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珠 贾爱武

摘 要：选取《关雎》的三个英译本，其译者阿瑟·韦利、杨宪益夫妇和许渊冲是三位文化身份各不相同的译者。通过对三个英译本进行分析，发现作为久居英国的犹太译者，韦利忠实于原诗的字面意义，偶有改动，以照顾西方读者的阅读感受;作为中西文化杂糅者，杨宪益夫妇用直白易懂的语言详尽阐释原文的思想和内涵;作为典型的民族文化认同者和爱国者，许渊冲更注重原诗风格和内涵在译文中的再现。

关键词：译者文化身份;《关雎》;阿瑟·韦利;杨宪益和戴乃迭;许渊冲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7836（2019）06-0121-03

文化身份，或文化认同[1]，主要包括一个民族、群体或个人对其自身文化的认同感和对自我形象的认知[2]，其特征一般由一种文化群体成员的言语、行为、思想、感受等表现出来[3]，具有稳定性和流动性。就翻译活动而言，译者在不同的文化体系中构建各自迥异文化身份，必然对其译介产生重大影响。

20世纪末，随着文化研究的广泛开展和翻译研究领域的“文化转向”，学界对“文化身份”问题日益关注[4]。近年来，国内已有不少研究就译者文化身份进行理论论述和实践分析，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目前仍鲜有学者就多个译者的翻译实践进行对比研究。本文选取了《关雎》的三个英译本，分别为阿瑟·韋利（Arthur Waley），杨宪益夫妇，许渊冲翻译，三个译者具有不同的文化身份。本文将通过对三个英译本的翻译实践进行分析，试图探索不同的文化身份对翻译的影响，从而为翻译实践活动提供指导性启发。

1 三个英译本中译者的文化身份

1.1 阿瑟·韦利的文化身份

阿瑟·韦利（1889—1966）是20世纪英国杰出的汉学家、翻译家和诗人。出生于英国的韦利是有部分德国血统的犹太人，他从小就酷爱语言和文学，在幼年时就对文学研究感兴趣并打下了深厚基础。长大后，韦利顺利进入剑桥大学，在那里他成为迪肯森（G.L.Dickin）和摩尔（G.E.Moore）的学生。两位教授都对东方古代文明较感兴趣，在他们的影响下，韦利产生了研究东方文学的愿望。大学毕业后，韦利选择到大英博物馆东方部工作。工作中接触到的中文引起了他的兴趣，韦利开始认真学习中文并进行东方文学研究。二战后，他已精通包括汉语在内的多门外语，此时的他致力于中国文化的研究和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韦利一生翻译了《一百七十首中国诗》《诗经》《九歌》等优秀文学作品，他翻译的中国古典诗词语言流畅、用词优美，深受西方读者欢迎。韦利虽一生从未到过中国，却对中国文学作品的英译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翻译使得中国文学典籍能在西方国家广泛传播，这是之前的翻译家都没有做到的[5]。

对于沉醉于东方文学的韦利来说，研究和翻译中国文化、传播东方文化，成了他一生的事业。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他的德国血统、盎格鲁—犹太人的双重身份，对于他的职业选择和翻译事业有着非常大的影响[6]。

1.2 杨宪益夫妇的文化身份

杨宪益（1915—2009）是中国著名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专家。他出生于江苏淮安的一个富裕家庭，从小便聪明活泼、才华横溢。19岁时，杨宪益从天津英国教会学校新学书院毕业，到英国牛津大学研究西方文学。正是在英国学习期间，杨宪益认识了当时也在牛津大学学习的戴乃迭，后与之结为夫妻。戴乃迭（Gladys Yang：1919—1999）出生于北京，当时其父母均是住在北京的英国传教士。她七岁时被父母送到英国学习，1937年，戴乃迭进入牛津大学学习中国文学，毕业后毅然随杨宪益回到当时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中国。回国后，杨宪益先后担任大学教授和外文出版社翻译专家，并和妻子戴乃迭一起致力于中国优秀文学作品的研究和英译。在回国后半个多世纪里，他们均将毕生精力和热情倾注与中国典籍外译，合作翻译了《楚辞》《长生殿》《儒林外史》《鲁迅选集》《红楼梦》等140多种中国优秀文学作品，为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总体而言，作为当时少数精通外文的文学留学生，杨宪益深谙各民族文学的独特之处，也懂得中国文学的魅力所在。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他具有以民族文化身份为主体而又中西杂糅的文化身份。而对于戴乃迭来说，独特的成长和人生经历形成了她中西杂糅的文化身份，正如她自己所说：“我觉得我有两个祖国。”

