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周舵

周舵，中国独立学者、自由撰稿人，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专业，原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研究人员、北京四通集团公司高管、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我上小学是在北大附小，因为父母都在北大工作。初中高中都在清华附中，然后赶上“文革”，白洋淀插队落户7年，当了3年民办教师；1976年回北京，1979年直接考上于光远先生的研究生；1988年下海去北京四通集团公司担任高管，1992年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1994年回国创办帮助农村贫困教师的公益项目“烛光工程”，现在做“中国现代化道路”，也就是中华如何振兴、“中国梦”如何实现的研究。

一、避免两种片面性

讲话的题目，明眼人一听便知，针对的是“不恰如其分的民族自豪感”。

恰如其分，就是执中、恪守中庸，不片面、不走极端；走极端，就会成为要么自卑,要么妄自尊大。

“五四”时期的“全盘西化”，认为传统文化全是坏东西，就是“吃人”两个字。这是民族自卑，找遍全世界，也很难找到像我们这样的民族，如此糟蹋自己祖先的。

另一极端是国粹派，主张中华文明一切都好，过去优越、现在优越、将来永远优越。这是民族自傲。

正在崛起的今日中国，尤其要警惕这后一种集体狂妄。

二、没有“全盘西化”这回事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文明开始遭遇深重的危机，所谓“亡国灭种”，产生了越来越焦躁的情绪，最终为“五四”文化激进主义打开了大门。

那时的西方世界，种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暴力征服的殖民帝国主义，种种歪理邪说正大行其道，大概除了少数真诚的基督徒和理想主义者之外，多数西方人从骨子里根本就没有把非西方的“落后”民族当人看，就算把你灭了种，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罪过，西方殖民者对待美洲和澳洲的土著民族就是这么干的。

实际驱动他们的是利益，安慰自己良心的理由是“不信我的教，就该下地狱”。由于宗教改革引发的三十年宗教战争教育了他们，才知道了宗教宽容的可贵，而原教旨主义信徒至今也没有完成这个转变。当今世界的“文明冲突”不如说是宗教冲突，以及每个一神教自己内部的冲突。

现在看来，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还比较容易管控，容易通过理性谈判达成妥协，意识形态冲突和宗教冲突更要命，是完全非理性。

中华文明从来没有一神教传统，儒释道三教并行，天生宗教宽容，这是我们的一大优势，应该大大发扬。

鸦片战争的发生固然有中国自身的很多问题，但无论如何，拿鸦片毒害中国人，还美其名曰“自由贸易”。拿整船整船的鸦片来弥补他们的外贸赤字，还理直气壮，他们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恐怕就是把你当下等人看，从文明优越论走向了种族优越论。

种族主义在西方、尤其在美国曾经猖獗到什么程度，来看一个典型案例。

1963年6月，一位反对种族隔离的人权工作者、黑人埃佛斯在密西西比州被人用步枪谋杀，从发现的凶器和指纹上明确判断，嫌犯是前海军陆战队士兵贝克韦伊。但在种族主义甚嚣尘上的密西西比州，从起诉人、辩护律师到陪审团全都偏袒凶犯，贝克韦伊被无罪释放。此人对三K党成员说，“杀死那个黑鬼没有给我带来任何内心不安。”三十年后，美国的公众舆论发生巨变，贝克韦伊案获得重审，他终于在74岁时被判处终身监禁。

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杀人盈城、杀人盈野的暴力绝不少见。但是，那大都是在“礼崩乐坏”的乱世，儒、释、道主流学说一律强烈谴责野蛮行径。不把人当人看的理论，从没有在中华文明当中占据过一席之地。

我们要区分两种野蛮：作为文明价值观的野蛮，和文明解体导致的野蛮。中国人曾经有过文明傲慢，但实事求是地说，没有过种族主义；对于落后民族“化外之民”，汉族的态度是悲悯——“怀柔远人”，中国也从来没有过殖民主义。

西方人一直要到发生了极其惨烈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随后的大萧条和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崛起，他们方才开始有所醒悟。要说如今的恐怖主义和排他性宗教间的冲突毫无关系，那大概也可以算是“掩耳盗铃”。

