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张喁

唐英（1682—1756），字隽公，又字叔子，自号蜗寄老人，沈阳人。清代陶瓷艺术家，能文善画，兼书法篆刻且精通制瓷。十六岁，以正白旗包衣身份，供职养心殿。雍正元年为内务府员外郎，六年受命驻景德镇御窑厂，协理窑务。唐英博古采今，但不拘古法，为雍正、乾隆两朝烧造了大量的御窑精品

白银资本与唐英之名

本刊2018年9月号新教材栏目，介绍过《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一书，作者贡德•法兰克在书中罗列了一些明清时候的经济数据，以呈现当时中国在整个世界经济体系中所占的重大比例：

明洪武年间人口已达7000万，明末崇祯三年达1.9亿，南京人口达100万以上，明代远洋船舶吨位达到18000吨，占世界总量的18%；这些船舶上满载着丝绸和瓷器，以至于明代光潞安府就有织机13000张，“南京一地有众多的陶瓷厂，每年可生产100万件瓷器。其中许多是专门为出口而设计的——出口欧洲的瓷器绘有宫廷图案，出口伊斯兰国家的则绘有雅致的抽象图案……”

贡德•法兰克从国外汉学家那里找到的几手数据或许不完全经得起推敲，但明清两代的手工业总体生产规模放在今天看是超出普通人意料甚至是惊人的。即便是到清代，景德镇的制瓷业也是通宵达旦地满负荷运转。

从常识上说，陶瓷是日用品，并且是易碎品，仅仅是满足日用，也需配套相当规模的陶瓷生产能力。而从统治者的重视程度来说，朝廷运筹帷幄地派驻年希尧、唐英等官员亲赴一线制陶现场督陶，足可见制陶在清代是一件国家大事，其规模也必然不可小觑。

今天，督陶官唐英之名是收藏界的词汇，尤其对收藏家和关注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瓷器的专业人士，唐英之名可以说如雷贯耳。中国瓷器享誉世界，在中国上千年陶瓷艺术史上，因器出名，因朝代而独具一格的人物实在太多，但像唐英那样凭借一己之力成就康雍乾时期陶瓷盛世的，只他一个。唐英监制的官窑瓷器精品，或者唐英署名的私家瓷器在中国陶瓷艺术史上可谓一世斑斓，在拍卖市场上动辄达到七八位数的天价。但对普通老百姓来讲，一出江西景德镇的宣传范围，人们就普遍不知道唐英是谁了。

正如“侯门深似海”。几百年前皇室背景的东西关注不起，文脉不久前曾几乎断绝，等到再复苏就不可能有一个自然的过程，而主要靠巨大的资本向它靠近，并以此为门槛关起门来把玩。老百姓转而关注的是不要本钱也不用学习续脉的电视上的“铁齿铜牙纪晓岚”之类，唐英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份子，并且是货真价实还没来得及被过度虚构的一份子，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被忽略了。

唐英曾在清廷造办处待了25年，主管过画样设计，审美、画功与学识功底早得到了历练，此后命运迎来厚积薄发

潜龙勿用，三朝奴才万年船

唐英生于1682年的沈阳，属康熙年间。他能够独揽大清王朝在景德镇的官窑督陶大权，大概出自达官显贵门庭吧？

不然。唐英是汉军旗人。据《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记载，唐英出身“正白旗包衣旗鼓人”。正白旗虽然是满清贵族，但“包衣”是“包衣阿哈”的省略写法，“包衣阿哈”是满语音译。“包衣”意为“家里的”“内府”，“阿哈”是奴仆的意思。而“旗鼓人”，是指配合军队作战的扛旗敲鼓的非作战队伍。所以唐英的祖上，是满清正白旗军队自家的汉人奴仆，战时负责扛旗敲鼓，可谓出身低贱。汉人作为满人的家奴背景，其地位甚至比不上土里刨食的汉人自耕农或佃户。

所以，即便唐英后来成为钦定的督陶官，虽是技术官员，却称不上朝廷重丞。但在同一位置，其前任年希尧在奏折中自称“丞”，而唐英却往往如履薄冰地自称“奴才”。

正如孔子自述“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唐英十六岁即进入内务府，先供役于养心殿，后又到造办处，从打杂学徒做起，这么一干就侍奉了朝廷二十多年。

明代灭亡后，“反清复明”的潜流一直在满清王朝的统治下涌动。可想而知，在这股势力眼里，唐英这样的汉军旗人，是怎样的“汉奸走狗”；而仅仅不到200年以后，大清王朝气数将尽，即便在“忠孝”的千年牌匾之下，章太炎这样的汉族大儒也难掩对满清异族统治者的愤懑。

