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蕾 郭芮佳 池国华

(1．东北财经大学 会计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5；2．南京审计大学 中内审学院，江苏 南京 211815)

一、引言

在我国金融领域中，银行一直处于主导地位，承担着资金融通等资本配置的重要功能，对整个经济体系健康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显示，2017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3.53万亿元，占2017年GDP的16.4%；2018年新增人民币贷款为16.17万亿元，同比增加2.64万亿元。与此同时，信贷风险水平却面临着严峻挑战。不管是大型国有控股商业银行还是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无论是余额还是占比，不良贷款水平均处于历史高位，并且股份制商业银行还大有攀升之势。在这种背景下，信贷风险的防控显得尤为重要。

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大小取决于信贷资金最终流向何处。信贷资金流向高风险领域则信贷风险高，反之则信贷风险低。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及其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根本原因就在于信贷资金流入低信用借款人导致大量信贷违约。信贷资金流动方向又取决于银行信贷决策，受银行内部和外部两方面因素影响。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时代背景下，相对于银行外部因素，银行内部因素在信贷风险防控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变得更加突出，原因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同步进行导致信贷风险变得更加复杂多样，与此同时信贷风险处置机制也从政府转移到了银行自身，这就使得银行内部因素如何影响信贷风险成为值得关注的现实问题。

然而，现有对信贷风险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银行外部因素对信贷风险的影响，如宏观政策变动[1][2]、制度环境[3][4]、金融监管[5]、政府干预[6]、借款人特征[7][8][9]等。基于银行内部因素的信贷风险研究相对匮乏。而在银行众多内部因素中，内部控制质量是核心因素。一方面，在理论上内部控制是制度的“集合体”，是内嵌于组织内部的系统性制度[10]，银行的信贷决策以及信贷业务流程的有效运行均与银行内部控制质量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在实践中银行内部控制质量的高低关系到金融体系能否持续健康的有效运转，内部控制是否能够发挥防控金融风险的作用已经成为各级信贷风险监管者十分关心的问题。李克强总理也多次强调要严防金融风险，加强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基于此，本文从内部控制视角，检验其是否能够有助于银行识别行业风险，将信贷资金更多地配置在低风险行业，以此降低银行自身的不良贷款水平。

本文可能的贡献有以下两个方面：(1)从行业信贷配置结构动态变化入手，厘清了银行内部控制抑制信贷风险的内在机理，这是对现有文献的有益补充；(2)在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利率市场化改革大力推进导致信贷风险更加复杂多样的背景下，本文以内部控制这一组织内部基础性制度为研究视角，肯定了内部控制对银行信贷风险的防控作用，为现阶段监管部门防控金融风险提供了经验证据与理论支撑。

本文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制度背景和文献综述；第三部分为理论分析和假设提出；第四部分为研究设计；第五部分为实证结果分析；第六部分为研究结论与启示。

二、制度背景与文献综述

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时代背景下，我国银行业的发展主要面临两个环境特征：利率市场化改革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两大环境特征使得银行现阶段发展所面临的信贷风险与以往相比更加复杂多样，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利率管制的放开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高于监管红线的银行风险处置机制从政府转移到了银行自身。换言之，利率管制放开前，银行只需构建监管红线以下的风险应对机制，监管红线以上的风险由监管部门处置；利率市场化后，银行需要增加监管红线以上的风险应对机制。与此同时，随着利率管制的放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深入，银行业面临的竞争变得更加激烈，银行有可能因此承担更多的风险。另一方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持续深入使得银行作为资本供给方面临更加多样化的信贷风险管理环境。随着“三去一降一补”政策的深入推进，部分产能过剩的行业和企业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运行困难，导致潜在风险隐患不断积累，信用违约风险日益增加。在这种情况下，银行既要控制新增产能的信贷风险，同时还要防范撤回落后产能企业信贷资金时可能引发的风险，这就要求银行的风险管理程序要比以往更加全面严谨，必须在重视行业整体风险的同时顾及单个企业的具体风险，这对银行信贷风险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

