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晓多

(陕西师范大学 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西安 710119)

昆明池，修建于汉武帝元狩三年(前120)，位于长安西南的斗门镇，周回四十里[1]249，乃是在周灵池基础上扩大深挖而成，水源据文献考证来于交水。直至唐时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作用可以概括为城市供水、调节漕运、皇家园林游乐区、汉时水军操练、水产养殖、排洪排涝等[2-4]。其与周边诸多水系共同形成古代长安西南郊区水利系统网络，体现了水与城市之间的互动影响。目前关于昆明池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面积、范围、作用、渠道系统及其对汉长安城的供水等方面[注]历史地理学方面有黄盛璋、曹尔琴、吕卓民、李令福等，考古学方面主要有胡谦盈、晏新志、姚生民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做的工作。另，为行文方便，后文涉及诸位学者一律省去尊称。，考古学与历史地理学界的基本观点已达成一致。但在进水口与出水口的问题上，历史地理学界与考古实测存在些许出入。本文试对考古学在昆明池研究上做一综述，并对其进水口与出水口的不同认识提出辩证。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关于昆明池的考古学研究概况

关于昆明池考古学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期顾铁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做的工作，执笔人为胡谦盈。后期集中于21世纪初由2006年至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及考古所与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共同组建的阿房宫与上林苑考古队所做的工作，另有个人单篇。

顾铁符《西安附近所见的西汉石雕艺术》[5]一文介绍了斗门镇附近的西汉石雕应为牵牛、织女像，但却将位置颠倒，且引文有诸多错乱。为此，俞伟超在《应当慎重引用古代文献》一文中已然纠正。在探索镐京故址时，史家记录其位置可由滈池来定。但滈池故址沦没于昆明池遗址，因此探索镐京故址需勘测昆明池及其水道问题。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考古队于1961—1962年开始勘测昆明池遗址与其附近的西周遗址。他们在遗址内的斗门镇、花园村、白家庄和洛水村进行钻探和试掘。由胡谦盈执笔的《1961—1962年陕西长安沣东试掘简报》[6]一文指出了西周遗址的收获。通过对试掘点的西周文化层、出土遗物、房屋、烧陶遗址、竖井、瓦片陶器等考古发现，了解了遗址的大致范围和延续年代，弄清了遗址与昆明池的关系是遗址在昆明池北，修筑昆明池时被部分破坏。这为我们解决昆明池前身问题，理解唐文化层下另有周文化层提供了帮助，为汉武帝时修浚昆明池于其下发现黑土以致“举朝不解”提供了依据(参看图1)。

胡谦盈在《丰镐地区诸水道的踏察——兼论周都丰镐位置》一文中主要论述丰镐地区诸水道及周丰镐位置，其中对昆明池的创建、淹废问题依据文献记载；对位置和范围的考古与文献记载一致[注]得出昆明池遗址今日从地面仍清晰可辨。池址为面积约十多平方公里的洼地，地势比周边低2～4米。南缘在细柳原北侧(今石匣口村)，东界在孟家寨、万村西边，西界在张村、马营寨、白家庄东，北界在上泉北村和南丰镐村之间的土堤南侧。，即西周滈池乃汉昆明池之故址，唐昆明池应略大于汉昆明池；肯定了昆明池旁的汉代遗迹及俞伟超对汉代石像位置的确定(参看图2，见48页)。同时文章对滈水、滈池、彪池和丰水改道问题也进行了论述[7]，此处不再赘述。

