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换芳,闫建璋

(山西师范大学,山西 临汾 041000)

新浪教育频道的一项对大学新生的调查显示,有高达70%的新生想转专业,有17%的新生表示想转而转不了。[1]由此可见,在当下大学生群体中,希望转专业的想法非常普遍。其实,转专业在我国的发展历史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80年代,北京大学就制定了“转系转专业”制度,武汉大学在专业学习上也开始允许具有突出志趣和才能的学生转系、转专业。[2]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几乎无人问津转系转专业,这项制度在很多高校受到“冷落”。直到2002年9月,复旦大学244名学生转专业成功,引起了其他高校及广大学生与家长对转专业的关注,国家也于2005年正式将学生转专业列入《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以下简称为《规定》)。同时,全国各高校陆续开展转专业工作,各校、各院系关于转专业的规章制度也越来越完善。2006年,浙江工业大学将转专业学生的比例扩大至40%。2011年1月,中国农业大学进行转专业改革,实现“零门槛转专业”,即学生转专业不再受到专业、年级与成绩的限制。[3]从2002年复旦尝试小规模转专业，到浙江工业大学40%比例的学生可转专业,再到中国农业大学的“零门槛转专业”,充分说明高校逐渐增强对学生转专业的重视度。2017年2月,教育部颁布新修订的《规定》，将高校学生转学与转专业列为专门的一个章节,规定“学生在学习期间对其他专业有兴趣和专长的,可以申请转专业”[4]。相比2005年的《规定》,新规从表述上更加尊重学生转专业的兴趣所在与自主性。转专业作为我国高考制度的一种补偿性措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既是对学生自主权的尊重,也是高校管理以人为本理念的体现,还是社会培养人才的需要。但是,究竟是什么原因推动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转专业呢?本文借助推拉理论探索大学生转专业背后的动因,揭示这些因素存在的条件,剔除不合理动因,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大学生转专业良性运行的路径,以期最大限度地满足学生发展的需要与高校管理的顺畅。

一、理论解释

推拉理论是社会学中研究人口迁移的典型理论,一般用来研究影响人口迁移的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对人口迁移造成的影响。学界普遍认为,19世纪末英国人口迁移研究专家雷文斯坦(E.Ravenstien)首次提出推拉理论的概念。他从人口学角度对人口迁移的原因进行了全面研究,认为经济因素是影响人口迁移的最重要诱因:凡是严刑峻法、苛捐杂税、恶劣的气候条件、糟糕的社会如奴隶贩卖等都会使人们不断迁徙,但是,这些迁徙的规模远不如人们追求财富的本能所带来的移民潮。[5]20世纪50年代末,唐纳德·博格(D.J.Bogue)在雷文斯坦研究的基础上,从运动学角度对推拉理论进行分析,认为人口迁移是由来自两种不同方向的力相互作用的结果。具体来说,在劳动力迁出地存在着一种起消极作用的推力,在劳动力迁入地存在着一种起积极作用的拉力,人口迁移就是这两种力共同作用的结果。[14]在此之后,很多学者继续对推拉理论进行了不同方面与程度的研究,比如迈德尔(G.Mydal)、索瓦尔(Sovani)、贝斯(Base)、特里瓦斯(Treartha)等。最终,埃佛雷特·李(E.S.Lee)在《TheTheoryofMigration》一文中完善了人口迁移理论,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认为迁移行为的发生是迁出地的推力和迁入地的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影响迁移的因素包括迁出地因素、迁入地因素、中间阻碍因素以及个体因素四个方面。[6]Lee认为无论是迁入地还是迁出地,都存在两种不同性质的因素:一种是对迁移者产生吸引力的因素,这些因素被迁移者评价为好的因素;另一种是对迁移者产生排斥作用的因素,被迁移者评价为坏的因素。对于每一个迁移者来说,迁入地因素和迁出地因素对他们产生的影响不一样。当迁出地推斥力负作用与预期迁入地吸引力正作用的合力同迁出地正作用与迁入地负作用的合力差大于中间阻碍因素构成的阻力时,迁移就会发生。[7]推拉理论将人口迁移解释为各种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一种比较深刻、全面的理论,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推广和运用。本文认为,推拉理论同样也可以用来解释大学生转专业这一微观人口迁移现象。

