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宝才

《国语》是左丘明留下的著作，是中国最早的国别史，也是研究春秋思想文化的重要文献。就研究春秋思想文化的概貌而言，《国语》是最重要的先秦文献。在先秦文献中，《春秋》、《左传》、《国语》都涉及春秋各国历史，但《春秋》、《左传》着重记事，《国语》着重记言，较前两书涉及思想文化的内容更多。《老子》、《论语》是思想文化专著，但内容限于道家、儒家，不如《国语》涉及范围广。《管子》、《晏子春秋》涉及春秋思想文化基本限于管仲、晏婴的思想，范围更小。所以说，就研究春秋思想文化的概貌而言，《国语》是最重要的先秦文献。

《国语》中所见的春秋时代思想文化的概貌，可以从七个方面观察。

一、人神关系

上承西周宗教思想，春秋主流文化仍然承认神主宰人，但较多关注人的作用，以至出现尽人事远鬼神的思想。

春秋时代出现“人道”、“天道”相对的观念。“人道”指人间事务。“天道”有神鬼之事和自然现象两种含义，两种含义往往混杂在一起，还没有厘清。人们更多重视“人道”，而将“天道”存而不论，或者仅行其仪式而已。

《周语上》记载说，周惠王十五年(前662)“有神降于莘”。周惠王问神降临人间是怎么回事？内史过回答说，这样的事在三代兴起和衰亡的时候都有过。国家兴起的时候神降临人间，“观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国家衰亡的时候神降临人间，“观其苛慝而降之祸”。这种说法承认神赐福降禍，又认为神赐福还是降禍要依据国家政治局面好坏。这种观念认为兴亡之本在人，又与“以德配天”的神学思想混合在一起。

《楚语下》记载：楚昭王问颛顼“绝地天通”是怎么回事。观射父认为，它是一次古代宗教改革。这次改革中，颛顼命令重和黎分别管理神界事务和人间事务，恢复“民神不杂”的秩序。观射父还说，到了尧舜和三代，重和黎的后代“宠神其祖，以取威于民”，说自己的祖先重将天举上去，黎将地压下来，使天地分离而不相通。依照这种说法，重和黎本来是人，后代把他们神化成了神。春秋时的史墨对于“五行之神”的由来也作过类似的解释，认为“五行之神”原来是人，是上古帝王的臣属，分管五行事务有功，死后被人们推尊为神。这类说法包含的人创造神的观点，是西周宗教神学中没有的新思想。

《晋语五》记载：晋国境内的梁山崩塌，晋景公召请伯宗商议对策。有个车夫告诉伯宗说，山有朽坏而崩是自然现象。国家是山川的主人，遇到川涸山崩，国君停止宴乐、穿上素服、坐上素车到郊外去策告于上帝，国内哭吊三日。除此之外就不必做什么了。伯宗把车夫的话告诉晋景公，晋景公也就举行了个仪式了事。《鲁语上》说，一群海鸟飞来，停留在鲁国东城门外三天不去。臧文仲准备让国人祭祀海鸟，展禽阻止说：海鸟飞来，臧文仲自己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要祭祀，很难认为是明智之举。其实，恐怕是海鸟预感到大海上要起风暴，飞到这里来是躲避。臧文仲觉得展禽的话有理，便没有祭祀海鸟。这两处记载说明，随着知识的积累，自然现象逐渐被人们认识，自然神崇拜必然淡化。

二、阴阳五行

古老的阴阳五行思想，春秋时代有多方面发展，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发生显著影响。

《周语下》记单襄公的话说：“天六地五，数之常也。经之以天，纬之以地。经纬不爽，文之象也。”他认为，天有阴阳风雨晦明六气，地有金木水火土五行，是不变的事实。人将六气五行配合，依照六气五行的性质办事，就能成就万物，就是有文德。这段论述把阴阳归于天，把五行归于地，以天地关系说明阴阳与五行的关系，使阴阳说和五行说结合起来，是阴阳五行学说的发展。

