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楠

“文学如何想象未来？”当我敲下这行语法简洁、表意明确的问句时，颇为神奇的是，它的实在意蕴，即那种想要向自己与读者发问，想要就此打开思考新疆域的冲动，完完全全被不停闪动着的屏幕光标碾压了。我必须承认，自己全部心神都凝于光标的闪动。换句话说，我其实没在问，即便看起来有十万分的真诚，但事实上，我只是在闪。意义消散于被科技，被二进制，被微软所制造并弥散于时时刻刻的那种“绝对自由”，那种可以毫不费力地穿梭于字节之间，允许我在此刻又倒回到第三行，将“压制”替换成“碾压”而不留下涂饰的黑痕的那种自由。这样世代里的文学或更广泛意义上的表达本身，究竟意味着什么？

意义消散而永恒的是闪烁。二十年前，著名的后人类文学理论家凯瑟琳·海勒就曾颇为先锋地查检了控制论与信息爆破对于当代（文学）表意的深刻影响。本文开头的例子，便是对凯瑟琳·海勒提出的文学表意转折点——闪烁的意指——的小小注解。何为闪烁的意指？简单来说，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控制论，将信息的跨介质的、无阻碍的，突破具体物质载体而实现自由传递与交换视作世界的终极奥义。而海勒认为，这种对信息流动绝对性的崇拜，使得我们表意的基础从实体化的，依赖物质媒介的，柏拉图洞穴中那幽微火炬点燃的古老二元：现身与缺席，转变为以信息的整饬与杂乱为核心的，完全去物质化的“闪烁”。如果准许我牵强附会一些，那么后现代主义批评中广为流传的一个意象或许能够形象地类比这种转变：一切坚固的都已烟消云散。现在颇为流行的文化概念甚至产业赛博格，即以科技来强化生物体，实现有机体与无机体的无缝衔接，小到我们现实生活中依靠芯片存活的病变心脏，大到电影作品中足以毁灭世界的改造人，就与海勒所追溯的半个世纪前控制论全球风靡有着难以忽视的血缘关系。控制论声称我们的身体与世间万物并没有本质区别，肉身与电脑不过是存储信息的不同载体。海勒重返冷战初期的历史舞台，向我们证明人与机器的激进结合，不只是亚文化的奇异狂想，而是足以掀起“何为人”这个古老人文命题的重省热潮，并被彼时全球多领域的科学技术、信息学、脑神经学、媒介研究等严肃探讨。而在这个不断交错闪烁的信息帝国中心，除了对技术的又一次顶礼膜拜，海勒敏锐的发现，其内核的最深处，藏着的实际上是“去肉身化/物质化”的绝对渴望。

对于出生在笔记本电脑高度普及的千禧一代，电子书写的特性也许很难显现，毕竟21世纪的集体记忆早已在“电子”与“科技”间画上了锁链一般的等号。海勒因此特意拿来早已淡出我们视线的打字机作例，用追溯历史的视线来丰富我们对未来、对科技的想象。与我们对打字机理所当然的机械性想象正相反，海勒发现每一次打字的敲击力度都能影响着墨度和晕染度，打字机因此能够通过幽微的身体律动将情绪契入表意。而与传统的打字机相比，电子书写的最激进处在于它改写了所指与能指之间原本看似对应的整齐关系，即操作与显影之间无法被规约的紧密关联，打字机时代那种无论是敲下一个不可涂改的A还是击荡起不可重来的某刻情绪，注定消散于电子书写的统一化闪烁中。电子书写以飘浮而同质的神秘1-0转化操控一切，直到作为用户的我们将它捕捉，幻化成不同层次的可视表征界面，显影成修改字体抑或调节间距的终端命令。我们甚至不曾想过，由一套统一的先验程式发令，一项允许成千上万次不留痕地来去的科技自由术，一种看似摆脱沉重的物质机械的灵巧，究竟意味着什么？说到底，这没有什么不好的，不是嗎？去物质化难道不是科技带来的解放吗？如果我写错了这行字，不需要再从桌下抽出新纸替换，或是费劲地涂涂抹抹，试图画出一个不太丑的叉，而只需点动“闪烁”光标，托付给层层存储好的，却对我永远未可知的代码，这种轻松和分工，这样不耗费的，无限次的输入与输出，不就是信息时代或曰电子世所铸造的最轻盈的幻梦吗？

凯瑟琳·海勒曾坦言，汉斯·莫拉维克那本流传颇广的人工智能畅想之作《智力后裔：机器人和人类智能的未来》于她而言，是不折不扣的噩梦，由此开启了她探寻人工智能的旅程。莫拉维克对未来的畅想是我们不再拘泥于肉身，意识可以无限制地上传至云端，由此实现人的永生。终于，人类将不受困于任何载体，而首当其冲要湮灭和克服的载体就是每分每秒都在衰败的我们的肉身。显然，在这样的未来想象中，身体，抑或任何其他的物质性媒介，如打字机腔内笨重的卡纸，都失去了自身特有的不同价值，而仅仅被视作需要被淘汰和清除的阻碍，是电子世的“无意义存在”。而对于身体/物质载体的如是想象，其可怖之处究竟何在，如何能够成为海勒的噩梦？海勒在书中用一个轻巧的例子，轶事般的寥寥几笔，就戳穿了在“去身体/物质”的未来想象背后那些被隐藏的暴力，而这样的暴力又被包装进“科技进步”的线性发展必然性之中，以至于所有的暴力承受者都只能集体性地沉默。

