这个出发点为现代社会某个专制阶级特权服务。二是儒学的秩序逻辑是“家—国—天下”，“家”始终是儒家伦理政治的逻辑基点，然后逐渐外推为国家与天下，所以学界诸多学者亦称儒家文化本质上即为以尊卑为角色伦理的家族主义文化。那么，即便说儒家注重对个体人格的尊重与独立意志的培养，但是在那种尊卑等级视域下的父权君权家族主义文化中，服从权威，不可犯上作乱仍然是其一贯礼俗，这就容易导致人们盲从权威、自我奴化的个性心态，而这一点所引起的主体意识的缺乏显然是不符合现代人与现代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的。三是儒学强调“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情感主义道德路线，目的是通过“仁爱”之情建构“爱己，爱亲，爱他，爱所有人乃至宇宙万物”的同心圆关系，以便在亲情、友情、交情的三重维度之中获得群己关系的美好满足。然而，这种情感主义的道德路线却极易导致关系主义的滋生，似乎血缘越亲情感则越深，情感越深则关系越好，于是乎讲情面讲关系则成为了人们的生存之道，正如林语堂先生说：“对中国人来讲，一个观点在逻辑上正确还远远不够，它同时必须合乎人情。实际上，合乎人情，即‘尽情比合乎逻辑更重要。”[5]四是儒学在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或公与私）的关系实质上就是义利关系，如程颐说：“义与利，只是个公与私也。” （《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七）朱熹说：“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朱文公文集》卷二四） 那么，进一步辨正二者关系则应该以义为上，以义导利，如“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见利思义，”（《论语·宪问》）“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这种义利之辨对于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调节固然发挥着不可忽视的意义，但是其却容易陷入泛道德主义的困境，宣扬道德万能论，过度注重德治在现代社会是难以发挥有效作用的，特别是在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浪潮的复杂利益链条中，如何协调义利关系，恐怕单单靠“义”会会显得无所适从，因此，这就需要现代人以批判的眼光对其审视，重构德法并重的理论体系。五是儒学强调“内圣外王”的价值依归，其符合“修齐治平”的伦理精神，也即试图通过内心的修为来达到事功的目的。我们固然不否认修身对于政治事功的重要性，但是这种过于偏重“内敛”的保守主义心态在现代社会似乎难以成就大业。我们知道，社会的进步，国家的繁荣是综合管理与创新发展的过程，制度的决策和科技的实力始终需要一种开拓精神、竞争机制来推动，因此这固然需要对外向型发展模式提出必然要求。

第二，儒学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坚持合理审视的原则。承接上文所提到的关于忠孝、仁爱、义利、内圣等问题，即便其存在可批判性的成分，但是我们仍然不可抹杀其对现代社会核心价值观教育所发挥的合理性效用。殊不知，批判只是为了确立辩证的视角和全局的眼光而已，有理有节，有舍有得，去粗取精才是王道。例如，对于忠孝问题，即便反映的是尊卑等级秩序的伦理特征，但是对于现代社会中的某些家庭暴力事件、虐待老人事件甚至遺弃双亲事件等等仍然有其启发意义。对于仁爱问题，即便其情感性特征可能展现着某种关系主义倾向，但是仍然不可否认其在现代社会中对于老人跌倒扶不扶、天灾人祸救不救、生态破坏管不管所发出的恻隐意义。对于义利问题，即便存在重义轻利的泛道德主义倾向，但是有时对于“瘦肉精”、毒馒头、地沟油等法律屡禁不止的现代社会问题，非法商贩的铤而走险还是真要靠他们良心的自觉和道义的认知去抑制。对于内圣问题，即便这种坐而论道的抽象范式可能具有内敛的保守主义倾向，也可能难以迎合社会发展的时代步伐，但是当政治界某些贪腐官员被抓，商业界某些黑心老板被拘，学术界某些造假专家被揭等等现象充塞于我们眼前时，曾经一度依靠他们推动社会政治，经济以及文化进步的“外王”事功又让国人情何以堪！毫无疑问，这些人缺乏的就是“内圣”，就是“慎独”等内向性德性标准。当然，以上只是以儒学的“忠孝、仁爱、义利、内圣”等内在规定性作为切入点进行的简要表达，而其实还有许多内在规定性可结合现代社会问题再做探讨，例如华夷之辨对应爱国主义精神的问题，群己之辨对应集体主义精神的问题，民为邦本对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问题以及中和之道对应和谐社会的建设问题等等。这些内在规定性在某种意义上对于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具有启发意义。基于此，在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遇到某些负面问题确实不可避免，而这些负面问题，实际上反映的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缺失，它所缺失就是和谐、文明、公正、敬业、爱国，诚信以及友善等等。不言而喻，当我们在批判性审视儒学资源的某些内在规定性时，务必要结合现代社会的某些沉疴痼疾，辩证分析究竟哪些层面还确实有赖于儒学资源的有效诊治，而只有这样，儒学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具有坚实的话语基础。

