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斯妮

摘要：在历史上，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及思想文化都对日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孝”文化上，两国也存在着明显差异。本文将从孝的对象、孝的条件、忠孝关系三个方面对中日“孝”文化进行阐述。

关键词：“孝”文化;对象;条件;忠孝关系

[中图分类号]：G1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9）-17-182-02

众所周知，孝道是日本和中国所共有的崇高的道德准则。“孝”起源于中国的儒家思想，在6、7世纪随着中国的佛教、儒教伦理学以及中国的世俗文化传入日本。孝道在漫长的传承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日本的政治思想、社会文化、生活习惯等因素的影响，使得日本的“孝道”与中国的“孝道”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在不同章节对中日“孝”文化进行了阐述，是否就如本尼迪克特所阐述的那样呢？笔者提出了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孝的对象

在中国，孝道是建立在血缘共同体之上的，是祖先认同、血缘认同的结果，集中表现宗族制度。在书本第三章就提到了中国的宗族制度。笔者认为，中国的宗族制度体现了中国人尽孝的对象，即中国人不仅要侍奉双亲长辈，而且把尽孝的范围追溯到宗族的远祖。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宗祠和族谱。在中国，宗祠内会供奉共同的远祖所繁衍的祖宗牌位，在族谱中也会把共同的远祖所繁衍的祖宗一一记载。《论语·为政》中有这样一句话：“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对于中国人而已，生死都是大事，因此对已经去世的先祖，也要像活着的时候那样的尊敬。并且这种观念存在于中国的各个角落，尤以闽南人表现最为突出。在闽南地区，每个聚族而居的家族除了建造大大小小的宗祠用以安置远祖神主外，也十分注重祭礼。不仅将祭祀分为家祭、祠祭、墓祭、杂祭等四个不同层次，而且闽南人会在家宅厅堂正中设龛供奉祖先神位或祖先遗像（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现象已经不普遍了，但建造宗祠供奉祖宗牌位是必不可少的）。并且，祭祀的次数也很频繁，除了传统年节、家族祭辰必须祭祀外，在生活中也会不定时的进行祭祀。从上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尽孝的对象除了在世的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以外，也包括了同宗族的先辈。

日本人则大不相同。在书中第三章谈到，并不是每一个日本家族都有拥有姓氏和族谱，这造成了日本是从活着的人向上追溯祖先（与中国正好相反）。因此日本人不像中国人那样强调血缘的共同性。所以，日本人尽孝的范围只局限在直接接触的家庭内部，最多包括父亲、祖父以及伯父、伯祖父及其后代。从对祖先祭拜来说，日本人是在房间里的“佛坛”上进行的，虽然中国人也会家里设龛供奉祖先牌位或遗像，但日本人只设几个最近去逝的亲属灵位。曾祖父、曾祖母墓碑上的文字如果已经无法辨认，也不会再刻写，三代以前的墓地甚至会被迅速淡忘。所以日本的孝道范围既不包括几百年前的祖先世系，也不包括所衍生的庞大宗族。另外，由于日本人的“家”的概念比中国人的“家”的大得多，它包括长期生活在‘起但毫无血缘关系的人，如佣人、管家甚至是佃户、雇工。因此，日本人认为，只要是逝世于该“家”的，即使是无任何血缘关系的人也是该家的“先祖”，也应该受到后代祭祀。

可见，中日在尽孝的范围上存在很大的不同。在中国，“孝”的范围限制在血缘关系以内，并追溯到宗族的远祖;而日本人的“孝”的范围则突破了血缘关系，一方面将有血缘关系的宗族远祖排除在外，一方面将家臣纳入其中，无形中在横向扩大了尽孝的范围。

二、孝的条件

中国人的孝是有条件的，在书本第六章中提到中国人的孝是以父母的“仁”为条件的。笔者认为，这只存在于中国封建专制统治的前期，并且孝的條件是“慈”而非“仁”。我国现存最早的家训《颜氏家训》中提到“父不慈，则;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也就是说，“子孝”的前提条件是“父慈”，“孝”与“慈”是一种因果关系。但是，到了封建专制统治后期就出现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之说。从“父慈子孝”演变成了子女对父母的绝对服从，即无条件的孝。所以，中国人尽孝的条件不能一概而论，应当要分阶段来看。

日本人的孝与中国封建专制统治后期一样是无条件的、绝对的，它贯穿于日本孝道的始终。在书本第五章提到，日本人认为，每个孩子对父母欠有恩债，必须努力偿还。即使父母做出了不符合道德的事情或者父母的行为多么令人可恨，也要对父母尽孝。那么，怎样回报父母的恩呢？日本人将回报父母之恩转移在对子女的照料上。日本有一句谚语大意是“养儿方知父母恩”，意思是：自己成了父母，才知道欠了父母多少恩债，甚至我们可以理解为父母之恩就是每天对儿女的照顾和操劳。所以日本人认为回报父母之恩的办法就是把自己受到的照顾转移给儿女。除了细心照料子女外，服从父母对自己的婚姻安排也属于孝道的范围。正如书中第六章所述，如果一位母亲不喜欢媳妇，要求赶走媳妇，即使儿子与他的妻子很和睦，也极愿与他的妻子生活在一起，但为了遵循孝道，儿子也要顺从母亲与妻子解除婚约。这种无条件的、绝对的忠诚与服从，自然会留下憎恶和愤懑。因此在日本有这样一句谚语：地震、打雷、老头（家长、父亲），将家长与地震、打雷放在一起，足以说明家长的可怕、可恨。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能够发现，中国人的孝道在封建专制统治的前期是以“父慈”为条件的，而在封建专制统治的后期则演变为无条件的。而日本人的孝道自始至终都是无条件的、绝对的，强调子女对父母绝对的服从。

