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子琳?

摘要：《茶馆》与《天下第一楼》是当代中国戏剧中具有相似性的两个作品，这种相似性表现在两者均没有按照传统“三一律”的格式，而是用浓郁的地方语言，以老北京一家茶馆和一家烤鸭店为窗口，人物展览式地描绘时代图景，道出黑暗时代下的众生百相和他们的悲剧性命运，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本文将从人物、情节、环境三个角度出发，探究《茶馆》和《天下第一楼》这两部相似作品中的悲剧效果。

关键词：茶馆;天下第一楼;悲剧效果;现实主义

一、概述

鲁迅曾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1]文学中的悲剧作品多是表现主角与其他力量（如命运、环境、社会）之间的冲突。西方古典悲剧多体现这种命运观，即人的抗争精神在面对命运时的失败，这种古典悲剧多带有神话史诗色彩，描写英雄人物的末路，在悲剧氛围中体现人生有价值的东西如反抗、斗争，在命运和神意前的微不足道，“把生的苦恼和死的幻灭通过放大镜，而后再用极浓的色彩把他们描绘出来”。[2]这类悲剧的高潮与结局往往设置为重要角色的死亡，带有浪漫主义色彩，悲痛壮烈之感油然而生。

与西方古典悲剧中浓厚的悲剧之感相比，中国古典悲剧多是“散文式”的感伤，不强调人与命运或人与神之间的冲突，多以史实或民间故事为基础，对其进行艺术渲染，或是描写才子佳人之间的缠绵悱恻，爱恨纠葛。中国古典的悲剧更像一首哀歌，没有神话色彩，没有惊涛骇浪般的冲击，不会使人产生强烈的命运感，而是感慨历史的兴亡沧桑与人生的爱恨情仇，带有更多的现实主义气息。

《茶馆》是现代文学家老舍于1956年创作的话剧，《天下第一楼》则是剧作家何冀平于1988年创作，两部作品同是当代话剧，描写特定时代下的小人物的悲剧。朱光潜曾在《文艺心理学》中提出“心理距离说”，认为人们对于艺术作品产生的美感源于实际人生与艺术情景之间适当的“距离”。[3]“在成功的悲剧中‘距离不太远，因为它所表现的是合于情理的事实;也不太近，因为悲剧的

语言是经过艺术熏陶出来的，它的人物和情节是想象的，不寻常的，于近情理之中却含有若干不近情理的成分，不至使观众误认戏剧为实际的人生。”[4]

《茶馆》与《天下第一楼》中则具有这种适当的“距离”，这两部作品都以北方方言写成，描写平凡的市井生活，富有人间烟火气，不会使人产生太大的“距离”之感，以現实主义为基调。同时设置三个不同的时代，揭示老北京甚至是整个中国的历史变迁，描绘历史环境下小人物的艰辛与无奈，带有中国古典戏剧作品中“散文式”的悲剧意蕴，给人以凄凉悲怆之感。

二、人物：在黑暗中抗争

黑格尔曾在《美学》中说：“悲剧人物的灾祸如果要引起同情，他就必须本身具有丰富内容意蕴和美好品质，正如他的遭到破坏的伦理理想的力量使我们感到恐惧一样，只有真实的内容意蕴才能打动高尚心灵的深处。”[5]我们之所以会对悲剧性人物感到同情，正是因为看到其身上的美好品质在面临其他力量时的失败，并为之叹惋。从同情心的角度出发，《茶馆》与《天下第一楼》中的主人公身上都具有抗争意识，正是这种抗争意识，让我们在看到他们的结局时会为之动容。

