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石寨山型铜鼓是铜鼓发展的成熟期。石寨山型铜鼓在万家坝型铜鼓乐器、礼器的基础上上升为国之重器，统治阶级既将其陈列于庭彰显其权势和财富，又作为祀神乐器威慑民心。石寨山型铜鼓传至广西，与楚汉和当地音乐文化融合，形成了独具时代特色的骆越礼乐文化。

【关键词】乐器性能；铜鼓乐；功用

【中图分类号】J616.3 【文献标识码】A

万辅彬教授在综合比较自古至今的各种铜鼓分类法的基础上，运用铅同位素考证的方式将中国与东南亚铜鼓分为四期，即滥觞期、成熟期、发展期和式微期，其中成熟期铜鼓包含石寨山型铜鼓和东山早期型铜鼓。本文只针对广西石寨山型铜鼓进行综合分析，探讨该型铜鼓乐在骆越大地的衍变发展。

一、石寨山型铜鼓在广西的地理分布及历史族属情况

石寨山型以云南石寨山古墓群出土铜鼓为标准器，面径大于腰径，鼓胸膨胀最大径偏上、腰部呈梯形，足沿短无折边，体型小而略高，胸腰际附窄条辫纹扁耳两对。鼓面纹饰主要是翔鹭纹、羽人纹或房屋等；胸部的主体纹饰是羽人纹、划船等图样；腰部界格饰以民族图样，如砍牛祭鬼图、磨鞦游戏图、羽人舞、牛图、马图等；由弦纹并列而成晕圈，晕内常常铸满三角齿纹、同心圆纹、勾连纹等。

石寨山型铜鼓，全国一共发现70面，广西占11面，分别为百色隆林共和村鼓、西林普驮粮鼓4面（西林280号、281号、282号、283号）、百色龙川鼓、百色田东锅盖岭鼓（百色01号）、贵县高中鼓、贵县罗泊湾汉墓鼓2面（M1：10号、M1：11号）、贺县龙中战国竞渡牛纹鼓。延续年代从战国末至东汉初期，前后共计500余年。分布区域从与云南、贵州相邻的西林、隆林到与湖南广州交界的贺州，基本仍在“南盘江”“驮娘江、西洋江——右江——邕江——郁江——浔江”古航道流域一带。战国时期，西南地区战乱频繁，石寨山型铜鼓的传播路径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战国时期濮人从西南向东南迁徙与骆越相交汇融合的路线和过程。因此，石寨山铜鼓主要是濮人和骆越人创制使用。

二、广西石寨山型铜鼓的乐器性能

广西石寨山铜鼓由云南传播而来。云南晋宁石寨山发掘的20座墓中，M13、M15、M16、M17等墓皆伴有铜葫芦笙、铜舞俑、乐舞铜饰、铜编钟等乐器出土，合奏乐器组合基本是万家坝型时期的延续。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汉墓在器物坑的西坑和东坑分别出土大小铜鼓两件：西坑M1；10铜鼓伴出乐器是木鼓1件（仅余鼓腔）；东坑M1：11铜鼓伴出乐器锣1件、羊角钮钟1件、直形铜钟2件、木革鼓1件。其中，东坑乐器组合延承滇越铜鼓乐器组合痕迹十分明显。西林县普驮粮站铜鼓伴出乐器有羊角钮钟。从各类乐器的摆放位置、种类、数量来看，罗泊湾1号墓东坑和普驮铜鼓墓均应是以铜鼓、编钟为主奏的钟鼓乐器组合。在20世纪80年代，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邀请中国艺术研究院吴钊教授对贵县罗泊湾M1所出的铜鼓、直筒型编钟、羊角钮钟、铜锣的发音性能与音高进行测定，认为大鼓（M1：10）“实发两音”，小鼓（M1：11）“实发一音”。大鼓音色浑厚洪亮，小鼓清脆甜美，“各件乐器均以E为宫，可在同一调高（E调）上进行合奏”，实证了该时期铜鼓已具有良好的音乐性能。