范蠡是春秋末期南方的政治家、思想家。范蠡提出，“天道”变化的规律是“阳至而阴，阴至而阳。日困而还，月盈而匡(亏)”(《越语下》)。他认为阴阳发展的规律是互相向对立面转化，并将这一规律运用于政治，提出“持盈”、“定倾”、“节事”三原则：“持盈”，像天那样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定倾”，在倾危中要谦卑坚守；“节事”，像大地生长万物那样顺乎自然，不勉强做条件不成熟的事。善于“持盈”、“定倾”、“节事”就能够由弱小转化为强大。在观察吴国的形势时，他强调将“天时”与“人事”两个方面结合把握时机。时机不成熟绝不妄动，时机一旦成熟就立即行动。他说“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得时无怠，时不再来；天予不取，反为之灾；赢缩转化，后将悔之。”这些原则是从阴阳转化规律引发出来的，是阴阳五行学说在南方的发展。

三、政治思想

春秋时期，礼被视为政治准则，但在现实中破坏礼制的行为比比皆是。守旧的人们不理解非礼现象出现的原因，一般只会发出指责诅咒。也有人反对非礼现象时，对君主提出批评。而真正有意义的是，比较开明的人物围绕礼制讨论君、臣、民的关系，提出了新见解。

君主的权力是怎样来的？《郑语》记载，西周末期史伯说：“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认为祖先有功劳子孙才能做君主，虞夏商周都是这样。《周语下》周太子晋说：“天所崇之子孙，或在畎畝，由欲乱民也。畎畝之人，或在社稷，由欲靖民也。无有异焉。”认为上天保佑的君王，子孙有的沦落为田野之人，这是由于君王扰乱了民众，失去了民众信任。田野之人有的却登上了庙堂，这是由于他能够安定民众，得到了民众拥护。得到君位与失掉君位都取决于民众，道理没有什么不同。这样的观点突破了宗教神学的君权神授论。

在春秋时代，不少人坚持认为臣对君必须绝对服从，要求臣“事君不二”(《晋语四》)。但也出现另一种观点，认为“义”高于君，臣对君的态度取决于君是否“义”。君主的主张“生利”、“丰民”就是“义”，臣就要执行。君主的主张对民众有害，臣就要谏阻。《鲁语上》记载：在鱼类繁育的夏季，鲁宣公要用密网捕鱼，大夫里革劝阻说：这样做太过贪婪，不要这样做。宣公不听，里革便割断了鱼网。《晋语九》记载：史黯提出，臣事君的原则是：“谏过而赏善，荐可而替否，献能而进贤，择材而荐之，朝夕颂善败而纳之。道之以文，行之以顺，勤之以力，致之以死。听则进，否则退。”也是反对臣绝对服从君的新思想。

在西周传统政治观念中，民被看作占有和教训的对象。那时讲“保民”就是要像占有土地一样占有民众，讲重民就是要重视教民敬神事君。春秋时出现的新观念则开始正视民的独立地位和重要作用。许多政治家还记得，周厉王被国人推翻以后邵康公发出的警语：“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在《周语下》、《晋语二》、《楚语下》可以反复看到这类言论。另一些政治家更从经济生活方面指出民的重要作用。《鲁语上》记载，曹刿说“惠本而后民归之志”，“布德于民”，使民“不匮于财”，民众就会归顺。《周语下》记载：周景王铸大钱搜刮民财，单穆公说这样“绝民用以实王府”，很快就会弄得财源枯竭人民离散。《楚语上》记载，楚国的伍举说“民实瘠矣，君安得肥”。这些人意识到，人民不能生存下去，君主也就危险了。也有少数统治者，公然主张劳民愚民。《鲁语下》记载一个贵族老妇人的话说：“昔圣王之处民也，择瘠土而处之，劳其民而用之，故长王天下。夫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沃土之民不材，逸也；瘠土之民莫不向义，劳也。”这样公开仇视民众的话，历史上极为罕见。这个老妇人就是鲁国的公父文伯之母敬姜，我们在下文还要提到她。

