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 琛

1918年，胡适在《新青年》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提出文学革命的宗旨是“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黎锦熙认为，“这篇文章发表后，‘文学革命’与‘国语统一’遂呈双潮合一之观”。及至1919年，国语研究会的“‘国语统一’‘言文一致’运动和《新青年》底‘文学革命’运动完全合作了”。与此相关，“五四”时期也是中国民族主义兴起的重要节点，《新青年》、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的联动，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密切关联。钱玄同声称，“这几年来的国语运动是中华民族起死回生的一味圣药”。就国语统一的基本目标而言，“五四”知识者之间分歧不大，但在制定国语的具体事宜上，则往往言人人殊。特别是如何处理中华帝国的语言遗产，更是一个棘手问题。因为，经过长期历史发展，汉语已经形成相对统一的局面：文字是汉字，通用语是官话，书面文是文言。晚清官方国语运动利用既有条件，要求用官话统一天下语言。故此，沈慎乃在1916年投书《新青年》时，继续主张以官话统一全国语言。不过，陈独秀却回信称官话不便采为国语，宜用罗马字母创造“新文”。此外，围绕京音与国音、白话与文言的取舍，亦曾在“五四”时代引发激烈争论，并充分体现在《新青年》杂志的相关讨论中。在从天下帝国转型为民族国家的过渡时代，围绕国语问题发生的论争不仅事关国语本身，亦涉及中国意识的重建及中华文明的再造。

一、“什么是国语”

1919年1月，张寿镛在《新青年》发文质疑白话文学：“《新青年》杂志提倡白话文学种种见解，鄙人佩服得很。白话自是用国语无疑。然而什么是国语，这里却有点疑问。国语两字解不清楚，文学革新之基础，恐怕要动摇呢。”国语运动始自清末，在民国初年更是发展迅速，但张寿镛却依然认为，何谓“国语”并不清楚。从语言民族主义视角来看，为国语正名，也是为中国正名。提出什么是国语的问题，其实也是在设问什么是中国，什么是中华民族。

始自晚清的国语运动之目的，是要形成全国统一国语。在此之前，清朝的“国语”是满语。满洲政权以满语为“国语”，系沿袭中国北方非汉族政权指称本族语言的历史传统，其中包含与中原汉人王朝分庭抗礼、相异为国的倾向。清朝“国语”之确定，符合统治多语领土的王朝帝国的一般语言模式。在帝国时代，“国语”是统治族群区隔被统治族群，刻写权力身份的一种重要方式，坚持区别于臣民语言的“国语”，是为了表明统治族群身份。不过，“满洲人入关之后，渐废其国语而习汉文”，作为“国语”的满语，不免有消亡之虞。针对“国语”危机，雍正朝刊行《清文启蒙》，乾隆朝提倡“国语骑射”，并制定规范化的“钦定新清语”，鼓励八旗子弟学习“国语”。及至清末，虽然满语在日常生活中渐被废弃，但在宫廷和外交领域，依然保持着“国语”地位。近世欧洲帝国往往也具有类似的语言结构。18世纪罗曼诺夫王朝统治下的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宫廷语言是法语，地方贵族大多使用德语，不到一半俄罗斯人使用俄语，有超过半数的人使用俄语以外的母语。王朝帝国“国语”的确立，并不在于该语言是否具有普遍性，而在于是否能够表征权威性，“国语”是统治集团的身份象征。在由不同民族语言构成的清朝语言结构中，满语作为满洲政权的象征物，被赋予了“国语”的地位。

二、国语与国族

与欧洲帝国的民族国家转型类似，清政府为促进国语制定的一系列举措，亦是以语言为工具的官方民族主义策略，并与排满革命党人展开对国语的争夺，后者代表一种精英性质的汉族民族主义。日后，民国国语运动发生京国音之争的根源便肇始于此。为维持中央权威，清政府选择北京官话为国语。以南方汉人居多的革命党人，则反对这个国语设计。与革命党人排满的激进民族主义政治不同，清政府以北京官话为国语的官方民族主义策略更具包容性，并表明彻底汉化的倾向，在将王朝帝国转化为民族国家的同时，又试图重建自身代表中华民族的权力。清政府的国语建构包含几个不同层次的目标：1.以京音为国语是为了强调中央集权；2.建立统一国语以维系国家统一；3. 通过制定国语促成民族国家的转型；4. 通过国语汉化象征性地重构清王朝的权力代表性。与其说清政府采用的是语言民族主义策略，不如说是语言国族主义策略，满汉将因为共享一种国语而构成一个国族，进而组成一个国家。民国建立后，革命党人激烈排满的民族主义政治，也为五族共和的国族主义政治所取代，作为清朝遗产继承者的中华民国政府，因此也只能延续晚清时期的国语政策。

