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也疯狂

懂行的人都知道，决定一个人收藏成就的不是藏品数量多寡，而是对藏品的个人见解，没有高超的眼光、深厚的修养乃至高洁的品行，断不可称“收藏家”。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曾评价张伯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天下民间收藏第一人”，所言非虚。

一

1898年，张伯驹出生在河南项城，是袁世凯的表侄。按照当地风俗，他6岁时被过继给膝下無子的大伯张镇芳。

张镇芳是进士出身，先后担任过署理直隶总督和河南总督等，对张伯驹的教育也十分重视，教其诵古文、习诗艺。张伯驹天资聪慧，记忆力超群，9岁即能作诗，成为闻名乡野的“神童”，20岁时已能通读《二十四史》，熟背《古文观止》，细讲《资治通鉴》等。

渊源家学和人文家风，不仅为张伯驹打下了深厚的学识基础，也让他养成了独有的散淡、通脱的文人个性。而张镇芳希望张伯驹能够跻身军界光耀门楣，便将他送入袁世凯混成模范团骑兵科学习。毕业后，张伯驹历任安武军全军营务处提调、陕西督军公署参议等职，1927年起弃政从商，投身金融界，在盐业银行任职。

但张伯驹骨子里是个文人，天性散淡，这让他极为讨厌商人间的尔虞我诈。他于是不顾父母反对，辞掉了盐业银行职位，自此埋首于读书文艺中不可自拔。世人奋斗的金钱地位在他看来毫无价值，这也令他生发出余生为了收藏心爱之物不惜代价的慷慨。

张伯驹收藏起于兴趣，虽起步晚，但殷实的家境和独特眼光让他的起点很高。他的第一批藏品来自皇宫。当时，末代皇帝溥仪为生计犯愁，把老祖宗的宝贝偷偷拿到市场上变卖，文徵明的《三友图》、黄庭坚的《诸上座帖》等传世名作均是此时归了张伯驹。张伯驹从此一发而不可收，走上了“疯狂”的收藏之路，只要市场上流出精品，他会不惜一切代价购买收藏，渐渐在收藏界有了名气。

有一次，因为自己得知消息晚了一步，造成唐代名作《照夜白图》流失海外，这让张伯驹痛心不已。不久，他又听说恭亲王的孙子溥儒收藏了另一幅国宝——西晋陆机的《平复帖》，并在暗中寻找买家，担心国宝再次落入外国人之手的他志在必得。

张伯驹为何如此看重《平复帖》呢？因为陆机的<平复帖》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书法真迹，比《兰亭序》的书写时间还早79年。寥寥9行84个字，却是中国书法从章草到今草演变的实证，研究价值无与伦比，在收藏界被誉为“中华第一帖”。

古往今来，名人雅士以收藏过《平复帖》为荣。张伯驹第一次见到《平复帖》展出后，便托人向溥儒求购。溥儒开价20万元，张伯驹无力支付。次年，他委托与溥儒交好的张大干说情，以6万元再次求购。溥儒不肯割爱，坚持20万元。后来，友人无意透露溥儒母亲过世，急需用钱，张伯驹尝试沟通，最终双方以4万元成交。后来，当初购买《照夜白图》的国外买家出价20万元求购《平复帖》，被张伯驹断然拒绝，国宝得以留在国内。张伯驹感慨： “在昔欲阻《照夜白图》出国而未能，此则终了夙愿。”

二

1941年6月的一天，还在盐业银行上海分行任总经理的张伯驹在上班路上，被三名歹徒绑架。绑匪要价200根金条，否则就撕票。多年来四处求购收藏，让张伯驹一家流动资金变得极为紧张，200根金条像一座大山压得张伯驹妻子潘素喘不过气来。

潘素艰难筹钱，四处碰壁，迫不得已欲将张伯驹收藏的珍贵字画变卖。在一次探视中，张伯驹告诉潘素宁肯死于毒手，也不能拿字画换自己的性命。在他眼里，这些凝聚了中国丰厚文化积淀的珍宝价值远胜于生命。

张伯驹至死不配合，歹徒见索要高额赎金行不通，便压价到20根金条。在卖掉张伯驹名下盐业公司的股票和项城老家的一部分土地后，妻子这才凑够了20根金条，将被扣押八个月之久的张伯驹赎了出来。

北平沦陷后，张伯驹携家眷到西安。国难当头，他最担心的就是《平复帖》落入日本人之手。为了保护好国宝，他将《平复帖》缝入被子中，一路夙夜不眠，担惊受怕，直至平安抵达西安，心才稍稍放下。