春秋时代的政治思想中，用人问题和华夷问题也成为讨论的热点。

一些开明人物要求打破亲旧范围选用人才。《周语中》记载，富辰提出“尊贵、明贤、庸(用)勋、长老、爱亲、礼新、亲旧”七条用人原则，称为“七德”，包括“亲亲”与“用贤”两个方面。他仍然把任用亲贵故旧放在第一位，同时主张“明贤”、“礼新”，不再排斥贵族以外的人才。《晋语四》记载，晋文公既“昭旧族，爱亲戚”，又“明贤良”“赏功劳”，把“亲亲”与“用贤”并列起来，比起富辰的主张又有发展。最突出的是齐桓公，下令乡长举荐人才，将“居处好学、慈孝于父母、聪慧质仁”、“拳勇股肱之力秀出于众”(《齐语》)者都加以任用，已经不分是否亲贵故旧了。

华夷之辩是辩论如何看待华夏族与周边各族的关系。一种观点认为华夏诸国是兄弟，戎狄是华夏诸国的共同敌人，即便华夏诸国间有冲突也要一致对付戎狄。连比较开明的周大夫富辰也继续遵从古训，说：“兄弟谗阋，侮人百里。”“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反复说“狄，豺狼之德也”，“狄，封豕豺狼也”(《周语中》)。周定王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说：“夫戎狄，冒没轻儳，贪而不让。其血气不治，若禽兽焉。”(同上)另一种观点认为夷狄与华夏没有先天的不同，有些夷狄族本来与华夏同族同姓，因为所处地域不同和生活习俗的差别成为不同的民族。《周语》、《郑语》、《晋语》中都有这方面的材料。三代华夏与周边各族基本处于隔离状态，春秋时代周边各族进入华夏政治家视野，成为民族关系思想的新开端。

四、军事思想

春秋时代大国争霸战争频繁，大国利用一切可能扩张军事实力。西周军制规定，天子建立六军，最大的诸侯国建立三军，其他诸侯国只有武装卫队。春秋时代，晋国景公时扩大到六军，齐桓公时的齐国，鲁襄公时的鲁国，春秋末年的吴、越，都建立了三军。齐国“作内政而寄军令”，鲁国“作丘甲”，郑国“作丘赋”，楚国“书土田”，都有从经济上支持庞大军队的意图。管仲说“美金以铸剑戟”，“恶金以铸鉏、夷、斤、斸”(《齐语》)，资源优先用于军事。这是春秋时代军事思想发展的背景。

《国语》对春秋军事思想的记载，以《周语中》记载的晋新军副帅郤至的话最值得注意。鄢陵之战，晋胜楚败。郤至分析晋国获胜原因，得出结论说：“是有五胜也：有辞，一也；得民，二也；军帅强御，三也；行列治整，四也；诸侯辑睦，五也。”“有辞”即师出有名，“得民”指得到民众支持，“军帅强御”是有坚强的将帅，“行列治整”指士卒训练有素，“诸侯辑睦”指通过外交活动争取到尽可能多的盟国。

这个总结来源于军事斗争经验。例如，鄢陵之战前三年(前579年)，宋大夫华元倡导“弥战”，使晋楚定立盟约，相许互不交兵。而鄢陵之战起于楚国救郑攻晋，晋国可以指责楚国破坏盟约，是为“有辞”。城濮之战时，楚军已经列阵，晋文公却下令晋军退避三舍。晋国的军吏问道：“楚師老(疲弊)矣，必败。何故退？”子犯解释说：“战斗，直为壮，曲为老。”过去楚国对晋文公有恩惠，晋国还没有报答楚国就与楚军打仗，楚军官兵“莫不生气”，不能说“楚师老矣”。晋文公退避，如果楚军仍追赶不舍，楚国就没理了，晋军就会士气高涨，也是“有辞”(以上见《晋语四》)。春秋史上，发动攻伐的大国，或者指责对方背盟，或者说要为别国平定内乱，或者说为了给别国解围救亡，而最大的理是讨伐不遵周天子之命的诸侯，全都属于“有辞”。“有辞”可以鼓动自己的士气 ，打击对方的气势，是很重要的，所以要进攻别国而找不到借口，有时只得暂时罢休。《鲁语上》记述，齐孝公伐鲁，鲁国在危机之中派乙喜去慰劳齐军。乙喜见到齐孝公，一面谢罪，一面表示鲁国并不恐慌。齐孝公问他，鲁国“室如悬磬，野无青草，何恃而不恐？”乙喜回答说：“恃二先君之所职业。”他追述历史说，鲁先君周公和齐先君太公都是周室的功臣，辅佐武王取得天下。成王赐给周公和太公土地时，周公和太公用牺牲祭祀天地神祇，立誓以为质信，相约世代和好互不侵害。现在齐国来讨伐鲁国，鲁国服从了也就饶过，一定不会灭掉鲁国。齐孝公听后只好媾和回师。鄢陵之战时，统帅晋军的八卿都是能干的军事人才，所以说晋国“军帅强御”。至于具备什么品质才够得上坚强的将帅，当时一般认为必须具备智、仁、勇三种品质。张老向晋悼公推荐魏绛为新军副帅，说他有智、仁、勇的品质。郤至自以为有智、仁、勇的品质。楚子西欲召用白公胜为将，叶公子高认为白公胜爱而不仁，诈而不智，竞而不勇，所以不能为将。

