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洛杉矶的南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你可以去巴厘岛休春假；住带屋顶泳池、日光浴床的度假村风格公寓楼；时常去Nobu餐厅——那里四位室友吃一顿账单很容易就到四位数。同样，也会为挣书本费上夜班；因校园就餐计划用完而饿肚子；在朋友认定20美元一杯红酒不贵时感到恼火。

大二学生奥利弗·宾利是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存在这样一种观念，一旦进入南加大，大家就在同一个赛场上。这本身就是个谎言。我遇到这些有钱的孩子，他们有很多我无法理解的东西，做着我无法理解的事情。”而近日的招生舞弊案——数十名富裕父母被控把子女“买”进南加大——令校园的“贫富差距”“阶级分化”问题再度受关注。

南加大把吸引不同背景的学生列为优先事项，这使招生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功。除去校方正努力摆脱的“精英游乐场”之称，它其实具备着种族和社会经济构成的多样性：四分之一以上的学生来自未获充分代表的少数群体，14%的新生是家里的第一个大学生，三分之二的学生获得经济补助。该校有全美最大的经济支助资金池——超过3.5亿美元，比十年前增加了近80%。

但对各经济层级的学生而言，在一所试图容纳各类学生的大学就读都并非易事。现实就是，这座校园是所在城市经济差异的缩影，而绝大多数人都觉得根本无法弥合这道鸿沟。

奥利弗·宾利来自洛杉矶80英里外的工薪阶层小城市——门尼菲，由单亲妈妈带大。他原本期望在这里很快就能自在起来，结果却被“完全疏远”了，因为没有足够的钱。现在他的大部分朋友都来自相似背景，“中下阶层或者就是穷人”。

“低收入家庭的学生进入精英学校时，面临很大的适应问题，”大学入学与成功研究所（Institute for College Access & Success）的政策与规划主任杰西卡·汤普森说，“这些学校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声称要消除的不平等。”

而对更多学生来说，如赫兰·马默，她在波特兰长大，是家中独女，父母是流行病学家和体育记者，都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移民。她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过去四年里，她几乎不会在出去吃大餐喝美酒上纠结。

马默说，当她因为钱的问题而拒绝邀请时，朋友们都能理解。他们很少明确地谈钱，“当人们真的很富有时，他们并不会真的承认，往往过一段时间你才会发现。”家庭收入的影响不仅限于校园社交，还包括学习和工作，“人们知道自己想致富，这就是我们心里的目标，问题是怎么实现。”

丹·图米在马萨诸塞州的科哈塞特长大，一个富裕的滨海社区。他知道自己很富有，“每个人都在追求不同的东西，做各种各样的项目。我们被反复告知：你会变穷，你挣的钱永远不会像父母那么多，最后你得搬回去和他们一起住。所以我们可能比其他几代人在经济上更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