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小云

盛小云小学毕业照

四

有句话叫作严父慈母，而我家却是慈父严母。母亲给我制定了短期训练计划，目标是90里必须登台自弹自唱一首开篇，以此考察我能否胜任演员这份工作，再决定我是否从艺。这是我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将决定我今后的发展道路。清晨六点起床梳洗，练声练气45分钟，7点吃早餐，8点开始学习专业，听录音学习唱腔，练习开篇和琵琶弹奏，下午听书结束后继续练习，晚上听书学习。我每天都沉浸在紧张的学习中。

母亲很有自知之明，她说：“我和你父亲的长处是角色的刻画和配合的默契，弹唱不是我们的强项。但是弹词演员的‘说、噱、弹、唱、演’五大技巧缺一不可，而‘弹唱’至关重要！”为此母亲化了360元替我买了一台索尼收录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360元啊，几乎花去了家里所有的积蓄。母亲说：我和你爸都是老腔老调，你要跟‘录老师’学。否则很容易学‘僵’，成为艺病就难改了。”正是母亲一步步地正确引导，才使我没有走弯路。

那时我们家和评弹研究室只有一墙之隔，那里的评弹资料一应俱全，母亲就经常找在这里工作的小孙借资料。当年的小孙便是现在苏州评弹团团长、评弹学校校长孙惕，也是我现在工作中的搭档。后来他说，当时每天上班都能听到我在练唱，他对我的评价是“很用功”！母亲常请他帮忙翻录各种流派的经典开篇和唱段，以此作为教材。母亲对我的要求非常严格，学习进程抓得很紧。第一首开篇学的是蒋调《莺莺操琴》。我当时不懂乐理，也没有唱腔的谱子，只能跟着录音机学，完全靠听、模仿，绝大部分学会了，但个别音符仍会听偏，唱不准，有时今天学会明天又忘了。母亲教我一个方法：每天晚上临睡前把当天学习的唱腔复习一遍，第二天清晨再练习一遍，这样学习的思路比较清晰，也不容易忘记。我在练唱时，母亲从不走远，我也粘在她身边，她洗衣服我练弹奏，她烧菜做饭我练唱腔。母亲经常是一面做家务一面督促我，不对的地方及时纠正。12岁的我，几乎没有玩耍的时间，基本功的练习枯燥而乏味，母亲的严厉常常使我泪流满面，慈祥的父亲不忍看到我委屈的样子，知趣地回避了。

盛小云和秦建国合作的长篇评弹《白蛇传》

时间过得飞快，三个月的突击训练接近尾声。第87天，母亲安排我在他们长篇演出之前登台奉送一首开篇。经过一番修饰的我，怯生生地抱着琵琶走上书台，只觉得两腿瑟瑟发抖，心中怦怦直跳。听众看到一个乳臭未干的黄毛丫头，认真、紧张地端坐书台，因人矮腿短够不到踏脚，不时用脚尖调整着它的位置，引起了一阵哄笑声，接着响起热烈的掌声。父亲为我伴奏，先开口做一番介绍：各位老听众，今天由小女为大家演唱开篇《莺莺操琴》，刚学了87天，请诸位考考她，是否能打60分？你们给的分数就是决定小女能否从事这个职业的依据。如果唱得不好，请大家多多原谅，毕竟年纪还小只有12岁。听众们再次响起了一阵掌声，这才让我稍稍放松了一点。

“请听开篇《莺莺操琴》”，我报了一下开篇名，接下来“香莲碧水动风凉”这一句怎么唱出来的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实在是太紧张了，反正过门到了一张嘴，词和腔就机械地飘了出来。工整呆板的唱腔伴着稚嫩清脆的声音居然又引来一片掌声。观众的鼓励使我慢慢镇定了下来。谁知一松懈漏了两句描景的唱词，那时我的脑子非常清晰：漏了得补上！于是把漏了的两句补了上去，然后再跳过刚才已经唱过的两句顺了下去。这个小小的差错连在台边两眼直盯着我、紧张得连大气都不敢出的母亲也没有听出来。

少女时代的我信奉一个宗旨：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所以遇到任何难事从不打退堂鼓，而是知难而进，享受通过自己努力而获得的成果。12岁的我闯过了人生的第一关：初试及格，继续学习评弹。从此我跟随父母开始了正式的学艺生涯！

五

当时的评弹市场兴旺，演员收入颇丰，所以这个职业倍受青睐。传统拜师收徒的情况虽然很多（我跟父母学艺也曾得到时任苏州市评弹团团长费瑾初的支持和认可），但当时评弹界四大团体：上海、苏州、浙江、江苏的招聘制度很严格，只收评弹学校的毕业生。我要进苏州评弹团必须有苏州评弹学校的毕业证书，所以考评校是我从艺的必经之路。