在宏观环境发生变化的同时，我国银行监管部门也极为重视银行内部控制相关规范的建设，一直致力于制定并修改完善《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指引》以适应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中国人民银行曾在1997年5月颁布了《加强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的指导原则》，对金融机构建立内部控制机制提出了一系列基本要求。随后中国人民银行参照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有关银行机构内部控制制度的框架和原则对1997年办法进行了修改和完善，并于2002年出台了《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指引》，要求商业银行通过制定和实施一系列制度、程序和方法，对各类风险进行事前防范、事中控制和事后监督。2007年银监会成立之后再次修订了《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指引》(以下简称2007年版《指引》)，但本次修订与2002年版相比变动不大。随着商业银行业务发展和其他监管法规制度的出台，2007年版《指引》的部分规定和要求已难以适应银行业改革发展与监管工作实际。本着与时俱进、不断提高监管有效性的原则，2014年银监会在充分征求商业银行及社会各界意见的基础上，对2007版《指引》进行了重新修订。修订后的内部控制指引内容更加全面，更多地体现了原则性、导向型的要求，有利于引导商业银行秉承稳健经营的理念，根据自身发展需要确定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的重点，从而有助于提高内部控制的整体有效性。

目前围绕信贷风险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包括基于借款人视角的研究和基于银行视角的研究。基于借款人视角的信贷风险影响因素研究主要围绕借款人与银行之间的信息传递展开，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借款人自身内部特征对银企之间信息传递的影响。这方面研究主要涉及借款人的公司治理[11]、所有权结构[8][9]以及会计信息质量[7][12]。这些研究表明，公司治理、内部控制质量、高管股权激励以及会计信息质量都能通过改善企业信息质量、降低信息不对称等方式影响信贷风险。二是信息中介对银企之间信息传递的影响。这方面研究主要涉及审计师和市场交易者。Chen等(2016)研究了审计信息角色与银行贷款合约之间的关系，通过对被出具标准审计意见和非标审计意见公司信贷合约的对比，他们发现审计师对公司出具非标审计意见之后，公司的贷款利率超出平均水平17个基点，公司的贷款规模缩减，这表明借款人的审计师能够向银行传递借款人的增量信息，能够对银企之间的信息传递产生较大影响[13]。褚剑等(2017)基于中国资本市场2010年开始实施的融资融券制度，采用DID的方法实证检验了卖空约束放松对银行信贷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卖空约束放松后银行倾向于向标的公司发放更大额度、更长期限以及更宽松贷款担保方式的贷款，这表明卖空交易者通过卖空交易降低了银行与借款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提高了银企之间信息传递的效率，降低了银行面临的信息风险[1]。

基于银行视角的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银行高管薪酬对信贷配置的影响。相关研究表明银行薪酬激励机制方面的缺陷容易诱导管理者采取相对冒险的行为[6][9][14]。第二，政府干预对银行信贷决策的影响。相关研究表明银行是否能够根据评估的信息做出恰当的信贷决策受政府干预的影响，政府干预的存在，会导致银行产生软约束[15]，随着政府干预的减少、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贷款合约差距会逐步缩小[16]。第三，银行内部控制质量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具体包括内部控制与不良贷款率[16]、内部控制与银行资本充足率等[18]。

需要说明的是，现有关于内部控制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主要以银行风险承担的结果为核心变量，通常采用不良贷款率、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等指标。由于银行风险具有一定的时滞性，以结果变量为主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另外，这些结果变量的数据度量，在不同的银行中存在口径不一致的问题。比如，不同银行对贷款的五级分类标准不同并且分类标准也基本不对外公布；再如不同银行在计算信用风险加权资产时采用的方法不同，有的采用权重法，有的采用高级法。这些因素都造成不同银行之间不良贷款以及风险加权资产数据口径的不一致，进而导致模型结果出现偏差。基于以上原因，为避免数据度量的滞后性以及计算口径不一致等问题，本文以行业信贷配置结构动态调整为切入点，以期厘清银行内部控制抑制信贷风险的内在机理，从而对现有相关文献形成有益补充。

三、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银行信贷业务过程主要包括贷前调查、贷前审查、贷前审批、贷前核保、放贷活动以及贷后管理等阶段，每一个阶段都会在银行与借款人之间产生一系列的信息传递与识别。从信息传递视角看，银行信贷风险防控就是阻止信贷相关信息中不良信息在信贷业务活动中的传递，进而使得银行最终做出科学合理的信贷决策。内部控制所蕴含的监督与制衡本质上有助于提高信贷活动中相关人员传递不良信息的成本，减少有意识的舞弊或者无意识的错误[19][20]。