二、大学生转专业的推拉理论模型构建及分析

以Lee提出的推拉理论模型为基础,本研究认为转专业的实质是学生在原专业推力、转入专业拉力以及中间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做出的符合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通过对已有研究的分析,笔者总结出影响大学生转专业的因素有:初选专业的盲目性与他主性、就业制度与市场导向、专业满意度、专业兴趣、对所学专业的适应程度、学习困难、冲动与盲目、老生的负面影响、家庭经济条件困难等。在推拉理论模型的框架内将这些因素整合起来,我们可以发现,原专业的推力主要包括学生的非自愿报考，专业设置不合理、培养措施不完善，学生学习遇到困难，专业兴趣不高以及学生自身身体原因等五方面。转入专业的两大驱动力是专业就业前景明朗和专业兴趣浓厚。中间因素既有各高校的转专业政策限制,又有转专业适应性问题。在原专业推力、转入专业拉力与中间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学生通过衡量转专业为自己带来的利弊得失,最终做出转专业的行为决策，具体如图1所示。

1.推力因素。(1)非自愿报考。非自愿报考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填报志愿的盲目性与他主性;二是专业调剂。学生在填报高考志愿时,或由于自身以及家庭对所报专业缺乏深入了解,在选择志愿时犹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仅凭印象或者感觉盲目填报;或由于家长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子女身上,学生被迫填报不感兴趣甚至不喜欢的专业。据某高校调查数据显示:学生因为高考分数不理想而不得已填报志愿(如只能填报录取分数比较低的冷门专业)的占33.7%,对所报专业完全不了解的占34.9%,完全了解的只占2.5%,听从父母或亲戚朋友意见的占20.8%。[8]可见,不少学生在志愿填报过程中存在着盲目性与他主性。他们对专业不了解或不情愿的心态会催生入校后对专业的低兴趣、低满意度等一系列问题,进而产生转专业的想法。同时,由于高校招生人数指标限制和部分学生高考分数不太理想的原因,有些学生无法就读自己感兴趣的专业,故采取先服从调剂、入学后再通过转专业的方式转到自己心仪的专业。这两种非自愿报考专业的方式,在学生入学之初甚至入学之前就埋下了转专业的伏笔。

(2)专业设置不合理,培养措施不完善。判断一个专业的设置合理与否,主要反映在其是否符合或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比如,学生的就业率高低直接反映高校毕业生参与社会生产活动的程度,如果某专业就业率连年走低,便容易给人造成一种“这个专业不好”的印象。因此,在激烈的社会竞争和严峻的就业形势下,高校在设置专业时必须考虑社会需要。当然,这并不表示专业的设置要被就业牵着鼻子走,而是应该将就业因素放在比较重要的考虑位置。《2017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有四个本科专业是连续三届就业率低、失业人数最多的专业,其中就有音乐表演、美术学、法律事务、语文教育;但是IT产业却面临人才奇缺的问题。[9]这反映了高校专业设置与社会需求的错位与脱节,如果对此问题置之不理,就会推动学生转专业行为的发生。另外,有关调查显示,在有其他培养措施存在的情况下,比如辅修其他专业、第二学位,学生转专业的比例会明显减少;而93.9%的学生认为，学校有必要设置双学位和主辅修制的培养措施。[5]在有其他制度或条件支持的情况下,如果学生对本专业不满意,但有多种方式可供选择来改变现状,这样就可以避免不必要的转专业。除专业设置的问题,也有部分高校在专业建设上投入不足,存在教学方式单一、课程结构不合理、师资力量簿弱等问题,这些也会推动学生申请转专业。