1981年5月，苏州评弹学校开始招生了，当年报考人数达到万人以上，名额好像只有二十几个，真是生源充足，竞争激烈。学习了五个月的我也报名参加了考试，结果名落孙山。回家扑到床上大哭一场。母亲鼓励我：不进评弹学校也能说书，路在自己的脚下，只要你勤奋刻苦，不怕没团要！我擦干眼泪点点头，暗暗下定决心：我一定要成为一个好演员！

俗话说：冬练三九。我按照传统的练功方法严格要求自己。以前书场都没有空调，台上演出时衣服穿得少，手容易冻僵，琵琶很难弹好。冬天，我索性把手放在冰水里冻僵，然后弹到发热，再放至冰水里冻僵，再弹热，如此反复训练，再冷的冬天我演出时手指灵活、弹奏自如。蒋调、俞调、薛调、丽调、侯调，在一年多时间里我学习了多种流派。每天父母亲演长篇前的开篇是我的任务，唱完开篇就在台下听书。开始我听书比较认真，还时常会“扳错头”。慢慢地开始走神、开小差了，甚至溜到房间磨蹭半小时再回书场。母亲注意到了这个情况，知道我书已经听熟，就调整方案：让我正式上台说书。

我是幸运的，在我艺术成长道路上有母亲帮我做合理的规划和引导。母亲是我的启蒙老师，可以说，没有母亲的发现和苛求就没有我的今天。我由刚开始的送开篇、“插边花”，逐渐发展到跟父母拼“三个档”，甚至可以双档演出了。但由于我不是评弹团的演员，所以不能挂牌，也就是说我是一个没有“营业执照”的非正式艺人，业内行话称之为 “飞兄”。为此我特别自卑，也暗暗为自己的前途担忧着。

一次，我随父母去上海浦东演出。苏州市评弹团报到书场是我父母的双档名字。母亲像往常一样向场方（书场经理）提出能否把我的名字写在广告牌上，场方不同意，说会影响票房业务。因当时我在其他地方已演出了一段时间，所到之处口碑很好。在母亲的再三坚持下，场方勉强答应让我试试，但如果听众有意见就立即叫停。他们的对话我在外面听得清清楚楚，凭什么还没听就否定我？我既气愤又委屈！不就是没演出证吗？我暗暗下决心：今天要给点颜色你瞧瞧！

我自信地走上书台，场方就坐在第一排的角落里，静静地“把着脉”。“请听开篇，《紫鹃夜叹》……”谁知唱到一半，琵琶的第一根弦断了，我不慌不忙调整了弹奏方法，用三根弦的琵琶不露痕迹地完成了整首开篇的弹唱。在热烈的掌声中，我雄赳赳气昂昂地走下书台，回头用得意的目光瞟向场方：我唱得怎么样？书场经理站起来为我鼓掌！他微笑着走到后台，夸了我一番，也道出了他的难处并作出了决定：“上海地区对演出管理比较规范，没有演出许可证一律不能挂牌。既然听众很欢迎，我们就瞒上不瞒下，打了个擦边球，登台不挂牌。”

这件事情对我打击很大，政策越来越紧，演艺市场越来越规范。我1981年落榜，1982年评校没有招生，明年1983年是否招生还未知。眼看自己一年年长大，能登台说书了，却不能挂牌正式演出，心中焦急万分：我的出路在哪里啊？！

机会终于来了，母亲的师兄胡鹿鸣正缺少一个拼双档的下手。他们团里给出一个名额，让他自己去寻找合作者。胡老师看了我的演出后就作了决定，只要答应和他拼档就可以进浙江省德清县评弹团，每月工资加补贴有百余元之多。得到这份邀请，心里既高兴又激动，终于有单位要我了，终于可以赚钱养活自己了，终于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评弹演员了，终于再也不用受别人歧视了！1982年的一百多元已是高收入了，这对一个13岁的孩子而言太有诱惑力了！母亲把决定权放给了我。那天晚上我失眠了，生平第一次，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拥有评弹团正式演员身份，告别“小飞兄”这个让人尴尬的称谓，这是我自学艺以来梦寐以求的愿望！但是，德清县评弹团在业内属于小团，而我心中的目标是进入具有实力的四大团体。是进德清团，还是继续考评校？经过一夜的思想斗争后，清晨我向母亲说出了自己的选择：我不去德清团，明年再报考苏州评弹学校！母亲尊重了我的选择。

六

1983年，我拿到了夜校初中文化补习班的毕业文凭（我初一就辍学开始学艺，考评弹学校的要求是中学毕业）。当年第二次报考评校，终于如愿以偿踏进了向往已久的评弹艺术的摇篮，随母姓更名为盛小云。

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更让我珍惜。这次走进校门好像是一个“回炉”的过程。我有一点基础和实战经验，但以前是照葫芦画瓢，许多东西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现在可以通过正规的训练和理论学习，在“说噱弹唱演”的综合技巧上有一个全面的提升。从《老六板》到《花三六》，从《十稀奇》到《庵堂认母》，从朱慧珍的《宫怨》到徐丽仙的《情探》，我似海绵吸水般地汲取养分，如饥似渴地勤学苦练。暑期，我就跟着父母出码头登台实践，向观众作汇报演出。