战争中要不要遵守礼仪规矩，春秋时是有争论的。鄢陵之战时，郤至在与楚军奋力作战中，三次与楚君的战车相遇，每次都下车奔走退让。有人说他这是“勇以知礼”，郤至也自夸“勇而有礼”。但是单襄公却指出，战争就是一方吃掉一方，“尽敌为上”——彻底干净消灭敌人最好。“弃毅行容，羞也”，在战场上抛弃果敢，遵行那些无谓的礼仪，是一种可耻行为(《周语中》)。宋襄公作战中坚持遵守旧礼导致失败，子鱼批他根本不懂得打仗的道理。

五、伦理观念

春秋以前有孝、德等伦理范畴，春秋时代出现更多的伦理范畴，同时开始考虑各个范畴的关系，表现出建立伦理思想体系的意图。春秋以前伦理从属于宗教，春秋时伦理与宗教的联系趋于松弛。

《周语下》有一段单襄公赞扬晋悼公的话，一口气提出了敬、忠、信、仁、义、智、勇、教、孝、惠、让十一个伦理范畴，其中忠、信、仁等都是以前没有的。他将众多范畴都视为文的内涵，表现出以文统帅众多范畴，使伦理思想系统化的努力。也有人用别的范畴概括众多伦理范畴。周内史兴说：“礼所以观忠、信、仁、义也。”(《周语上》)以礼概括了忠、信、仁、义四种品德。晋大夫箕郑强调信，说君主不以爱憎代替善恶是“信于君心”，不乱用百官尊卑名号是“信于名”，政令不朝三暮四是“信于令”，役使人民不违时令是“信于事”(《晋语四》)。其他也有的人强调忠信，或者强调德义。这些看法多是针对具体人物或事件而发，反映出伦理思想与社会生活的联系，同时反映出社会伦理思想还没有形成稳定体系。

《国语》中提出的值得重视的新伦理范畴一个是忠。春秋以前，君臣之间有父子关系，或者有叔侄、兄弟、甥舅关系，作为宗法伦理的孝也就是君臣伦理。春秋时代宗法制破坏，君臣未必同属一族一家，君臣之间未必有血缘联系，需要有一个新的伦理范畴界定君臣关系，于是从孝分化出忠。臣事君怎样才算忠？上文已经提到史黯讲的臣道，讲怎样是忠于君。同时忠也是君道。《齐语》中说：齐桓公当盟主忠于诸侯，为诸侯办事，为诸侯着想。他灭掉了谭和遂两个小国，把两国的土地分给诸侯。他取消对东莱的鱼盐禁运，免征关税，他修筑要塞防止戎狄侵扰各诸侯国，为诸侯办事，为诸侯着想。叔向也有“以忠谋诸侯”(《晋语八》)的说法。作为一种伦理范畴，春秋时代的忠既不同于以前的孝，也不同于后代的要求臣单方面的忠君。