而回到唐英的时代，他家世代是正白旗的家奴，不管是否异族统治，也所谓“世受国恩”，最好的处世办法，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唐英的“数理化”，一开始就和陶瓷有关。

早期唐英在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每天接触宫廷日用器具，其中陶瓷用品当然不在少数。这段跨度长达25年的长见识的学习期，唐英有机会见到明代的宣德炉、成化年间的斗彩瓷器等文物名器，以及历代名家的书画作品。在这些经典的熏陶下，唐英也开始为造办宫廷日用品画样。

当时的画样是怎么一项工作呢？据《玉作/牙作》记载：“雍正元年二月十三日，怡亲王交定瓷小瓶一件（乌木座），嘉窑小扁瓷盒一件，官窑花瓶一件，竹节式瓷壶一件，定瓷炉一件。王谕：俱著唐英照样画样。遵此。”为了复制造办上等的瓷器，先得让唐英“依样画葫芦”地把原作画下来。

又载：“二月十四日，怡亲王交假官窑瓷瓶一件。王谕：交唐英画样。遵此。”（《玉作/牙作》）雍正三年十一月初二日，据圆明园来贴，内称郎中保德来说，九洲清宴上仙楼的楼梯北边贴的美人画一幅。奉旨：画的款式甚好，尔仍着唐英画美人，其衣纹照先画的衣纹样画。钦此。

可见，唐英就是内务府造办处的一支笔，要造办什么都得经由他先画下来，甚至连假官窑瓷瓶，也经由他的笔，催生出真官窑瓷瓶。

烧陶时，物料火候与道家的炼丹一样博大精深，烧陶中蕴含着古今样式工艺巨大的信息量

利见大人，但早早看清了亢龙有悔

从16岁到47岁，唐英对于瓷器，都还只是如此这般的“依样画葫芦”“纸上谈兵”。这长达二十多年，唐英的工作被时间映衬，更显得微不足道和清冷枯燥。恐怕也只有老实巴交的“奴才”，才能够如此耐得住寂寞，更能在看似永无出头之日的漫长日子里，不抛弃，不放弃，持续不辍地浸淫在“国粹”之中，珍惜着微不足道的机会，什么功名都是浮云，能有这碗饭吃就跪恩康熙大帝了。

如此这般，最难不过熬清净。“奴才”唐英与时间赛跑，连在位时间长达61年的康熙，在唐英40岁那年也驾崩了。之后雍正继位，唐英的审美、画功与学识功底早得到了漫长的历练，此后命运迎来厚积薄发。

一开始，唐英也只是帮着造办处员外郎画押办事，一起招募管理匠人，专门负责管理清宫内务部造办处珐琅瓷的制作，随后唐英被雍正钦点为内务府员外郎。

所谓“珐琅瓷”，正式名称为“瓷胎画珐琅”，是康熙年间产生，雍正时全盛，而消亡于乾隆年间的御用秘玩。这个成住坏空的全过程，都和唐英休戚相关。唐英当的“员外郎”是多大的官？说大不大，相当于今天的副厅局级，但是其直接对内务府总管大臣负责。当时兼任内务府总管大臣的是怡亲王。

雍正六年（1728）秋八月，怡亲王宣圣命，唐英以内务府员外郎之衔，驻景德镇御窑厂，佐理陶务，充驻厂协理官。

这既不是升官平步青云，也不是发配充当苦役。其时，雍正钦定的总理陶务是三品大臣年希尧，但年希尧督理淮安板闸关，不常驻景德镇，景德镇一切烧造事宜，落到了唐英头上。

为什么不能说唐英到景德镇是升官了？因为他顶头上司是年希尧。仅仅在前两年，年希尧的弟弟年羹尧，权倾一时，是雍正的左膀右臂，和雍正好得没大没小，无满无汉，得意得不知道自己是谁，却被雍正瞬间翻脸赐死。年希尧也因此遭殃，从广东巡抚之位被罢官，继而被雍正开恩重启，降为三品发往景德镇督陶。所以督陶官这个职位，有着这么血雨腥风的背景，不好说是平步青云。

但也不能说这是发配充当苦役。在康熙朝，督陶官是臭名昭著的太监潘相，山高皇帝远，御窑厂是他敛财的工具和作威作福一方的衙门。因为雍正对瓷器非常有品，非常重视，他把年希尧发去督陶，是谅他也不敢不好好干。而唐英在内务府数十年如一日，对珐琅彩很有心得，此去景德镇是最佳人选，其任务不仅是全面监督御陶出品，更肩负珐琅彩料的研发重任。

