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魁早 方杰炜

(1.湖南科技大学 商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2.南开大学 经济学院，天津 300071)

一、引言

在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战略与东南亚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对中国制造业带来的“双向挤压”背景下，中国政府提出建设制造强国战略，将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和生物医药等产业发展作为战略重点，突出了高技术产业的重要地位。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编制的《科学工程指标2016》显示，中国高技术产业的总产值占世界总产值的比重由2003年的7%左右攀升至2014年的27%以上，在产出总量上仅次于美国[1](P57-64)。但是，中国仅有较少的高技术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且60%的企业没有自己的商标[2]，高技术产业“大而不强”问题明显。研究表明，加强中国高技术产业国际竞争优势是中国制造业由大变强的必经之路，而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是产业国际竞争优势的集中体现[3][4][5][6]。因而，高技术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持续提升，对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乃至实现制造强国战略都具有重要的意义。那么，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呢?

既有研究显示，较高的人力资本质量、研发投入增长、技术水平和收入水平等因素是发达国家出口技术复杂度较高的主要原因[6][7][8][9][10]。与发达国家不同，针对中国的研究发现，基础设施改善所带来的企业调整成本下降、外商直接投资及加工贸易的技术溢出、出口增长与出口价格上涨、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逆向技术溢出、研发投入、金融发展水平、知识产权保护等都是影响中国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的重要因素[5][6][11][12][13][14]。

上述研究尽管从诸多视角深刻解释了这些因素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却较少关注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可能影响。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共同推动下，垂直专业化分工快速发展，并呈现出不断深化的趋势[15][16]。近年来，中国高技术产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不断加深，垂直专业化水平迅速上升，增速远高于制造业平均水平[17]。研究表明，垂直专业化促进了研发投入增长、生产率提高和技术溢出[18][19]，而研发投入、生产率和技术溢出等都是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关键因素[12][6]。自然地，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垂直专业化是否对中国高技术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有积极影响？如果是，其影响机制是什么？进一步地，什么特征的企业受到的影响更为显著？上述问题的解答契合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目前研究垂直专业化与出口技术复杂度关系的文献较少。Manuel和Marcel探讨了拉丁美洲部分国家融入全球价值链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关联[20]。戴翔和金碚关注了产品内分工与制度质量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显示，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受到垂直专业化分工及其与制度质量的交互作用影响[21]。而刘维林等、刘琳和盛斌探索了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体系后其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变化情况，研究结论却不尽相同[16][22]。此外，李惠娟和蔡伟宏考察了服务业进口中间品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23]。可见，已有文献仅涉及上述第一个问题，未涉及后面两个问题，也未明确垂直专业化是否提升了中国高技术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鉴于此，本文试图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系统地梳理和归纳垂直专业化影响产业技术进步的机制，并利用中国高技术产业1998～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较为系统地解答上述问题。

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贡献在于：(1)深化了对垂直专业化影响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内在规律的认识和理解。本文运用递归模型考察了垂直专业化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机制，使用乘积项方法探讨了垂直专业化影响的企业异质性，这是现有文献尚未涉及的研究领域，为进一步提升中国高技术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引入一条新思路。(2)丰富了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研究内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既有研究主要关注某个重要因素的影响，而对影响机制关注较少。本文不仅验证了垂直专业化通过研发投入效应和生产率效应等机制影响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也验证了垂直专业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存在时期差异和企业差异。

本文剩余部分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第三部分是计量模型、变量及数据说明，第四部分是实证分析，第五部分是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垂直专业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及其机制

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大型跨国公司普遍采取了专注核心的“归核化”战略，将经营重点投注在价值链中最具竞争力的环节上，包括核心行业以及行业的核心环节，而将非核心环节外包至更具成本优势的国家或地区，形成了产业内的全球生产网络。随着出口企业深度融入全球生产体系，发包企业倾向于将经营业务集中在高端环节而外包中、低端环节。在专业化分工的过程中，发包企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将不断提升[5]；而对于接包企业，从发包企业承接的生产环节和阶段对比其原有的生产经营活动可能更为高端，接包后，其出口技术复杂度水平也有可能提高[21]。因此，在垂直专业化的分工模式下，无论是处于产业链上游的国家或地区还是处于产业链下游的国家或地区，更专注于有比较优势环节的经营活动都有可能实现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21]。因而，随着中国高技术产业更深层次地融入全球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高技术产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也可能会得到相应的提高。

