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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思潮中的语文核心素养问题(一)

2019-08-06韩小龙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19年5期
关键词:隐喻诗人语言

韩小龙

现代主义思潮诞生于19世纪后期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随着现代城市的崛起和工业化的高速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像机器一般冷漠,作为个体的人感到史无前例的寂寞孤独。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摧残,资产阶级革命中西方人信奉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荡然无存,人们开始对理性产生怀疑,在文化领域里现代主义应运而生。如果说现代主义人们对理性的态度还是处于怀疑阶段,那么到了20世纪40、50年代的后现代主义流行时代则变成了完全的否定。它完全是对科学的实证主义的一种否定和批判。后现代主义思潮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传入中国,随后逐渐形成为一种与主流形态对立补充的文化思想流派。研究者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进行了对较,概括出后现代颠覆元叙事、去中心化、反权威、反理性、反主体性、解构性、大众化、多元性等多种特征。其实,后现代作为一种哲学思想、文化流派,它代表一种观念,是对人类认知观念的再反思,我们不能一味地认为它反历史、反本体、反中心、反主体,它不过是思想变革时代一种鲜活意义的存在。

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它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之前的语文核心素养研究,总是在语文的工具性与人文性归属问题上转圈子,最后,争议不休,问题得不到解决,走入研究的死胡同,而后现代视野中的语文核心素养研究更多体现出后现代主义精神。

“语言是一种关系”(杜威语),也可以是一种群体,也可以是一种文化,更是一种价值观。语言产生于社会交往的需要,体现人际交流关系;以人际交流为纽带而聚集成某种群体;在某种群体范围内,以某种共同的兴趣和利益为旨归,形成某种共同的价值观,进而诞生一种群体文化。而语言文字为了实现某种关系、群体、文化与价值观构建的需要,这才彰显出语言本身的价值。当然,在合法的语境中,语言可以建构出一个合法化的句子,在一个非主流非法化的语境中,它只能建构出一个在某种特殊语言群体中能被理解的句子,后现代语境中,高中学生具有这种一个在某种语境中构造语言资质的主体所必须具有的能力。这种能力可以与时代社会主流思想合拍,形成一种合乎主流意识形态的正文化、正能量、正价值观的语言体系,也可以形成一种与时代主流思想不一致,甚至唱反调的亚文化、负能量、非正统价值观的语言体系。因此,从语文学科角度出发来论述语文学科的核心素养问题,研究者不仅要理解语言的建构与运用是出于真诚交流的愿望,在合法化的语境中,构建正能量有助于形成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话语形式与话语意图,也要理解某些亚文化群体为了躲避主流社会的权力监控,借助反语言建构族群身份,否定合流、另起炉灶、正词反用和重组词汇进而构筑另类反语言与反语言族群形成的社会现实,反语言建构与运用具有某种隐喻性。

反语言(anti-language)这个概念是由英国著名语言学家韩礼德(Halliday)提出的。他认为反语言有三大特征:过度词汇化;隐喻;反语言族群的构建。它处于语言生态系统的对立面,是社会正统语言的反叛形式,它滋生于被社会边缘化的地带,处于不稳定的亚文化圈中,反语言主体为了规避主流社会的权力控制,有意识地让自己的语言行为游离于法律与道德之外的真空地带,反语言群体具有反社会反道德的性质,他们致力于构建异于主流社会的社会身份和社会结构,反映自己的利益诉求。反语言和语言的存在模式可能是主动敌对的,也有可能是被动互利共生的。早期的反语言来源于孟加拉的黑帮语言、波兰监狱中囚犯使用的语言和英国伊丽莎白时期的流浪汉语言等,后来陆续又出现了库姆兰希伯来语、英格兰的罪犯黑话和儿童的秘密语言等反语言。从来源看,反语言构筑反社会,反社会生成反语言。