商业银行内部控制贯穿于银行信贷决策、执行和监督全过程，在机构设置、权责分配及业务流程等方面形成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风险防控体系，其目标以及所遵循的原则能够有效阻止信贷相关信息中不良信息在信贷业务活动中的传递，从而使得银行通过有效的信贷决策及其执行与监督实现防控银行信贷风险的最终目标。

首先，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的核心目标是保证风险管理的有效性。这确保了银行内部控制体系在搭建时以风险管理为逻辑起点，使风险管理理念融入针对企业行为的一系列控制活动中，并最终蕴含在银行的日常经营活动之中。同时，以风险管理为导向的内部控制体系在构建时考虑了日常经营活动中各个节点横向与纵向风险之间的逻辑关系，使风险控制活动成为立体网状结构，降低了内部各层级之间的代理问题，有助于提高银行对风险的敏感度。可以说，以保证风险管理有效性为目标的内部控制制度从根源上确保了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及全体员工在各项业务活动流程中以风险最低的方式有效执行各种契约。

其次，商业银行内部控制审慎性原则能够尽可能地保证银行在信贷决策过程中充分权衡所面对的各类风险，以做到整体风险水平最低。Graham(2008)认为银行信贷风险主要来源于信息风险和信用风险，信息风险是指客户信息不确定性导致的银行信贷风险，信用风险是指客户基本面恶化导致的银行信贷风险[13]。坚持以风险为本的审慎性原则能够有效控制这两类风险。一方面，在签订贷款合同时，银行与企业之间存在因贷款资金使用、项目投资收益和项目风险等方面信息严重不对称而导致的误判。银行作为资金的提供者处于信息的劣势低位，而企业作为资金的使用者对信贷资金流向、预期收益和偿还概率等具有绝对的信息优势。这种信息地位的不平等容易导致银行对贷款企业信用级别的误判，极易带来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从而加剧银行信贷风险。审慎性原则促使银行在信贷决策各个环节充分搜集借款人各方面的信息，尽可能多地掌握企业的经营状况和资金运用的信息，降低银行与借款人之间事前信息不对称程度，提高银企之间的沟通效率，筛选出优质借款人，降低由于借款人信息不确定而导致信贷风险产生的可能性。另一方面，银行会根据不同借款人的具体情况与借款人签订一系列带有限制性条款的合约，并在贷款成本上做相应的调整，包括贷款利率、贷款期限以及贷款担保方式等[7][12]，将借款人可能出现的基本面恶化而导致的信贷风险降到最低，确保信贷决策风险可控。

再次，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的全覆盖原则和制衡性原则能够确保信贷决策相关信息在内部有效传递并执行，避免信贷决策因执行不善而导致风险的发生。全覆盖原则保证内部控制通过将不相容职责分离、重要岗位实施轮岗或强制休假、授权审批、账务核对、资产盘点、报告反馈等基础性控制措施渗透到商业银行各项业务各个环节当中，覆盖所有的部门和岗位，从而提高内部控制制度的执行效率，使任何决策或执行均有迹可查，确保责任落实到个人。制衡性原则能够确保信贷活动中较为重要的环节避免由同一人或者同一部门单独完成，而是由多个部门、多个岗位共同完成，从而形成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关系，以防止关键环节人员不尽职、欺诈、人情贷款、违规操作等现象的发生。两项原则结合能够有效防止因信贷决策执行过程中有意识舞弊或无意识错误而产生的风险。

最后，商业银行内部控制适应性原则能够保证内部控制与管理模式、业务规模、产品类型、风险状况等相适应，并根据具体情况变化做出及时调整，促使内部控制在整个信贷过程中有效运行。银行信贷业务不是一次性交易，而是包括贷前调查和贷后管理在内的一系列活动。在整个信贷业务过程中，外部环境很有可能发生变化，如果外部环境发生显著变化而相应内部控制制度没有及时调整，则很可能发生贷后管理风险。在签订贷款合同之后，由于信贷合约的“不完全”性，企业在贷款合约执行中仍具有天然信息优势，企业往往出于侥幸心理做出一系列增加银行信贷风险的行为，如违规投资高风险项目，通过破产、合资等手段恶意转移资产，做假账逃避债务等。适应性原则能够保证银行通过现场检查或者非现场检查的方式充分了解贷后相关资金使用情况及现金流产生情况，及时评估不同类型借款人所处的经营环境，比如政策环境、行业环境等的变化，进而及时根据关键风险点变化调整风险控制措施。

