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丹丹 张玉娇

摘 要：精准扶贫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理论命题，也是2030年“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人类共同理想的政策实践。通过政治学视角，梳理扶贫到精准扶贫理论的发展演变，探究精准扶贫政策实践过程中国家宏观规划指导与基层推进政策落地之间的运行逻辑，最后落脚到分析实施精准扶贫政策在改善基层民生与实现公共资源分配均等化、实现乡村振兴、达到国家善治目标的政治现代化价值。

关键词：精准扶贫;政治价值;全面小康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9）18-0001-02

扶贫是重大的政治使命，精准扶贫是改善基层民生的惠民工程。2013年11月，“精准扶贫”是由习近平总书记在湘西、贵州、云南等地考察时第一次提及[1];2015年1月，他视察云南时对“精准扶贫”的举措进行了补充说明;2015年，在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中，总书记明确了中国农村反贫困的基本政策是“精准扶贫”[2];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打赢脱贫攻坚战做出政策指导，明确指出重点攻克深度贫困地区脱贫任务，依据现行扶贫规定，保证2020年帮助区域性贫困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3]。中国精准扶贫的实施，既具有继承过去的历史成绩，又富有新时代新常态的政治现代化价值;既是对古今中外世界反贫困历程和现状的精确把握，也是建成全民共享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必由之路。

一、从扶贫到精准扶贫的发展

贫穷在历史发展中阻碍着人类的发展与进步，如何消除穷困，如何将贫困问题更好地解决，长久以来备受国内外社会各界的关注，这也是政治学所研究的民生热点问题。回顾历史，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真正将贫困纳入到政治学视域下进行研究的先行者。马克思指出：“工人阶级中贫困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是资本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4]恩格斯也讲过：“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不应当到这些小的欺压现象中去寻找，而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无产阶级贫困化的根源和本质就能够揭示出来。”[5]每一种理论、决策、制度都源于社会现实，并指导社会需要的发展。精准扶贫思想及其政策的实施正是植根于中国反贫困实践和贫困人口的现实情况[6]。

从历史發展脉络来看，国际国内治国理政的一个核心概念就是反贫困，作为全球人口第一的国家，中国的精准扶贫事业，范围很广、进行之艰难，在全球属于绝无仅有。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对精准扶贫进行理论归纳，不仅是满足国内民生发展需要，也是服务于国际扶贫事业发展。自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在扶贫相关的事业上赢得了很多国际上的赞许和认可。但是由于一直以来，实际国情体现为穷困人群过多，在开展扶贫帮贫事业上存在较多复杂问题，比如对贫困人数没有实际统计、真实贫困情况也没有摸底、措施针对性不强等。所以，新时期的扶贫战略关键思想就是精准扶贫，它是指导整个扶贫开发事业的关键，更是党领导人民破除贫困问题的指南针。

二、政治学视域下精准扶贫政策运行的逻辑

中国精准扶贫是自上而下的中央政府政治目标与自下而上的社会底层诉求衔接的政策实践，是国家意志的表现，也是治理农村事务、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帮助贫困农民实现共同富裕承诺的体现。精准扶贫所蕴含的“贫困户识别过程中的农民参与、扶贫资金使用过程中的农民监督、中央政府精准扶贫政策的顶层设计与利益整合、地方政府在精准扶贫政策实施过程中的权力限度与运作逻辑、基层村级组织在精准扶贫政策实施过程中的治理效能，以及精准扶贫所蕴含的政治合法性建构价值”等都是核心的政治学命题[7]。

1.中央政府的行为逻辑：共同富裕下的承诺。精准扶贫是基于农村贫困民众利益诉求，为推进公共资源的均等化，兑现共同富裕的承诺，中央政府所做出的公共决策。精准扶贫是我国基层治理的重要体现[8]，在中国推行精准扶贫是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现实依据的。一方面，长期以来的扶贫事业中，我们政府一直处于主导或者支配的地位，即在顶层设计中体现政策规划和行政指令;另一方面，在具体推行中又控制着整个财政扶贫的流动方向和区域。从这些层面来看，中国特色精准扶贫与国家的政治意愿是一脉相承的。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可以将精准扶贫看作是通过行政力量把农村弱势贫困群体进行现代化的转型。