(3)学习遇到困难。大学是传授专业教育、探究高深学问的场所,国内外学者都曾论述过这个观点。蔡元培先生曾于北大开学典礼上演讲“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明确说到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布鲁贝克曾在认识论和政治论的基础上论证大学存在的合法性,认为高等教育的首要职能是传递深奥的知识。尽管在校大学生身心已经发育成熟,并且经过了高考的磨炼,基本具备了适应大学课程学习的能力。但高等教育传授的毕竟是专业教育与高深学问,知识体系更为深奥与专业,很多学科没有一定的基础是不能学好的。比如物理专业对物理和数学学科基础的要求比较高,具备一定的物理和数学基础以及较强的思维能力对于学好该专业是必不可少的。但目前我国高校入学考试还不能全面考察一个人的能力,加上调剂录取方式等因素的影响,很多学生有可能进错院系,学非所长,在学习上遇到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不得已转专业。研究数据显示,49.1%的被调查学生将转专业归因为“学业受挫”,这远高于“就业前景”(31.0%)、“兴趣爱好”(19.7%)等因素所占比例。[10]

(4)专业兴趣不高。学生之所以对原专业的兴趣不高,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对所报专业缺乏全面了解,报考专业时具有盲目性与他主性，进入大学学习一段时间以后,发现自己对所选专业并不感兴趣;二是学生对原专业的培养方式不满意使其逐渐降低对专业的兴趣度;三是学生在原专业学习遇到困难,进而丧失学习兴趣。学生的专业兴趣决定了他们的学习热情与学习态度,当其对所学专业缺乏兴趣并且充满消极情绪时,便转而寻求转专业。莎士比亚曾说过:“学问必须合乎自己的兴趣,方才可以得益。”如果被迫读不感兴趣、不喜欢的专业,对学生来说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对高校来说是对资源的极大浪费,对社会来说则意味着人才的损失。

(5)学生自身身体原因。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一切活动都要建立在健康的身体状况之上。在高校中,也有学生因先天性疾病与身体缺陷或后天的身体不适,无法在原专业继续学习。比如,在嗅觉和视觉方面不灵敏或有障碍的学生不适合学习化学专业;有些舞蹈或体育专业的特长生在专业训练过程中若拉伤身体造成永久性伤害,便不能继续在本专业学习,需要通过转专业完成大学学业。

2.拉力因素。(1)就业前景明朗。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逐渐改变大学毕业生包分配的招就体制,学生毕业需要自主择业,这种形势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学生对专业的选择。一方面,大学已不再是昔日人们印象中的象牙塔,它与社会的联系日益紧密,犹如一座座人才加工厂,为社会输送一批又一批所需人才。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便将自己所报考的专业与日后的工作领域及就业方向联系起来。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人接受高等教育,而社会所需岗位增幅较小,大学毕业生面临严重的就业难问题,这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学生在报考专业时将专业日后的就业前景放在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更倾向于选择社会所认同的“热门专业”或就业竞争力小的“冷门专业”。因此,如果学生进入大学之后发现自己所学专业的就业前景不是很乐观,便希望重新修读一门就业前景较好的专业。面对这种情况,无论是学生自己,还是家长,都将转专业作为一次转机,不遗余力地转到就业前景好的专业。

(2)专业兴趣浓厚。前文已经分析过,原专业存在兴趣不高的推力促进学生转专业。同时,在转入专业方面也存在对学生兴趣产生吸引的拉力,其在推动学生转专业的过程中往往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学生对转入专业的兴趣并非突然产生,而是因为自身成长环境与经历的影响深深植根于学生心中。以笔者为例,因家庭中从事教师职业的成员居多,笔者在成长过程中受到这种环境潜移默化的影响与熏陶,逐渐对教师这门职业产生兴趣,所以选择了师范类专业。若没有如愿就读师范专业,也会通过转专业的途径尝试转入师范专业。再如,经过基础教育阶段的学习与自身的独特经历,有些学生逐渐产生对某个学科领域的浓厚兴趣,并且立志要探索深藏其中的高深学问。这种对未知的兴趣与好奇便成为日后选择专业的重要依据,也成为部分学生转专业的原因。