第三，儒学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坚持方法创新的原则。对于儒学的糟粕我们当然要去除，而其精华则应该继承和融入，但这里的继承和融入并不是简单的、生硬的照搬照抄，而是要有一定的方法论审视。当然，这里的方法论审视并不是指如何融入的具体问题，而是指融入过程的一般哲学思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土壤，对于其儒学底蕴特质，我们如何使儒学精华沿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棵大树而有生机的生长呢？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里的创造性转化和创造新性发展实际上表达出的就是一种方法论审视，具有很强的哲学意蕴。不论创造还是创新，凸显的都是一种范式的转换和建立。在库恩的范式理论看来，“‘范式的建立标志着某种新的认识体系和标准体系的形成、一个学科的成熟和一个学科共同体的形成。在‘范式的指导下，会面临着全然不同的新的解题任务和解题难题，科学家们会不断地试着扩展这个‘范式的解释领域范围，并增强其解题能力，直至新的反常出现即危机的到来。”[6]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儒学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该坚持方法论的创新原则，要建立儒学资源审视的新范式以及涵养机制的新模式，要形成儒学资源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的新体系以及学科共同体，要敢于提出涵养过程中的新难题以及解决的新方法等等。而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对儒学资源的价值创造过程，正如美国学者杜拉克说：“创新归根结底是一种价值创造活动。”[7]儒学本身有其内在价值，但如何实现由内而外，这又是一个外在价值的创造过程，这个过程的推进要取决于人们对儒学、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范式转换、知识体系以及认知标准与的共同把握。库恩将科学发展模式描述为“前科学—常规科学—危机—科学革命—新的常规科学”不断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范式转换与知识体系不断变化的过程，“范式的转换是从认知观念到整个话语体系的转变，不同范式的共同体就如同是生活在不同的世界观中，两个范式的共同体在各自的思维方式和价值标准下所看到和所理解的是不同的图景。”[8]所以，对于儒学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前尤为重要的一点是要在范式转换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学科共同体以达到价值共识，否则差异性的价值导向将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功能。

三、儒学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路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儒学底蕴不仅启发我们要理性审视儒学资源的教育价值，而且启发我们更应该在此审视基础上将儒学资源的合理性付诸于教育实践，通过儒学资源的有效普及和价值涵养来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众化效用。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第一，借鉴先儒家训家教，注重家庭儒学教育，推进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涵养。正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礼记·大学》先儒们十分注重家庭教育，他们先后制定了许多家训用以教育子女后代，如嵇康的《家戒》、陶渊明的《责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范仲淹的《义庄规矩》、包拯的《家训》、陆游的《放翁家训》以及郑文融的《郑氏规范》等等，其中所涉核心理念一般都是进德修身、勤俭持家、积善去恶、待人友善、忠孝仁义以及责任担当等方面。例如，宋元时期司马光的 《家范》和 《居家杂议》博采经史群籍，汇集历代人士治家教子的名言和道德故事，对家人子弟进行儒家伦理教育;范仲淹首设义田、义庄及其对族人的教化，贾昌朝 《戒子孙》中的 “官德教育”，包拯刻石立铭告诫子孙不得贪赃枉法;被称为 “ 《颜氏家训》之亚” 的 《袁氏世范》立意 “训俗”，明确了 “厚人伦而美习俗” 的宗旨，拓宽了家训教化功能，奠定了其在中国古代家训史上的重要地位。[9]郑文融训导子孙曰：“既仕，须奉公勤政……蚤夜色切切，以报国为务，抚恤下民，实如慈母之保赤子。”（《郑氏规范》）说明为官一方应该以仁爱之心实施政令，关爱百姓，要始终把百姓的利益，国家的公益放在首位，为民谋利，为国奉公。因此，作为现代社会的家庭，应从小正确引导子女们接收儒学入门教育，培养他们对个人、社会和国家的价值观认知。

