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拯

进行理性的分析之前，我们需要在价值观层面澄清一个误解，即对“996”有争议，并不是不想奋斗、不要劳动。今天，从梦想改变命运的个体，到在经济下行压力背景下负重前行的企业，再到我们这个正在进行复兴冲刺的民族，都仍然需要奋斗精神、需要艰辛劳动。没有人不懂“不劳无获”的道理。但崇尚奋斗、崇尚劳动不等于强制加班。苦干是奋斗，巧干也是奋斗；延长工时是奋斗，提高效率也是奋斗。因此，不能给反对“996”的员工贴上“混日子”“不奋斗”的道德标签，而应该正视他们的真实诉求。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很多企业都面临生存考验，企业的焦虑可以理解，但缓解焦虑的方法不是让员工加班越多越好。强制推行“996”，不仅解决不了企业管理中的“委托—代理”难题，也会助长“磨洋工”的顽疾。从企业家和创业者的角度来看，他们身上的极限奋斗精神是可贵的，但也要考虑到普通员工的位置不同，强制灌输“996”的加班文化，不仅体现了企业管理者的傲慢，也不实际、不公平。事实上，这涉及企业管理的核心问题：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励员工的积极性？把加班长短作为激励手段，这肯定是最简便易行的方法，但显然不是最有效的方法。“996”引发的讨论，也是一个反思互联网企业文化和管理机制的契机。

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研究表明，劳动供给并不总是与薪酬和收入成正比，因為当薪酬和收入提高到一定程度后，人们会更愿意享受高收入下的闲暇时间。随着中国的人均GDP逐步接近1万美元，人们对美好生活也有了更高的诉求，不再是温饱时期的拼命工作赚钱，而是需要在工作之外获得更多价值，发现兴趣、陪伴家人、寻找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