王利发是《茶馆》中贯穿全剧的人物，作为裕泰茶馆的掌柜，他深谙为人处世之道，“作了一辈子的顺民，见谁都请安、鞠躬、作揖”，精明干练，善于经营，圆滑世故，在老舍极高的语言艺术下，一个伶俐的小商人形象跃然纸上。第一幕中，裕泰茶馆掌柜王利发兴致勃勃地坐在柜台上，从他的言语中，我们知道这一人物的基本信息：父亲死得早，自己很小的时候便掌管了茶馆。“在街面上混饭吃，人缘儿顶要紧。我按着我父亲遗留下的老方法，多说好话，多请安，讨人人的喜欢，就不会出大岔子。”第二幕，裕泰茶馆的生意渐趋衰落，掌柜王利发眼看时局大变，适时地对茶馆进行了一次大改良。茶馆外兵荒马乱，茶馆内生意惨淡，还时不时遭到巡警特务的敲诈，在这一幕中，王利发虽苦心改良却无可奈何于现状，言语中体现出更多的无奈与牢骚。第三幕是话剧的结局，茶馆更加破败，并即将被人霸占。面对暗淡无光的前路，王利发的那一声声呐喊，满满都是对人世无情的控诉：“我可没作过缺德的事，伤天害理的事，为什么就不叫我活着呢？我得罪了谁？谁？”王利发最后的自缢行为是他强烈抗争行为的体现，也使得话剧产生了极大的悲剧效果，王利发这个角色的最大悲剧性也在此，在经历现实所带来的打击后，生命由鲜活走向委顿，只留漫天祭奠自己的纸钱，成为那个动荡乱世中的牺牲品。他是时代的牺牲者，也是整部作品悲剧效果的直接传达者。

《茶馆》的叙事结构没有按照传统的一人一事的格式，而是以“人像展览式”结构组织人物，与之相比，《天下第一楼》则围绕主人公卢孟实有一条明显的主线：从掌管“福聚德”烤鸭店，到将“福聚德”越做越大，再到最终走向失败，遗憾返乡。卢孟实这个名字在剧中最早出现是从二掌柜王子西的嘴中，之后卢孟实便出场，从他的谈吐中，我们对这个人物形象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不论写书的司马迁，画画的唐伯虎，还是打马蹄掌的铁匠刘，只要有一绝，就是人里头的尖子”，“船多不碍江，有比着的，才有长进”（第一幕）。从几句话语中，卢孟实的人物形象初步建立了起来：一个谈吐不凡，有见解，精明，深谙处事之道的生意人。到了第二幕，卢孟实成为了“福聚德”的二掌柜，这一幕里，主要讲卢孟实如何处理“福聚德”的日常事务，以及与各路人像宫里的人、要债的钱师爷、没落封建贵族克五以及老掌柜的两个儿子和“福聚德”其他伙计之间的周旋，这里体现的是卢孟实的处世哲学，讲他是如何处理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在第三幕中，“福聚德”生意达到鼎盛，名噪京师，但卢孟实却在此时受到老掌柜两个儿子与克五的陷害，在遗憾中落寞返乡，离开了自己奋斗多年的“福聚德”。

与王利发等人相比，卢孟实身上具备着更强的主体性意识，“他意识到自己是一个自由独立的个体，他意识到自己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自己需要的东西”。[6]他们同样身处黑暗中，但卢孟实从始至终不屈服于现实，他在临危受命之下凭自己高明的为商处世之道将“福聚德”越做越大，并始终为实现自己的抱负奋力抗争。与之相比，王利发等人更像是被时代洪流推着往下走的人，他们的努力是徒劳挣扎，结局早已经注定。卢孟实虽然最终也面临失败，但正因为他更强烈的抗争精神使得他为戏剧增添了更强的悲剧效果，抗争愈烈，悲剧效果愈浓。他具有更多的黑格尔所说的“丰富内容意蕴和美好品质”。同是在黑暗中抗争的人，在人物性格上卢孟实较于王利发更具有悲剧性，而王利发的自缢结局与卢孟实的遗憾返乡相比更具有戏剧冲击性。

三、情节：在冲突中统一

关于悲剧为何会产生喜感，黑格尔曾在他的《美学》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即他著名的“冲突说”：“这里基本的悲剧性就在于这种冲突中对立的双方各有它那一方面的辩护理由，而同时每一方拿来作为自己所坚持的那种目的和性格的真正内容的却只能是把同样有辩护理由的对方否定掉或破坏掉。”[7]用朱光潜在《文艺心理学》中的话说：“悲剧主角大半象征一种有冲突的片面的理想，他陷于灾祸时，在表面看虽似命运造的冤屈，而就宇宙全体来说，实在是‘永恒公理（eternal justice）的表现。”[8]