综上所述，内部控制以风险为导向，全程贯彻审慎性、全覆盖、制衡性、适应性等原则，搭建起了银行信贷风险控网络体系。内部控制质量较高的银行其实质就是以内部控制目标为核心，能够坚持内部控制四项基本原则，并将这四项原则充分运用到信贷业务的各个环节中，阻止不良信息传递，提高正常信息传递效率进而整体降低信贷风险的银行。而内部控制质量较低的银行通常不能保证这四项基本原则的有效落实，在信贷业务中也不能始终如一地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内部控制质量较高的银行能够确保信贷业务在信贷决策、信贷执行、贷后管理等方面形成相互制约和相互监督的机制，并且能够及时感知贷后外界环境变化以及关键风险点的转移，从而对风险加以控制，实现降低信贷风险的最终目标。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内部控制质量较高的银行能够及时地将信贷资金从风险高的行业转移到风险低的行业，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 其他条件不变，与内部控制质量较低的银行相比，内部控制质量较高的银行能够识别行业风险，使信贷资金从高风险行业流入低风险行业。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我国沪深两市2007～2015年上市银行为研究样本。这是因为本文的核心变量——内部控制质量只有上市银行的数据，因此不得不受限于内部控制质量的数据而只采用上市银行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另外，在目前所有上市的33家银行中，有17家是在2016～2019年间上市，这些银行由于上市时间较短而无法纳入本文的样本中，剩余的16家银行中，除光大银行与农业银行是2010年上市以外，其余为2007年上市。为了保证样本时间的一致性，本文选择了2007年上市的14家银行。这14家银行包括5家国有商业银行、6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3家城市商业银行。

另外，剔除银行行业贷款数据缺失的观测值，最终获得970个观测值。本文银行行业贷款数据来自Wind数据库。内部控制数据来自陈汉文教授主持的厦门大学内控指数课题组，该指数基于要素观，以《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作为指标设计的主要依据，包含四级评价指标，其中有5个一级指标、24个二级指标、43个三级指标以及144个四级指标，同时还考虑了违反会计法规、公司法以及证券法等因素的影响，能够充分反映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完善以及内部控制体系要素完备情况，符合本文的研究情境。其他数据均来自CSMAR数据库。对于个别缺失数据，采用手工翻阅年报的方式予以补充。为了消除异常观测值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按照上下1%进行Winsorize处理。本文采用Stata15.1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并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验证假设。

(二)模型设计及变量定义

本文采用如下模型对假设进行检验：

(1)

(2)

模型(2)中，Sale为销售收入。Year为年度变量，如果观测值是过去第4年的，则Year=1；如果观测值是过去第3年的，则 Year=2；依次类推，如果观测值是当前年度的，则Year=5。模型(2)的残差即为非正常销售收入；计算公司过去5年非正常销售收入的标准差，再除以过去 5年销售收入的平均值，从而得到未经行业调整的环境不确定性；同一年度同一行业内所有公司的未经行业调整的环境不确定性的中位数，即为行业环境不确定性；采用Ghosh等(2009)的方法，各公司未经行业调整的环境不确定性除以行业环境不确定性，即为公司经行业调整后的环境不确定性，也就是本文实证分析所采用的环境不确定性(EU)。

控制变量方面，针对宏观环境因素，本文控制了GDP增长率、货币政策、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以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其中，货币政策(MP)采用虚拟变量度量，若货币政策扩张则赋值为1，紧缩则赋值为0，即如果某年MP(MP=M2增长率-GDP增长率-CPI增长率)的值大于中位数，则该年的货币政策偏于扩张，反之则是货币政策偏于紧缩。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EPU)采用Baker 等构建、由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联合披露发布的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来度量[25]，该指数的构建主要基于《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文章关键词的搜索，从1995年1月起计算，并逐月更新。该指数能够较好地反映我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情况，已为我国学者所接受并得到应用。针对微观因素，本文参考牛晓健和裘翔(2013)等人的研究，控制了银行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净资产收益率(Roe)、特许权价值(MB)、资本充足率(Tcap)、存款比率(Deposit)、贷款比率(Loan)、成本收入比(Cir)、银行同业资产占比(TYAsset)[26]。此外，考虑到不同类型银行决定信贷投放的目标函数可能不同，本文还控制了银行类型(BankType)。同时考虑到不同年份中不可观测因素对模型的影响，本文还设置了年度虚拟变量以控制时间效应。各变量具体定义以及计算方式见表1。