垂直专业化不仅可能通过产业链分工提升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还可能会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关键因素——研发投入和生产率等，因而，其也可能通过增加研发投入和提高生产率等途径，间接地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通过对相关领域文献的梳理，可以定性归纳出垂直专业化如何通过影响研发投入和生产效率等机制作用于出口技术复杂度。

1.垂直专业化带来的研发投入增长可能会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这是因为，研发投入是影响产品技术含量的关键因素，且R&D投入增长显著地推动了中国各地区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高[11][14]。而既有研究发现，垂直专业化显著地促进了中国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增长[19]。因而，垂直专业化可能通过增加研发投入这个机制(或中介效应)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

垂直专业化对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随着垂直专业化分工的深化，企业核心竞争力将会随着业务的核心化而增强[24][18]，这将激励企业为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而增加研发投入； 二是企业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降低了边际生产成本、增加了利润，而且垂直专业化促进了中间品进口，由此带来技术外溢效应、学习的外部性效应和多样化效应等贸易好处[18]，这些好处使得企业有能力增加研发投入。与此同时，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企业面对来自国内和国际市场的双重竞争压力，这种压力又使得企业有动力增加研发投入以维持竞争优势[25]。

2.垂直专业化带来的生产率提高可能会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出口技术复杂度综合反映了出口品技术含量和生产效率[3][5][6]，因而，较高的生产效率会带来较高的出口技术复杂度[14]。而垂直专业化研究领域的大量文献发现，垂直专业化对产业资源配置效率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18]，因而，垂直专业化可能通过提高生产率对中国高技术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提升效应。

垂直专业化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体现在：第一，垂直专业化分工形成的业务“归核化”使企业专注于自己的核心业务，提高了企业的专业化程度，从而能够有效地提升生产率[18]，因而，生产效率较高的企业将产品的部分生产环节外包，可以将生产重心集中于高附加值与高技术含量的生产环节，这将使其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21]。第二，随着垂直专业化的深化，企业或产业外购的中间投入会增加，这会通过技术外溢效应、学习的外部性效应和多样化效应促进生产效率提高[18]。

上述分析表明，垂直专业化很可能通过以上机制(或中介效应)对中国高技术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提升效应。因此，随着中国高技术产业更深层次地融入全球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高技术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也可能会得到相应的提高。为了验证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垂直专业化程度的提高提升了中国高技术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假设2：垂直专业化可以通过增加研发投入和提高生产率等机制(或中介效应)，对中国高技术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提升效应。

(二)垂直专业化对不同特征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差异

规模和绩效等特征不同的企业，获取垂直专业化好处的能力以及生产研发技术含量较高产品的能力也会有所差异，因而，垂直专业化对特征相异企业的影响程度可能会有所不同。

1.垂直专业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效应可能会受到企业规模的影响。规模经济理论认为，企业的规模适度扩大可以降低生产成本，从而获得规模经济的好处。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企业生产的产品可以实现规格的统一化和标准化；技术工人可以通过学习效应不断提高自身的技能水平；资金优势可以帮助企业提升对新产品的开发能力与新技术的吸收能力，能够更为显著地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综上，规模经济带来的这些好处可能有助于企业产品技术含量或出口技术复杂度提高。

在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条件下，相较于规模较小的企业，较大规模的企业获取垂直专业化带来的业务专业化、技术外溢、学习的外部性和多样化等好处的能力和意愿更强，因而，对于规模较大企业来说，垂直专业化分工带来的研发投入效应和生产率效应可能更为显著。这意味着，企业规模越大，垂直专业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效应可能更大。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垂直专业化对规模较大企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更为显著。