《茶馆》与《天下第一楼》中具有相似的情节。《茶馆》中那些底层的小人物，在黑暗的时代下举步维艰，他们的求生之道似乎为时代所不容，他们与那个混乱的秩序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虽然《茶馆》中没有一条明显的主线冲突情节，但能明显感觉到悲剧就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发生，感觉到人的意志与其他力量之间的对立。那些小人物与造成悲剧的力量之间互相冲突，同时他们自身就是悲剧的一部分，他们又将融入这种力量，在冲突中归于和谐。在这种矛盾又统一，冲突着同时也将和解的过程里，悲剧就这样诞生，并且陷入一个又一个的轮回，哭中带笑，笑中有泪。

而在《天下第一楼》中，这种造成“冲突的力量”更为具象化，落在了剧中的几个反派人物如老掌柜的两个儿子和封建没落贵族克五身上，戏剧将大量的冲突设置在卢孟实与这些角色之间的矛盾上。卢孟实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人物，一辈子想要实现自己“坐轿子”的理想，但作为对立方的唐茂昌和唐茂盛这些人物同样有自己的利益诉求，这两种思想无法共存，矛盾由此产生。在一次又一次的冲突中，悲剧缓慢上演，并在最后爆发。同样是琐碎的生活，《天下第一楼》中情节上的对立性更加明显，但这种明显的对立冲突情节又将悲剧的根源埋藏的更深，卢孟实作为主人公始终体现着对抗精神，这种不屈服的精神稀释了作品在情节对立中的统一性。

四、环境：在沉默中凝视

现实主义戏剧的意义绝不在于展示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冲突，而是以戏剧的形式展现日常生活场景，在嬉笑怒骂、冷静客观中揭示生活的本质特征，反映现实问题，借以引起人们的思考。《茶馆》和《天下第一楼》作为两部优秀的现实主义题材戏剧，其悲剧内涵不在于表面的戏剧冲突，而是以裕泰茶馆和“福聚德”为窗口，再现历史下的小人物和小人物所处的市井生活。

老舍曾说：“背景的重要不只是写一些风景和东西，使故事更鲜明确定一点，而是它与人物故事都分不开、好似天然长在一处的。”[9]特定的人物只有放在特定的环境中才能更好地理解，文学作品中设置的小环境是时代大环境的缩影，也是大环境中的一部分，了解其中的环境背景我们可以使我们更深地理解作品的真实内涵。而在一部悲剧作品中，无论是人物之间的冲突还是有价值东西的毁灭，时代背景都是不可忽视的因素。环境是背后的一双手，是《寒夜》中汪文宣死去的冬夜，是《骆驼祥子》中祥子永远买不上属于自己的车，也是《茶馆》与《天下第一楼》中人物悲剧的根源。

《茶馆》中设置了三个时间：戊戌变法、军阀混战、新中国成立前夕，时间跨度进半个世纪。那是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各路人物纷纷登上历史舞台，你方唱罢我登场。茶馆不属于一个大的历史中心舞台，老舍也没有对人物所处的社会环境进行直接说明，但在这个地方始终能看到社会历史的影子。

《茶馆》第一幕是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茶馆刚开业的一个上午，三三两两的茶客在这里喝茶、看戏、斗蛐蛐。茶馆似乎处在一片安静祥和的氛围中，但到处贴着的“莫谈国事”的纸条又隐隐象征着时局的不安定。常四爷一句“大清国要完”，便被两个特务抓进了监狱，在茶馆表面平和的环境背后，似乎有暗流涌动。第二幕，到了民国初年军阀混战时期，茶馆外兵荒马乱，“赵打钱，孙打李，赵钱孙李乱打一炮谁都不讲理”。抓走常四爷的两个特务成了军阀的走狗，并时不时有特务、巡警、兵痞来茶馆敲诈勒索，茶馆渐渐难以为继，呈现破败的趋势。第三幕抗日战争胜利，国民党特务和美国兵在北京横行，“莫谈国事”的纸条写的更多，字也更大，各路小人物的生活更加艰苦。常四爷穷困潦倒，秦仲义工厂被抢，王利发的茶馆也将被霸占，三人最终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夕走向生命的终点。不管是主人公还是登场不多的小人物，他们的走向均与时代息息相关，时代是背后操纵的大手，但它又像一个冷静的旁观者审视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挣扎与苦难皆看在眼里，但是又一言不发。时代和社會环境是悲剧的根源，这种将小人物的悲剧放置在历史大环境下的写法，给悲剧笼罩上了浓厚的历史氛围，增添一分悲凉与深重。