表1 变量定义表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Panel A的结果显示，各个行业贷款变动百分比(Indloan)的平均值为0.224，最小值为 -0.396，表明行业贷款金额最低减少39.6%。不良贷款率(NPL)的平均值为1.155，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0.360和5.620，表明不同银行之间不良贷款率差别较大。行业风险变动百分比(EU)的均值为 -0.086，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 -0.659和0.281，表明不同行业风险变化较大。内部控制质量(IC)的平均值为66.540。资产规模(Size)的均值为28.500，中位数为28.530，两者较为接近，表明资产规模比较符合正态分布。社会融资规模增速(SFinance)的均值为0.189，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 -0.085和0.993。在Panel B中，我们按照样本银行内部控制质量的中位数，将样本分为内部控制质量较低和内部控制质量较高两组。从Panel B中可以看到，在内部控制质量较低组中，不良贷款率的均值为1.082，中位数为0.995；在内部控制质量较高组中，不良贷款率的均值为0.990，中位数为0.910。由此可见，相对于内部控制质量较低的银行，内部控制质量较高的银行不良贷款率低，且均值和中位数差异T检验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初步表明高质量内部控制能够降低银行信贷风险。

表2 描述性统计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二)基本回归结果分析

按照本文的假设，内部控制质量较高的银行在贷前能够获取充分的信息，贷后能够做好充分的风险管理，能够及时根据不同行业的情况调整贷款结构，进而降低自身不良贷款率。因此，我们推断，内部控制质量较高的银行能够及时地将信贷资金从风险高的行业转移到风险低的行业。表3报告了不同内部控制质量银行样本中，银行行业贷款变动率与行业风险的回归结果。第(1)栏为在不区分内部控制质量情况下，银行行业贷款变动率与行业风险大小的回归结果，EU的系数为 -0.067，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从整体上看银行会根据行业风险调整自身的贷款结构。第(2)栏为内部控制质量较高银行样本的回归结果，EU的系数为 -0.016，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在内部控制质量较高的银行中，行业风险越高，行业贷款的总金额越低，内部控制质量较高的银行能及时地根据行业风险变化降低高风险行业的贷款额度。第(3)栏为内部控制质量较低银行样本的回归结果，EU的系数为0.008但不显著，这表明在内部控制质量较低的银行中，银行不能根据行业风险变化调整贷款额度。通过对比第(2)栏和第(3)栏的实证结果，可以看到，只有在内部控制质量较高的银行样本中，行业信贷资金的配置结构才会随着行业风险的变化而变化，这表明内部控制质量一方面提高了银行的信贷风险识别能力，另一方面增强了银行信贷资金配置的灵活性。第(4)栏为引入内部控制质量与行业风险交乘项的回归结果，实证结果与分组回归一致。由此可知，内部控制质量较高的银行的确能够及时地将信贷资金从风险高的行业转移到风险低的行业，本文的假设得到了验证。

表3 不同内部控制质量下银行行业贷款额度变动与行业风险关系

注：括号中为稳健t值，下表同。

经过上文的检验发现，内部控制质量较高的银行能够及时地将信贷资金从风险高的行业转移到风险低的行业，那么银行的这一行为是否降低了自身的不良贷款率呢？本文接下来检验银行内部控制质量与不良贷款率之间的关系，以验证不同内部控制质量的银行是否有不同的不良贷款率。表4报告了不同内部控制质量的银行与不良贷款率的实证结果。为了保证结果更为稳健，本文分别采用了最小二乘法和固定效应两种方式进行回归分析。第(1)栏为最小二乘法(OLS)的实证回归结果，可以看到IC的系数为 -0.213，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内部控制质量较高的银行有较低的不良贷款率。第(2)栏为固定效应(Fixed Effect)的实证回归结果，内部控制质量指标IC的系数为负值，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同样表明内部控制质量较高的银行有较低的不良贷款率。综上可以说明，内部控制质量较高的银行能够根据不同行业的风险变化，及时将信贷资金配置到风险较低的行业，且这一行为能够降低自身的不良贷款率。