胡谦盈在《汉昆明池及其有关遗存踏察记》一文中据1963年春的勘测发现在池址东半部1千米处发现池址中的孤岛，其上有大量西汉建筑遗物残片。并发现池址东岸带状洼地应为《水经注·渭水》中所指之昆明池水水流故道，同时于池西岸通往沣河发现一条水流故道，结合郦氏之记载认定应为注入沣河之昆明池故道[注]黄盛璋在《关于〈水经注〉长安城附近复原的若干问题》图一(载于《考古》1962年第6期)中认为《水经注》中注入沣河之水之故道应向东北流向，但胡谦盈没有发现任何故道之考古痕迹。。同时该文对环峙于昆明池周边的汉代观址进行详细讨论。认为：(1)万村西北约1千米的孤岛[注]孤岛在昆明池中，在通往泬水的昆明池水附近，且与昆明池水相对，从而更正自己在《踏察》一文中估计豫章台在今北常佳庄一带的意见。，即昆明台上的西汉建筑即豫章观旧址。(2)牛郎织女二石像位置即汉原址，同时发现牛郎石像东北100米和200米，织女石像西北250米和350米各有两处汉代遗址，各有一处夯土台基，有一处没有。此与石像何种关系未有解说。(3)据遗存发现认为孟家寨村东南的西汉遗址为白杨观地。(4)确定细柳原北侧昆明池南，今石匣口村西400米处为细柳观地。(5)认定宣曲宫为一组建筑，且位于昆明池正西的客省庄一带[8](参看图3，见48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在《西安市汉唐昆明池遗址的钻探与试掘简报》一文中首先通过钻探和测量确定了昆明池东西约4.25千米、南北约5.69千米，周长约17.6千米、面积约16.6平方千米。并在池东岸边发现进水渠两条，池西岸和北岸发现出水渠四条，池内发现高地四处，南岸和东岸发现建筑遗迹三处，并依次进行考古学分析。确定了三处遗址应为汉代遗存，池底“U型”沟槽应为船行航道，验证了昆明池之规模。根据遗址分布确定了唐代岸址基本沿汉代重修，且铺砌卵石已固。东岸的进水口汉唐变化不大，水源来于泬(潏)水。西岸的出水口出水渠通往沣滈二水。北岸三个出水口，靠西通往其北的滈池，唐废弃；靠东两个汉代即有，唐时加固，引水东流最终入泬(潏)水。四高地无建筑遗迹，结合文献三号建筑应为昆明观。并且对昆明池兴建之缘由、功能及与滈池彪池之关系进行了论述[9]。该文对进出水口与诸水之关系采取了推测之法，对高地及昆明池兴建之缘由、功能及诸池之关系利用的同样是文献记载研究。而阿房宫与上林苑考古队在《西安市汉唐昆明池遗址区西周遗存的重要考古发现》一文中主要是对汉唐昆明池遗址的淤积层下古代遗存的发掘，发现在一条大型壕沟西侧有大量的遗存，并集中清理了一处车马坑遗存。发掘只是大体确定了西周遗存的东界与南界，只是为研究镐京提供资料[10]。

晏新志利用文献对昆明池、太液池和兰池的石鲸进行探讨，认为汉代昆明池石鲸早于太液池，陕西历史博物馆放置的石鲸应为太液池之石鲸，汉昆明池之石鲸残件仍在原地。并分析其特点风格，进行物种考辨认为是须鲸的一种，须鲸的文化意向[注]体态优美，且喷射水柱。反映出古人对自然界特定动物的敬仰膜拜心理和科学认知水平及不断追求特色精神世界的表现。肯定了其艺术价值[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联合组成的考古队认定，西汉昆明池面积14.2平方千米，唐时扩大为15.4平方千米，深浅不一，最深3.3米。同时勘探发现昆明池北岸位于当地丰滈村南高地，顶部残宽20米至40米，底部宽80米至110米。另于，昆明池东界发现面积近20万平方米，外围有宽15米至25米沟槽环绕的聚落遗址，时代为夏商时期[13]。

二、考古学者与历史地理学者对进水口与出水口认识的差异与解决

(一)考古学者认定的出水口与进水口

早在20世纪60年代，胡谦盈在《汉昆明池及其有关遗存踏察记》一文中据勘测发现池址东岸带状洼地应为《水经注·渭水》中所指之昆明池水流故道，同时于池西岸通往沣河发现一条水流故道，结合郦氏之记载，认定应为注入沣河之昆明池故道。即确定昆明池两处出水口，对入水口未做说明[8]。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在《西安市汉唐昆明池遗址的钻探与试掘简报》[9]一文中通过钻探和测量确定了昆明池有两处进水口，均分布于池东岸，据其所述：“虽为两个，实为一渠分叉所致”，进水口汉唐变化不大，水源来自于泬(潏)水。池西岸和北岸发现出水口四处，出水渠道三条。西岸的出水口连通出水渠，引池水注于沣水或滈水(沣水支津)。北岸有三处出水口，靠西的出水口连通其北的滈池，唐废弃；居中的出水口，通过引水渠引池水东流与昆明池东北角出水口所连通的出水渠汇合后，东北流入揭水陂，后再分流注泬(潏)水，并指出此渠或是《水经注·渭水》中所记的昆明故渠(参看图4)。该文同时对进水口、出水口与诸水之关系依据文献记载进行推测[9]。