春秋时代，贤也成为一个伦理范畴。贤的本义是体力技能优异。《晋语九》记载，赵简子有个家臣牛谈，因为力气大被认为贤，并不涉及伦理。称治军、治国人才为贤，便与伦理发生了关系。《晋语四》记载，晋文公选择可任元帅的贤才，赵衰推荐郤縠，说郤縠虽是五十岁的人了，仍然孜孜不倦地学习“先王之法志”，所以郤縠必然是德义高尚的人，是堪任元帅的贤人。张老认为魏绛是可以做卿士的贤人，理由是魏绛有智、仁、勇、学四种品质(《晋语七》)。前者以德、义作为贤的内容，后者以智、仁、勇、学作为贤的内容，都表明贤具备了伦理范畴的含义。《晋语五》记载：晋臣臼季见到冀缺夫妇相敬如宾，推断冀缺是个敬德的人，称他为“贤人”，与敬德联系起来的贤也包含伦理意义。

男女之别的伦理观念早已根深蒂固，《国语》中有充分反映。鲁国的大夫及其夫人们进见庄公夫人哀姜时都拿着幣(帛)作见面礼，被载入《春秋》。《鲁语上》评论说，按照礼仪规矩，妇女相见只能拿枣栗做礼品，“今妇执幣，是男女无别也”，《春秋》记载此事是表示谴责。季康子与他的本家叔母敬姜相见，季康子站在门槛外，敬姜站在门槛里，都不跨过门槛。“仲尼闻之，以为别于男女之礼矣”。还有一处记载说：公父文伯死了，其母敬姜告诫其妾不得涕泣，不得十分哀痛忧愁。为什么呢？他说：“吾闻之：好内，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恶其以好内闻也。”(《鲁语下》)但另一方面，春秋时代对妇女的束缚还不像后代那样严酷，还没有像后代那样强调贞节，贵族妇女还有机会参与国事。美妇人夏姬多次改嫁，申公巫臣仍然郑重地正式聘娶为妻，申叔跪还庆贺巫臣有“桑中之喜”。鲁桓公夫人姜氏在庄公在位的前二十年期间，成为鲁国重要政治人物，死后谥号曰文，得到肯定的评价。

《周语中》还有一条非常值得重视的材料，单襄公说：“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盖也。求盖人，其抑下滋甚，故圣人贵让。且谚曰：‘兽恶其网，民恶其上。’《书》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诗曰：‘恺悌君子，求福不回(谓不以邪求福)。’‘在礼，敌必三让，是则圣人知民之不可加也。故王天下者必先诸民，然后庇焉，则能长利。’”这条材料值得重视，首先是因为其中出现了“人性”的概念。“人性”是伦理的理论依据，提出“人性”概念是伦理思想的深化。据笔者所知，古文献中的“人性”一词，最早出处就是这里。这是单襄公在鲁成公十六年(前575年)说的话，在孟子出生前三百年，而我们知道《孟子》是最早载有“人性”一词的儒典。其次，这条材料对人性提出一个明确的看法，认为人性“陵上”。陵，古同凌，是侵犯欺侮的意思，正面说是反抗的意思。韦昭注曰“在人上者，人欲胜陵之也”。所以谚语说：“兽恶其网，民恶其上”。说透了，人性“陵上”就是反抗“盖人”“抑下”的统治者。谁骑在自己头上作威作福就反抗谁，这是人的本性。这个观点不算深刻，但作为中国最早的人性论不可忽视。再次，这条材料从人性“陵上”引出“贵让”，提醒王者、君子要把民放在前边。单襄公活动于政治舞台的年代在公元前6世纪初期，是老子的上一代人。单襄公的“贵让”之说当是《老子》“处下”、“不争”、“不敢为天下先”的人生哲学的滥觞。

