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契丹民族文学传承至今受多种传播因素的影响，本文从文学传播学视角出发，探讨契丹文学传播动因。契丹贵族雅好文学是契丹文学生产和传播的主要动因；文学传播离不开传播媒介，多样的文学传播媒介成为书写载体；契丹贵族崇佛、敬佛导致佛教发达，僧人学养颇高，是文学传播的又一动因；中原文学对契丹族文人有着深刻的影响，并潜移默化影响了契丹文人的文学创作；游牧民族文学的原生态魅力促使汉族文人对契丹民族文学的接受，推动了其时契丹文学的传播进程。

【关键词】契丹民族；文学传播；动因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A

契丹民族于公元907年建立了辽，综观辽代文学史，契丹民族文学曾盛极一时。本文主要从促进文学传播的视角出发，探讨、分析契丹文学传播的动因。

一、契丹贵族雅好文学

契丹民族长期生活在北方草原，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辽朝的建立使他们过上了较为安定的生活，开始致力于国家的整治。契丹贵族从汉族文人处学习如何治理国家，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改变了“重武轻文”的思想，上至帝王下至臣子皆以好文为荣，统治阶层对文学的积极态度促进了文学在辽朝的生产和传播。

辽朝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十分重视对中原文学与文化的学习，他的儿子东丹王耶律倍和太宗耶律德光皆堪称一代文学家。在辽朝历代皇帝的带动下，朝廷上下都以能赋诗文为荣，诗、文不仅是契丹贵族提升人生修养与身份的象征，而且成为当时贵族间沟通的隐形桥梁。特别是君臣之间，诗、文唱和往往可以加深君主和臣子之间的感情。辽道宗时期，大臣李俨善逢迎、取媚，但是，李俨的文学修养很高，他通过与道宗的诗文唱和获得了辽道宗的信任和赏识，可见，能言善文之人在当时契丹贵族文化圈中是极受帝王重视的。契丹贵族中不乏女性文人，契丹民族女性的社会地位较高，她们和男子一样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因此，涌现出许多的契丹族女作家。辽朝王后萧观音、萧瑟瑟都是女性诗人的代表。

契丹贵族对文学的偏爱还隐含着政治意图。辽朝和宋朝以及高丽保持着长期的友好往来关系，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国家的文化自信一直是国家对外竞争的软实力。辽朝的军事力量很强大，为了显示自己在中华文化上也是正统地位，在来往使节派遣方面十分谨慎，筛选有文采、有能力的饱学之士赴任。马尧俊、刘六符等人都曾考取进士，学问极佳，他们都曾被选为使节出使宋朝、高丽等国家。

契丹贵族爱好诗、文，主动学习中原汉文化，并在接受汉文化的同时创造了属于自己民族的文字——契丹大小字，他们虚心接受，勇于创新，所作诗文往往直抒胸臆，豪迈、大气。契丹贵族对文学的偏爱激发了当时文学生产的热潮，是契丹文学传播的积极促进因素。

二、丰富多样的传播媒介

在古代，文学的传播同今天一样，需要使用书写、记录的媒介，否则文学传播受客观环境阻碍，就会失去文学的传承。契丹人能够使用的文学传播媒介受地域和社会生产生活条件的制约，主要有兽皮、金石、布帛、竹简、题壁、纸以及雕版印刷等。其中，雕版印刷术在科技发达的宋朝非常流行，辽宋两国多有往来，因此，辽朝境内的契丹人也熟练掌握了雕版印刷技术，对于当时的文学传播而言是一次传播介质的质的飞跃。

文学的传播媒介受到社会生产生活状态和科技发展水平的制约，《文化传播：历史、理论与现实》（庄晓东）说：“文化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受到特定媒介的支配，而每一种新的传播方式和技术的兴起，都毫无例外地引起文化的变革。”印刷术的使用与普及堪称是传播媒介上的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革命。按照文学传播媒介的质地、文学作品的保存程度，辽朝境内的文学传播媒介可以大概分为以下几类：首先是易保存、不易损坏的传媒工具，金石、铁器、题壁、竹简等，它们都具有耐久性的优点，但是体积大、重量重，使用起来并不方便；其次是不易存留的传媒工具，例如兽皮、羊皮纸、纸、布绢等，它们往往携带轻便，书写方便，但在耐用性上较前者差很多。《契丹国志》对传播媒介有记载曰：“帝以隆运辅翼功前后少比，乃赐铁券誓文。”御赐的铁券除了是家族荣誉的代表外，铁制的器具在耐久性上具有绝对的优势。石碑也是古代文人常用的书写工具，刻石这种传播方式对于古代文学的长远性传播有着重要的意义。绢也是经常用到的轻便型的文学传播媒介。《全辽文》中有这样的记载：“昨拟差人齐绢书上南朝皇帝，……其绢文印押，了未封被。”可见绢在当时已经得到了契丹文人的使用。印刷术的使用和造纸术的发明为契丹文学的传播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印刷术加快了契丹文学的传播速度，造纸术改良了文学的传播载体，在出土的辽朝文物中，我们能够发现，辽朝的印刷术已经相当发达，幼儿启蒙教材的刊刻，佛经的大规模印刷都离不开造纸术和印刷术的技术支持。随着社会物质生活的不断进步，科技日新月异，契丹人民虽然在科学技术领域起步较晚，但是整体的接受力非常强，能够虚心求教中原、勇于探索钻研，在契丹文学传播媒介方面，强有力地提供了技术支持，实现了契丹民族文学在辽朝境内的飞速传播。