2.垂直专业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效应可能会受到企业绩效的影响。企业绩效是企业营业能力和资产运营水平等因素的综合反映。相对于经济绩效较差的企业而言，经济绩效较好的企业往往具备更强的管理能力以及资源有效配置能力，也能够拥有购买先进技术设备的资金储备，在开展新产品的研发与生产时具备资金优势、管理优势和技术优势[26]。因而，经济绩效较好的企业具有研发、生产技术含量较高产品的比较优势，其产品可能具有更高的出口技术复杂度。

在垂直专业化分工的条件下，经济绩效较好企业获取国际生产分工带来的业务专业化、技术外溢、学习的外部性和多样化等好处的能力更强，因而，垂直专业化分工给这类企业带来的研发投入效应和生产率效应等中介效应可能更为显著。这意味着，对于经济绩效较好的企业来说，垂直专业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可能更显著。为了验证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对经济绩效较好企业来说，垂直专业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效应更强。

三、计量模型、变量及数据说明

(一)计量模型设定

1.基准模型。为了考察垂直专业化对中国高技术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总体影响，即为了验证假设1，本文设定如下的基准计量模型进行检验：

EXPYit=α0+α1VSSit+α2Zit+α3Xit+λi+εit

(1)

式(1)中，下标i表示地区，t表示时间，λi表示地区效应，εit是随个体和时间而变化的随机扰动项；EXPYit表示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VSSit表示垂直专业化指数。Zit为企业特征变量，包括企业规模(ESit)和企业绩效(EPit)。Xit为控制变量，参考已有文献，本文的控制变量(Xit)包括：(1)市场规模(MS)。借鉴王晶晶等的做法，本文用地区企业平均从业人员数衡量市场规模[27]。(2)人力资本(WF)。本文采用国内学术界常用的衡量指标，用地区大学生人数来反映人力资本。(3)基础设施(IE)。根据王永进的做法，本文用地区公路里程数与地区面积之比来表示基础设施[11]。(4)资本积累(SOC)。本文用永续盘存法下的固定资产投入核算的资本存量表示资本积累。(5)外商直接投资(FDI)。本文用实际利用外资额来衡量外商直接投资规模。

2.中介效应模型。上文分析表明垂直专业化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机制包括研发投入和生产率效应。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这里借鉴温忠麟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检验假设2[28]。构造的递归模型如下所示：

EXPYit=α0+α1VSSit+α2Zit+α3Xit+λi+εit

(2)

Mit=β0+β1VSSit+β2Xit+β3Zit+λi+εit

(3)

EXPYit=ф0+ф1VSSit+ф2Xit+ф3Mit+ф4Zit+λi+εit

(4)

其中，Mit为中介变量，即两种中介效应的代理变量。本文选用研发投入强度(RDCit)代理研发投入效应，选取劳动生产率(LPEit)代理生产率效应。

根据中介效应的检验方法，第一步，对式(2)进行回归，检验垂直专业化的估计系数是否显著为正，若α1显著为正，则意味着垂直专业化对中国高技术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了提升效应。第二步考察垂直专业化指数与中介变量之间的关系，对式(3)进行估计，预期垂直专业化指数对中介变量的影响系数β1显著为正。最后一步估计式(4)，若系数ф1和ф3都显著为正，且ф1小于α1，则验证了研发投入和生产率对垂直专业化的提升效应存在部分中介效应。若式(3)垂直专业化回归系数β1以及式(4)中ф1、ф3任何一个系数不显著，则需要进一步通过Sobel检验来判断中介效应是否存在。

3.企业异质性效应检验模型。在依据式(1)对假设1进行验证的基础之上，为了验证假设3和假设4是否成立，本文借鉴学术界的通常做法，引入垂直专业化指数与企业特征变量的交乘项来检验，计量模型如下：

EXPYit=α0+α1VSSit+α2Zit+α3Xit+α4VSSit×Zit+λi+εit

(5)

式(5)中，VSSit×Zit为垂直专业化指数与企业特征的乘积项，其余符号含义与式(1)一致。

(二)变量选取

1.出口技术复杂度变量。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标常用来度量一国出口产品技术水平，由Hausmann等人提出，受到学术界广泛的认可和应用[4]。该指标基于显示性比较优势原理，认为一国或地区的出口技术复杂度与该国或地区的人均GDP存在正相关关系。本文是为了考察垂直专业化对中国各地区高技术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不涉及跨国比较的内容。基于此，这里采用姚洋和张晔修正后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利用中国29个省区市有关数据，测度各地区的高技术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29]。对于高技术产业q，首先测算出其总体出口技术复杂度：