六、礼仪风俗

《国语》涉及的礼仪风俗内容广泛，记述较详的有祭祀、占卜、冠礼和社交赋诗。

祭祀，在春秋时代仍被视为国之大事。各级统治者以至于士与庶人，都举行祭祀活动。等级越高的人，祭祀越频繁，祭祀的对象越多。楚大夫观射父向楚昭王讲：“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时类、岁祀。诸侯舍日，卿、大夫舍月，士、庶人舍时。”“天子遍祀群神品物，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卿、大夫祀其礼(指五祀及祖所自出)，士、庶人不过其祖。”(《楚语下》)观射父讲的历史上的这些古老祭祀制度，他本人是认同的，但春秋时代已难严格实行。

占卜，在春秋时代仍然流行。《国语》中多有占卜的记载，包括龟卜和筮占。晋成公从周归国时晋人进行了占筮，见于《周语下》；重耳从秦归晋时晋大夫董因进行了占筮，重耳又亲自进行了占筮，见于《晋语四》。这三次都是占问国君继位的大事，可见春秋时代人们对占卜的崇信。值得注意的是，人们解释占筮结果时理性的作用在增加。重耳占筮得“贞《屯》悔《豫》”，就是《屯》卦变为《豫》卦。筮史依据卦象断为不吉，因为《屯》卦是震下坎上，《豫》卦是坤下震上，震象车，坎象险，坤象地，连起解释为车在地面行走而遇到危险之象。但司空季子将卦辞、卦名、卦象结合起来解释，认为非常吉利。他解释说，《屯》、《豫》二卦都有“利建侯”的卦辞，“不有晋国，以辅王室，安能建侯？”《屯》卦名有丰厚的含义，《豫》卦名有快乐的含义，“不有晋国，何以当之？”“震，车也。坎，水也。坤，土也。”有兵车有土地有河流，乃“得国之卦也”。同一占卜结果，筮史与季子判断的吉凶相反。重耳归晋后胜利登上君位，证明季子的判断是正确的。季子政治经验多，对形势的认识比较清楚，他的断占实际为依据政治经验和分析形势作出的理性判断。

冠礼，贵族男子年满二十举行的加冠仪式。《晋语六》记述有赵文子举行冠礼过程中贽见诸卿大夫时，各位长者祝贺勉励他的话。栾书说：美哉！过去我跟随你的父亲做事，有华而不实的毛病，希望你避免我犯过的毛病。荀庚说：美哉！可惜我已经年老，看不到你将来建立功业了。范文子希望他力戒骄傲。郤锜提醒他向老年人学习。韩厥勉励他要“始与善”，做人有一个良好的开端。智武子着重以“文”和“忠”勉励赵文子。郤犫说：压制年轻人的大夫很多，我喜欢你扶持你。郤至说：你不如谁就别和谁比，求其次就可以了。赵文子最后贽见张老，张老说：栾伯要你务实是有益的，范叔教你戒骄可以使你成长，韩子告诫你要善始可以使你完成。他们三人的教诲已经把做人的道理讲得很完备，能否实行在于你有没有志气。郤犨的话不足为训。智子教你的“忠”、“文”之道，是前辈留给你的财富。这些记载表明，冠礼具有传承人生经验的意义。

春秋时代，有一批诗歌是贵族圈子里人人熟悉的，赋诗成为一种流行的表达方式。《晋语四》记载，在一次宴会上，秦穆公赋《小雅·采菽》，重耳赋《小雅·黍苗》作答。秦穆公赋《小雅·小宛》，重耳赋《小雅·沔水》作答。秦穆公赋《小雅·六月》，重耳下堂拜谢。《采菽》是周天子欢迎来朝者的乐歌，有天子赐给诸侯命服并为其祝福的内容。秦穆公赋《采菽》，表示愿意帮助重耳回国即位。《黍苗》有“芃芃黍苗，阴雨膏之”的诗句，重耳赋此诗表示依托和感激秦穆公。《小宛》有“宛彼鸣鸠，翰飞戾天，我心忧伤，念昔先人”的诗句，秦穆公赋此诗表示追念先君，一定要援助重耳。《沔水》有“沔彼流水，朝宗于海”的诗句，重耳赋此诗表示归晋以后要朝宗秦国。《六月》是歌颂尹吉甫辅佐周宣王中兴的诗，穆公最后赋此诗勉励重耳，所以重耳立即下堂拜谢。秦穆公与重耳通过赋诗对答互相沟通，达成了一项政治协议。《鲁语下》记载，敬姜为了给儿子选定妻室而宴饗宗老，赋《邶风·绿衣》的第三章：“绿兮丝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无訧兮。”表示儿子已经长大，她要为子选定妻室，替已故的丈夫尽责，请求宗老帮助。当时的人评论说，敬姜通过赋诗求助，表达得委婉又很明白，是很妥帖的做法。

