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一

《三字经》这样说道：“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彼虽幼，身已仕。尔幼学，勉而致。有位者，亦若是。”文中提到的“神童”刘晏，是唐中期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理财家。

小“神童”初露才华

刘晏，字士安，曹州南华（今山东东明）人，出生于唐玄宗开元四年（716）（一说生于开元六年）。当时，刚继位不久的玄宗皇帝励精图治，他任用姚崇、宋璟为相，改革弊政，减轻赋税，社会经济由此得到发展，百姓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最终开创了“开元盛世”的局面。刘晏就是在这个“盛世”中度过自己的童年的。

刘晏从小读书就非常用功，加之天资聪颖，作得一手好诗文，为人所称颂。开元十三年（725）唐玄宗率百官封禅泰山。此时一礼官上奏说有个孩童写了篇《东封书》，要献给皇帝。玄宗下令召见。刘晏进殿后，毫不胆怯，跪诵自己所写的这篇文章。唐玄宗听后大为惊讶，但又不相信这么小的孩子会有如此高的才气，便命宰相—号称“当朝师表，一代词宗”的张说出题，当场测试刘晏的学识。刘晏对答如流，出口成章。在座的公卿大臣无不交口称赞，张说更是不吝赞美之词，称其为“国瑞”“奇才”。经过这场测试，刘晏被皇帝带到长安（今陕西西安），任秘书省正字。从此，刘晏“神童”的美誉传遍了长安城，拜访者络绎不绝。

秘书省设在中书省下，是唐代的藏书机构。秘书省正字是秘书省里的一个小官，主要做一些文字校对的工作。当时刘晏的年纪尚小，并不能真正胜任这个官职。实际上，刘晏在秘书省得到了一个很好的读书机会，在皇家图书馆里，他积累知識，开阔视野，为其后来仕途的发展打下了良好而坚实的基础。

有一次，皇帝召见刘晏，问道：“卿为正字，正得几字？”这显然是一句玩笑的问话，玄宗也知道，刘晏在秘书省并未真正参与校对工作。想不到刘晏却回答说：“天下字皆正，独朋字不正。”原来，古代书法写“朋”字的时候是歪向一边的，如。这句话实乃一语双关，不仅说出了“朋”字的字形结构特点，还寓意深刻地指出了当时朝廷朋党相互勾结倾轧的弊病，成了饶有趣味的字谏。刘晏的机智和幽默显现于此。

从地方官到理财家

刘晏成年后，出任地方官，任夏县（今山西夏县）县令。当时已是天宝年间，玄宗逐渐丧失了早年励精图治的精神，终日沉迷于声色。在安逸的日子里，他一天天地腐化下去，朝政也一天天地紊乱，曾经较为清明的吏治也一天天地败坏。史称“天子骄于佚乐而用不知节，大抵用物之数，常过其所入。于是钱谷之臣，始事朘刻”;藩镇节度使也“乘机逐利，四出侵暴”;地方郡县的官吏，更是营私舞弊，中饱私囊，搜刮百姓的现象屡见不鲜。然而，刘晏却没有与这些人同流合污，他保持公正贤良的品质，立志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做一个称职的“父母官”。到任后，他廉洁奉公，不准属下私自勒索百姓，他还深入乡里，尽力扶持农业生产，施行惠民的举措，不催征、加派赋税，颇有能名。

后来，刘晏补温县（今河南温县）县令。他体察民间疾苦，在自己管辖的范围内，尽力保证按常赋征收，不额外加赋，并为地方做了不少好事。史书记载说他“所至有惠利可纪，民皆刻石以传”，可见刘晏的举措赢得了百姓的称赞。不久，“再迁侍御史”，掌管纠察百官以及讼狱之事。

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安禄山率兵很快占领了黄河南北的广大地区，东都洛阳、西京长安相继失守，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此时，玄宗奔蜀，他的儿子李亨在灵武（今宁夏灵武）称帝，即唐肃宗。肃宗下令发兵抗击安史叛军，而百姓也盼望能早日结束乱局，恢复安定的生活。可是，玄宗的另一个儿子永王李璘却趁机割据江陵四道（山南东道、江南西道、岭南道、黔中道），企图夺取皇位。他招兵买马，广搜贤才，以扩张自己的势力。当时，刘晏正避乱居住在襄阳，这里正是永王管辖的区域。刘晏当时已经有较大的名声，因此“永王璘署晏右职”，就是给刘晏很高的职位让他来自己的幕府做事。刘晏对形势的判断很准确，而且看出了永王的“不轨”行径，固辞不就。刚继位的肃宗也清楚刘晏的才干，乃任命他为“度支郎中，兼侍御史，领江淮租庸事”，负责管理江淮地区的赋税。