三、帝国的遗韵

与“语同音”相比，中国“书同文”的传统更为久远。历史上，汉语标准音多有变化，各地方言繁杂不同。不过，汉字作为与语音相对疏离的表意文字，却能够使汉语书面文超越时空区隔，始终保持相对的稳定性。汉字之所以神圣，乃在于能够文以载道，即通过天理人道的书面文字化，使华夏文明得以普遍传播。汉字化、华夏化与文明化，在中国传统的天下想象中，大体上是一回事。今天谓之“东亚儒教文化圈”，其实也是汉字文化圈，汉字作为一种超越性的“道之形式”，象征性地构造出一个汉字符号中心的中华世界秩序——天下。故此，历史上非汉族王朝特别是清王朝，对于汉字和儒教的同时接受，往往是建构政治合法性的重要策略。虽然“五四”知识者提出各种拼音方案，但最终还是保留了汉字。这是因为，汉字不仅与儒学结合，构成被知识阶层垄断的文言，而且与世俗生活结合，形成穿越阶层、地域区隔的官话。后者之兴起，恰恰是元明以来整个中国社会日趋世俗化、平民化、现代化的表现。现代中国知识者选择以官话制造国语，既承续了历史悠久的汉字符号共同体，又发明出超越方言隔阂的汉语语音共同体。

作为一个现代语言民族主义运动，国语运动继承了传统中国的语言遗产。首先，晚清以来的国语运动是一个连续性的历史实践；其次，国语运动接续了清朝的正音运动，内在于元明以来的“官话时期”；最后，国语是“华夏语言共同体”之历史生产的现代延续。国语运动在构建一个空前的现代国语的同时，也不得不从传统中国的语言遗产中寻求创生的材料，并因此将自己重新置于中国传统之中。

结 语

以《新青年》为中心，通过追溯国语观念的历史源流，阐释国语与国族的交互关系，发掘国语运动的源头，本文得出结论如下：首先，与“五四”时代其他追求西化的激进运动一样，国语运动也是对欧洲语言民族主义运动的模仿，资本主义、大众民主与民族国家等现代性诉求，都可以在其中看到端倪；其次，国语运动中存在的各种异见表明，国语统一不但实现于对语言他者的遮蔽，也面临着来自语言他者的挑战，虽然知识精英协同国家机器建立统一国语，但各地方言、异族殊语、文言雅语并未退场，它们构成对统一国语的挑战，使之始终处于未完成的开放状态；再次，国语运动试图断裂中国语文传统、生产出一个空前的国语，却只能从中华传统的遗产中寻求资源，甚至完成封建王朝始终未能达成的语言统一梦想，现代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传统中国的创造性延续；最后，国语运动并不是欧洲语言民族主义的中国征候，而是用源自本土的形式与内容，不断赋予中华民族主义以抵抗性意涵，这使得中国能够在追求现代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独立自主，并成为构建现代世界秩序的重要国家之一。

③ 钱玄同：《〈国语周刊〉发刊辞》，《国语周刊》第1期，1925年6月14日。

⑤ 与本论题相关的研究成果，参见王风：《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之关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3期；刘进才：《语言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华书局2007年版；吴晓峰：《国语运动与文学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王东杰：《声入心通：国语运动与现代中国》，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⑥ 张寿镛:《对于革新文学之意见》，《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9年1月15日。

⑦ 玄同：《通信 论Esperanto》，《新青年》第5卷第2号，1918年8月15日。

⑧ 为保留满洲民族本性，乾隆一直提倡“国语骑射”。乾隆十七年（1752）有上谕称：“我朝满洲先正遗风……时时以学习国语，熟练骑射，操演技勇……俾我后世子孙臣庶，咸知满洲旧制……学习骑射，娴熟国语。”（《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四一一，《清实录》第14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80—381页）乾隆二十年有上谕称：“满洲本性朴实，不务虚名，即欲通晓汉文，不过为学习清语技艺之暇，略为留心而已。近日满洲熏染汉习……夫弃满洲之旧业，而攻习汉文……此等习气，不可不痛加惩治。嗣后八旗满洲，须以清语骑射为务，如能学习精娴，朕自加录用。”（《高宗纯皇帝实录》卷四八九，《清实录》第15册，第131页）“钦定新清语”是乾隆颁布的标准化满语，参见佟永功、关嘉禄：《乾隆朝“钦定新清语”探析》，《满族研究》1995年第2期。

⑨ 吴汝纶：《与张尚书》，《吴汝纶全集》第3卷，黄山书社2002年版，第436页。

⑩ 《新定学务纲要（续第三期）》，《东方杂志》第4期，1904年4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