(6)

式(6)中，q表示高技术产业细分行业，分别是医药制造业、航空航天制造业、电子与通信设备制造业、计算机与办公设备制造业、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i表示省域，xiq是i省q行业的出口量，Xi表示i省高技术产业的出口总额，Yi表示i省的人均GDP。

中国对外贸易中加工贸易的比重较大，因而总体技术复杂度包含着大量进口国外中间品的信息，导致其高估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实际水平。因此需要在总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基础上剔除国外进口中间品的信息，具体如下：

(7)

式(7)将出口技术复杂度分解为中间品技术含量和制造增加的技术含量，其中γqj表示q部门对j部门的直接消耗系数。进一步地，可以获得国内技术复杂度：

(8)

式(8)中，λqj表示投入到q部门中的j部门中间产品的进口比例，进口比例=进口/(总产出+进口-出口)，核算数据来源于历年投入产出表。最后，在细分行业的国内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基础上，即可得到各省高技术产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值。具体如下：

(9)

式(9)中，EXPYi即是i省高技术产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

2.垂直专业化变量。学术界对于垂直专业化的测度主要是基于Hummels等的研究[15]，首先测算出每个行业的垂直专业化指数VSi：

(10)

(11)

式(11)中，μ是1×n阶的单位向量，I是单位矩阵，AD是国内消耗矩阵，[I-AD]-1即为里昂惕夫逆矩阵，X是n×1阶出口向量，Xi是i部门的总出口，n表示i部门细分行业的数量，AM是n×n阶进口投入系数矩阵。具体而言：AM=λiA。其中，λi是n×1阶列向量，表示进口i中间产品占行业总进口的比例，等于i行业的总进口/(i行业总产值+进口-出口)，A表示直耗矩阵。

垂直专业化指数的测算基于中国投入产出协会编制的投入产出表。通过对表中的行业进行整合与拆分，得到由传统行业及5个高技术行业组成的投入产出表。在制表的基础上，利用式(11)测算1998～2015年省级层面的高技术产业垂直专业化指数。

3.中介变量。(1)研发投入效应这一中介效应的代理变量用研发投入强度(研发投入/主营业务收入)衡量，其中，研发投入变量用地区高技术产业R&D内部经费支出来表示。(2)生产率效应这一中介效应的代理变量选择劳动生产率指标。考虑数据的可得性，这里采用劳动生产率领域研究的通常做法，用各地区高技术产业总产值与从业人员数的比值来衡量。

4.企业特征变量。(1)企业规模。企业规模的衡量方式有很多种，其中常用的指标包括企业销售收入、企业总资产和企业员工数。各个指标用于衡量企业规模均存在一定的缺陷，为此，本文借鉴戴魁早和刘友金的做法，采用省际高技术产业的平均销售收入、平均固定资产净值和平均人员数的算数平均值度量企业规模[26]。(2)企业绩效。企业绩效是企业经营效率的反映，通常用利润率衡量，包括总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和销售利润率等。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企业绩效指标借鉴戴魁早和刘友金的做法，利用省际大中型高技术企业的利税总额与主营业务收入之比来衡量[26]。

(三)数据来源

考虑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将样本区间设定为1998～2015年。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投入产出协会及UN Comtrade数据库。样本共涉及29个省区市，其中由于西藏与新疆缺失了大量数据，研究时未将其纳入样本。消费者物价指数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涉及垂直专业化指数测算的投入产出表来源于中国投入产出协会的汇总结果，高技术产业细分行业的进口值来源于UN Comtrade数据库，对投入产出表的调整所用的部分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其他数据来源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模型的结果分析

1.垂直专业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根据Hausman检验结果判断，基准模型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更合适。此外，本文的面板数据属于短面板数据，因此需要考虑截面异方差与序列相关的问题。为此，本文采用考虑异方差和截面相关的稳健型标准误进行估计，相关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

