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金良

包拯是北宋名臣，立朝刚毅、不附权贵，廉洁公正、铁面无私，且英明决断、敢替百姓申冤，享有“包青天”的美誉，身上有不少令世人称道之处。这里要点赞的，是他对待管辖范围内“名特优”公共资源的做法。

《宋史·包拯传》在述及包拯早年仕宦生涯时，有这么轻描淡写的一段话：“（包拯）徙知端州，迁殿中丞。端土产砚，前守缘贡，率取数十倍以遗权贵；拯命制者才足贡数。岁满，不持一砚归。”

在以上不足五十字的记述中，起码透露出两个方面的信息，一个是包拯上任端州知府的时候，没有再像前任那样利用端砚拉关系、事权贵；另一個是包拯尽管自己爱好书法，喜欢端砚，但没搞“近水楼台先得月”，利用权力收藏端砚，甚至离任时“不持一砚归”。这两点做法，都是难能可贵的。

先说第一点，即不拿管理的公共资源结“人缘”，在当时是非常不容易做到的。端砚是我国四大名砚之一，绝对是地方优质产品。北宋年间，朝廷规定每年都要向皇室交纳一定数量的砚台，或留皇室使用，或赐赠公卿大臣。当时的权贵、大臣、学士们，都以家中存有几方端砚为时尚。这说明，端砚在当时深受欢迎，是稀缺资源，很抢手，用来作馈赠之品，定会让受者心花怒放、爱不释手。

再者说，中国人做事历来讲“前有车，后有辙”，既然前任长官在完成贡品任务之余，向民间工匠和作坊搜刮数十倍的端砚，四处“孝敬”权贵，虽然增加了百姓负担，怨声载道，但毕竟没惹出什么大麻烦，何不自己仍依“例”而为，不声不响地照着做下去，哪怕数量少点也说得过去。让人敬佩的是，包拯就是不循这个“惯例”，也不买权贵的账，硬是改弦更张，“命制者才足贡数”，不再用端砚送礼。也许在有些人看来，包拯你也太死心眼了，我们这里就是由于没有“名特优”产品拿得出手，每当上级工作组下来或者逢年过节，都要为拿什么东西表示表示犯愁呢，而你包拯，手里有如此得天独厚的好东西，却不会使用，真是不开窍！其实，这正是包拯的可贵可敬之处。因为“性好刚，天姿峭直”，包拯压根就没想如何趋炎附势、讨好权贵的事，所以民间才流传“关节不到，有阎罗包公”之语，也才最终留下“包青天”的美名。光凭这点，就应该为包拯点赞。

再说第二点，就是包拯不利用权力收藏端砚，更在离任时“不持一砚归”，在当时同样不容易。为官者到一地任职，收藏点当地的土特产，按照时人的理解实乃人之常情。况且，砚台在当时是书写的必备工具，收藏几方砚台自己使用，既合情又合理，属雅好有品味。但是，包拯显然没有把事情看得如此简单，他认为“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因而从端州离任时不仅“不持一砚归”，就连他平时在公堂上用过的砚台，也造册上交了。这是多么清醒，多么自律，必须为其点赞。

说来说去，之所以要为包拯对待端砚的做法点赞，从根上说，在于他做了一件体恤民情、爱惜民力的好事，在于他能够“从我做起”，做到做好了当时许多人没有做到做好，乃至近千年后，仍有不少人没有做到做好的难事。党的十八大前，工作中“互通有无”的交易之风泛起，形形色色的“交换”大行其道，其中就包括一些人利用手中权力，把掌管的公共资源用于个人或单位结“人缘”、拉关系、谋好处。一段时间里，用地方“名特优”产品送礼泛滥，官员搞收藏成风，把官场风气弄得乌烟瘴气，难怪在落马官员中，时不时地冒出所谓“玉石市长”“兰花局长”……还推高了这些商品的价格。为什么前些年会出现“天价普洱茶”“天价虫草”“天价红木”等乱象？与一些领导干部好这一“口”，大量“收藏”不无关联。要不，怎么会随着正风反腐的深入，一度被炒得火热的“天价茶叶”“天价虫草”“天价红木”也跟着降温，回归常态呢？为刹住这股歪风，中央不仅专门下发了通知，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讲到这个问题，要求领导干部“带头建立健康的工作关系，不把管理的公共资源用于个人或者单位结‘人缘、拉关系、谋好处”。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应该多读一点历史，观成败、鉴是非、知兴替、明规律，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正心修身、涵养操守，更好地为官做人、兴利除弊，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收获人心、赢得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