由于北方遭遇战乱，人口减少，经济凋敝，朝廷的财政收入只得依靠江淮地区支撑。所以刘晏此次受命，责任重大。谁知，刘晏刚到吴郡，永王就率兵沿江东下，前来袭击。刘晏竭力劝说江南采访使兼吴郡太守李希言出兵抵抗。起初，永王的军队还占些优势，但刘晏坚信江南可守，永王必败，于是他发动义兵，扼守城池和各处要塞。永王闻知刘晏有防备，乃率兵西逃。这次战争，刘晏立有很大的功劳，但他从不说自己的功绩，始终低调行事。

肃宗至德二载（757），唐军收复长安。这一年，刘晏先任彭原（治今甘肃宁县）太守，又任陇（今陕西陇县）、华（今陕西华县）二州刺史等职;不久，又迁河南尹。

上元元年（760），刘晏调任京兆尹，同时以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度支铸钱盐铁等使，从此开始接触和管理唐中央的部分经济工作。京兆尹是唐朝首都长安和附近地区的行政长官，任务比一州一郡要繁重得多。特别是刚刚经历过战乱，事情更是棘手。刘晏在这个职位上，得罪了司农卿严庄。严庄在肃宗面前诬告说：“刘晏居功自傲，不把皇帝您放在眼里，更是常常把您说过的话泄露出去。”肃宗听后，大怒，不问情由地就把刘晏贬为通州（治今四川达州）刺史。

刘晏在通州做了半年的官。宝应元年（762），肃宗去世，其子李豫继位，是为代宗。代宗十分器重刘晏，将其召回，“复为京兆尹、户部侍郎，领度支、盐铁、转运、铸钱、租庸使”。不久，又迁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度支诸使如故。从此，刘晏开始着手进行理财的工作。

平敛赈救，发展生产

安史之乱给百姓生活和农业生产带来了极大伤害，这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之一。刘晏亲眼见到“人不堪命，皆去为盗贼”的场景。上元、宝应年间，浙皖一带袁晁、方清等的起义，“民疲于赋敛者多归之”。刘晏总结这个教训，上任后，立即“罢无名之敛”，“通计天下经费，谨察州县灾害，蠲除振救，不使流离死亡”。

刘晏特别强调赋税持平，反对横征暴敛，提出“常岁平敛之，荒年蠲救之，大率岁（丰收之年）增十之一”。就是通过“平敛”的方式调节赋税，以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缓和社会矛盾，不至于使百姓因赋税沉重而逃为盗贼。大历年间，河南镇将李灵耀叛乱，当地“节帅或不奉法，擅征赋，州县益削”，导致州县上缴的赋税大大减少。刘晏则“以羡补乏，人不加调”，既保证国用，又不增加百姓的负担，体现了“平敛”的功效。

“平敛”解决一般性的矛盾，“赈救”则是为了解决特殊时期的问题。刘晏理财，很重视农业上的灾情，而且重视赈救的实际效果。他分析以往赈救的弊病是：“吏下为奸，强得之多，弱得之少”，国家盲目赈济，“赈给少则不足活人”，发放多“则阙国用，国用阙则复重敛矣”，这显然是一个恶性循环，最终受苦难的还是百姓。为此，刘晏推行了新的赈救措施。

一是灾前赈救，这是未雨绸缪的举措。刘晏在地方上设立“知院官”，要求他们平时注意所管州县的农业情况，及时反映是否有歉收的预兆，并根据灾情制定救灾计划，如“某月须如干蠲免，某月须如干救助”。这样一来，灾害一旦发生，不等州县申请，救灾的方案和物资就已经确定和发放，能够“应民之急”，百姓由此而安居乐业。

二是以副业救灾。受灾害的地方，粮食不足，但却有特产和副产品可以开发。刘晏下令受灾地区自行加工土特产品，转运到别的地方进行售卖，或者由国家用谷物进行交换。这样，灾区百姓“自己动手”，就可以度过饥荒，恢复生产，而且还保证了国家的用度，利国利民。

三是恢复“常平法”。刘晏借鉴汉宣帝时期耿寿昌的“常平法”，设置“常平仓”，国家拨专款购买谷物储藏其中。这样，不仅使救灾有了可靠的保障，还可以利用“常平仓”作为后盾，向市场投放商品粮，“丰则贵籴，歉则贱粜”，以此调节和稳定市场粮价，以防止谷贱伤农，谷贵伤民。

此外，刘晏还推行了一系列修养民力的措施，促进了农业劳动力的增加，保证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改革盐政，成效显著