此外，李昆声教授在其著作《中国与东南亚的古代铜鼓》中列举了云南、广西出土的二十三面石寨山型铜鼓的金属检测数据。广西受检测铜鼓分别为贵县罗泊湾M1：10、M1：11、西林普驮280、百色01号四面，其中广西百色01鼓为铅锡青铜（铜66.1%、锡10.5%、铅18.4%），贵罗M1：10（铜90.89%、锡11.5%）、M1：11（铜86.3%、锡14.5%）、西林280（铜80.51%、锡14.19%）三面为锡青铜。战国《考工记》云：“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按照这个比率推算，广西的三件锡青铜铜鼓基本符合“钟鼎”合金标准，能够合乐演奏。

三、广西石寨山型铜鼓乐及其功用

（一）楚汉、滇、南越交融的礼乐风格

广西出土的石寨山型銅鼓根据大小、形制、纹饰和年代不同分为两式。I式鼓为广西田东锅盖岭鼓、百色龙川鼓、贺县战国竞渡牛纹铜鼓，分布地域：百色—田东—贺县，时间跨度为：战国—西汉初；II型分布地域：西林—隆林—贵县，时间跨度为：秦末汉初—西汉末或东汉初期。战国时期，百色、田东临滇越；贺县临已属楚地的桂林荔浦。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宋元之际史学家马端临在《文献通考 舆地考》中记述：战国时期，静江府（今桂林）“楚国及越之交……自荔浦以北为楚，以南为越”。战争带来侵略的同时，也会带来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石寨山I式铜鼓及铜鼓乐在兴起、传播时，一路受楚文化冲击，传至广西又与百色、田东、贺县等地的骆越、西瓯交融。在这种交流影响下，铜鼓作为权势地位的象征意义不变，但铜鼓乐是否在律制、节奏等方面有相应的变化，是值得研究思考的问题。

秦始皇统一岭南后，大体按照西瓯、骆越、南越等部落原活动范围，建制了桂林、象郡、南海三郡，任命赵陀为南海郡龙川县令，后赵陀控制岭南三郡，割据自立为“南越武王”，遵从越人习俗，统治岭南。据考证，贵县罗泊湾汉墓墓主应为“钟鸣鼎食”的中原汉族官吏，但墓葬中的铜鼓、羊角钮钟却是滇越落根在当地使用的乐器，说明墓主作为该地域的统治阶级，接受并推崇当地的越族音乐为治世之乐。直筒型编钟与铜锣上均刻“布”字铭文，经考古工作者考证，认为应是当地“布山县”所制乐器。后经吴钊教授等检测，“各件乐器均以E为宫”（与石寨山出土乐器组测音明显有异），具有稳定的律高、律制。由此推断，此时此地域的统治阶级宴享音乐应已融合滇越、南越风格，具有了“布”地音乐特色。此外，在贵县罗泊湾汉墓椁室中还发现有木鼓、筑、十二弦琴等乐器；在殉葬坑中又有竹笛一件，放置在乐伎人殉旁边。从乐器组合和放置墓室位置来看，应为当时楚汉房中乐。《汉书·礼乐志》载：“周有《房中乐》，至秦名曰《寿人》。凡乐，乐其所生，礼不忘本。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综上推测，器物坑内钟鼓乐器组合演奏的应是中正威严的宫廷雅乐，椁室殉葬坑内乐器组合演奏的应是娱乐性的燕乐（房中乐）。说明当时统治阶级依照楚汉的宫廷乐制来制礼作乐，演乐既承袭当地，又吸纳楚汉，使中原之乐与越族之乐巧妙融合，汇成新的南越国礼乐风格。