3.中间因素。推拉理论认为中间因素是指文化差异、距离远近、物质保障等,侧重于对宏观环境的价值判断,在人口迁移过程中起到阻碍作用。[11]在影响大学生转专业的因素研究中,中间因素指各高校对转专业的具体规定措施和转专业学生的专业适应性,这些因素也会对大学生转专业行为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

(1)转专业政策。转专业政策作为高考的补偿性措施,目的就是为了满足学生能选择到自己心仪的专业,是对学生专业选择自主权的尊重。但这项政策的实施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高校的负担,比如学生的学籍管理难度加大,转专业学生的相关课程安排、班级和宿舍等方面的变动工作繁琐,如果某个专业转出人数太多将影响此专业的课程开设、管理,也不利于日后的招生工作。正因为转专业给各高校管理带来种种“麻烦”,所以不少高校对大学生转专业实行一定的限制性规定,比如控制转专业的时间、人数、专业跨度、考试成绩等。也有些高校虽秉承“让每个学生都能读上自己喜欢的专业,让每个专业都能成为学生喜欢的专业”的理念,但由于担心过多学生自由转专业造成学校专业结构不平衡或某些专业学生太少使教师无课可授造成师资浪费,便将学生转专业人数与教师收入、职称评定相挂钩。[12]这种做法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学生盲目转专业的现象,但同时也将一部分真正想转专业的学生拒之门外。

(2)专业适应性。适应性是指“个体在社会组织系统、群体或文化经济因素的变化中,其生存功能、发展和目标实现相应变化的能力”[13]。转专业制度虽为大学生提供了再次选择专业的机会,改善了大学生由于专业不理想而导致的一系列问题，但转专业学生对新专业的适应性问题也应引起重视。有研究指出,学生转专业以后在学业、人际关系和课外发展方面都存在一定程度的不适应性问题,比如学习成绩下降、学习效果不理想,转专业学生小集体现象明显、课外活动减少、能力发展受限等。[14]有些打算转专业的学生在预见这些不适应问题之后,便打消了转专业的念头。由此可见,转专业以后的适应性问题也对大学生转专业行为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三、结论与启示

1.基本结论。本文基于推拉理论,构建大学生转专业的解释框架,梳理转专业行为的影响因素,理清大学生转专业的逻辑,从根本上理解大学生转专业的行为。通过分析可知,影响大学生转专业的原因既有来自原专业的推力,也有来自转入专业的拉力,还包括宏观环境下中间因素的驱动,在多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学生最终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选择。社会学者杨东平曾说:“选择什么专业本来是学生的权力,保证的是一种学术兴趣,只有这样才能有高质量的学习和研究。”[15]转专业制度为学生提供了选择自己心仪专业的机会,是高校管理工作中以人为本理念的体现，从理论上来说,应满足所有转专业学生的需要与愿望，但其中也存在着不合理的转专业原因,比如盲目跟风、热衷转入“热门专业”等,这就提醒学生要理性思考与看待转专业。同时,通过对转专业原因的分析也暴露出高校管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专业设置与培养措施不合理、职业生涯规划教育不完善等等。为了满足真正有转专业需求的学生,顺利促进高校转专业工作的推进,高效培养社会所需人才,应该尽量减少转专业推力,化解中间因素矛盾,最大程度地发挥转专业制度的应然作用。

2.启示。(1)学生应全面了解所选专业。准大学生处于青少年时期,身心发展不完全成熟,对自己所要报考的专业缺乏全面认识，报考时很容易在好奇心的驱动下选择专业,也容易“被做主”，进入大学以后才发现所学专业并不是自己所喜欢的,随即产生失望感,进而滋生转专业想法。针对这种现象,应采取以下三方面措施:一是在中学时期,家长和老师应引导学生养成利于其身心发展的兴趣爱好,有意识进行职业生涯规划。在报考专业时,自主选择符合个人特征的专业。二是各高校应借助互联网的力量,将本校各专业培养计划及培养措施及时公布到官网或推送到一些大众使用频率较高的社交平台,比如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等,以便学生和家长查询。三是高校应在学生进入大学之初,深入介绍各专业发展情况及就业前景,帮助学生理顺职业生涯发展规划,避免对专业了解不足日后盲目转专业。