一般认为,语文学科的核心素养包括:语言建构与运用、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承与理解等四个方面,“语言建构与运用”是第一维度,是基础,学生语文的思维、审美、文化运用能力,都是以语言建构与运用为基础的。语文教学是一个过程,在这个教学过程中,教育对象未必朝着教育实施者预想的目标发展,他们可能偏离教育实施者先入为主的设计轨迹,收到与预期相反的效果,这就是语文核心素养之外的反素养。就语言的建构与运用而言,教育者总是希望受教育者能够通过自主品读,培养语感,学以致用,达成交际的目标,现实中受教育者可能受到外部环境因素影响,不由自主地进入充满负能量的阅读天地,培养出畸形的语感,达到嘲讽社会、游戏人生的目的。反语言建构与运用在日常语文教学过程中真实地存在着,其研究可以找到大量的语言教学实例。反语言的语言特征主要表现为:1.否定现实,影射社会;2.旧词新用,颠覆传统;3.寄生隐匿,逃离反抗;4.隐喻晦涩,言彼意此;5.张力变体,镜中世界。

一、否定现实,影射社会

“欲解千家诗,先懂诗家语。”诗歌是世界上最基本、最悠久的文学表现形式,它是一种用一定节奏和韵律、高度凝练的语言,表达丰富情感,塑造形象,集中反映社会生活、阐述心灵的文学体裁。它可以忠实地记录世界的影像,也可以天马行空地逃离现实,背叛社会。反语言运用与建构在浪漫主义诗人的作品中被大量使用。诗人可以自说自话,用自有的形式描绘其反社会,搭建其与世道格格不入的思想王国,反语言勾勒的是其独特的审美王国。无论是盛世昌明的王朝,还是腐朽没落的社会,诗歌王国里的反语言现象始终存在着。例如,李白的诗词充满对现实的否定和生存的不协调感,借古讽今,表现出强烈的抗争精神。李白的人格中,最具魅力的是他鄙视权贵、傲岸不屈的精神。他怀着济天下苍生的理想踏上長安求仕之路,四处干谒游说,结交权贵,可结果是做了唐玄宗身边的一个御用文人,他铮铮傲骨桀骜不驯,不肯向权贵低头,最终被唐玄宗赐金放还。《古风》中“抱玉入楚国”向三个楚王献玉而“良宝终见弃”的卞和,影射出诗人对统治者的不识良才使贤能沉沦草野的愤怒。在《设辟邪伎鼓吹雉子班曲辞》中“乍向草中耿介死,不求黄金龙里生”。在《行路难》中“君不见淮阴市井笑韩信……君不见,昔时燕家重郭隗……”连续两个“君不见”投射出士人人生抱负难以实现的现实,用这些否定式的反语言表达诗人试图构筑理想领地的方式。黑暗的现实,使得本来就“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颜”的诗人更是对权贵王侯嗤之以鼻。在《将进酒》中“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等反语言构成了反社会的最直接形式。

二、旧词新用,颠覆传统

意大利美学家维柯说:“诗的最崇高的劳力就是赋予感觉和情欲于无感觉的事物。”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诗人将自己的感情移情到没有生命的事物上,无生命的事物当然不能应和诗人,有生命和无生命之间无法实现情感的交流,岂不更让人肝肠寸断?美国诗人惠特曼为哀悼总统林肯所作的《啊,船长,我的船长》第三小节:诗人使用呼告的修辞直接与早已失去知觉的总统进行对话,对话的结果是“我的船长没有回答……我的父亲感觉不到我的臂膀……”两个否定“没有回答”“感觉不到”,这两个极其寻常的回答,不露痕迹地表现出诗人痛失总统后因极度悲伤而显得恍惚的状态,表现出不寻常的含义。

在诗歌中存在一种词汇临时借用现象,诗人故意抹煞词与词之间潜在的界线,在行文中表达一种对世俗词义公然反抗,它可能就是一种不显眼的否定形式。波德莱尔的《恶之花》被誉为法国文学新旧过渡时期开出的一丛奇异的花。第一部分“忧郁与理想”,忧郁自然是沉重的,但理想也是渺茫的。人们总是穿行在沉重的忧郁中,寻找着难寻的理想。第二部分“巴黎即景”,诗人眼中的巴黎不是繁华的“花都”,而是“熙熙攘攘的都市,充满着梦想的都市,幽灵在大白天里拉着行人的衣袖!(《七个老头子》)”罪恶能长出花朵,魔鬼撒旦受到了赞美,世人希望自己的灵魂能傍着撒旦休息。诗人往往将肯定的和否定的意思进行重新分类,因此,否定意义消失意味着肯定意义的出现。“旧词新用,颠覆传统”的过程实际上是母语的自我否定、增加内驱力、实现词汇自我更新的过程。