三、忠孝的关系

在中国社会，“孝”和“忠”是两种不同的道德观念。中国有句俗语说“自古忠孝难两全”，当“忠”和“孝”产生矛盾时，中国人大都承认“孝”居于优先地位，在道德实践中也往往做出“舍忠全孝”的抉择，这是因为中国的儒家思想是以孝根本，孝道转移到国家就产生了忠。如《孝经》中就提到“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可见，在中国人眼里孝是忠的起点，“孝道至上”。如在古代，居庙堂之高者，当父母去世时他们需要为父母守孝三年，这时候他们会选择辞官，将对皇上的尽“忠”让位于对父母的尽“孝”。李密在《陈情表》中写道“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母孙二人更相为命，是以臣区区不能废远。”李密在对皇上效忠和对祖母尽孝之间选择了孝，这就是“孝”优先于“忠”的最佳证据。

与孝道一样，日本人“忠”的观念也来自中国。但是在“忠”与“孝”的关系上，日本在处理两则关系的态度上，显然与中国人的处理方式不同。阅读全书，我们能够发现日本的伦理体系是围绕“恩情”来建构的。在日本文字中“恩”的含义极其广泛，几乎包括了一个人所负的债务和恩情。日本人把“恩”分为各具不同规则的不同范畴，其中一种就是无限的恩。这种无限的恩被日本人称为义务。这种义务又包括两类：一类是报答父母之恩——孝;另一类是报道天皇之恩——忠。前而我们已经提到日本人的“孝”是无条件的，“忠”也是一样，具有强制的性质，是人人生而具有的。在日本人看来，自己有幸生在这个国家，安居乐业、万事称心，都仰赖于天皇的恩典。因此，在第六章谈到，只有当与对天皇的义务冲突时日本人才可以放弁孝道，此外无论父母有德无德，是否值得尊敬，都必须奉行孝道。最著名的故事就是被誉为日本民族史诗的“47浪人的故事”：47个武士为了替自己的领主复仇，不惜抛妻弃子，甚至杀死自己的父母。最后，他们以自杀的方式殉“忠”。可见，对日本人而言，对天皇尽忠是一种最高的道德。日本文部省于昭和16年（1941年）颁布了《臣民之道》中有“我等祖先辅弼历代天皇之恢宏天业，故此，我等向天皇尽忠节之诚即是昭显祖先遗风，此亦为孝敬父祖。在我国，离开忠，孝将不复存在，孝以忠为其根本。”字里行间都表现出了忠是最高的伦理道德准则。所以，当忠与孝发生冲突时，日本人的态度是以忠为优先考虑，可以为了“忠”放弃“孝道”，即日本人注重“忠德优先”的价值观念。

可见，在忠孝关系上，中国人在“孝”与“忠”之间奉行“孝道至上”，中国人可以为了为父母尽孝而放弁对统治者尽忠;而在日本人眼中，“忠”的地位渊源高于“孝”的地位，因而当二者发生冲突时，日本人会毫不犹豫地将对天皇尽忠放在第一位。

四、小結

从《菊与刀》我们大致可以看出中日孝文化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孝的对象，中国尽孝的对象仅包括有血缘关系的宗族远祖，而日本“孝”的范围突破了血缘关系，不仅排斥有血缘关系的宗族远祖，而且将家臣纳入其中。二是孝的条件，中国人的孝道要分阶段来看。在中国封建专制统治的前期是以“父慈”为条件的，到了封建专制统治的后期则演变为无条件的。而日本人的孝道自始至终都是无条件的、绝对的，强调子女对父母绝对的服从。三是在忠孝关系上，中国奉行“孝道至上”，日本则遵循“忠德优先”的原则。

通过对《菊与刀》的阅读，能够让我们初步了解日本的“孝”，但书中对“孝”的述评并不全而，也不深刻。如鲁思·本尼迪克特认为中国人的孝是有条件的，但实际并非如此。如孔子说：“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在孔子看来，父母的言行并不一定都是正确。因此，当父母有不对的地方，子女应当尽力委婉劝谏。如果劝说后父母不愿听从，还是要对他们恭敬而不违抗，替他们忧虑而不怨恨。可见，无论父母是否做得对，子女也应当对父母尽孝。

因此，如果我们要全面了解中日文化，仅仅靠《菊与刀》一本书是远远不够的。除了广泛阅读相关书籍，实地考察也必不可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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