同样，《天下第一楼》中也设置了三个时间：1917、1920和1928年，同是黑暗混乱的时期，《天下第一楼》中的时间跨度没有《茶馆》中的长，但依然能看到时代和社会环境的影子。在第一幕，此时黎元洪退位，皇帝登基，象征清王朝的龙旗再次挂起。“福聚德”里的一个伙计说起自己的辫子：“我是盘上了，革命来了盘上，皇上来了再放下来”，用小人物的言语反映了当时大多数底层人民的心态。到了第二幕1920年，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皇权再次下台，克五被抄家，宫里来的执事也对卢孟实无奈地说：“民国了，没那么多说头了”。第三幕是1928年，此时是八年后的国民政府时期，体现时局的情节不多，但卢孟实有一句：“皇上都在日本租界当了寓公了，这规矩早该改改了”。最后的尾声，警察在通知“福聚德”再次挂旗的时候说了一句话：“甭管张三、李四谁当掌柜的，也得烤鸭子，不论皇上、总统、长毛、大帅，谁来也得吃鸭子，这就叫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警察的一番话颇有内涵，不管时代如何变幻，人性在古往今来的样子大抵相同，历史不管如何推移，大都如这赫赫有名的“天下第一楼”一样随时代浮沉，走过人生兴衰。《天下第一楼》中关于历史环境的成分没有《茶馆》中的多，但同样环境作为悲剧的根源导致了卢孟实的失败与这“福聚德”的变迁。

五、人生：在苦难中展望

苦难若只为了表达苦难，便失去了苦难的价值，文学作品真正探讨的，其实还是“人”的问题。《茶馆》和《天下第一楼》也是这样，悲剧绝不是最终目的，而是展现人性的一种方式。

《茶馆》是一部时间跨度长、人物众多、事件庞杂的艺术成就极高的话剧作品，也是旧社会的一曲葬歌，老舍将历史的三个片段连在一起，表达了“葬送了三个时代”的主题。[10]在剧中的结尾，王掌柜死后，唱串场词的傻杨唱起了几句快板：“小姑娘，别这样，黑到头儿天会亮。小姑娘，别发愁，西山的泉水向东流。苦水去，甜水来，谁也不再作奴才。”王利发等人的死去意味着旧时代的灭亡与同时也象征着新时代的来临，让我们在黑暗中依稀看到渺茫的希望，为悲剧增添了一点明亮的色彩，就像鲁迅小说《药》中夏衍墓前的花圈，也是沈从文《边城》里翠翠在憧憬明天中的等待。

而在《天下第一楼》中，除了表达出对历史兴亡的感叹，更多的是对人生的参悟。“起初是生活，再提高到文化，再从文化升华到治国，后归结到人生的苍凉，这个戏的成功就是从底层写起，一步一步起高楼……”，[11]这部悲剧作品最大的内核是人生的无奈，正如结尾那副对联所写：“好一座危楼，谁是主人谁是客？只三间老屋，时宜明月时宜风。”生活本是最大的悲剧制造者，平庸和无奈都归于落寞，繁华与兴盛都归于平静，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那些历史舞台上的大人物或小人物都将随落幕而留在时间的角落里。大多数人生来平凡，人生向来艰辛，但不妨碍我们在苦难中展望希望的未来。两部作品均以悲剧结尾，但同时给人以希望，在希望的映衬下使得悲剧更加悲凉，真正达到哭中有笑，笑中有泪。人生是最大的舞台，人性便是这舞台上最好的演员。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杂文精选集[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

[2][8]朱光潜，谈美 文艺心理学[M].北京：中华书局，2012.

[3]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北京：中華书局，2012.

[4]朱光潜.谈美 文艺心理学[M].北京：中华书局，2012.

[5][7]黑格尔.美学 第三卷（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6]魏征徽.从《茶馆》到《天下第一楼》——论剧作家的主体精神[J].戏剧丛刊，2014（4）.

[9]老舍.作家论创作（上）[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1.

[10]老舍.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J].剧本，1958（5）.

[11]何冀平.我一直带着微笑去看[J].东方，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