食盐是百姓的生活必须品，在市场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唐初期，开放盐禁，不收盐税。开元年间，有人建议政府从大商人手中收回这种利益，以充实国库，结果遭到了大商人的反对，盐业官营没有施行，只是开始征收盐税。安史之乱后，唐朝政府的财政出现危机，于是开始实行食盐专卖。办法是，在产盐地区设置“监院”，管理盐务。凡是生产食盐的人，经政府查验后给他们落户籍，这些人称为亭户。亭户每人每年产盐有定额，所产食盐全部由盐官收买，私自煮盐卖给商人的则要叛罪。盐官收盐后转运各地，官府再设店卖给百姓。

这就是当时的民制官收、官运官销的食盐专卖制度。

这样的做法，对于国家财政收入确实有好处，但是对百姓来说却是灾难。为什么呢？原来，盐由官府自卖，有时卖不掉就强制百姓购买，甚至分摊到每个人的头上;而且官府卖盐只收现钱和绢帛，概不赊欠，也不换购，缺少钱或绢帛的农民，只好不买盐;此外，盐由官府运输，却要向民间征调运输工具，名为出钱雇用，实际上也是硬性摊派，百姓深有怨言。

刘晏任盐铁使，自然关注盐政的得失。他上任后，开始着手整顿其中的弊病。

刘晏认为，盐务的好坏，关键在于得人而不在官多，盐官多了，增加了政府开支，而且还给百姓带来不便。从这一点出发，刘晏裁汰不称职的盐官，清除鱼肉乡民的贪官。他重新改组监院，把产盐少的地方的监院撤销，只在主要产盐区保留十个盐监和四个盐场。盐监是管理食盐生产和收购的机构，盐场是中转的地方，各个盐监所收的盐都在这里集中，再分运到各地。监、场的负责人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要求品行端正，有真才实学或盐务工作经验。刘晏对这些人放手使用，让他们每个人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经过整顿，盐务工作有了极大改善。

另外，考虑到盐官负责运销食盐流程中的弊病，刘晏决定把官运官銷制改为“就场专卖制”。亭户所生产的食盐仍由盐官统一收购，不许私自卖给商人;盐官所收食盐在盐场转卖给盐商，食盐的流通税就包含在盐价之中;商人缴纳盐款后，可以自行运销，不受限制。这就是民制官收、商运商销。这个做法，不仅保证了国家的盐税收入，而且控制了大商人，更为政府节省了人员和开支。

至于那些偏远的地区，为了防止商人高抬食盐的售价，刘晏设置了“常平盐”，“转官盐于彼贮之。或商绝盐贵，则减价鬻之”，最终使“官获其利而民不乏盐”。

刘晏开始管理盐务时，江淮盐利不过四十万缗，到了大历末，增加到六百万缗，占全国财政收入的一半，宫廷和政府的各项支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盐利。

整顿漕运，不劳郡县

“漕运之制，为中国大政。”这是康有为对漕运重要性的评价。确如康氏所言，漕运对于保证中国古代王朝的基本需要，维护其统治，有着不可忽视的经济和政治作用。

唐朝定都长安，在城市人口渐渐恢复后，首都的供给出现了巨大的缺口，临近的关中地区所产的粮食远不能满足首都的需求，所以不得不从东南各地征收。此前，运粮的主要通道是水路，自淮河至汴水，再经黄河转渭水而进长安。但安史之乱破坏了这条漕运路线，只得改道，从而兜了个大圈子，时间成本、运输成本纷纷上涨，甚至造成了长安城内的普通百姓三餐不继，生活艰难。刘晏接掌经济工作后，决心解决漕运问题，打通交通动脉。

刘晏上任后，在短时间内沿着泗水、淮水、汴水、黄河各河段对水道、堤防进行全面实地考察，并总结前人治漕的经验教训。在勘察期间，他结合漕运沿岸不同的自然环境和经济条件，对漕运改革作出了具体分析。他认为沿用原有的漕运河道是相对便利、节约的办法。但是由于安史之乱，使得这条线路的汴河段已经废弃，其他河段也不同程度地遭到破坏。因此，想用原来的遭运路线，必须疏通淤塞废弃的河道。于是，刘晏征用大量工人，挖淤泥，清河道，在较短的时间内使汴水入淮。最终使各河段畅通无阻，恢复了安史之乱前的漕运路线。

刘晏还采取分段接运的方法。每段水路都有专属的船只，每条船在其负责的水段内运输。这样就节省了时间和人力，提高了运输效率。与此同时，漕船的工作人员长时间在所属河段行船，对该水段的情况也比较熟悉，可以保障运输的安全。