当时的评校是三年制中专，在校学习两年，第三年分到各个团体学习长篇。那时是定向招生，我的单位是苏州市评弹团。1986年春季的一天，正在跟师的我被提前召回学校排练节目。原来苏州评弹学校名誉校长陈云首长来江南视察，希望能听到学生的汇报演出。校领导非常重视，立即召集学生回校集训。由毕康年、余尉红、王鹰等校领导组织带队，由三年级和二年级的学生共同组成汇报演出的小分队，其中包括蔡红虹、王勤、丁建惠、杨正、陈忠桦和我（很可惜，这些同学现在大多都已改行，如果坚持下来，都能成为评弹界的中流砥柱）。

最美人间四月天，四月江南更迷人。此时的西子湖畔花儿吐艳，柳枝婀娜，碧水传情，处处芳菲浸染，真是人间天堂，美不胜收。但我们却无心游览观赏，代表评校向老首长汇报演出可压力不小，每个学生都在抓紧时间认真准备，生怕演不好。

上午，一辆中巴驶进西子宾馆，背着枪的门岗走近车辆，核实每个人的身份。虽是正常例行检查，但我还是止不住心跳加速，既紧张又兴奋。我们被安排在一个大厅里，排练、对书、调音、化装，个个都紧张地忙碌着。汇报演出在一个并不太大的会客厅进行。记得当时是二年级的顾真瑜同学报的幕：《三笑》《庵堂认母》《青春之歌》《情探》等……两个多小时的汇报演出结束了，听得首长拍手叫好。副校长王鹰老师悄悄地问首长，您给孩子们评个分吧，能打60分吗？谁料老首长哈哈大笑说：“什么60分啊，太少了，可以打80分。”顿时客厅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师生们个个欢呼雀跃，激动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老首长的话是对学生们的鼓励，更是对老师们的肯定！

七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三年艰辛的校园生涯结束了，1986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走出校门，进入心仪已久的苏州市评弹团。

初踏上工作岗位，我和父亲拼档演出长篇弹词《白罗山》。记得第一个码头在常熟王庄镇的一个大队里，场方用装着砖头的拖拉机顺便来接我们。那是很冷的冬天，我和母亲依偎着坐在砖头堆上（母亲已退休，跟在码头上照顾我们的衣食起居，也便于督促我），我用滑雪衫的帽子兜在头上，戴着口罩，围着围巾，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拖拉机行驶在坑坑洼洼的乡间小路上，左右摇晃，不停地颠簸着。离演出地点越来越近，心里不免有些恐慌和不安：现在是正式演员了，听众对我的要求不一样了，我第一次独挡一面，是否能演好？是否能获得听众的认可？是否能站稳这三尺书台？是否真能胜任这份职业？心里七上八下，有些紧张，有些忐忑，一个个问号随着拖拉机的“突突”声来到了大队。

这是一个标准的农村茶馆书场，平时听众并不多。书场虽小，一应俱全，七星灶、状元台、百脚凳……第一场的演出还算顺利，从听众热烈的掌声中我感觉到。以后每天排练、演出我更不敢懈怠，还精心安排了开篇：《新木兰辞》、《杜十娘》、《宫怨》、《紫鹃夜叹》，丽调、蒋调、俞调、薛调……各种流派竭尽我能地展现出来，听众越来越多，开场后还不断有听客举着长凳往里挪，见缝插针地坐下来，小小书场挤了200多人，给我增添了不小的信心：我能！我一定能站稳这三尺书台，我一定能成为一个听众喜爱的好演员！

那时的书场不禁烟，听众几乎都是男性烟民，抽烟、喝茶、听书，这是许多江南书迷颇感惬意的一种娱乐方式。但对于说书先生，特别是年轻女孩来说，却是严峻考验！烟呛得咽喉发毛发痛，衣服被熏上了浓浓的烟味，由于演出服不能常洗，这味儿留在上面很难闻。尽管不喜欢这种环境，但观众的掌声让我乐在其中，忘却不适。

1987年3月，团部业务组安排我和父亲去张家港演出。城里有两家书场，相距只有步行5分钟路程。这就是业内所谓的“敌档”，打擂的意思。如果双方实力悬殊，落败方只能卷铺盖走人，我们行话称为“漂脱”！对方书场是当红的两位名演员，实力强，书目新，是有名的“码头老虎”。摊上这样的敌档，压力山大。当夜，我梦见台下只有4个听众，噩梦惊醒，心有余悸……没想到15天的长篇连续演出，票房天天攀升，口碑甚佳，后期场场爆满！

两次的长篇演出站稳了脚跟，我信心倍增，艺术道路也随着我们父女俩从一个个书场穿梭中慢慢地向前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