海勒以女权主义学者特有的敏锐，重新发现了在声势浩大的20世纪60年代控制论浪潮中，注定被所有史料和研究者彻底遗忘的一位女性。珍妮特·弗洛伊德女士，一名普通打字员，默默无闻地为被誉作“第三次科技革命先驱会议”的梅西会议保驾护航。倒转历史的胶片，我们不难想象弗洛伊德女士是如何将与会者的发言一丝不苟地从语音转为文字，在会议与会议间隙，紧锁眉头，努力分辨刚刚结束的演说中那些模糊不清的发音。在弗洛伊德女士的会议磁带中，与会者们侃侃而谈，畅想着未来世界中信息将挣脱身体/载体的桎梏，变作往来自如的充盈于空气中的香甜气息。一个更自由、更纯粹、战胜了物质载体耗损的“绝对交流”得以出现。专家们以科学的专业知识与语汇，一遍遍相互佐证着这样的美梦。但弗洛伊德女士那因为连日打字而酸痛的肩膀，注定使她不可能像慷慨激昂的专家们一样，相信脱离勤奋的手、不停歇的打字机，那些“智慧的结晶”能够自动地显现。根本没有什么去物质的、无须依傍的、抽离语境的轻灵存在，只不过这样的依傍与担负被传送到了更脆弱的承受者那里，现代科技的发展使得它们愈发不可见。从弗洛伊德的上司、哈佛神经科学系的教授弗里蒙特·史密斯的角度来看，世界确实变得越来越简洁与抽象，“他走进办公室，发布指令，事情就被完成了”，看上去好像文字长了脚，自己飞进日后享誉全球的名作之中。而这一切的背后，是一位女性秘书飞快地记录，在纸面上追赶语音的速度，怀抱沉重的书稿赶往出版社的身影。海勒感慨道，集结的出版物中，当然不会留下弗洛伊德的声音，但反讽的是，令那些陈词穿越时空，至今仍声响嘹亮的却是这位无声者。

赛博格的控制论热潮已逾半百，云技术几乎成为每个“现代人”的生活必需，似乎梅西会议上控制论专家所畅想的脱离沉重物质载体的云时代，已经从幻想变成人人共享的生存前提。我们似乎真的住进了云里，只要按下电键，就能将枪版电影、音乐片段、旅行纪念照等，超越它们各自依附的原生载体，上传到不知云深处的云端。但我总在光标闪烁之时想起，是否有无数的弗洛伊德女士，在我们漫步云端之际，承受了无数烦冗的，我们未可知的，并不云一样轻灵的劳作？幸而越来越多的研究，或许深受海勒的启发，正试图在云幻想中发现更多沉默者。他们拓展“承受者之身”的概念，发现在电子世的“闪烁”中，那些无声而被隐去的承受者身体远远不止人类（通常是女性）肉身，例如更为沉默的主体——大地——便是致力于“去物质化”的电子世闪烁中那濒临遗忘甚至灭绝的实在体。大地与云端的映照也耐人寻味。在媒介研究者尤西·帕里卡看来，云端想要摆脱大地的沉重束缚，与其说是一种可以被实现的“将来时”的畅想，不如说是一种与事实背道而驰的“现在时”的幻觉。所有的云端技术设备，包括我们最常接触的笔记本电脑，其实都来自大地。当我们拆解桌上的这个小魔盒，将电脑体中的铝条、铜管、碳片从它收纳整齐的光滑外衣中拆除出来，我们难道还能坚称，这些云端的精灵不是诞生于对大地资源，像是矿产或者水流的攫取吗？帕里卡因此在《媒介物质性》一书中，将大地视作在云时代被匿名的承受者，是给予所有媒介和所有表达——无论是电影胶片还是CD磁条以生命——却又被遗忘的媒介之母。

曾在硅谷开发云技术的工程师Tung-HuiHu，或许对云技术的“非云性”有更多的发言权。他追溯云技术的前史，告诉我们一个惊人的事实，云技术诞生于对笨重坚实的巨型信息设施的层層嫁接，其核心基座竟然是冷战时代的美军武器控制中心。看似浮于地表、飘行于空中的云技术，所倚赖的恰恰是冷战年代铺设的铁轨运输和堡垒般的数据基地。而之所以我们的文化想象中，它如云般轻巧又鬼魅，正是得益于对历史上构建它的物质基底的掩埋。他认为历史上所谓的“技术结晶”，无一例外地都建筑于这种掩埋，它使得最上层的技术得以像云一样自由轻灵，无碍地运转。他的类比令人心碎，他问，当我们凝视一张19世纪的美国铁路照片时，我们还能看见使得这条铁路如云般畅通无阻的成千上万的中国劳工的身体吗？同样，云时代的书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技术绝对进步，使我们能够不再砍伐树木而仅仅轻触云端，而是它的承受者从森林转移到了更多不再能够被我们看见的身体上。两种书写方式（传统纸质与电子闪烁式）或许难以在耗能上进行精确对比，有材料证明云端技术已经对现实生态环境造成了显著破坏（占温室气体总排放量的2%）;但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云时代提供给我们的，是一种历史上未曾有过的“不损耗书写”的幻觉。

回到开篇的那个问题，“文学如何想象未来？”特别是在云的时代，电子闪烁的世代？我想我的回应也许是，让我们不再仅仅看到这时代的文学如何以或公共或私人的体验，书写了什么样的集体潜焦虑;而是试着问问，文学究竟被书写于何处，究竟有哪些被消音的承受者，弗洛伊德女士或是大地，正默默地以劳作、以身体烘托起了这个轻盈的美梦。

我们是否能在云端，做些非云的想象？

责任编辑林东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