2.基层政府行为逻辑：压力型体制下的行为选择。基层政府行为逻辑是基于国家宏观政策、压力型体制下的行为选择。在中国政治系统中，地方政府为完成中央政府给予的各项行政任务和指令，同时促进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通常会将行政命令与物质激励相结合，这种运行机制就是压力型体制。压力型体制下，经济发展任务会进行量化分解，从县、乡镇、村、农民个体逐渐分解，造成一种自上而下的压力。一般基层政府主要涉及省级政府、县政府、乡镇政府和乡村组织。压力型体制下，中央政府不断放权，地方利益在制度上得到认可，但在分权后，上级对下级依然保持一种行政压力。中国精准扶贫依托自上而下的行政运作逻辑，国家通过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实现社会动员;基层政府通过档案编制和绩效考核，实现扶贫开发过程的监督和目标协调;省政府、县政府和县扶贫办作为国家扶贫意愿的基层接纳人，主要完成上级指定的扶贫任务。

3.贫困群众的行为逻辑：国家政策指导下的政治参与。贫困家庭是精准扶贫的目标主体，只有从建档立卡到扶贫项目实施中真正做到政治参与，才有可能更好地推进精准脱贫和全面小康社会建成。国家通过政策宣讲、制作宣传片、播放讲解视频等多种方式，在各个村庄尤其是西部边远的农村地区普及精准扶贫的相关内容以及各项政策，使贫困家庭充分了解精准扶贫的政策、可能获得的帮助以及脱贫致富途径和可能性等信息内容。同时，还全面提高了贫困家庭对精准扶贫及其政策的知晓度，使所有的贫困家庭都能够参与到精准扶贫的工作中来，从而全面促进精准扶贫工作的开展和精准脱贫的实现。

三、推进精准扶贫的政治价值

精准扶贫是一场政治实践，所蕴含的政治学意义重大。本文具体从以下四个方面阐释精准扶贫的政治价值。

1.保障农村贫困群体社会权利的实现。历史上，中国共产党是靠贫困人民大众夺取政权的;今天，不忘初心就是要带领贫困群众“脱贫困、奔小康”。精准扶贫，显示的不仅是当前国家对民生政治问题的关心和看重，更是对和谐社会建设的一种基础工作的把控。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特有的政治优势，在党和国家的正确领导下，2020年实现精准脱贫、达到共富的目标一定可以实现。根据当前传播发达的信息时代特征，政府广泛开辟监督渠道，通过网络平台、微信平台、公共监督电话等多种方式与困难群众展开沟通，多渠道获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让贫困人口信息得以及时反馈，将贫困县退出纳入到阳光政府的改革范围，极大地推进了基层群众当前扶贫的扶贫进程和效率质量。

2.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氛围。“十三五”规划当中，新的发展理念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共享发展理念本质上体现的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也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看，自由权利归众生所有，人民中的每个成员，都应该公平地获得教育、健康、食物饮水、住房以及卫生设施、选举与被选举等多项权利，这些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意义重大。而解决贫困问题是他们获得其他权利的大前提之一，共享理念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宗旨根本上是一致的，在坚持人民主人翁地位的前提下，坚持以人为本，在通过改革开放先富带后富的政治實验之后最终以达到共同富裕为根本目标，实现全民共建共享。

3.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精准扶贫既是国家治理在理念、具体模式、价值观等方面的有效性积累，同时也彰显出国家治理在发展过程中的动态调整和社会适应性过程。中国精准扶贫广泛调动了贫困农户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实现了贫困户的生存权、监督权和参与权，夯实了政治合法性的群众基础。总的来说，通过精准扶贫的政治实验，国家治理能力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除了日益增长的高速经济增长带来的益贫性效应之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优越性所引导的政策保障机制，都是促使社会全员积极参与政事的有效动力。

4.促进没有贫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实现。精准扶贫是中国的亮点，中国进行的伟大的政治实验精准扶贫告诉了全世界，中国在不断进行社会改革发展的同时也一样能够帮助人们实现脱贫。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精准扶贫，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进行贫困实践的理论实践成果，不仅正确引导了中国全面小康社会，而且为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脱贫提供了良好的借鉴和蓝图。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赴湘西调研扶贫攻坚[EB/OL].新华网，2013-11-03.

[2]  习近平主席在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的主旨演讲[EB/OL].新华网，2015-10-16.

[3]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N].人民日报，2018-08-20.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707.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74.

[6]  梁土坤.新常态下的精准扶贫：内涵阐释、现实困境及实现路径[J].2016，（5）：127-132.

[7]  康红军，徐兴兴.精准扶贫的政治学分析[J].中共南昌市委党校学报，2017，（5）：56-67.

[8]  王雨磊.精准扶贫中的国家基本治理秩序[J].公共行政评论，2017，（3）：26-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