第二，推动儒学资源进乡村，开展乡村儒学文化建设，推进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涵养。一般而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乡村老百姓可能是比较陌生的，你若问他们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如何践行之，估计他们难以对答。因此，要谈儒学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可尝试以儒学资源的无形渗透力逐渐作用于乡村百姓，从而推动二者之间的融合。例如，可以在乡村设立乡校或书院，通过赞助商购买图书以及聘请儒学专业人员在乡民闲暇时余为他们授课，授课内容尽可能围绕乡民的切身利益展开，诸如农业生产、环境污染与天人合一的关系问题等。再如，也可以在乡村剧院定期播放或者开演以儒家传统文化为主题的戏曲，诸如《目连救母》、《十孝记》、《无伦全备记》、《哭存孝》、《精忠记》以及《智勇定齐》等等，从而以这种家喻户晓，老少皆懂的艺术化形式将儒学义理内化于百姓心目中，最终让老百姓明白这种生活化的儒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具有某种契合性的，而这种契合性的领悟正是儒学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众化目标。当前，在推动儒学资源进乡村，开展乡村儒学文化建设方面做得比较好的是孔孟之乡山东。据山东省文化厅披露的相关数据显示，山东已建成乡村儒学讲堂9200多个，举办各类活动逾4万场，参与群众超500万人次。山东乡村儒学讲堂发起人之一、尼山圣源书院秘书长赵法生表示，当前中国一些乡村由于传统文化荒芜，导致伦理瓦解、价值真空，数千年来礼让、温情的乡土不见了。所以，他们考虑以乡村儒学讲堂为平台，把儒学和优秀传统文化重新送到村里和老百姓心里。此后，乡村儒学讲堂试验点陆续拓展至山东潍坊、聊城等地。这一举措对弘扬赡老敬亲的传统美德，改善乡风民俗，营造和谐农村，发挥了重要的文化启智作用。[10]应当说，这可以作为一个现实样板，积极推动儒学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第三，设立高校国学院国学班，引导学生读儒学经典，推进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涵养。《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以及《近思录》和《传习录》等经典书目，培养学生的儒学素养。此外，也可以通过国学教师上社区讲堂，高校礼仪汇演进社区舞台，高校国学夏令营进社区机构，从而引导社民逐渐认同理解国学文化。当前，国内很多高校都设立了国学院，例如北京大学自1993年成立了国学研究院，并陆续举办了乾元国学教室、国学百家讲坛大师班等活动;中国人民大学在2005年成立了国学院，并逐步形成了完整的学生培养体系，招收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湖南大学在2005年成立了岳麓书院国学研究基地;上海财经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以及清华大学也于2009年分别成立了国学研究所、国学研究院、国学院等等。[11]这些国学研究基地的成立对于传播儒学文化，弘扬儒学精神，引导儒学资源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都发挥着重要意义。

第四，依托政府政策支持，借助网络媒体平台，推进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涵养。多在网络平台和报刊杂志上开设儒学专栏，儒学博客、儒学名人记，多在广播、电台以及微信微博中传播儒学趣闻，儒学精义、儒学传奇等等。例如，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山东电视台的《新杏坛》、齐鲁电视台的《所向无敌》等栏目就是对国学文化，儒学核心价值观传播的很好平台。又如，2008年4月4日，由陕西省政府举办了戊子年公祭轩辕黄帝的仪式，8000多人参加，场面甚大，影响力极大，效果极好;而同样，其他省份按惯例每年举办的董子文化节、朱子文化节等等都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同样取得了较好的社会反响。综合这些实践路径来看，如果说儒学文化能够因此而得到普及，那么，儒学的基本精神、核心义理想必也能够较好地内化于民众心目中，从而在无形之中渗透、融入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实践过程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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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孔子故里山东建成9000多个乡村儒学讲堂[EB/OL].http：//news.sohu.com/20170228/n481940594.shtml.

[11] 唐明燕.先秦儒学视域下的中华民族精神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193.

[责任编辑：庞 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