1.3 许渊冲的文化身份

许渊冲（1921—）是北京大学教授，也是中国著名典籍翻译家。他生于江西南昌，其母亲受过教育、擅长绘画。在许渊冲幼时，母亲常教他读书认字和欣赏文学艺术。许渊冲小学时便熟知中国的很多历史典故并开始学习英语。1938年，他考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学习英文，并开始尝试将中文作品进行英译。毕业后的许渊冲一直从事教学相关工作。直到1948年，他到巴黎留学。在那里，他了解到，法国的学者对中国优秀文学作品知之甚少，这促使他决心将中国优秀典籍翻译为外文，通过促进中华文化的传播来报效祖国。回国后的许渊冲先后在从事教学工作的同时也不忘积极投身典籍翻译工作。他从事文学翻译长达六十余年，译作涵盖中、英、法等语种，翻译集中在中国古诗英译，被誉为“诗译英法唯一人”。他在国内外出版中、英、法文著译六十本，包括《诗经》《楚辞》《红与黑》《追忆似水年华》等中外名著，这些译作均在中外读者中产生了巨大反响[7]。

纵观许渊冲的经历，出生于传统家庭、接受传统学校教育、经历过战乱等等，这一切都赋予了他典型的民族认同身份。在法国留学的两年更是激发了他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和他的爱国情怀，因而他立志让外国读者享受中国文化，让中国文化走出国门。

2 《关雎》三个英译本的翻译分析

从上一章的分析可知，韦利是久居英国的犹太译者，杨宪益夫妇是中西文化杂糅者，而许渊冲是典型的民族文化认同者和爱国者，三位译者各有不同的文化身份。以下将从语言、艺术、文化三个层面探究三位译者不同的文化身份对其翻译的影响。

2.1 语言层面：对“窈窕淑女”的翻译

“窈窕淑女”在中国古代指的是面容姣好、品德高尚的未婚女子[8]。在周代，女子需要容德并茂，隐忍内敛，成为女子中的“君子”，拥有正统人格，方可与君子相配[9]。这个词在韦译本、杨译本和许译本中分别被翻译为“lovely and noble lady”（可爱而尊贵的女士）、“gentle and grace girl”（温柔而优雅的女孩）、“maiden fair”（未婚美女）。从英汉对比可知，韦译本的“noble”表明了女子外表的惹人喜爱和身份的高贵，这更符合英国当时对理想女性的幻想，但和原意有所区别。且其中的“lady”一词也未能和原诗一样表明女性的未婚身份。不过，由于《关雎》是西周贵族婚礼上的乐歌，此处的淑女可推测为出生贵族的女性，因此韦译本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杨译本将原文本中女性的外表气质和内在品行都进行了详细描绘，与原诗在表达内涵上相差不大，但却以更加直白的方式对女子进行赞美，缺少了原诗的委婉美。此外，“girl”一词虽表明女子的未婚身份，但不够具体;而许译本所用的两个词各富含义，各自侧重表达了“淑女”的美好容貌和未婚身份。

2.2 艺术层面：“兴”的表现手法及叠词翻译

“兴”是《诗经》的表现手法之一，它表示借由他物来引出此物，从而含蓄地表达思想感情。“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句借由雎鸠表现情感，正是“兴”的体现。在《关雎》的三个英译本中，这种手法均得到体现。但在翻译相关诗句时，各个译者对叠词“关关”所采用的翻译方法各不相同。韦译本翻译为“fair， fair”，与原诗保持了相同的重复形式;而其他两个译本则没有直接翻译象声叠词，而是采用意译法对关雎鸣叫这件事进行描述。尽管如此，杨译本和许译本在对“关关”的翻译上仍存在很大差别：杨译本用一般现在时的“cry merrily”直白地告訴读者关雎在欢快地鸣叫，而“merrily”一词在原文中甚至是没有直接体现的，因此，可以说杨译本为了表述直白而导致了过度阐释;而许译本则用“are cooing”来描述雎鸠，进行时的使用使场景动态化，“coo”一词也暗含鸣叫的“欢快”但并未直接告诉读者，这样的翻译保持了和原诗总体一致的含蓄风格，再现了原诗的风格美。

2.3 文化层面：“雎鸠”的文化内涵翻译

雎鸠本是凶猛之鸟，其本身并不能与爱情联系起来。但周代视雎鸠为贞鸟，《关雎》以雎鸠之雌雄和鸣，从文化层面喻夫妻的情义专一会和谐相处[10]。这种文化意象在西方是没有的。在英译中，韦和杨均采用直译法，将雎鸠译为“ospreys”，忠实和异域色彩得以体现，但由于缺乏相关背景文化，因此原诗的意象美译文读者很难感受到;许则将其改译为“turtledoves”（斑鸠），字面意思明显和原文不同，但在这首诗“turtledoves”却能和雎鸠起到相似的表达效果，且英国也有用斑鸠喻爱情中男女双方的先例，如英国诗人乔治·威瑟（George Wither）在其爱情诗《岂能》（Shall I， Wasting in Despair）里面写道：“Be she meeker， kinder than/ Turtle-dove or pelican/ If she be not so to me/ What care I how kind she be？”（即使她比斑鸠温柔，即使她比塘鹅慈祥，如果她对我并非如此，我又何必管她有多善良？）从诗句可知，斑鸠在英国人眼里是如恋人般温柔美好的，用斑鸠喻恋人也是毫无违和感的。因此，结合相关文学和文化背景，译者较容易感受到原诗中“关关雎鸠”所要表达的文化内涵。