三、契丹贵族崇佛

契丹民族尊崇佛教，国内上至帝王下到普通百姓都信佛，由于皇帝对佛学的痴迷，连带着朝中大臣也笃信佛学，广交佛家友人。另外，统治者对佛学的崇拜，客观上导致了辽国境内佛教寺庙林立，佛寺享受特权，僧人社会地位很高，甚至许多贫苦的家庭为了孩子能有安稳的生活纷纷将家中的孩子送到佛寺修行。僧人们在享受特权的同时还享有受教育的特权，许多僧人具备良好的佛学和文学修养，为他们进一步结交契丹上层贵族带来了方便的條件。契丹贵族雅好文学，在和佛教僧人结交的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唱和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在今天不但具有佛学研究价值而且具有较高的文学性。例如沙门海山，他和辽兴宗、道宗均有诗文往来。寺公大师是辽国僧人文学家，他所撰写的《醉义歌》是契丹族文人创作中的上乘之作，历来被视为契丹文学的典型代表。

契丹贵族崇佛心理为辽朝的佛教带来了兴盛的发展机缘，同时也促进了辽朝与周边国家在佛学上的交流。通过当时佛教的国际交流，辽国境内刊刻出版的佛经流入了高丽国和宋，例如由佛教僧人行均编撰的《龙龛手镜》。辽朝僧人在文字学上的造诣也很高，《续一切经音义》是僧希麟在语言文字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在语言文字研究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传入周边国家，由于传播范围较广，得以流传至今。

佛教在辽国境内的兴起，导致了寺院内俗家讲唱文学的流行。僧人的文学素养高，可以和契丹贵族统治阶层进行更深入的交往，以此来保证佛教在辽国的思想引领地位。但是，贵族毕竟是少数群体，普通百姓才是接受佛学思想的巨大团体，而百姓们接受教育的机会很少，文化水平普遍很低，所以，当时各大寺院的讲唱文学形式非常发达，通过口语的传播，结合俗家内容，将佛学思想融入讲唱活动，更易于为当时的百姓们所接受，有利于佛学思想的传播。由于采用的是讲唱文学形式，故事性强且贴近百姓生活，因而加快了文学在辽国境内的传播。

四、中原文学对契丹文学的影响

契丹贵族自幼接受汉族文人的教育，汉族老师将中原地区的汉文学带到契丹贵族子弟面前，所以，契丹贵族阶层非常喜爱汉族文学，他们模仿汉族文人创作特点用汉语写诗，契丹大小字创造出来以后，贵族们也用契丹文字创作诗歌等文学作品。通过模仿汉人写诗，契丹人中渐渐出现民族文学家，这些契丹族文人走过模仿期后，开始创新创作民族文学作品。纵观中国古代历史，少数民族在进入中原或与中原地区往来频繁以后，民族文化往往逐渐被中原汉族地区所同化，孙旭培在《华夏传播论》中谈道，文化自身的因应能力也是文化间影响的决定因素之一，这种文化的适应力在民族文化融合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契丹贵族对汉文学的偏爱，增强了契丹人对汉族文化的适应力，在文学传播的过程中，加强了中原文学对契丹文学的影响。

在契丹人统治地区，苏轼、白居易都是深受契丹人民欢迎的中原文学家。《栾城集》中云：“谁将家集过幽都，识底人人问大苏”，圣宗也曾说：“乐天诗集是吾师”。[1]契丹人喜爱中原文学，甚至对苏轼家喻户晓，宋朝君主也深知这一点，屡次派苏轼作为宋朝使节出使辽，对宋辽之间的外交也起到了推动和促进作用。契丹文人在创作时，从创作内容到创作形式都深受中原文学的影响。契丹建国之初，契丹民族文学作品的文学性较低，更多的是口头文学，如民族发源史《青牛白马》传说等。后来的契丹贵族文人文学水平和修养都有所提高，辽国建国于唐，发展状大在宋朝时期，唐朝和宋朝是中国古典文学蓬勃发展的关键期，近体格律诗出现于唐，契丹文人亦开始学习写格律诗、词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五、游牧民族文学的原生态魅力

契丹民族文学属于我国北方游牧民族文学的一种。幕天席地的旷野生活和长期骑射生活养成的豪迈性情在契丹族人民的文学创作中自然流露出来。契丹文学具有自然、纯朴、奔放的文学品格，语言朴素自然，富有草原游牧民族所特有的原生态魅力，读起来通俗易懂，自然酣畅，符合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学的特点。例如，契丹文诗歌《醉义歌》：“晓来雨霁日苍凉，枕帏摇曳西风香……我本清癯酒户低，羁怀开拓何其速。”汉族文人文学缺少这种独具特色的草原民族风情，契丹文学的这种民族文学特点正好弥补了汉族文人文学中的不足，因而，對久居中原地区的宋朝汉人文学家而言，这种富有原生态魅力的游牧民族文学风格新颖，极富亲近感，促进了当时契丹文学向中原汉族文人的传播。

参考文献：

[1]（元）脱脱等撰.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庄晓东.文化传播：历史、理论与现实[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3]（宋）叶隆礼.契丹国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4]陈述.全辽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2.

[5]孙旭培.华夏传播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6]（宋）苏辙.栾城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7]郭绍虞.宋诗话辑佚？古今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0.

[8]周惠泉.辽代契丹文文学的代表作：醉义歌[J].古典文学知识，2007.

作者简介：吴奕璇，讲师，辽宁特殊教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师，研究方向：文学教育、古代文学传播和高等职业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