(二)历史地理学者推断的进水口与出水口

黄盛璋在《西安城市发展中的给水问题以及今后水源的利用与开发》一文中对昆明池的进水口和出水口有详细的论述。其据《水经注》记：“交水又西南流与丰水枝津合，其北又有汉故渠出焉，又西至石碣分为二水：一水西流注丰水，一水自石碣经细柳诸原北流入昆明池”。认定昆明池的水源乃交水[14]。同时吕卓民和李令福认为：交水乃人工河道，由石碣引水经细柳原北流入昆明池，可见入水口当位于昆明池南岸。入水口的位

置与黄盛璋的论证不谋而合，只是石碣的位置看法不同[15][16][注]关于交水上石碣(石闼堰)的位置，黄盛璋先生认为其位于堰头村，吕卓民先生考证认为应在泬滈相交的香积寺附近，而李令福先生则认同吕说。。关于出水口，黄盛璋认为北口和东口均为出水口。北出水口在池之东北角，引池水入于揭水陂。东出水口引池水至昆明故渠，即漕渠，而西口为调节水量之用，显然可看作出水口亦可作为进水口。至此可见进水口一处，在南岸；出水口两处，东岸与北岸各一处；西岸一处可作为进水口或出水口。随后的历史地理学者，如曹尔琴、吕卓民和李令福等均基本遵从此说，只不过进一步认定西岸为出水口，通过出水渠注于沣水[17]。又在北岸西部连通滈池处确定一处出水口，昆明池水为滈池与彪池提供来水。至此，依据文献的历史地理学者形成关于汉昆明池有进水口一处，在南岸，水源来于交水；出水口四处，其一位于东岸，引池水注昆明故渠；其二位于北岸东北角，引池水于揭水陂；其三位于北岸西部，连通滈池；其四位于西岸，引池水注于沣水。

(三)进水口与出水口认识的差异

考古实测与历史地理学者认识的进水口与出水口之不同体现在三处：(1)考古实测进水口在东岸，有两处，水源于泬(潏)水；历史地理学者认为进水口在南岸，有一处，水源于交水。(2)考古实测北岸有出水口三处，分位于北岸东部、中部与西部；历史地理学派认为北岸有出水口两处，分位于东部和西部。(3)考古实测东岸为两处进水口；历史地理学者认为东岸为一处出水口，其连接的是昆明故渠，即漕渠。其中争论的核心是进水口的问题，可分成两种假设：其一，若遵从考古学观点，即东岸为进水口，则历史地理学者认为的由石闼堰引交水北注昆明池不存在，即南岸无进水口。同时无法解释漕渠的路线与来水问题。其二，若遵从历史地理学者的观点，即南岸为进水口，则东岸为出水口，亦可解决漕渠问题，所以进水口成为确定之关键(参看图5)。

(四)进水口与出水口认识差异的解决

上述考古学方面对昆明池进出水口的实测截至2006年左右，在《西安市汉唐昆明池遗址的钻探与试掘简报》一文中作者还强调了在南岸附近的石闸口村至蒲阳村一带反复钻探，并未发现任何渠道遗迹。历史问题的研究与解决，讲求的是二重证据法。文献记载不会变化，但考古实测会不会有新收获成为关键。可喜的是，自2012年秋至2016年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联合组队对该区进行了大规模连续的勘探和试掘。目前笔者尚未见到最新的考古研究报告，但据考古队领队刘瑞研究员介绍：最新勘探确定了昆明池的东西南北“四至”，东岸线上发现东向出水沟渠，将池水引入漕渠。首次从考古学上确定了与文献记载基本相符的进水河、进水口及庞大的进水系统，发现确定了池岸走向的早晚变化及出水口、出水渠的变化。经调查勘探，进水口在南岸线西端，水源来自石砭峪，水流经香积寺后西行到西甘河村西，再北流至石闸口村西，再进入一个面积约1.15万平方米的进水区，实行调配后注入昆明池[18]。同时试掘发现了汉唐漕渠遗迹。据此确定，考古勘探与文献记载达成一致，解决了历史地理学界与考古学界于此前关于汉昆明池进出水口的争议。

(本文得到陕西师范大学西北研究院李令福先生的指点，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