2.4 译者不同文化身份下的翻译特点概述

根据以上对《关雎》的定性分析，三位译者在语言、艺术和文化层面的翻译特点可如下表所示：

从表中可知，韦利的翻译更多体现的是对原诗字面意思的忠实，文化内涵上未能深挖;对于一些表意不明确的词，韦利则参考西方读者的阅读感受来进行适当改译。这是因为韦利作为居住于英国的犹太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均凭借相关书籍资料，缺乏亲身体会。此外，西方译者的文化身份也使得他较为关注西方读者。这样的文化身份决定了他的翻译主要通过语言层面的忠实来传达中国文化，而在翻译过程中也要以西方读者易于理解和接受为翻译目标，从而对译文进行适当调整。

杨宪益和戴乃迭的翻译相对于再现原诗的风格和美感，更注重对原诗字面含义和内涵的传达，且翻译直白明了，易于西方读者理解和把握全诗的意思和内涵。这是因为杨宪益和戴乃迭均是久居中国的文化译者，特别是杨宪益，作为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者，希望在翻译中尽可能多地传达原诗中所包含的内涵和文化。此外，他们也都具有长居海外的经历，这促进了他们对西方文化的了解，特别是戴乃迭，英国是她的祖国之一，因此她也是较为认可西方文化的。这种中国文化身份为主体、中西杂糅的文化身份决定了他们详释原诗、语言直白易懂的翻译特点。

许渊冲的翻译言简意赅，注重原诗内涵的准确传达和美感的再现。总体说来，他是三位译者中对原诗还原度最高的译者。究其原因，母亲从小对他的家庭教育对他的超高审美能力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此外，作为民族文化认同者和爱国者，许渊冲希望以文化传播振兴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而要做到这一点，最主要的便是让西方读者了解中华文化的魅力所在。总而言之，超高的审美能力和深厚的翻译实力指引着这位热爱祖国文化的文化译者将诗歌翻译的内涵和美感表现得恰如其分。

3 结束语

21世纪以来，译者的文化身份对翻译的影响已成为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热门话题之一[11]。为探究不同的文化身份对翻译的影响，本文选取了《关雎》的三个英译本，其译者分别为阿瑟·韦利、杨宪益夫妇和许渊冲，他们是三位文化身份各不相同的译者。通过对三个英译本进行对比研究，本文发现阿瑟·韦利的翻译多忠实于原诗的字面意思，偶有改动，以照顾西方读者的阅读感受;杨宪益夫妇则将译文尽可能地做到详尽，用直白的语言阐释原文可能包括的一切思想和内涵;而许渊冲更注重原诗风格和内涵在译文中的再现。究其原因，韦利是长居英国的犹太人，他作为西方的文化译者更希望将中国的文学作品与西方读者分享;而杨宪益和戴乃迭有着中西杂糅的文化身份，同时认可两种文化的他们在翻译时既强调对原诗的详尽阐释，也重视西方读者的理解;许渊冲作为民族文化认同者和爱国者，在翻译时希望通过再现原诗的内涵和美感向西方读者展示中华文化的魅力所在，他是三位译者中最强调最注重内涵和美感再现的译者。本文的研究希望能为文化转向下的译者文化身份研究提供参考并为翻译活动提供指导性启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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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振平，姜丽晶.戴乃迭的文化身份与《阿诗玛》的翻译[J].浙江树人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2017，17（4）：63—67.

[3]刘双.文化身份与跨文化传播[J].外语学刊，2000（1）：8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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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海镇.论译者文化身份对翻译的影响[D].上海：东华大学，2011.

[6]胡宇，廖文丽.阿瑟·韦利的文化身份与《论语》翻译研究[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4（6）：89—90+193.

[7]周志宇.论译者的文化身份对翻译的影响[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13.

[8]李贻荫.《诗经·关雎》的英译[J].外语与外语教学，1996（5）：16—21+48.

[9]李依睿.《诗经》的女性人格范式研究[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17.

[10]刘毓庆.关于《诗经·关雎》篇的雎鸠喻意问题[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71—80.

[11]徐琼.译者文化身份对翻译的影响[D].重庆：西南大学，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