三、寄生隐匿,逃离反抗

反语言词汇和正常词汇一样,它也有自身的衍生能力,不断地从正常语言中吸取营养,这就是反语言的寄生隐匿特点。另外,反语言还具有反对已建立的权威,逃离主流文化场的特点。校园俚语是反语言的一种形式,它经常使用旧词汇表达新的意义。例如,“打酱油”表示的意思是“路过,不关我事”。另一方面,旧的意义可以有新的表达方式。如“神马”的意思是“什么”。重新词汇化会导致过度词汇化。过度词汇化是反语言强大的自我演化生存能力的结果。不过校园俚语表示消极情绪的词语较多,比如说“杯具”“郁闷”“无语”“固”“雷”“晕”,这些俚语都可以用来描述同一事件产生同一情绪。隐喻是词语获得意义的重要方式之一,比如说“孔雀女”“凤凰男”。事实上,所有的语言从本质上讲都是隐喻。不同的是,对于正常语言来说,非隐喻是常态,而对于反语言来说,隐喻是常态。例如。“神马都是浮云”,即“什么都是虚无”。可见,校园俚语反对权威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对主流文化进行戏谑调侃。“重新词汇化”要么新义用旧词来表达,要么旧义换上了新的表达。在此过程中,语法相同,词汇不同。这种不同只是在次文化活动的中心,与主流社会激烈对抗。例如,流浪汉群体为了掩饰其恶行就发展出高度复杂的行话或黑话来对抗警察、司法机构等。这种反语言跟罪犯的反文化活动联系在一起,这是反语言与母语之间的依附寄生关系,它能自我繁殖,繁殖过度了,就产生“过度词汇化”现象。

我们不妨用反语言理论来解释李商隐的诗歌。千百年来,李义山的诗歌诗意隐晦难解。其实,要读懂一个诗人的诗,首先要了解诗人的思想境界,其次要读懂诗人独特的诗歌语言。李商隐所处的晚唐已失盛唐恢宏之气象。身逢乱世的他在短短四十六年的生命旅程中,经历过六个短命王朝。永沉下僚的窘境,炎凉的世态的人情,让他的诗歌创作走上了与正统文学思想对立的道路。所以,李义山的诗无论是感时忧世、弄月吟风,还是伤离怨别、咏物写怀,语言运用方面无不反映了他反語言、忌时世的创作倾向。例如,李商隐的《富平少侯》:“七国三边未到忧,十三身袭富平侯。不收金弹抛林外,却惜银床在井头。彩树转灯珠错落,绣檀回枕玉雕锼。当关不报侵晨客,新得佳人字莫愁。”此诗首联一反咏史诗借古讽今,先写原因再写结果的成法,而用“七国”“三边”两个数量词叠用,突出写儿皇帝不知国家忧患为何物的无知。次句再用“十三”数词点醒年少袭位,童昏无知与身居尊位的尖锐矛盾。颔联上句说儿皇帝只求玩得尽兴,不去拾取贵重的金弹,任其抛于林外,可见他的豪侈。下句则又写他对放在井上未必贵重的辘轳架(即所谓“银床”,其实不一定用银制成)倒颇有几分爱惜。明明是民间常见的井边辘轳架,诗人反用“银床”来称呼,讽刺中流露出耐人寻味的幽默。颈联则纯用客观描写,讽刺之意全寓言外。尾联以讽刺少侯沉湎女色,不忧国事。明明是有愁却不知愁,诗人反用民间美女名“莫愁”,暗示国家将来的深愁。诗人寓尖刻冷峭的思想感情于不动声色的客观叙述之中。这种反语言的运用,耐人寻味。