他飘零之际用生命保护的稀有之物，却在后辈有需要时给予热忱帮助。

王世襄因为研究《平复帖》提出登门欣赏，张伯驹大度地说： “一次次来我这里看麻烦，你拿回家去看吧。”这句话让王世襄对张伯驹的宽阔胸襟钦佩不已。

好友周汝昌评价张伯驹：“其虚怀若谷，一片素心，只为做好事，不计其他。”

三

抗战胜利后，张伯驹被聘为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有力地补充了国内文物鉴赏实力。此时，被溥仪带到东北的部分国宝逐渐流回关内，国内外收藏家跃跃欲试。

当隋代大画家展子虔的《游春图》悄悄出现在北平时，张伯驹凭借敏锐的嗅觉，建议故宫博物院将此卷买下，并提出如果院方经费不足，自己愿代为周转。但卖家开出的800两黄金的天价让故宫无力购买。如果不迅速出手，《游春图》就有流落海外的风险，这不仅是张伯驹个人的憾事，更是中华民族的痛。

可是，张伯驹此前刚刚通过变卖家产，加上举债，共出资110两黄金，勉强购得范仲淹的《道服赞》。元气大伤的他去哪里再筹800两巨额黄金呢？张伯驹急中生智，不断散布国宝不能流失国外的言论，一时间满城风雨，最终卖家迫于舆论压力和张伯驹商定以220两黄金成交。

对于此刻的张伯驹来讲，220两黄金几乎等于全部身家。他思索再三，忍痛将一家人在北平弓弦胡同的大宅作价2.1万美元卖掉，合计黄金220余两。不料，卖家嫌黄金成色不足，实际仅有130两，张伯驹不得已又将妻子心爱的首饰卖掉凑出20两，二人商定剩余银两将后续补齐，这才将《游春图》收入囊中。这幅堪称中国最早的山水画作，为历代鉴赏家所珍视，具有不可估量的收藏价值。

此时的张伯驹已负债累累，一家人搬到一个小宅院里，面对着家徒四壁的窘境，张伯驹只有一个念头： “老祖宗的东西，是留给中国后代子孙欣赏的。”

耗尽家产收藏，他却从不出售渔利。有人笑他傻，他却说： “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卖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

他始终表现得像一个随时与人决斗的斗士，既孤独，又可敬。

众所周知，收藏家的特点是“子子孙孙永宝之”。然而，1956年，目睹新中国艰难现状，张伯驹和妻子潘素决定将陆续收藏30年，比生命更宝贵的八件国宝不留给子孙，而是一次性捐给了北京故宫博物院永久收藏，成为中国收藏史和捐献史上的不朽壮举。内有西晋陆机的《平复帖》、唐代杜牧的《张好好诗》卷、北宋范仲淹的《道服赞》卷、北宋黄庭坚草书《诸上座帖》、蔡襄自书诗册等，从而引发收藏界一次史无前例的大地震。

鉴于张伯驹和潘素做出的巨大贡献，新中国文化部专门举办了捐赠仪式，并奖励伉俪20万元，却被二人拒绝了。时任文化部部长的茅盾亲笔为张伯驹和潘素颁发了一个褒奖令，其中一句话“化私为公、足资楷式”，证明了启功先生给予张伯驹“民间收藏第一人”的称号实至名归。

一己之力为国为民，真乃文人之典范！

故宫博物院的顶级书画国宝，一半的亮色是由张伯驹带来的。在中国收藏界，张伯驹同样能顶半壁江山。

从收藏爱好，到以保护国宝为己任，张伯驹不谈享受，只论付出。他不仅是一个斗士，更是真名士，风采照人。

四

英国作家毛姆在《月亮与六便士》中写过一句值得玩味的话： “有时候，一个人在属于他的风云岁月过去之后，还能活着进入全新的时代，这时好奇的人就能看到人间喜剧中最为奇特的场面。”

没有想到，在捐献完国宝一年后，张伯驹竟然被打成右派分子，理由是支持清代封建戏曲演出，反对者又把他家与袁世凯的关系揪了出来，说他是封建余孽。就连他捐献的国宝，也被说成本来就是官僚资本，理应收归国有。