总而言之，西方有各色人等，根本不存在一元整体的所谓“西方”。我们不要犯“集合名词谬误”。现在欧盟就有28个成员国，还有没入盟的欧洲国家，还有大洋洲国家，复杂多元的西方，如何“照搬”？

一方面，我们必须向西方学习，认认真真地学他们的现代化，学他们的科技、人权保障和社会福利。同时，如果能更有前瞻性，尽量避免现代化的负面结果；另一方面，我们还得看清中华文明的优劣两面，区分精华与糟粕，维护好自己文明精华的根基，保持恰如其分的民族自信，这如何可能？

我们要区分两种野蛮：作为文明价值观的野蛮，和文明解体导致的野蛮

三、西方文明例外论

首先，要讲讲“西方文明例外论”。

我们从小被灌输了一套西方中心，这个东西在西方人脑子里根深蒂固，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才比较普遍地开始反思这一套文明傲慢。

大概意思是说，西方文明一直是优越的、不断进步的，而所有其它文明要么就是走了邪路、要么就是发育不良。我读史得出的结论与此相距甚远，甚至恰好相反！

西方现代文明确实非常优越，不然我们也不会不断挨打。西方“古典”文明也非常了不起，和同时期的中华文明很难说谁高谁低。但从公元五世纪到十八世纪前后，这中间一千多年，比起同时期的中国，货真价实的黑暗时代。尤其吊诡的是，西方现代文明之所以优越，不是因为他们一直优越，恰好相反，是因为他们此前的上千年一直非常落后。

务必要注意，好战和奴隶制这两样东西在中华文明当中，从春秋时代就被儒、墨、道诸家强烈批判。数量不大的家奴、罪奴在传统中国当然存在，但西方式的大规模、制度化、常态性的奴隶制，我们却从来没有过。

有两件事：第一，周灭商之后，武王不但没有像希腊人罗马人那样把殷人变为奴隶，反而把殷王族封为诸侯，仍然让他们去治理殷遗民，否则像孔子、孟子等殷人后代怎么可能有那么高的声望。第二，孔夫子“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意思是，你哪怕是拿人形的俑作陪葬，也是降低了人的尊严，你要断子绝孙。

这是多么早熟的人道主义精神！把“奴隶制”硬安在中国人头上，那是对中华文明的极大污蔑。

1980年刘华清将军参观美军航母留念。这被近两年爱国动画《那年那兔那些事》用进了剧情里

美国警察枪杀黑人时有发生，经常引发抗议游行

四、年轻幼稚的西方文明演化出现代文明

如果勉强拿中国的历史作比较的话，只能说西周是最接近封建的，春秋时期“封建”就开始崩坏，到战国就没有了，秦以后只能叫做皇权专制。

西周那个封建跟西欧封建也差距太大了，不能套到一起，不能算是同一种类型。照此，我们就根本没有封建。我们从小被灌输了一大套“封建专制”“两千年的封建社会”等等，完全是西方中心论的生搬硬套。冯天瑜先生《封建考论》，读了就会心头雪亮。

总之，是封建就不可能是专制，是专制就不可能是封建，封建和专制恰好是对立的。专制是指有一个权力中心，成为独此一家的政治权力，而封建是权力分散。它是王权、贵族、基督教会，到中世纪中期之后又兴起了第四个力量自由城市，还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这几大力量之间的多元博弈与制衡。

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的“窑洞对”，探讨前现代的传统社会为什么无法逃脱“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循环。

和中国几乎相反，欧洲是到了近代，十五六世纪后，专制王权才开始兴起，才形成所谓民族国家。西方具备有效的中央政府的国家创立比中国晚了两千多年。

之所以有现代化，恰恰是因为有“封建”这么原始、落后、分散的——我们姑且把它叫“制度”，其实连制度都算不上，因为连国家都没有，没有全国统一的政府、军队、法律、税收。所谓kingdom不是近代民族国家，充其量可称之为“王室属土”。

理解这个之后，才会明白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现代化——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伪问题，中国没有任何理由产生“现代化”。恰恰需要问的是，为什么唯独西方会有现代化、近代科学整整这一套东西。