表1第(1)列的结果显示，在未添加控制变量的固定效应模型下，垂直专业化(VSS)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国际垂直一体化分工带动了中国高技术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第(2)列控制了企业规模和企业绩效等特征变量，结果显示，垂直专业化系数的显著性水平没有明显的变化。第(3)列引入企业特征变量以外的控制变量，发现垂直专业化的影响方向及程度没有发生显著改变。第(4)列控制了企业规模、企业绩效、资本积累、市场规模、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和实际利用外资，结果显示，垂直专业化的回归系数为0.3056，且在1%水平上显著。上述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对中国高技术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有促进作用，验证了假设1。这意味着，从产业发展与产品升级的角度而言，企业积极承接产业纵向专业化的相关环节，融入国际化垂直分工体系之中，能够有效增加产品技术含量，提高出口技术复杂度，进而增强高技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2.垂直专业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的时期差异。加入WTO前后、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前后的垂直专业化指数值存在较大差异，垂直专业化指数在入世以前平均为0.295，在入世以后金融危机之前的均值为0.414，金融危机之后的均值为0.392，垂直专业化在不同时期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本文在基准模型中添加T1、T2两个时期虚拟变量来考察是否存在时期差异：

通过在方程(1)中添加乘积项γ1(T1×VSSit)及γ2(T2×VSSit)，可考察入世前后、金融危机前后垂直专业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

表1第(5)列和第(6)列中分别引入反映入世前后的时间虚拟变量(T1×VSSit)与金融危机前后的时间虚拟变量(T2×VSSit)。估计结果显示，T1×VSSit的系数不显著，这说明，入世前后垂直专业化对中国高技术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没有显著的差异。而T2×VSSit的系数显著为负，值为-0.2682，这说明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垂直专业化对高技术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效应减弱了。

关于前者可能的解释是：入世后，伴随着商品贸易的发展，保险、外贸及商业等服务市场也得到迅速成长，为企业提供了更广阔的融资渠道、更先进的管理经验；但与此同时，世贸组织的规则约束也对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形成潜在制约，如取消当地成份规则，使得外资及合资企业更多地直接利用国外先进的技术与设备，削弱了外资的技术溢出作用；此外，内外资企业在核心技术层面有着较大的差距，这抑制了外资企业在中国进行研发投入的激励，从而降低了外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水平。上述正反两方面的作用最终可能导致入世前后垂直专业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没有明显差异。

关于金融危机冲击影响的可能解释是：在国际垂直专业化的分工背景下，产品产业链延伸至世界各国，金融危机引致产业链各个环节的中间品存货调整会通过传播效应和贸易效应得到放大，造成国际贸易活动的巨大波动。此外，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中加工贸易占很大的比重，而加工贸易具有海外与国内市场分割的特性，单一的海外市场加剧了国际经济形势波动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因而，在垂直专业化分工过程中，协调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的比重可能对稳步提升中国高技术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重要意义。

表1 基准模型的估计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内的数值为t值，下表同。第(5)列回归剔除了2008年以后的样本，第(6)列剔除了2001年及以前的样本，因此样本量减少。

(二)垂直专业化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机制分析

上文考察了垂直专业化对中国高技术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即验证了假设1。这里进一步考察垂直专业化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机制，即验证假设2是否成立。中介效应的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1.研发投入效应分析。从表2第(1)列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被解释变量为研发投入强度(RDC)时，VSS的系数值为正(值为0.0353)但不显著。为此，需要进行Sobel检验。Sobel检验结果显示，RDC的Z值为4.53，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研发投入是垂直专业化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中介变量。比较表2第(2)列垂直专业化(VSS)的系数φ1(0.2948)与基准模型(表1第(4)列)中的α1(0.3056)，可以看出，研发投入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为3.53%，这说明垂直专业化通过促进研发投入对高技术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效应较弱，其原因可能是垂直专业化对中国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促进作用较弱。通过比较垂直专业化和研发投入强度的地区均值可以发现，在垂直专业化水平较为接近的地区，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强度的差距却较大。如山西、江西和湖北等地区的垂直专业化水平较为接近，VSS均值分别为0.330、0.328和0.334，而研发投入强度的均值分别为0.018、0.045和0.069；北京、天津和上海的VSS均值分别为0.385、0.386和0.381，而研发投入强度的均值分别为0.063、0.034和0.045。由此可以推测，垂直专业化对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较弱，可能是因为一些地区的研发投入强度较低。

