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秋生

刘福将军是从革命老区江西省永新县走出的一位共和国少将。1913年1月，他出生于永新县埠前镇湖田村一个雇农家庭，从小给地主放牛，后随父亲外出做工，靠爷爷和父亲给地主打长工的微薄收入，勉强读了两年私塾。1930年，他参加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历任红一方面军第三军九师二十九团副排长、二师六团排长，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连指导员，1935年10月随聂荣臻到晋察冀边区，任第四军分区八大队政治教导员、大队政治委员，三十六团政治委员。1944年，他率领第三十六团赴延安，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第三十四团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他任晋察冀野战军第四纵队十旅二十九团政委，1947年后任华北野战军随营学校政委，北平市公安总队第一团政治委员，1949年任北京市公安总队一师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任北京市公安总队政治委员、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兼人民警察总队政治委员，1966年至1976年，担任北京卫戍区第四政治委员、顾问。1962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并担任全国政协第五届委员会委员。

带着伤病走长征

刘福参加了中央苏区5次反“围剿”。在历次反“围剿”作战中，他冲锋陷阵，英勇顽强，不怕流血牺牲，曾多次在战斗中负伤。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红军奉命进行长征，在通过国民党军3道封锁线之后，蒋介石下令16个师“追剿”，又令粤军、桂军9个师进行堵截，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10月25日，中革军委决定，从广西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越过湘桂边境进入桂北地区。由于受到数十倍于红军的敌军围追堵截，红军遭受严重挫折，部队锐减到3万人。刘福在抢渡湘江战斗中腰部、臀部各中一弹，经抢救虽脱离危险，仍不能行走。战地收容队用担架抬着他走了8天后，他不愿增加战友负担，坚决不坐担架。他对医护人员说：“同志们在前面与敌人战斗，我不能参战，还要拖累几个人照顾，实在过意不去。”后来，他找来一根树枝做拐杖，一瘸一拐跟着队伍艰难前行。为了不掉队，不拖部队的后腿，他给自己定下了行军规定：每到一个宿营地提前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出发，多走四里路或更长一些路程；如果大部队先到达目的地宿营，哪怕半夜三更，也要在当天追上部队。就这样，刘福以惊人的毅力跟着队伍，爬雪山，过草地，奇迹般地战胜了伤病，闯过了血与火的生死关，胜利到达了陕北吴起镇。

英勇作战建奇功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刘福被派到晋察冀边区抗日前线。他率部在山西、河北等地开展抗日游击战，在河北涞源县和易县等地多次与日军激战，并参加了百团大战和晋察冀边区反“扫荡”作战。

1940年8月，在山西普门口作战中，时任营教导员的刘福率部与日军1个大队鏖战了一个白天，战斗非常残酷，在营长牺牲、部队被打散且四面受敌的危急情况下，他集军事指挥和政治领导才能于一身，沉着冷静地迅速集合被打散的部队，巧妙地与敌人周旋，在天黑后集中全部兵力，选择突破口，在兄弟部队的密切配合下，指挥全营干部战士运用猛打、猛冲、猛追“三猛”战术，一举突破日军防线，冲出了重围，并且在突围中重创了日军，使部队由被动变主动、由弱变强。

抗日战争胜利后，刘福奉命调回晋察冀（后为华北野战军）军区第四纵队十旅二十九团，该团是第四纵队的主力团，英勇善战，闻名全军。解放战争时期，他率领全团干部战士先后参加了河北保南战役、山西大同集宁战役、河北清风店战役和解放石家庄战役。

1947年1月，在保南战役中，刘福采取诱敌深入战术，将国民党军引入野战军设置的“口袋”，当敌人进入“口袋”时，他命令八连将敌人先头部队打退，堵住敌人前进道路，而后与兄弟部队一同发起反击，经过4个半小时的激烈战斗，将国民党军全部歼灭。1月19日至28日的10天时间里，他与兄弟部队协同作战，接连拿下3个县城，歼敌9600余名，控制了100多公里的铁路线，使冀中、冀西解放区连成了一片，二十九团也因此获得军区授予的“两战两捷”荣誉称号。

同年10月11日至22日，刘福率领二十九团指战员参加了著名的清风店战役。战役开始时，他率领部队与国民党军激战了3昼夜之后，奉命急行军240里奔赴新的作战地点。一路上，他勉励干部战士鼓足勇气，战胜困难，全团指战员以惊人的速度和顽强的毅力急行军，比预定时间提前5个小时到达了指定地点。10月19日黄昏，部队投入战斗后，担任第一梯队，他身先士卒，指挥果断，在首战全歼敌人1个主力团的基础上，率部迅速投入围歼敌人军部的战斗，经过3个小时的激战，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捣毁了国民党军军部，毙敌6000余名，活捉敌第三军军长罗历戎、副军长杨光钰及官兵11，089名，给华北之敌以巨大打击。此役胜利，受到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嘉勉。