到了19世纪，西方的优势非常明显了。不但中国人不了解这些史实，更少有西方人知道，西方文明比中华文明整体“先进”的历史不过一二百年。

我要推荐一本好玩的书，美国人查克斯写的一本不登大雅之堂的野史《西方文明的另类历史》，读后你对于现代化之前西方的野蛮落后会感到震惊：

近代西方文明最早的复苏是15世纪发生在意大利的文艺复兴，然后逐步向四周传播。达·芬奇的时代法国还很野蛮。17世纪末的一则报道说，在巴黎卢浮宫的里里外外，“几乎所有的地方，人们都可以看到数千堆粪便”。西方人直到维多利亚时代之前，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里，从国王到农夫都是根本不洗澡的。18世纪餐叉普及以前，西方人吃饭几乎是没有什么餐具的，就是用手抓着吃，汤勺、汤盆和酒杯都是共用的，大家传着喝汤喝酒，所以当中国的瓷器输入以后，他们对中国瓷器那么痴迷。

这个已经走上王权专制道路的欧洲，原本也可能和中国一样，落入一代一代专制王朝的治乱循环，非常幸运的是，与欧洲大陆隔海相望的英伦三岛上，演化出了现代文明当中最重要的因素——自由宪政，使得整个欧陆的专制王权立足未稳，又被适时发生的“现代化”进程打断。

“现代化”之所以能够在西方文明中产生，恰恰在于此前西方文明这种没有被长期稳固的专制文明驯化成奴性的“蛮性”，这种相当落后的原始性——日尔曼蛮族残余的部落民主，以及封建贵族约束、抗衡王权的自由独立精神，再加上许多其它必要条件的凑集，包括自治的自由城市，中国四大发明的输入，地理大发现、商业资本主义的大发展、极其特殊的英国国情等等，缺少其中任何一项重要的条件，“现代化”都不会发生。

而所有这些必要条件，除去“四大发明”，中国几乎一样也没有，许多学者，枉费心血去研究“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中国为什么不能产生资本主义”之类的伪问题，令人叹息。

现代文明向全球扩散，所谓“全球化”。“学习”一定有成绩好坏之分，其中的原因非常复杂。为了提高我们的学习成绩，就得研究这其中的原因和规律性。于是，接下来就要讲讲“四大革命与现代化三模式”了。

我把“现代化”的要点提炼出来，这就是“四大革命”。分别是宪政革命、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和民主革命。

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的“窑洞对”，探讨前现代的传统社会为什么无法逃脱“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循环。

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人均资源的瓶颈约束：秩序建立、社会安定，经济就繁荣，人口就增殖，而农业经济的自然资源基础——耕地的数量有限，人均资源占有量不断下降，直到大规模的饥荒发生，社会就要动乱，秩序瓦解。

二是专制制度内在的腐化趋势，腐败、衰老的毒素不断积累，早晚也要导致制度失效、秩序崩溃。“治乱循环”简简单单四个字，其实里面深藏着无尽的血泪，每发生一次都仿佛是全民族落入人间地狱。比如东汉末年的大动乱，人口消灭了96%，全国只剩下大约90万人。

“现代化”对人类的贡献首先在于，以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解决了资源约束问题，以宪政革命和民主革命解决了政治腐败问题。宪政革命建立起法治下的自由秩序、人权保障，就好比发明了一种定期和平、合法地清洗政体腐败毒素的技术，使政治制度得以永葆青春。

四大革命首先发生的是宪政革命，从英国开始成型，就是贵族一直在跟王权博弈，既合作又斗争，背后又有基督教会的强力介入，随后又兴起了第四个力量，自由城市的市民。在这个长期的博弈过程当中，尤其是在英国，非常幸运的达到了一个力量的平衡。

然后第二个发生的是科学革命，这个大话题今天不再多讲。

第三是工业革命。如果没有科学作基础，就不会有现代性的机器大工业。工业革命是在欧洲各国激烈竞争和战争的大背景下，科学家、发明家、金融家、企业家、技师工匠和急于富国强兵的政府等等几大力量互相合作共同推动的，不仅仅是“劳动人民的智慧”。