四、隐喻晦涩,言彼意此

人以群分,话以类聚。操持反语言的青年学生隐喻性地言说自己的思想情感,他们意识中潜藏着无羁无束的天性,迫切想加入自己认可的反语言群体,用隐喻张力的反语言排斥、摈弃非我异族。反语言的隐喻思维成为反文化青少年展示内心世界与生存状态的绝佳手段,它构建了符号化的隐喻世界。隐喻是一种语言暗示行为,通过感知、体验、想象、理解等心理作用,言彼意此。在现代主义诗歌中,常常突破词句之间的习惯联系,把一些似乎毫无关联的事物联系到一起。例如,舒婷《致橡树》以“此”(凌霄花、痴情鸟、泉源、险峰等四个意象)反衬“彼”(橡树和木棉),通过多次否定的反语言中充分挖掘肯定性意象的丰富内涵,表达了诗人独特的爱情观——独立、平等、互依互助,既尊重对方的存在又珍视自身的存在价值。诗人连用“我如果爱你——,决不……”四个否定句式否定了凌霄花、痴情鸟、泉源、险峰四个意象,从而否定了四种传统的爱情观。隐喻不但是语言使用者惯用的修辞手法,是“话语的文体点缀”,更是人类借以认识世界中万物相联的重要途径。例如,徐志摩《再别康桥》否定真实而肯定虚幻,真假错位:“那榆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诗人没有选用“……像……”这样的传统比喻句式,而用“不是……而是……”隐喻反语言将真假错位,拓展了读者想象的空间。

五、张力变体,镜中世界

反社会与社会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反语言群体中任意个体自由游走于两者之间。研究发现,下流社会语言的群体有三类:学生、准罪犯和罪犯;从内容和表达方式来说这三类人使用的语言具有很大的不同。学生和其他人以平常的语调说活,而罪犯用带有特殊的声调说话。反语言和语言具有连贯性,正如反社会与社会、反文化与文化。反语言和语言之间的张力可以用一种隐喻变体的关系反映出,这种关系具有根本的符号学意义,他们都是共同的社会系统下表示不同的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

反语言构建的是一种社会结构和等级制度下反现实。它暗示着社会意义和正常语言的社会构成对抗性。这种对抗性就像镜中之世界,看起来与现实没什么不同,但物质特性却和现实世界完全相反。

隐喻概念的创始人莱考夫认为:“隐喻是用一种事物体验和认知另一种事物”“人类思维的概念系统来自于隐喻”。例如,《庄子》就大量运用了实体、人体、动植物、时空作为成语源域进行隱喻,同时,在成语源域的基础上,通过增添、替换、改变、压缩、提取、概括、合并等方式演变出许多的变体,这些成语变体体现了构式压制理论。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这些成语变体也会产生隐喻、转喻、引申、词义扩大和缩小的变化。无论词义怎么变化,其成语源域和语义之间往往存在隐喻或者隐喻变体的关系,成语往往显示出比其表层的语义更深层次的隐喻义,而文化习俗、认知心理、语言环境等是产生隐喻变体的重要因素。一词多义就是由于成语源域向边缘映射引起的现象。如《庄子·让王》说:“曾子居卫,十年不制衣,正冠而缨绝;捉衿而肘见。”这个小故事提炼出的成语“捉襟见肘”,意思是戴上帽子便拉断了帽带,整理衣襟便露出胳膊肘,形容衣衫褴褛,也比喻顾此失彼,属于一词多义,由衣衫的破旧隐喻“顾此失彼”。再如《庄子·知北游》中的“每况愈下”和“每下愈况”两个词,后者是成语源域,前者产生于后者,原词“况”是更加的意思,而后来的“况”是“状况”的意思,这就是在构式发生变化之后,“每……愈……”及“下”的词汇意义对“况”压制的结果。

总之,语言是族群区分和认同的重要标志。反语言是“重新社会化”的载体,“重新社会化”的过程是形成新的社会结构的过程。青年学生可以通过重构来创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另类的现实,并利用这种现实来构建强烈的身份认同。反语言寄生于母语之中,它只是存在于重新社会化的语境中。在中学生语文核心素养培养的过程中,必须承认青年学生利用反语言建立起来的强烈的身份认同感和排他性。青年学生的反语言的内涵更难为社会人所了解,青年学生族群常常流连于生活馆、酒吧和街道上,他们可能会在保密的情况下实施违规的行为。反语言的表达模式是具有隐喻性的、非常规的和扩散的。反语言与语言共同构筑现实构建的强大语言系统,构建的另类现实是真正现实的隐喻性转换。(未完,待续)

[作者通联:北京宏志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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