1947年11月初，二十九团来不及休整，又担任纵队主攻团，投入解放石家庄的战斗中。刘福主持召开团党委战地紧急会议，利用破获敌军的情报资料，结合野战军实际情况，主张将主要突击地段选在云盘山以西、小沿村以南。他抓住空隙时间，认真总结了清风店战役作战的经验，进行军政训练与战前练兵，统一了党委一班人的思想。11月8日，在上级统一发布命令后，他集中纵队配属的37门火炮实施突击炸开突破口，仅十几分钟就突破了外市沟，后又连续3次打退敌人在坦克掩护下的反击。在国民党军火力越来越猛烈、后续部队难以上來，团长牺牲，团政治部主任负伤的严峻形势下，刘福与副团长刘德才冒着枪林弹雨始终在前沿指挥作战。他命令战士们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实施突破，并指挥全团打退了敌人的7次进攻，巩固和扩大了进攻市区的突破口，保障了后续部队的进攻。此役，二十九团与兄弟部队共歼敌24，080人，缴获坦克9辆、火炮100余门及大量的枪支弹药等军用物资，首创华北野战军夺取大城市的范例，使晋察冀、晋察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了一片。

维护稳定保安宁

新中国成立后，刘福从野战军调到公安战线。在公安战线工作期间，他为保卫党中央，保护首都的社会安宁，保障人民和平幸福的生活，不计名利得失，积极工作。

公安工作必须保持高度警惕性、高度责任感，对工作要求一丝不苟。刘福时常告诫下属：“北京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我们参与的每一项工作至关重要，如果我们的工作出了一点差错就不得了，牺牲自己事小，造成的后果是无法挽回的，尤其是哪一位党和国家或军队领导人出了意外，我们无法向人民交代！”第一、二、三届全国运动会，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北京举办时，他担任了保卫部部长；历年的国庆庆祝活动，他担任了副总指挥，分管保卫工作；在北京举办的各项重大活动中，他负责中央首长的安全保卫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几次在外地召开的中共中央全会，他与中央警卫局的领导一起负责保卫工作，确保了中央首长的安全。

为了做好警卫工作，他很少顾及妻子和5個孩子。这对经胡耀邦做媒的夫妻，在延安结婚、生育一对儿女后，便分居两地，一别就是5年。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工作关系，他仍与延安时期差不多，与家人聚少离多。刘福曾经在给妻子李勉的信中写过这样的话：“我真为有你这样的爱人和5个健康的孩子而高兴与幸福！但请你原谅，我不能像其他人那样陪着你去度假游玩，甚至一起多吃几餐饭，因为我的工作实在是太重要、太忙了，敬请你谅解。”

由于工作关系，刘福时常能见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领袖人物的风范、品质给了刘福很大的教育和鞭策，他对老一辈革命家怀有深厚的感情。在一次国宴上，他向周总理谈起1936年在红军大学学习期间，看见周总理作报告时留着大胡子，很有风度，周总理笑着说：“你这个红小鬼，现在也成长为一名高级将领，也很威风嘛！”周总理称赞他是个精明能干、公而忘私的公安局局长，常常过问他的工作和学习情况，勉励他更好地做好首都的安全保卫工作，确保社会安宁。

1966年至1968年，刘福是北京市警卫安全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周总理交给北京卫戍区四项任务：一是保证北京人民有饭吃，二是保证有煤烧，三是保证不停电，四是保证外国大使馆的安全。在周总理的亲自布置下，刘福竭尽全力，保护了陈毅、徐海东等一批“文革”中受到迫害的老干部。一次，外交部的群众组织和大专院校红卫兵揪斗陈毅元帅，周总理指示刘福既要保护陈毅的安全，又不要伤害不明真相的红卫兵。当时群众情绪激动，会场秩序混乱，他随机应变，想了一个调虎离山计，冒着危险乘陈毅的小车先走，把群众引开，让其他警卫人员保护陈毅乘坐另一辆吉普车安全离开会场。不明真相的群众将他围困了几个小时，刘福耐心地对围观的群众说：“我是在执行周总理交给我的任务，总理还让我向大家传达几句话，毛主席说，陈毅是个好同志。希望大家认清形势，听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话。”听了这番话，这些人不再纠缠了。一日，造反派要查抄徐海东大将的家，刘福闻讯赶到，迅速控制了局面，将宝贵资料保护起来，并挡在他们前面，阻止他们揪斗徐海东，确保了徐海东及其家人的人身安全。事隔20多年后，徐海东的儿子徐文伯写文章回忆这件事，称赞刘福在“文革”中保护老干部的勇气。

1987年8月，刘福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去世，享年74岁。他的一部分骨灰被带回家乡。2019年3月22日，永新县有关部门在永新县烈士陵园为刘福将军举行了骨灰安放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