大家都知道李约瑟，他的《中国科技史》颠覆了西方人出于西方中心论对传统中国的偏见，但是他也有比较大的错误，一是把科学和技术混为一谈，另一个，所谓的“李约瑟之问”——“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科学革命？”这根本是个伪问题，中国没有任何理由发生科学革命。

法国大革命和美国民主，是影响全球近代史的重要事件。几年前，国家领导层号召官员读托克维尔

第四是民主革命，推行以普选制为主要内容的平等政治权利。民主革命不是直接从英国来的。英国的民主革命开始得比较晚，从1832年的第一次议会改革才开始民主化，一战后才基本实现了民主。如果按照“自由民主”、也就是宪政和法治下的民主的界定，民主化是从美国最先开始的，到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才算基本完成；而法国大革命那种民主不是主流的自由民主，是反自由的民粹民主、革命的激进民主。

五、现代化三种模式

三种模式，一个是英美模式，走中间道路的自由主义模式。一个是德日模式，太右的过于保守的模式。还有一个法俄模式，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这是革命的激进的，太左的一个模式。

真正成功的是英美模式，首先从英国传播到英国殖民地，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美国，然后向全世界传播；另两个相对不成功。今天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的自由民主，是英美模式传播的结果。

美国模式实际上是在英国古典自由主义的基础上加上了一些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它是英法政治的混血儿。美国非常混杂，是个西方世界中的另类。它向全世界推广的东西里就带有传统的先天不足，以及因为它的特殊性而无法仿效的成分。

除了原生型的英国美国的现代化之外，其他所有国家的现代化都会遇到相当大的困难，文明之间的学习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而且，越是自身的历史传统和英国的文明传统距离远的国家，现代化就越困难，像中国这样和英国差别十万八千里的国家，现代化的道路选择一错再错，就完全是情理中之事了。

激进革命为什么总是欲速而不达？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被“历史普遍规律”“历史必然规律”等极左理论误导，误解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以为我们原本早就应该走上这条路，只是因为有那些罪恶滔天的专制者挡路，所以只要把这些拦路虎的命革掉，现代化顺理成章就会到来，于是激进革命大行其道——现在还不断有人说什么从明末甚至宋朝末年我们就应该开始现代化或近代化。

如果我们真正理解了现代化是怎么回事，知道了现代化根本就和中华传统文明毫不搭界，所以我们实现现代化必定非常困难，就不会这样轻率和急躁。我们对前人为拯救国家危亡、追求富国强兵而做的努力及其失败，无论戊戌维新、君主立宪、辛亥革命，无论是立宪党、国民党或共产党，就会多一份敬意，少一些责难，我们才能避免“今人的傲慢”、以今断古，避免因怨生恨，动不动要打倒这个、推翻那个，避免重犯激进派的错误，从而坚定改良的信心。

扪心自问，把我们与先辈们易地而处，我们能更高明些吗？恐怕不见得。

总而言之，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学习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越是优秀的文明，学习能力应该越高。同时也应该看到，这其间存在极大的困难，所以，激进革命式的速成是不可能的，不但达不到目的，反而只会适得其反。

我们过去被灌输的种种把我们引进极左激进邪路的西方中心论的谬说，什么历史普遍规律，什么五种基本社会形态，什么即使没有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也会缓慢地进入资本主义（即现代化），全都是在误导我们，害惨了国人不算，还把自己文明的根基都彻底动摇了，让我们变成了一个无根、无灵魂，六神无主的迷茫民族。

我的母校清华附中在圆明园旁，每当我想起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都会“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西方现代文明是在西方产生的，这让我们很失落；西方现代文明的传播过程充满了文明冲突、战争征服和不公不义，充满暴力、血腥和罪恶，这又让我们很不舒服。

但是，很多好东西都是让你非常不舒服的。我们要有一个理性，克服——至少部分地克服——觉得不舒服的价值偏见，要实事求是地承认西方现代文明的优越，这一事实并没有因为最近两年发生的全球经济危机、“中国崛起”而改变，我们仍然必须向它虚心学习，不要像国粹派那样妄自尊大。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