广西西林、隆林在西汉早期，隶属于句町国，与云南广南一同是句町活动的中心区域。汉武帝元鼎6年（前111年），句町国王帅部归汉，汉昭帝5年（即前82年），被封为句町王，享受国县并置的特殊待遇。据考古工作者考证，西林普驮铜鼓墓应为句町王墓。墓葬中伴出乐器有羊角钮钟，吴钊等学者认为“万家坝出土的羊角钮钟在同属句町的西林县以致贵县……都有出土，反映出这一文化的传播脉络”。两地的铜鼓、羊角钮钟“律高又与万家坝、石寨山两地的铜鼓、编钟无共同之处，而自成体系”。由此推测，西林、贵县“与万家坝、石寨山文化虽有继承和联系关系，但又独立发展，而成为一种别具特色的文化类型。”但从西林、贵县两处墓葬出土乐器来看，贵县罗泊湾汉墓的礼乐汉化程度明显要高于西林普驮铜鼓墓，西林仍具有浓郁的滇越风格。

广西除西林普驮、贵县罗泊湾两处出土石寨山型铜鼓有伴出乐器外，其他几处，如贵县高中、田东锅盖岭以及贺县龙中村等，虽有相对较丰富的陪葬品出土，但均无伴出乐器。由此推测，该时期的钟鼓之乐可能仅是郡侯级别以上高层统治者的礼乐配享。单鼓出土，更多的是墓主权贵身份和财富的表达。

（二）铜鼓的音乐功用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明贵贱，辨等列”的青铜“礼器”，被视为国家“重器”。从楚地攻至滇池，以“变服从其俗以长之”为统治策略的“滇王”，接受当地人以铜鼓作为礼乐器的习俗，并将之提升到更高的国家重器的地位，使其成为庄重、神圣、权威的代表，用于祭祀、威慑来使、宴享重宾等，这以云南石寨山墓群中出土的贮贝器《杀人祭铜柱场面》上可获得印证。广西西林普驮铜鼓墓，用四面铜鼓来作棺椁葬具，其隆重、显赫程度可見一斑，殉葬乐器滇濮风格浓郁，应与石寨山墓群出土的钟鼓乐器组合相同，是宴享礼祀和娱乐共享的乐队编制。此外，广西石寨山型铜鼓鼓面、鼓腰、鼓胸上的纹饰有翔鹭、牛、羽人舞、羽人船纹、龙舟竞渡图等，含有民俗风情、祈愿希望等信息元素，应是在民族性节庆或大型祭典活动中击鼓祀神歌舞作乐的写照。

东汉初，为平二征叛逆，汉光武帝拜马援为伏波将军征讨。《后汉书·马援传》中记载：“援好骑，善别名马。于交趾得骆越铜鼓，乃铸为马式，还上之”。简短的文字并不能确定骆越族在征战过程中是否已使用铜鼓作为随军乐器。但马援为汉臣，行军中应会知晓铜鼓对骆越族人的意义，掳获并将之融毁铸为马式，应也是对骆越叛军首领权威的慑服。至于当时，在骆越族军出征前后是否有军傩仪式，类似云南石寨山铜鼓贮贝器上所描绘的碑缚人牲，击铜鼓、錞于以祀神的场面一般，则需更多考证。1977年，在广西田东锅盖岭战国墓出土铜鼓，腰以下崩残，足部及鼓耳均失，与之伴出的有铜剑、铜矛、铜戈等军用器械，墓葬中铜鼓、玉玦等是墓主身份地位的象征，残失腰足耳的铜鼓，是否也可释为从军乐器，如钲、铙、锣一般，作为统领号令之器，“击鼓传信”，召集部众。

综上，云南石寨山型铜鼓在万家坝型铜鼓乐器、礼器的基础上上升为国之重器，统治阶级既将之陈列于庭，彰显其权势和财富，又用于“祀戎”或平置或侧悬击之，作祀神之乐。传至广西，受楚汉宫廷乐制和当地音乐文化的影响，铜鼓和羊角钮钟、直筒型钟、铜锣等成为宴享祭祀、朝贺大典等庄重威仪的场合专门使用的雅乐乐器组合，循礼治世，凝聚民心。铜鼓音乐文化开始生茎散枝，与广西大地的政治、信仰、民俗交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骆越礼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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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金喜（1980-），女，汉族，山东，讲师，研究生，广西艺术学院艺术研究院，研究方向：音乐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