有时候甚至仅仅提到一首诗的题目，也可以把意思表达出来。鲁襄公十四年(前559年)晋帅诸侯军伐秦，到了泾水边上，诸侯军不明晋军的决心，互相观望犹豫不定。鲁军统帅叔孙豹说：“豹之业，及《匏有苦叶》矣，不知其他。”晋国的叔向一听，立即命令晋军备船过河。因为《匏有苦叶》诗中有云：“匏有苦叶，济有深涉，深则厉，浅则揭。”意思是，葫芦的叶子已经枯干，葫芦已经成熟，济水有渡口，水深就脱掉衣服系着葫芦泅渡，水浅就提起衣裳涉水而过。叔向熟悉这首诗，听到叔孙豹说《匏有苦叶》就知道他决心渡过泾水作战了。

《鲁语下》还有关于宴会用乐的一段记载，说叔孙豹出使晋国，晋悼公为他举行欢迎宴会，先奏《肆夏》之乐三首，叔孙豹不拜；又奏《文王》三首，叔孙豹亦不拜；接着奏《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三首，每奏一首叔孙豹都起来拜受。晋悼公让掌宾客之礼的行人问他，这样做是什么礼节。叔孙豹回答说：《肆夏》三首是天子宴飨元侯用的乐歌，《文王》三首是两国君主相见用的乐歌，自己只是一个使臣，不敢拜受。《鹿鸣》是君主宴飨群臣的乐歌，《四牡》是君主慰劳群臣的乐歌，《皇皇者华》是君主勉励臣下的乐歌，这三首与自己身份相副，不敢不拜受。叔孙豹发现晋悼公使用乐歌不当，并能妥帖应对，给鲁国挣了面子。

七、古史传说

春秋时代流传的古史传说，是研究春秋以前古史的资料，也是春秋时代文化的组成部分。《国语》记载的古史传说主要是史前的，也有属于三代的。

《晋语四》关于炎黄及其族系的记载，是最早见于文献的史前炎黄及其族系的较详记载。其中说，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在姬水流域长大，为姬姓。炎帝在姜水流域长大，为姜姓。姬、姜两姓世代通婚。黄帝有二十五个儿子，为四个母亲所生。二十五个儿子中，十四人居官有德而得到赐姓。十四人中有两人同赐为姬姓，两人同赐为己姓，其余十人各得一姓。十四人为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十二姓。《楚语下》和《郑语》关于祝融及其后代的记载，是见于古文献的祝融及其后代的最早记载。《楚语下》和《郑语》记载说，黄帝后代高阳氏的颛顼继金天氏少皞之后兴起之时，重黎是高辛氏帝喾的火正，能尽其职，“以淳耀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称为祝融。祝融的后代分为八姓，即己、彭、董、秃、妘、曹、斟、芈。夏代时己姓的一支樊封于昆吾。商代时彭姓的一支笺封于大彭，另一支韦封于豕韦。昆吾后代中有一支在帝舜时以豢龙为职，赐姓为董，封于鬷川，亡于夏代孔甲以前。彭姓中还有一支为秃姓，亡于商代。妘姓居于邬、郐、路、偪阳，曹姓居于邹、莒，在周代时的采服、卫服之地。斟姓无后。芈姓的后代就是楚国。