陶冶了47岁的半途人生

然而唐英到了景德镇才发现，自己二十几年苦心孤诣专注的，只是瓷器的款式，积累的心得都是关于画功的。对于瓷器在生产线上的具体烧造，自己不甚了了。而在千年儒家传统下的草根中国生活中，似乎不仅有“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样的从属关系，“劳力者”会钻“劳心者”不懂某项事务的空子，反过来倒“治”“劳心者”一把，以此作为精神胜利而洋洋得意。

唐英这样记述自己履新时面临的状况：“陶固细事，但为有生所未经见，而物料火候与五行丹贡同其功，兼之摹古酌今，侈弇崇庳之式，茫然不晓，日唯诺于工匠之意者，惴惴焉，惟辱命误公之是惧。”

他坦承自己没见识过烧陶，而物料火候与道家的炼丹一样博大精深，自己非常重视，烧陶中蕴含着古今样式工艺巨大的信息量，但自己茫然不晓脑子一片空白，这样下去只有“唯诺于工匠之意”，工匠说这样不行那样不行你就只好放弃，工匠说这样好那样好你也只有听之任之。

一般的“劳心者”面对这种局面，只有培植工匠中的亲信，收买利用加离间严惩，用“恩威并重”的统治。但唐英不打算这样，他决定撸起袖子加油干，从零学起。

但他已经47岁了，从零开始是不是有点太晚了？在中国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设计中，十几岁读书结婚生子，然后把家庭丢给妻子母亲自己继续考功名，四十岁左右就当爷爷了，然后就准备告老还乡了。而唐英在这个年龄段却远离家庭，开始躬身于御窑厂，不得不说等于开启了新的人生，老司机不怕再上路，几乎超越了他的时代。

唐英上述的文字，是对于自己的“再创业”的确凿记录，见于《瓷务事宜示谕稿序》，是他当时对皇帝的述职报告，其中写到自己是怎么应对当时的状况的：

用杜门，谢交游，聚精会神，苦心竭力与工匠同其食息者三年。抵九年辛亥，于物料火候生克变化之理，虽不敢谓全知，颇有得于抽添变通之道。向之唯诺于工匠意旨者，今可出其意旨唯诺夫工匠矣。

官场的潜规则里，到一地履新第一要务是四处交游活动建立关系网，唐英没工夫搞这些，下厂和工匠一同吃住3年，反正我跟你出身一样低贱，我在你们面前不装腔作势，我跟你朝夕相处，看你怎么忽悠我，我们吃的一样住的一样，看你好意思排斥我敷衍我。3年约等于1000个工作日，每天按工作10小时算就是1万个小时，这符合今天所说的“1万小时定律”。不管你有没有基础，烧陶也罢读经也好，干够1万个小时，你就是专家。什么是专家，不是说你全知全能，而是说你有了“变通之道”，而且能轻轻松松拿意见，一改当小白时唯诺于别人，而可以“出其意旨”让别人听你的。

乾隆御瓷之中独特品类青花器

清雍正胭脂红釉小碗。胭脂红釉创烧于康熙晚期，配方从欧洲传入，为低温彩釉，因色如胭脂得名。故雍正十三年(1735)督陶官唐英所撰《陶成纪事碑》中称之为“西洋红色器皿”

保守主义与自主创新

埋头苦干不等于闷头傻干，景德镇不是一天烧瓷烧成的，高岭土固然是当地制瓷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但要振兴御瓷使之再上一个台阶，聪明人如唐英会去挖掘当地的和行业的人文资源。

翻阅查询典籍早已是唐英在内务府二十多年的看家本领，他很快从景德镇所属浮梁县的《浮梁志》，以及《明神宗实录》、当地烧窑望族的《里村童氏族谱》里找到了思路。这些书籍中提到，明朝万历二十七年也即一百余年前，当地里村人童宾，是个技术不错的把桩师傅，奉旨烧造一只前所未有的大龙缸。结果龙缸久烧不成，而负责督陶的宦官苛责过甚，童宾师傅一人为所有工匠担下责任，舍身跳入炉火之中，而大龙缸借助童宾的“生命之火”竟然成功炼出。

放在今天看这当然是一个传说，常识上烧窑的窑口也是封闭的怎么能让人跳进去，但唐英觉得童宾投火祭窑的故事自有一股非凡的精神在，景德镇不应该只是上万卑微工匠的谋生求活路之地，更应是具有独特文化品格的一座御窑城堡，童宾的这一忠勇义举应该大书特书一笔。

放在今天看这或许又套路了，但在唐英的时代上万烧瓷工匠能识字的有多少？怎样凝聚起他们一起创造辉煌？唐英将童宾塑造成景德镇的“火神”，著《火神童工传》一文，从众多语焉不详互相矛盾的典籍中整理出一份童宾传记，以不容置疑的笔触生动描写其投火的“事实”，提炼出“神之死也，可以作忠臣之气而坚义士之心矣”的“火神精神”并加以盛赞。

