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倩玉

摘要：梁启超针对国民性改造的思想集中体现于他的代表作《新民说》，并且《新民说》中大部分文章写于梁启超思想由激进到趋于成熟稳定的阶段。本文经研读《新民说》，剖析文章主要内容，分析其特有价值与对后世的影响，最后提出它对提高当代“国民性”所具有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主要内容;独特价值;后世影响;国民性

自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至1902年在横滨创办《新民丛报》，梁启超反思自己原先的主张，得出结论：“欲维新吾国，先维新吾民。”[1]205遂在1902年至1906年，以“中国之新民”为名，陆续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文章，共计二十篇，后被收入《饮冰室合集》，并出版单行本《新民说》，其最终目的在于变“旧民”为“新民”。

一、《新民说》的主要内容

《新民说》的前四节直接点明“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随后对“新民”做出解释，并列举多国实例来论证其“新民”思想实为可取之法。梁启超心目中的“新民”必须具备公德、私德、国家思想、进取冒险精神、权利思想、义务思想、自由思想、自治思想、进步、自尊、合群、生利分利、毅力和尚武精神。梁启超提出的“新民”的十四条标准，也是他进行“国民性”改造的具体方法。

梁启超在总叙中言明，能屹立于世并拥有左右世界之力的国家（如英美等），究其原因，在于他们有英雄;并且认为国家就是由人民积聚而成。他把新民视作当务之急的原因有二：内治和外交。欲达此目的，顺其思路可知，人民和政府应维持一种相倚相扶的关系。二十世纪初期，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大行。一方面，人与人相望相责的恶习成风，何以维新;另一方面，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民族帝国主义蹂躏吞并弱国的中心位置，所以只有和合全民族之力才能建立中国式的民族主义，才能拯救生灵于帝国主义列强的浩劫之中。

在《论公德》开始，梁启超视道德为本，公德与私德则为其外在表现，私德的独善其身与公德的相善其群，皆是“为国”;试观《论语》、《大学》和《孟子》等传统正统思想，公德的出现频率远低于私德，尤其作为当时社会主导价值的私德，追求的是各人自我品性的完善，这种个人道德思想曾妨碍梁启超“为国”;而公德作用的是人群关系，其目的在于利群，群生则国立，此时公德充当的是国家建立的先决条件。两种道德本应并行而非相悖，私德立而公德生，泰西之国皆是如此，我国和泰西之国只是外形不同，其精神一也。《论公德》作于1902年《新民丛报》创建之初，当时的中国急于融入近代资本主义的浪潮，迫切需要建立一个现代化且富强的国家。可以看出，梁启超原认为私德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发展已相当完善，而非不需要私德。自《论公德》发表以来，所受误解颇多，1903年梁启超旅美回到日本后，一改曾经对武装革命同情和忧犹豫的态度，坚决主张中国走和平改良的道路，随后发表更轰动当时的《论私德》。这篇文章少去了梁启超先前的戾气与激烈，呈现出的是稳稳的沉淀与厚度。

二、《新民说》的独特价值与影响

通读《新民说》给人一种“应接不暇”之感，两百多页的文字里包含从亚里士多德、培根、斯宾塞再到康德等大思想家;也包含对古希腊、罗马、马其顿再到英法美俄等国家的分析;从古至今的中外佳作、名人轶事都被他巧妙地安插作为论据。在《论自由》中梁启超用一段文字囊括了欧洲民主政体完整的发展历程，言辞精准犀利，毫无可商榷修改之处。如描写地理大发现时期，各国争相抢夺原始资本，如黄金、土地、奴隶时，毫无人性的惨象就像野兽夺食一般，“尔后二三百年中，列国或内争，或外伐，原野餍肉，溪谷填血，天日惨淡，神鬼苍黄，皆为此一事而已。”[1]105-106细品不觉胆寒，但现实只会比文字更使人绝望。《新民说》中的文字通俗流畅，情感饱满激昂，绝非梁启超的水平問题，而是文章多采用总—分—总这一较易被理解与接受的形式，对观点进行论证;二是，梁启超为使其思想得以广泛传播，大众更易接受。他最喜好文末一句“呜呼！”结束全篇，这声感慨中，既有他对当下现状有心无力的哀叹，也有只能将渺渺希望寄托于未来的无奈。本书共收录八张图表，暂且不谈数据的精准与否，这种形式在当时也是鲜有的，制作之精美与现今图表无差。不足之处在于，文章中事例的重复使用与所表达的思想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重复，如频现拿破仑、林肯等人的事例;同时梁启超过分夸大精神作用，而忽视了现实实践才是对思想道德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这里不做深究，但《新民说》所具有的正面价值远超过其内含的部分缺陷，这点毋庸置疑。