(三)进一步分析

考虑到内部控制质量较高的银行可能会尽可能选择风险更低的贷款担保方式，从而降低不良贷款率，接下来本文对此进行验证。银行贷款担保方式总共分为质押贷款、抵押贷款、保证贷款以及信用贷款四种，其中质押贷款与抵押贷款被认为是风险较低的贷款担保方式，有研究表明质押和抵押担保有助于缓解银企间的信息不对称，减轻贷款中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27]。在这里我们采用质押贷款和抵押贷款额度之和占总贷款额度的比重来度量贷款担保方式的选择。

表5报告了不同内部控制质量与贷款担保方式的实证结果。为了保证结果更为稳健，这里同样分别采用了最小二乘法和固定效应两种方式进行回归分析。第(1)栏为最小二乘法(OLS)的实证回归结果，从中可以看到IC的系数为0.165，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内部控制质量越高，越倾向于采用质押和抵押的贷款担保方式。第(2)栏为固定效应(Fixed Effect)的实证回归结果，内部控制质量指标IC的系数为0.121，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同样说明内部控制质量较高的银行更可能采用质押和抵押的贷款担保方式。

表4 内部控制质量与不良贷款率

表5 内部控制质量与贷款担保方式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实证结果的稳健，本文采用了以下两种稳健性检验的方法：

1.我们分别更换了内部控制质量的度量方式以及行业风险的度量方式进行稳健性测试。针对内部控制质量，在这里我们采用是否有内部控制缺陷来度量。针对行业风险，我们采用年度—行业Beta系数来度量[28]。是否有内部控制缺陷以及Beta系数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

2.考虑到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本文将所有自变量滞后一期处理后进行了重新回归。

以上稳健性检验的结果与上文回归结果基本一致，限于篇幅，以上稳健性检验结果不再列示。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从银行内部因素——内部控制质量视角出发，利用2007～2015年我国上市银行样本，通过对不同内部控制质量银行行业贷款结构的考察，探究内部控制质量如何影响银行信贷风险。研究发现：相比内部控制质量较低的银行，内部控制质量较高的银行能够有效识别不同行业的风险状况，减少高风险行业的信贷资金流入，增加低风险行业的信贷资金流入，进而降低银行整体不良贷款率；内部控制质量较高的银行更倾向于选择风险更小的质押和抵押担保的贷款方式。

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1)从行业视角看，内部控制质量较高的银行能够有效识别行业层面的风险，并及时根据不同行业的风险状况调整银行信贷结构，增加低风险行业贷款，减少高风险行业贷款，进而降低银行整体信贷风险。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内部控制能够有助于增强银行信贷管理的谨慎性和灵活性，促使银行以调整增量贷款结构的方式，通过信贷资金行业配置提升自身的风险防范能力。(2)从银行视角看，信贷资金增量的行业结构调整在整体上能够降低银行的不良贷款率。银行应当合理设置行业层面的信贷投向政策，并将其融入内部控制制度中，根据行业整体风险的变化，制定引导政策，进而形成以内部控制制度为基础的信贷风险预警与防控体系，从整体上提高银行对信贷风险的感知能力和防控能力。(3)从监管部门视角看，在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的关键时期，面对复杂多变的金融风险，监管机构应该将监管重点放在金融机构内部控制质量以及银行信贷资金行业配置结构上。一方面，通过加强对内部控制质量的监管，促使各个金融机构提升内部控制质量，增强对潜在风险变化的分析能力和应对能力，进而形成对信贷风险防范的长效机制；另一方面，通过设置行业层面的信贷监管政策，引导银行不断优化信贷资金行业结构。

本文存在的局限性主要在于：由于数据获取所限，本文没有进一步探讨银行表外信贷资金的行业结构情况。当前商业银行为了绕开监管机构对信贷资金总量和投向的监管，往往通过一些通道业务将信贷资金运作至表外，而通过这种方式流出的信贷资金很可能流向了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开发企业等高风险融资主体。因此，笔者未来进一步研究的重要方向就是探究表外影子银行体系的信贷资金行业配置结构，以及银行内部控制是否能够影响表外影子银行体系的信贷资金行业配置结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