这一结论有着重要的政策涵义：为了更为有效地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各地区在采取政策措施促进高技术产业更深入融入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的同时，需要与研发激励政策进行协调和配合；而且，不同地区需要根据自身的垂直专业化和研发活动的实际，有所侧重，如垂直专业化和研发投入水平较低的内蒙古和宁夏等地区需要加大垂直专业化和研发活动两个方面的政策支持力度，而研发投入较低的山西和天津等地区需要突出研发活动的激励政策。

表2 中介效应的估计结果

注：限于篇幅，回归信息未悉数列出，结果备索。未报告的控制变量包括市场规模(MS)、人力资本(WF)、基础设施(IE)、资本积累(SOC)、外商直接投资(FDI)、企业规模(ES)和企业绩效(EP)，表3同。

2.生产率效应分析。从表2第(3)列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被解释变量是劳动生产率(LPE)时，垂直专业化(VSS)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值为0.0581，说明垂直专业化分工显著地促进了中国高技术产业生产率水平的提高，与上文的理论预期一致。从表2第(4)列可以看出，劳动生产率(LPE)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值为0.4740。而且，第(4)列垂直专业化(VSS)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值为0.2780，小于基准模型(即表1第(4)列)中的估计系数0.3056。结合第(3)列中垂直专业化(VSS)的系数可知，劳动生产率在垂直专业化的提升效应中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的作用，其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为9.03%。这验证了假设2，也为假设1提供了进一步的有利支撑证据。

数据显示，1998～2015年间，随着中国高技术产业垂直专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垂直专业化指数年均上升3.44%)，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14.86%，与此同时，高技术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以年均10.14%的速度在提高。这说明较高的垂直专业化水平带来了较高的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又进一步带动了出口技术复杂度提高，与假设预期相符。地区数据显示，北京、天津和上海是高技术产业垂直专业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垂直专业化指数均值分别为0.385、0.386和0.381)，而宁夏、内蒙古、河北则是高技术产业垂直专业化水平较低的三个地区(垂直专业化指数均值分别为0.218、0.243和0.263)。1998～2015年间，前三个地区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值分别为1.053、0.945和0.960，远远高于后三个地区0.318、0.310和0.393的年均值；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均值来看，前三个地区的年均值分别为26996、26956和26459，也远远高于后三个地区18665、20225和20890的年均值。可见，垂直专业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劳动生产率也较高，高技术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水平也较高。这个结论意味着，对宁夏和内蒙古等垂直专业化水平较低的地区来说，采取政策措施推进高技术产业不断融入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并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有望成为这些地区高技术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重要推动力。

(三)垂直专业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企业异质性影响

上文中基准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初步回答了不同特征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差异，这里进一步运用学术界的通常做法——乘积项方法，考察垂直专业化对不同特征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即利用式(5)检验假设3和假设4。乘积项方法的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可以看出，与表1对照，VSS的系数值和显著性水平没有明显变化，说明表3估计结果较为稳健。接下来，可以分析垂直专业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是否因企业特征而异。

表3 垂直专业化对不同特征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异质性影响

(1)EXPY(2)EXPYFEFEVSS0.2436***(3.5041)0.3125***(6.4592)VSS×ES0.0893(1.6360)VSS×EP0.0519***(4.8274)

1.企业规模的影响。由表3的第(1)列可知，垂直专业化与企业规模的乘积项(VSS×ES)的系数虽为正但不显著，这说明企业规模并没有显著地改变垂直专业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这没有验证假设3。究其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大中型高技术产业企业中存在大量的国有企业，传统的并非以效率为主导的政策方针使得大中型国有企业普遍存在冗员过多、效率低下的问题，导致企业在融入全球垂直专业化生产体系过程中，未能较好地利用自身的规模经济获取更多(相对于规模较小企业)的好处，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规模经济优势。另一方面，非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小型高技术企业由于精简的机构、明晰的产权制度和现代化的企业管理制度，更能灵活应对国际国内市场的变化。这样，相对于规模较大的企业来说，这些规模较小的企业在获取垂直专业化分工带来的好处方面可能没有明显的劣势。因而，企业规模并没有显著改变垂直专业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效应。