唐英的“造神运动”使景德镇从此有了属于自己的行业神灵，但这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唐英的第一目的当然是不忘初心，完成皇帝交办的任务。

康熙时，珐琅料全部由外国进口，雍正朝在宮內制作的各种珐琅器数量猛增，进口料已供不应求，唐英肩负着在景德镇“自主创新”的重任，昼夜试炼，终于在雍正六年七月试炼成功“本土珐琅料”。

这还只是原材料的开发，后续还要建立起全套的自主生产能力。清宮对于珐琅彩瓷所用的优质瓷胎的选用是十分慎重、严格的，白润坚质的薄胎瓷器是画珐琅生产的首要条件，唐英在景德镇首先就要负责烧造和遴选上好的瓷胎，解运进京，呈上皇帝钦选，然后留作烧制珐琅彩用。雍正珐琅彩瓷胎细腻如脂，纯白似雪，对着日光照射可以清晰地映出对面的纹饰，取得如此绝妙的成就，唐英督窑之功不可没。

唐英临隶书《百石卒史碑》立轴 故宫博物院藏

是官员还是文人，是御制还是文治

然而这些都还只是唐英工作的很小一部分。《瓷务事宜示谕稿序》向皇帝报告，从雍正六年唐英上任，“迄雍正十三年，计费帑金数万两，制进圆琢等器，不下三四十万件。”真是惊人的生产能力。

在庞大生产数量的背后是唐英严密和远大的工作部署：他以有形的文字规范了景德镇制陶从来不成文的全套标准化工序，等于制定了当时的国标；他派遣得力工匠、助理遍访各地名窑，大胆仿制各种历代名瓷，无不媲美甚至有胜之，只要你东西做得好，山寨货在时间长河中也会变成国宝；唐英又组织新开发洋紫、法青、抹银等全新的釉色品种，向朝廷特供的就达到57种，其中创新的釉色品类有17种，这真是前无古人的事，后人评价其“厂窑至此，集大成矣”。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开发新品种，唐英总是自掏腰包，而这项花费风险很高，相当不菲。

产业创新背后必得有制度创新作为保障，唐英不忘至圣先师“为政以德”的教诲，因为他在所处时代的角色远不只是一个雇主，而是万千工匠们的“父母官”。和工匠们朝夕相处，他的满清京腔开始夹杂景德镇的方言，称呼某个师傅的儿子为“崽里子”，夸赞活好的师傅“好来势”。他和工匠们打成一片，所以很快知道官府有对百姓们的原材料强买强卖的行为，于是大力推行买卖公平制度，从高岭土到配套的烧窑柴火乃至采购的菜米油盐，都严格按照市场价格执行，而不是官府一边倒的巧取豪夺。

唐英很忧虑工匠们的生存境遇：所得勉强糊口、娶不起亲、看不起病、死了没棺材等。他自己也是苦出身，于是筹措资金救贫扶弱。有工匠患病卧床，唐英请医者前往看病，他还预支欠债工匠的工资，优秀的工匠可以得到改善住房的奖赏。这些都不是唐英在任上的“官样文章”，早年在内务府他还什么都不是，就敢于向康熙为郎世宁的广东徒弟请长期病假回广东，而且得到了恩准。

唐英的全套生产都被他透明地记录了下来，因其透明，这中间就没有什么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油水”，虽是御窑的主持官员，但其操守委实是儒家文人秉性。

雍正驾崩以后，年老的唐英继续侍奉乾隆皇帝“好大喜功”的瓷器品好，从他之手，给我们留下了相当数量的雍乾两朝文物国宝。此外，所谓“御窑”，在主持者唐英的角度并不刻意使之神秘化、稀有化，以导致后世不良资本重金追捧的乱象。

从唐英留下的文献中，我们可清楚看到上百万件的御窑产品，一样有大量残次品，而且被乾隆皇帝点名批评，有一次还罚了唐英好几年的工资作赔偿。对此唐英无怨无悔，他还有文人的爱好作为职业生涯的平衡，他的诗画堪称佳品，著有《陶人心语》、戏曲集《古柏堂传奇》等传世，其诗中更有直抒胸臆的“医俗甚于医病急，爱山还比爱官浓”“未能随俗唯求己，除却读书都让人”的高远情怀。

唐英47岁后驻景德镇28年，中间只有短暂调离，乾隆21年他因烧窑职业病——长期的痰火病，死在任上，“蜡炬成灰泪始干”。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