另外，以前的遭运不论是从船只还是运输上都是由私人承办的，这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唐朝政府的管理，再加上缺乏必要的监督，政府的漕运利益不能够得到保障。刘晏考虑到扬州是当时的经济中心，手工业发达，又是漕运的起点，因此在这里先后设立了十个官办造船厂。在船厂的管理上，刘晏注意到不法官员暗自克扣造船经费的问题，于是他挑选廉洁的官吏到船厂进行管理。在造船技术上，刘晏根据各个河段的水文特点建造不同的船只，以达到最佳的运输效果，从而为漕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还要指出的是，此前在漕粮运输上的劳工，无论是船工还是运丁都是无偿服役的。他们大多是被地方政府征派而来，没有任何保障，还时常被监督运输的船头苛待。特别是安史之乱后，劳工的负担加重，从而出现了懒散懈怠的情形，这当然不利于漕运的正常运行。刘晏总结经验，采用“始以盐利为漕佣”的办法，即国家将售卖食盐所得的一部分钱用于雇佣漕工。这就使漕运的劳动力得到保障，并提高了雇工的积极性，漕运因此得以高效运行。刘晏的改革，使唐代的漕运达到了“不发丁男，不劳郡县”的效果，南方的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到长安等地，加之损耗减少，米价一直保持平稳。据记载，第一匹漕船到达长安时，百姓欢呼雀跃。代宗派遣卫士慰劳刘晏，说：“卿，朕酂侯也。”酂侯就是辅佐刘邦的丞相萧何，将刘晏比作萧何，可见皇帝对他评价之高。因为漕运的畅通，“自是关中虽水旱，物不翔贵矣”。

含冤而死，名垂后世

刘晏为官十分勤勉。上朝的路上，他在心里盘算着那套数字;退朝后，他就坐在官署里埋头批阅公文，红烛烧完几支，还不肯回去休息。他还常常在各地奔波，考察地方情况，督促、检查下属的工作，即使路过家乡曹州，也不回去探望一下。常衮《授刘晏吏部尚书制》中说他“自劳于外，又竭心力。苟利于国，不惮其烦。领钱谷转输之重，资国家经费之本。务其省约，加以躬亲。小大之政，必关于虑”，堪称为官的典范。

然而，刘晏的理财措施，侵害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特别是减轻赋税、设置“常平仓”等措施，更是動了这些人的“奶酪”，引起了他们的强烈不满。另外，刘晏深得皇帝的信任和重用，这些人对此很是嫉妒，认为影响了自己的官运。代宗去世后，其子李适继位，是为德宗。德宗更换了一批执政大臣，刘晏曾经得罪的一些人掌握了大权，他们将矛头对准刘晏，一步一步地对他进行陷害。

建中元年（780），宰相杨炎让人散布流言诬陷刘晏，并极力劝德宗解除刘晏的财权。德宗不辨实情，同意了杨炎的意见。杨炎不依不饶，又借口“奏事不实”，把年过六十的刘晏贬到忠州（今四川忠县）当刺史。即使这样，杨炎仍不罢休，又派庾准前去监视刘晏。庾准只会阿谀奉承，他到任后，捏造事实，说刘晏与他人通信，言辞中怨气很重，是想造反。德宗听后大怒，下令将刘晏处死。一代名臣，就这样含冤而死。

刘晏执掌财政大权近二十年，在他的政敌看来，身居高位，又有大权，不贪污是不可能的事。刘晏死后，杨炎甚至提出要抄他的家，结果只有杂书和米麦而已。在事实面前，杨炎也不敢再毁谤刘晏了。

其实，刘晏一生俭朴，他常说：居住但求安全，不必讲求富丽堂皇的宅第;饮食但求温饱，不必讲求菜肴的珍稀和丰盛;骑马但求稳健，不必讲求毛色的漂亮。虽然自己节省，但刘晏对他人却很厚道，自己的薪俸大多用于接济穷苦的亲友，甚至和他并不熟悉的读书人。这种勤俭而友爱的作风，值得后人尊敬和学习。

最后，我们来认识和评价一下刘晏的理财措施。明代丘濬的《大学衍义补》中说“其（指刘晏）理财以爱民为先”，也就是说，刘晏懂得增加财政收入的根本前提在于发展生产、安定人们的生活，而反对单纯地掠夺和搜刮百姓。因此，他在赋税征收、食盐专卖、漕运改革以及赈济问题上，都是不断推行各种宽惠利民的政策，采取各种措施以协调国家和百姓之间的关系。他的理论是：户口增多，生产发展，赋税来源自然扩大。应该说，这是符合当时社会情况和历史发展趋势的，从结果看，也取得了不错的成效—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和政府财政危机，安定了百姓的生活，使唐中期衰落的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其政绩无疑是值得肯定的。可以说，刘晏的理财方法不仅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有着一定影响，而且在中国经济史上，也给后人留下了一份丰厚的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