这个结论可能意味着，如果规模较大的高技术企业能够通过完善现代企业制度而提高效率，应该能够更好地获得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好处，因而可能具有更高的出口技术复杂度；而对于规模相对较小的企业而言，在明晰产权制度和现代化企业管理制度前提下，如果能够适当扩大企业的规模，应该能够获得更多的规模经济好处，这可能有助于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提高。数据显示，天津、内蒙古、上海和江苏等地区的高技术企业平均规模(ES)相对较大，具体为1.439、1.228、1.567和1.199；而青海、云南、甘肃和广西等地区的企业规模相对较小，因而，对天津等企业规模相对较大的地区来说，完善高技术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对提高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而对青海等企业规模相对较小的地区来说，适当扩大高技术企业的规模也能有效地增强垂直专业化的积极影响。

2.企业绩效的影响。由表3的第(2)列可以看出，垂直专业化与企业绩效的乘积项(VSS×EP)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显著为正，系数值为0.0519，这说明企业绩效的提高可以显著强化垂直专业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效应，这验证了假设4。对此可能的解释是，在开放经济中，垂直专业化的深入意味着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分工的各个环节，企业绩效越好，其管理水平及资金优势将越明显，就更能帮助企业承接高技术含量与高制作工艺的生产环节，因此能够带动高技术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高。此外，第(2)列中企业绩效(EP)的系数也显著为正(值为0.0280，未列示)，这说明企业绩效的提高既有助于企业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的提高，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垂直专业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效应。

企业绩效(EP)的地区均值显示，北京、上海和广东等地区高技术企业绩效较好，EP均值分别为0.136、0.154和0.169；而福建、重庆和青海等地区企业绩效较差，EP均值分别为0.074、0.083和0.072。因而，上述结论意味着，对比福建等绩效较差的地区，北京等地区企业绩效较好，其垂直专业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效应也更为显著。对于福建和青海等地区来说，采取政策措施促进企业绩效提高，对高技术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和出口贸易结构升级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稳健性检验

1.动态面板模型检验。具体做法是在式(1)中加入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滞后项(EXPYt-1)，利用两步GMM方法进行估计，来检验基准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同时，考虑到当样本量较小或工具变量较弱时，GMM估计误差较大，这里利用动态固定效应模型(FE)和动态混合估计模型(POLS)检验GMM结果是否有较大的偏差。基准估计的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限于篇幅未报告)，模型设定和工具变量的选择是合理的，而且EXPYt-1的估计值也介于动态POLS和动态FE之间，说明动态面板模型的估计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模型其余变量的估计值和显著性水平与表1基本一致，说明表1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2.中介变量的重新选取。(1)研发投入变量的重新选取。这里借鉴戴魁早的做法，使用研发资本投入作为研发投入效应的中介变量，即采用地区高技术产业研发经费内部支出与研发经费外部支出之和来衡量研发资本投入[19]。考虑到研发经费投入包含了劳务费，测算该研发资本投入时，在经费总额中扣除了劳务费。(2)生产率变量的重新衡量。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是生产率的另一衡量指标，用索洛残差法测算。具体测算需要投入产出数据，投入数据为地区层面高技术产业的资本存量额和劳动投入数，产出数据用地区层面高技术产业总产值来反映。重新选取中介变量的估计结果显示(限于篇幅，估计结果未报告)，研发投入效应和生产率效应仍显著。指标衡量变化后的估计结果与表2高度一致，验证了表2中介效应的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3.出口技术复杂度衡量指标的重新选取。鉴于本文没有进行跨国比较，上文利用省际区域数据的测算结果缺乏国际竞争信息；另外，随时期上升的人均收入可能会使得出口技术复杂度测算结果变化较大而过度反映实际产品技术特征的变化[12]。为了克服这两个方面的可能影响，这里利用跨国数据重新测算出口技术复杂度。具体做法是：(1)使用跨国数据(46国)测算上文式(6)中产品的技术复杂度，得到1998～2015年高技术产业5个细分行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IETSI)。各国出口数据和人均GDP数据分别来源于UN Comtrade数据库和IMF数据库。(2)依据第一步的测算结果，利用上文式(9)得到高技术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IEXPYi)。(3)利用公式SIEXPYit=100×(IEXPYit-IEXPYmin)/(IEXPYmax-IEXPYmin)，计算出标准出口技术复杂度(SIEXPYit)。引入标准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标，对上文各个模型进行估计，结果显示(限于篇幅，估计结果均未报告)，利用标准出口技术复杂度没有显著改变上文参数估计结果。因而，上文的估计结果是稳健可靠的。

