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南

北京医院史怀璧

1950年10月，我在中央劳动部由“监印”调任办公厅秘书，上班地点就在办公厅主任史怀璧的办公室内。不久，史主任要我为他写一申请给卫生部。要求能去北京医院诊治。史主任在1948年曾任晋中行署副主任，是副省级干部了，去北京医院看病，还得写申请？看到有文章回忆熊向晖在1976年于华国锋在国务院代总理期间的一次聚首，华国锋问到罗青长的情况，熊向晖答，罗青长身体不好，但因被靠边站了，无法住进北京医院。华国锋当即写了一个条子：北京医院并报（卫生部）刘湘屏部长，安排罗青长住院。

北京医院竟然这么牛，要总理写条子才能住进去？

见原中南海医疗保健机构医师胡兆熊的文章，才知道了北京医院的前世今生。那原是一家德国医院，建于1905年。北平解放后，被傅连暲的中央军委卫生部接管，改建改造后，更名为北京医院，成为以党和国家领导人为重点医疗机构对象的高干医院。

朱子南

原来如此，那里也确实集中了各种医疗科室的主任级医师。

史怀璧每去一次北京医院诊病，就得写一次申请由卫生部“特批”，经我手写这申请的，大约有三四次。之后，可能病情有好转，就未再去北京医院了。那时，史怀璧才37岁。

这里要说一下史怀璧了。最后一次“见到”史怀璧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那是我去张家港，蒙时任张家港市委宣传部宣传科科长张艺欣之邀去一家工厂参观并用餐。见会客室内悬挂有史怀璧所写的一个条幅。厂长介绍，那是史怀璧任民政部副部长时来厂里视察时所书写的。史怀璧的书法是极有造诣的，晚年，他的书法作品经常参展并获奖。他还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呢。

我至今还记得史怀璧的几件轶事。

劳动部各司局呈报部长、副部长批示的文件，首先是送到办公厅由主任、副主任签字再送达。史怀璧在签字栏内写的是“史阅”。副部长施复亮、毛齐华签阅后退回来签字栏内写的是“复亮”“齐华”。不久，史怀璧签署就由“史阅”改为“怀璧”了。那是听了毛齐华的“劝告”后的事，作为办公厅主任应对上级尊重，不能以“领导”的口吻落笔的。一错就改，那也是当时的风气。

1951年2月中旬，史怀璧出差去沈阳，我很想随他一起去。他说了：留在这里值班吧，说着就把一张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签订一周年晚会的入场券给了我。当时，我想拉一个人同去，找到档案室主任仇振淇；他没有入场券，我去找办公厅副主任李文宜，问她是否出席晚会，她一听，就知道我的意思了，就把她的票给了我。我奇怪，史主任的入场券是粉红色的，而李副主任的是白色的，必有区别，我把两张入场券，都放入我的口袋中，入场时，才知道，白券在中间座位，而粉红色券在后排。原来，白色券是发给中苏友好协会理事的，而李文宜作为中苏友好协会理事，就与史主任有所区别了。之前，得知施复亮也出席这晚会，我当即去部长室找到施副部长，说了想搭他的小车去怀仁堂，他当即同意了。这也可见那时的领导与一般干部之间的关系。这是我第一次进怀仁堂，也是第一次见到两鬓已见斑白的刘少奇。

检讨学

在那特定的年代，检讨真的可以成为一门学问，而且，可以成为一门显学。试问，那时有多少人不得不面对检讨。事无大小，一有“差错”，就免不了检讨一番，或是书面的，或是当众，也即是或大会或小会的公开检讨。当然也免不了一番又一番地批斗，尤以这非正常时期为最。

如何作检讨，大有讲究。1966年7月，在这特定时期的开端，我与一教师潘某在资料室内闲谈，潘某就提到了如何作检讨。他认为，要作检讨，一次是肯定通不过的，必得让你作二次、三次检讨才肯罢休，才肯让你过关。因之，第一次检讨一定不能全盘对“错误”认账，以准备“革命群众”认为你“不老实”而在第二次检讨时再补充这“隐瞒”的四五分“错误”中的几分“错误”。而且必得加上表示“沉痛”“悔改”的表情，加上“经过大家的帮助，终于认识到自己“错误”的严重性”云云，等等。潘某的一席话，真是可以编一本《检讨学》的，不怕没有实例；那实例还少么？潘某可能是将实例上升、总结成“理论”了。

可惜，那时的出版社除个别外都已停工，不然，有这一选题，必然会让这一选题出版赚得多多的。

不知今天这《检讨学》还有没有出版价值？

现今在报上看到一些单位、地方失职的检讨，可能这检讨学还未丧失它的功能性作用。

王八大补酒

直到近日，才看到有报道，说所有保健品都是假的。还有人编了段子，说：“人固有一死，或死于莆田，或死于权健，或死于鸿茅，或死于无限极……”还有，“辽宁沈阳的康洁公司称坚持服用保健品‘蝉花虫草粉’可多活30年，涉嫌虚假宣传，已被立案调查。”这是见之于“新闻早班车”的。

但是，这种“保健品”是近日才冒出来的么？

1993年秋，我奉命与市委组织部的徐铭阳去北戴河出席“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会议之余，蒙徐铭阳所在部门曾接待过的秦皇岛市委组织部组织科长的招待，去市属某县参观。午间，就由县里的一家酒厂招待用午餐，由县长作陪。这家酒厂是生产保健酒的，号称用甲鱼泡制，倒也销售不错。县长开口了，这甲鱼泡酒用了多少甲鱼，说要去看看生产车间。厂长不好回绝，倒也爽气，也说了实话。但见一个大酒缸内，泡了一只甲鱼——仅仅一只，而这只甲鱼究竟要泡多少缸甲鱼补酒，厂长不作解释了，县长也已心知肚明，是纳税大户呢，哈哈一笑了之。

三十余年前，驻军办有人参酒厂，我去参观过，有工人在把生晒白参按量往酒瓶里放，再灌上白酒，一瓶瓶人参补酒就生产出来了——也是作为保健品销售的。后，中央有令，军队不再办企业，这家酒厂也就关门大吉了。

保健品的出现由来已久，成本低而利润可观也。

此种现象存在几十年了，我有些奇怪，为什么直到现在才查处这些无良企业？

但愿这王八补酒、XX药酒等等“保健品”早日绝迹，这也考验一方主政者的执政理念、执政力度吧，而端正执政理念，才是最重要的，不然，无从谈执政力度。千万不要因其是纳税大户而纵容这些“保健品”的生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