治水是史前的大事。《周语下》记载，炎帝的后代共工氏与帝喾争王而最终灭亡。共工氏灭亡的原因与治水失败有关。共工氏用“壅防百川，堕高堙庳”的办法治水，危害天下，导致败亡。尧舜时，治水成为更加紧迫的大事。尧在位时舜为尧臣，鲧为崇国之君。舜派鲧治水，鲧仍然用共工的错误办法治水，又遭到失败，被尧诛杀于羽山。《晋语八》说，鲧被诛杀以后变成一只黄熊，钻进羽山下的水潭中去了。夏商周三代都祭祀鲧，《鲁语上》有“禹能以德修鲧之功”的说法，《吴语》中更有“鲧禹之功”的说法。这些记载说明，春秋时人承认禹治水是鲧治水事业的继续。关于禹治水的事迹，《周语下》有一大段记述，中心意思是说禹治水摒弃了违背水土性质的错误办法，采用了“疏川导滞”的办法，所以取得了成功。记载还说，共工氏的后代为四岳(主持祭祀四岳的官)，辅佐禹治水有功，封于吕，以姜为姓，以有吕为氏，重新取得了贵族地位。我们的史前先民经历好多世代努力，遭遇反复失败，付出汗水和生命的代价，直到禹时才取得成功。治水成功解除了史前中国人的生存危机，也是认识自然的一次胜利，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治水成功的禹受到后人崇拜，治水失败付出了生命代价的共工氏和鯀，也值得永远纪念。

《国语》还记载有这样几则传说：一则是防风氏的传说。《鲁语下》记载，春秋末年在会稽山发现一节大骨头，要一辆车子才装得下。吴国使者到了鲁国说起此事，孔子说：“丘闻之：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一则是商的先祖的传说。《鲁语上》说：“契为司徒而民辑，冥勤其官而水死，汤以宽治民而除其邪。”契是商的始祖，在舜的时候做司徒，能够使民和睦。冥(也就是殷代甲骨文中说的王亥)是契的六代孙，在夏代时为水官，以身殉职死于水。另一则是殷高宗武丁与傅说的传说。《楚语上》记载，武丁是一个敬德慎行的人，能够与神明相通。他即位后三年不语，“默以思道”。他白天思贤，夜里梦见贤人。他把梦中的贤人形象告诉臣下，派人四方访寻，果然找到了贤人傅说。武丁让傅说做了上公，要求傅说经常纠正自己的错误，把傅说的忠言当做治病良药。还有一则关于肃慎氏的传说。《鲁语下》说，孔子周游列国到陈国的时候，陈惠公的庭院中突然掉下来一只被射杀的猛禽，身上带着一支楛木箭杆石矢箭头的箭，有一尺八寸长。孔子见到了，说：“隼之来也远矣！此肃慎氏之矢也。”接着讲，武王克商以后，与九夷、百蛮相通，要求各地进贡特产表示臣服。那时肃慎氏进贡的就是一尺八寸长的“楛矢石砮”的箭。武王在箭杆上刻上了“肃慎氏之贡矢”几个字，赐给女儿大姬。大姬嫁给舜的后代虞胡公，虞胡公封于陈，那支“肃慎氏之贡矢”被带到陈国。如果在陈国的故府里去找，大约还可以找到。陈惠公派人去找，果然在金匮中找到了。

从《国语》的记述可见，春秋时代主导思想文化的人物仍然是周王室和诸侯国的职官，主要是卿士、大夫、史官、卜官、筮史等文职官员，也有将帅等武职官员。《国语》中见不到老子的踪影，出现于书中的孔子仅是一个博古专家，他们的思想还没有得到广泛关注。分地域看，讨论思想文化的人，以传统文化资源丰厚的周王室和鲁国的职官最多。给人印象最深的人物单襄公是周王室的卿士，展禽是鲁国的士师。这些主导思想文化的人物的知识教养离不开天命神学和礼乐文化。但在传统观念不能有效应对现实问题的时候，一些正视现实的人物必然突破传统寻找解决办法。思想文化领域由此出现复杂状态，有开明与守旧的对立，开明人士之间也有差别，甚至同一个人物对此一现象的见解比较理性，对彼一现象的理解却陷入盲从。这种复杂状态，使春秋时代成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发展的一个过渡期，即从古代宗教文化到诸子文化的过渡期。在这个过渡期，古代宗教信仰的幽光逐渐消退，代之而起的理性光芒在晨曦中初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