梁启超最吸引人的地方是他的“善变”，从《新民说》中的系列文章可知，尤其体现在他从《论公德》到《论私德》的转变上。他曾自述道：“自东居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2]61《论公德》于1902年3月10日出版，这正是梁启超思想的第二次转折，这时候的他刚刚触到一个全新的世界，仿与之前判若两人。二十世纪初期，人人都扛着自由主义这面“通行证”似的大旗，横行于世。当时，梁启超直言儒家德育的中心点——“束身寡过主义”实为限制了人们的自由，从而提倡泰西之新伦理。这时的梁启超是一完完全全的激进派，他的《少年中国说》就是最好的佐证。但到《论私德》时，他放弃了原本的激进主义、破坏主义和革命主张，转投向回归儒家传统、倡导君主立宪、和平改良的道路。1903年是梁启超极为重要的一年，1903年3月4日-12月11日，应美洲保皇会的邀请抵达加拿大温哥华访问，期间还到达过纽约等地，后返回横滨。[1]205梁启超绝非陈旧保守之人，从北美考察归来，在《论私德》中对破坏主义、自由主义等进行反思并严厉批评，认为自由之说于乱世传入国内，但未能增之国民以幸福，反混乱了社会秩序;平等之说也没有发挥它应起到的作用;自由竞争的学说没有教会国人一致对外，反而挑起了内斗;最后人们只知道侵权夺利，破坏之说所毁坏的不是顽固守旧的封建思想，而是优秀民族精神的核心。

三、对改造当代“国民性”的借鉴意义

梁启超把救国救民的重担交到了“新民”手中，认为只要对当时的国民道德进行改造，使其成为新民，新制度、新政府、新国家就随之而来。但细想这种方法有点冒险、有点荒谬，原因在于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国家之间保持的应该是种双向互动的关系，而非单一导向性;梁启超此处未考虑到人自身的能动性，因为“一旦脱离社会变革的实践而孤立地谈个体人的自新，那么国民性改造也就成了孤立的个人行为;这种孤立的个人行为势必要落入传统儒家、理学家们修身论的老套，这样国民性改造也就沦为一种空谈，难以取得实效。”[3]34

所以“国民性”改造在“丧文化”异军突起的今天显得尤为重要。“丧文化”是指在80后乃至00后之间，一种广泛流行的文化。在现实生活中，这群“青年”主要表现为整日颓丧悲观、意志消沉、少与外界沟通交流，过着与世隔绝般的生活;有时又如同陷入颓废与绝望的沼泽中，难以自拔;抑或是任其攻陷自己、湮没自己，毫无自我思想与个人意识，终日浑浑噩噩、漫无目的，同行尸走肉无异。他们唯一学会的就是不断的自我麻痹与自我宽慰。

这时就需要社会和个人进行双向互动，仅谈个人要努力去接受新知识、新技能、新思想、新文化是远远不够的，个人与社会、国家的双向互动是不可缺少的。从近代史的角度可以发现，直到新文化运动后期，思想家们终于意识到仅靠个人自新就能新政新国，无疑过于天真;最终，他们在汲取前人的基础上，得出了改造“国民性”的正解。这些自然是后话。

参考文献：

[1]梁启超.新民说[M].商务印书馆，2016.

[2]朱义禄.论梁启超的“新民说”[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9）：61-65.

[3]张锡勤.论中国近代的“国民性”改造[J].哲学研究，2007（6）：30-3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