五、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从理论层面归纳了垂直专业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及其机制，利用测算的1998～2015年中国高技术产业省级层面的垂直专业化指数和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运用多种计量方法对理论预期进行了验证，得到如下几个结论：(1)垂直专业化对中国高技术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有显著的提升作用。入世前后垂直专业化对中国高技术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差异不大。但是，金融危机以后垂直专业化对高技术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效应减弱了。(2)垂直专业化可以通过提高高技术产业研发投入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提升其出口技术复杂度，但是，由于垂直专业化的研发效应较弱，所以垂直专业化通过促进研发投入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实际作用较为有限。(3)垂直专业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存在企业异质性，绩效越好的企业，垂直专业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越显著。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中国高技术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有如下重要启示：

第一，出口贸易结构升级政策和高技术产业发展政策的制定应结合垂直专业化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实际。为提升中国高技术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增强高技术产业国际竞争优势，政府需要采取政策措施促进高技术产业垂直专业化水平提高，并注重鼓励企业采用先进技术实现全球价值链的攀升。而促进高技术产业垂直专业化的政策措施包括：根据产品内贸易的现状适当调整进出口关税来促进高技术产品内贸易的发展，通过税收优惠、补贴特定高技术产品等方式激励高技术企业积极承接国际外包，通过完善税收和补贴政策以更好地落实外包项目，降低高技术企业将非核心业务外包出去的门槛和难度。此外，地方政府需要依据各地区高技术产业垂直专业化及其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差异，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如江西和河南等垂直专业化水平较低的地区，尤其需要重视高技术产业垂直专业化水平的提高。

第二，政府需要重视政策之间的协调与配合。为了更为有效地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各地区在采取政策措施促进高技术产业深入融入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的同时，需要协调研发激励政策。不同地区需要根据自身的垂直专业化和研发活动的实际，有所侧重，如内蒙古和宁夏等地区需要加大垂直专业化和研发活动两个方面的政策支持力度，而山西和天津等地区尤其需要突出研发活动的激励政策。同时，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政策措施也需要与促进产业升级和贸易结构升级的政策相互协调与配合。劳动者素质是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关键因素，因而，需要加强教育和培训并建立终身学习型社会以提高劳动者素质，努力构建人才发展支持体系。鉴于中国劳动力市场存在普遍的扭曲现象，政府需要进一步完善户籍制度和人才市场，推动高素质人才的自由流动，发挥市场机制在人才资源配置方面的决定性作用。

第三，政府需要重视企业特征以适度改变对高技术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积极影响。鉴于企业绩效的提高既有助于企业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的提高，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垂直专业化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效应，因而，政府可以通过设定绩效标准对不同绩效的企业实行差别关税减免政策或梯度补贴政策，鼓励绩效优良的企业参与国际产品内分工，以充分发挥优质企业的国际竞争优势。此外，各地区需要依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有所侧重，福建、重庆和青海等企业绩效较差的地区尤其要重视企业绩效对高技术产业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重要意义。虽然企业规模没有明显强化垂直专业化的提升效应，但企业规模对出口技术复杂度还是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因而，对于青海、云南、甘肃和广西等企业规模相对较小的地区，需要通过制定和完善并购税收政策、信贷政策和投资政策，引导和激励高技术企业适度扩大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