在这段特殊岁月里，张伯驹被周围人一次次嘲笑、侮辱，却仍然表现得散淡超脱，反而那些灾难在他面前认了怂，他顽强地觉得“自己仍然是个人”。他说： “国家大、人多，个人受点儿委屈也算不了什么，自己看古画也有过差错，只盼望祖国真正富强起来。”

他是真正的名士，风采藏在他面对个人的境遇里，也藏在对待朋友的态度上。

好友章伯钧被冤，不久忧愤而死，社会人士唯恐躲之不及，无人吊唁。但有一个人敢去，他就是张伯驹。

年逾70岁的张伯驹带着妻子潘素，因为不熟悉章伯钧家的地址，一路从地安门到建国门，边走边打听，才走到章伯钧家。这让章伯钧的女儿十分震惊，因为在她的印象里，張伯驹与父亲只是君子之交，二人无非喝喝茶、吃吃饭、看看画的交情，他怎么能和那些有血缘关系的至亲相比？怎能和父亲生前救济过的那些朋友相比？然而，第一个登门吊唁的竟然是张伯驹。

真正的朋友不是整天嘘寒问暖，而是患难之际显坦荡，如果一方有需要，另一方两肋插刀。

1961年，在陈毅元帅的干预下，张伯驹夫妇来到长春，在吉林省博物馆担任文物的鉴定工作。考虑到馆藏精品不足，张伯驹将自身珍藏的宋拓《九成官醴泉铭册》、唐人《楷书妙法莲华经普贤菩萨劝发品残册》等30余件绝世瑰宝捐献给吉林省博物馆，让这座关外博物馆立刻吸引了无数目光。

随着形势越来越动荡，张伯驹和潘素又被下放到农村插队落户，因为年龄大不被接收，二人只好回到北京，成为无工作、无户口的黑户。当年富甲一方的张公子，如今全靠亲友接济生活，不胜唏嘘。

即便这样，生性烂漫的他，见到绽放的小盆梅花有心想买，无奈囊中羞涩只能作诗抒发自己的感受： “肆间初见小梅姿，风韵依然似旧时。画图愿买折枝写，无奈囊空惟剩诗。”

一个人是否值钱，要看他坚持的原则值不值钱。穷困却不潦倒，根植于内心的贵族气息让张伯驹依然价值连城。

1972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张伯驹得以赴中央文史研究馆任职，1980年，张伯驹的问题得到解决。重新安定下来的张伯驹虽已82岁高龄，但他惜时如金，担任多项职务，为我国书画文物鉴赏发挥余热。

据黄永玉回忆，有次他到北京某餐厅吃饭，看见张伯驹“蹒跚而来，孤寂索寞，坐于小偏桌旁”。当时，张伯驹仅仅依靠着每月80元的工资与妻子潘素度日。张伯驹只喝了一碗红菜汤，然后点了四片面包、一碟果酱和两小块牛油，他小心翼翼地给面包抹上果酱和黄油，用方帕将面包认真包好，带回家与妻子一起品尝。两人过得很是凄苦，但是清贫之中不失贵族之气。

1982年正月，张伯驹患了感冒，被送进了北大医院。因为住的是11人的大病房，非常吵闹，张伯驹整日烦躁。潘素向院方请求更换单人或双人病房，被拒绝，理由是“不够级别”。后来张伯驹的老朋友与卫生部联系，说明情况，张伯驹才被允许转入高干病房。当朋友想把这个决定告知张伯驹家属时，却传来了张伯驹刚刚去世的消息。

1982年2月26日，一生动荡的张伯驹离世，享年84岁。

有人跑到北大医院门口气愤地大骂： “你们知道张伯驹是谁吗？他是国宝！你们说他不够级别住高干病房。我告诉你们，他一个人捐献给国家的东西足够买下你们这座医院！”

民盟中央副主席在张伯驹的追悼会上说： “我参加的八宝山追悼会不知道有多少次了。很多人的悼词上都无一例外写着永垂不朽。依我看，并非都能永垂不朽，真正的不朽者，张伯驹是一个。”某红学家感怀张伯驹一生境遇，作词评论： “才气无双折挫多，平生起落动山河。至今仍较泪滂沱。国士高风倾万世，魍魉魅魑一尘过。春游词笔郁嵯峨。”读来让人动容。

张伯驹和潘素后来居住的小院，被打造成为“张伯驹潘素故居纪念馆”，用于研究二人的艺术思想和崇高精神。张伯驹一生并不完美，但他一路走来，并未脱离“散淡”二字，他用尽所有力气，只是为了值得。是执着还是洒脱，留给后人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