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白先勇的小说以细腻的感伤情调和浓郁的抒情色彩自成风格，其小说中大多数人物或处于现实时空与往昔记忆的错位之中，或徘徊在社會边缘，这些“边缘人”与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颇为相似。本文以感伤叙事为切入点，通过分析《沉沦》与《芝加哥之死》两篇小说的人物形象，探寻白先勇对郁达夫感伤叙事的继承和创新，挖掘其作品的伤感意蕴。

关键词：白先勇;郁达夫;感伤叙事;边缘人

一

白先勇短篇小说的人物，或处于现实与往昔的错位之中，或徘徊在社会的边缘，形成了忧郁的人格，这些“边缘人”与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颇为相似。而白先勇自己也曾坦言：“年轻形成期时，我喜欢郁达夫。第一，他那个忧郁的气质，感伤，我很欣赏;第二，他的小说文字好，文字熟练、诗意、诗化。”[1]

“零余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经典形象，一直是以“忧郁的抒情主人公”的面貌出现的。“他”是《沉沦》中苦闷徘徊、敏感怯懦的留学生，不仅面临着弱国子民身处强国的种种辛酸无奈，还在性的放纵与压抑中沉溺挣扎，最终心灵无所归依，只得一步步走向沉沦。“他”的从竭力抗争到自我毁灭的过程，是一个具有民族意识和责任感的青年在强大敌国带来的精神压迫下，不断地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的过程，也是一个孤独的灵魂在传统和现代伦理的畸形错位下，主体性逐渐走失的过程。郁达夫在《忏余独白》中写道：“人生从十八九到二十余，总是要经过一个浪漫抒情时代的，当这时候，就是不会说话的哑鸟，尚且要放开喉咙来歌唱，何况乎感情丰富的人类呢？我的这抒情时代，是在那荒淫惨酷，军阀专权的岛国里过的，眼看到故国的陷沉，身受到异乡的屈辱，与夫所感所思，所经历的一切，剔括起来没有一点不是失望，没有一处不是忧伤，同初丧夫主的少妇一般，毫无气力、毫无勇毅，哀哀切切。”[2]

可见，郁达夫是将自己在强大异国的心路历程经由《沉沦》中的“他”之口哀哀切切地讲述出来了。而白先勇的《芝加哥之死》，也明显带有作家自身经历的痕迹。一九六三年，白先勇的母亲病逝，同年他赴美留学，入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室”。一九六四年，《芝加哥之死》刊在《现代文学》第十九期。[3]从广西老家到海峡对面，从历经战乱到远赴美国，白先勇的时空之旅使他切身体验到人生中的离合悲欢，其中“悲”“离”交织的情感最为强烈。

《芝加哥之死》中的吴汉魂与“零余者”境况相似，二人终结生命的方式也惊人地相同。不同的是，令吴汉魂最终走向崩溃、促使他走向自我毁灭道路的，是与他相依为命的母亲的死。他面对的不仅仅是丧母之痛，连接他和祖国的那条能够给予他认同感、归属感的脐带也断裂了，吴汉魂真的如他的名字一般，失掉了魂魄，成了一个漂泊无依的孤魂。

二

如果说母亲的死是吴汉魂崩溃的起点，那么欲望的压抑带来的最终放纵以及由此导致的空虚失落，对爱情的亵渎带来的愧疚和自责，都促使他走向毁灭。接到母亲去世的讣告时，“他桌上正摊着《艾略特全集》，他坐下来，翻到《荒原》，低头默诵下去：

四月是最残酷的季节，

使死寂的土原爆放出丁香，

掺杂着记忆与欲念，

以春雨撩拨那委顿的树根。

冬天替我们保温，

把大地盖上一层忘忧的白雪——”

诗句出自长诗开头一节，在这一章节之前，有这样一段文字：“是的，我自己亲眼看见古米的西比尔吊在一个笼子里。孩子们在问她：西比尔你要什么的时候，她回答说，我要死。”[4]

将此处所引诗句与《荒原》联系在一起，便能够感受到小说的死亡意味。长诗开篇，西比尔说“我要死”暗示了荒原人走向死亡的开始。在这里，西比尔的求死具有象征性，对吴汉魂的死进行了暗示。

吴汉魂在芝加哥的生存状态也正如荒原人。他居住在阴暗逼仄的地下室，终日埋头学术，孤僻到与世隔绝的地步;他为自己的外表而自卑，没有勇气接触异性，同时被传统观念束缚。除了外在的生存状态，他的内心世界也如同荒原一样亟待救赎。吴汉魂曾在出国前与吴颖芬有过一段无疾而终的爱情。而来到美国后，芝加哥奔放的野性使吴汉魂急躁，他像一具行尸走肉一般行走在芝加哥的街道上，迷失在灯红酒绿的放纵里。

20世纪20年代漂泊东京的“零余者”，其内心的孤独感无异于40年后身处芝加哥的吴汉魂。“他”同样渴望着单纯美好的爱情，在“尽意的贪欢”和“自责心同恐惧心”之间挣扎。郁达夫深谙人物的心理，通过揭示人物内心世界的痛苦挣扎，凸显五四时期的“时代病”。《芝加哥之死》则重点表现外部世界的光怪陆离。浮华的街道、闷热的季节、刺眼的霓虹、喧闹的酒吧、刺耳的音乐、纷乱的人群;大厦、灯光、烟雾……白先勇以秾丽的色调渲染芝加哥的夜晚，具有魅惑力和颓废感的紫色意象对人物观感造成的冲击达到极致。光与色的刺激造成的慌乱、充满原始野性的歌声、女人的浪笑令人物无所适从。与“零余者”内心的苦闷不同，吴汉魂面对的是现代社会声、光、色的强力裹挟，他的压抑与放纵，是现代人的，是更具现代性的。

吴汉魂和零余者，一面背负着“弱国子民”的标签抵抗强大异国给予的压力，一面在身份认同的危机中寻找心灵的依归，种族的隔阂与文化的差异使他们个人的自卑感上升到普遍的民族自卑心理。相比之下，“零余者”的形象则多了几分病态。身份的失落使“他”将爱情视为神圣的归所，而肉欲的放纵又使灵魂不得安宁;消极的心态导致他与周围的人事格格不入，自卑感又加重了他的愤恨，他对敌国的“恨”，是植根于对祖国的”——“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强大起来！”这声哀呼几乎表达了所有“五四”启蒙者的企盼。前有被压迫者在敌国发出的慨叹，40年后，吴汉魂则有着与此不同的心境：向外，他被美国文化排斥而流于边缘;向内，他感到自己与故土之间的断带已无法弥补。从身份到心态，他俨然一个漂泊者。

参考文献：

[1][2]郁达夫.郁达夫小说集[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

[3]白先勇.寂寞的十七岁[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4]T.S.艾略特著，赵萝蕤译[M].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作者简介：李春苗（1995-）女，汉族，山东枣庄人，青岛大学在读，2017级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