(2)高校应继续实行“大类招生、专业分流”的培养模式。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国部分高校开始实施“大类招生、专业分流”模式,这对于培养“宽口径、厚基础、强能力、高素质”的人才有重要意义。以哈尔滨学院为例,该校于2014年开始进行大类招生与培养的探索,具体操作方式是:学院以四个学科为试点,招生时按四大类进行招生;各学院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对新生首先进行二到四个学期的基础通识知识培养,在大二或大三时根据“志愿+成绩”的方式在专业大类内进行分流,之后开始专业培养。[16]如果学生对分流后的专业不满意,可再进行转专业。这种培养模式利用二到四个学期的时间帮助学生在对专业及其就业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之后再选择专业,有效规避了学生对专业的盲目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不必要的转专业现象。所以,应大力提倡各高校根据本校实际情况,实施“大类招生、专业分流”的人才培养模式。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实行“大类招生、专业分流”模式时,高校应制定合理的专业分流标准,帮助学生进入适合自己的专业。比如,进行专业分流前,合理引导学生选择专业,再填报分流志愿;若未进入分流专业的第一志愿可依次选择第二志愿、第三志愿。否则,还是会出现大批学生转专业的现象,这既会导致学生因为转专业身心俱疲,也增加了高校的工作量。

(3)合理设置专业,改进培养措施。高校培养的人才是直接“投放”到社会中进行生产活动的,与这些生产活动紧密相关的便是专业。所以高校在设置专业时应紧跟时代与社会步伐,设置符合社会要求的专业,停办不适应社会发展或者就业率极低的专业。比如,采煤专业与时下的环保要求相冲突,对这类专业毕业生的需求较少,就应该减少这类专业的设置与招生,而增加环保类专业的招生。同时,为了满足学生的需求,高校应该完善培养措施,比如双学位或者辅修制度。在有多种培养措施并存的情况下,如果学生对现专业不满意,同时又苦于转不到自己心仪专业的情况下,便可以通过申请双学位或辅修其他课程的渠道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在缴费上大学的时代背景下,大学生具备“消费者”的身份，高校应不断完善各专业的课程设置、师资配备、软硬件设施等,使学生真正感到“物有所值”。

(4)完善转专业制度。在减少原专业推力的同时,高校也应不断完善转专业制度,满足学生转专业的需要。比如,在转专业时间方面,应灵活设置,允许多次转专业;在跨专业方面,应允许在大类内跨专业;在转专业人数方面,应适度扩大转专业人数比例,尽可能满足学生转专业的愿望;在转专业方式方面,不能仅凭考试成绩高低决定录取与否,还应要求学生提交转专业申请的书面材料,结合成绩、申请材料与面试对学生的综合素质做出评判;在转专业适应性方面,应着重注意转专业学生专业学习的适应性。所以高校应加强转专业学生的课业补习,可以组建专门的转专业学生课业补习班或者在班里成立“帮扶小组”,帮助转专业学生尽快补全缺席的课程。同时,班主任和辅导员也应帮助转专业学生尽快融入新的班集体,促进其适应新的环境。

在推拉理论视域内,可清晰看到推动大学生转专业的各种因素,并发现在学生转专业适应性、高校专业设置、转专业政策等方面存在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可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也是今后转专业研究应重点探讨的问题。转专业制度作为高校管理中一项人性化的措施,是“以生为本”的生动体现,这项制度对于学生发展、人才培养、社会进步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高校作为转专业制度的实施主体,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应发挥主导作用,在合理引导学生转专业的基础上最大程度满足学生转专业的需要,针对转专业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不断完善转专业制度,推动我国高等教育更加公平、高效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