渠慧婷

摘 要：中国社会主义新时代法治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和列宁社会主义法制观为理论基础，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在历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思想引领下不断发展完善而形成的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并具有自身特色的依法治国理论体系，充满了创造性、实践性与生命力，标志着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在体系化建设方面达到了新的高峰。

关键词：中国;社会主义;新时代;法治思想

党的十九大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明确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增进理解，更好地服务于法治国家建设，本着学懂、弄通、做实的原则，本文重点从理论基础、观念转化、全面确立等三个方面对新时代法治思想展开考察。

一、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和列宁社会主义法制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法治思想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的核心内容是强调法根源于社会物质生活，并对社会物质生活具有反作用。同时，法具有阶级性和国家性，在反映掌握国家统治权的统治阶级利益的同时，以国家强制力作为实施保障。在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引领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一直坚持实践的观点和发展的态度，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成功，建立了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大力开展经济和法制建设，顺利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在曲折中前进，不断推动实现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

列宁社会主义法制观的主要特点在于强调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法制化，他尖锐地指出，共产党人不坚持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法制化无异于“社会主义的叛徒。”“我们的政权愈趋向稳固，民事流转愈发展，就愈需要提出加强革命法制这个坚定不移的口号。”[1]他强调，社会主义法制是要将党的政策主张经过法定程序转变为法律，而不是用党的政策替换法律来发挥作用。在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建设过程中，列宁主张，对于共产党员的违法犯罪行为的处罚应当比对非共产党员的处罚更加严厉甚至是加倍严厉，而且要让这种区别对待的观念成为常识，只有如此，才能保证党的队伍的廉洁性。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认为列宁开启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从严治党模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百废待举，在学习列宁社会主义法制观、借鉴苏联法制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党领导人民结合中国实际，在短时间内制定颁布了大量社会主义法律，开启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征程。

二、从法制观向法治观的转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的理论飞跃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法制观是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确立的，它不断总结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主动顺应世界文明发展趋势，经过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理论完善，逐步完成了从法制观向法治观的转化，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的理论飞跃。

毛泽东指出，立法要实事求是、民主科学，要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宪法应当“使中央的意见和全国人民的意见相结合”，“一切重要的立法都要采用这个方法。”正是在这些原则的指导下，我国1954年宪法“最先是中共中央起草，然后是北京五百多高级干部讨论，全国八千多人讨论，然后是三个月的全国人民讨论……”，吸收国内外先进经验，对国家法制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2]。毛泽东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提出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等刑事司法原则以及镇压与宽大相结合、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创立了死刑缓期执行制度。另外，打铁还需自身硬，为了规范司法工作，毛澤东指出，司法机关应当秉持自查自纠的态度，如果发现自身有错误，则无论是哪个部门，都一定要改正。毛泽东还倡导全民守法，尤其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更应当带头守法。

邓小平多次强调，社会主义民主必须以社会主义法制作为保障，因此，必须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制化体现在法律制度将不会因为领导人的改变而发生变化，也不会因为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发生变化。为了更好地落实改革开放政策，推动经济社会发展，邓小平提出，要加快立法脚步，尽快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等各种必要的法律，打造“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形象。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立法机关迅速开展并完成了一系列基本法律规范的起草工作。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公开表决通过了现行宪法。随着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过程中开始出现大量经济方面的违法犯罪行为，有相当多的领导干部在短短一两年的时间内就被拉拢腐蚀，主动或被动地参与经济犯罪活动，成为人人喊打的大“老虎”。面对这种现象，邓小平主张通过法制手段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1986年1月，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必须要“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他在1992年年初视察南方的讲话中再次强调，“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概念的正式提出始于党的十五大。1997年9月，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上作报告提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同时明确了依法治国的工作目标是用三年时间建立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由此拉开了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的序幕。江泽民指出，中国共产党是由于“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获得了最广大人民的支持拥护，党在领导人民依法治理国家时，也应当结合中国的民族文化特点与社会发展现状，从实际出发，坚持法治与德治并重，实现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紧密结合。

2004年9月，在首都各界纪念全国人大成立5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进一步阐释了依法治国的具体方针，他指出，有法可依是依法治国的前提，提高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是依法治国的基础，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办事、公正司法是依法治国的关键。胡锦涛提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学说，将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内涵概括为“坚持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以人为本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4]。2007年10月，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上提出，必须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和法律体系的完善。2011年8月，具有中国特色的、包含七大法律部门、9000多部法律法规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全面形成。截至2015年9月底，除宪法外，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共244件，行政法规共746件，地方性法规共9540件[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深入贯彻实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持续完善，为中国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科学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法治思想的确立

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针对依法治国问题开展专题讨论，形成《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立足加强宪法实施、推进依法行政、提高司法公信力、增强全民法治观念、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等方面，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任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法治思想的确立打下了坚实基础。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并且明确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新时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习近平强调，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方略，同时也是全党在深刻领会、全面准确贯彻落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的过程中需要做好的一项重要工作。十九大的胜利召开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法治思想的正式确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法治思想的主要特征表现为：一是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依法治理国家的根本保证，保证在依法治国的全过程和各个方面贯彻落实党的领导。二是坚持将全面贯彻实施宪法作为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通过健全宪法实施机制、完善宪法监督制度、开展国家宪法日纪念活动、落实宪法宣誓制度等，全面弘扬依宪治国与依宪执政的法治理念。三是坚持“三个共同推进”，坚持“三个一体建设”。全体人民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推进依法治国，党坚持依照宪法法律的规定推进依法执政，各级国家机关坚持依照宪法法律的规定推进依法行政;党领导全体人民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一体化建设，在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法治原则指导下，全面提高中华民族的法治素养，培养人民与时俱进的道德素质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追求。

综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法治思想在理论上与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和列宁社会主义法制观一脉相承，在实践中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现了从法制国家到法治国家的质的飞跃，打造出明确法律规范、推进法治实施、加强法治监督、促进法治保障和完善党内法规的立体综合的依法治国模式，充满了创造性、实践性与生命力，增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在体系化建设方面达到了新的高峰。

参考文献

[1] 魏福明，魏允祥.列宁晚期政治文明思想研究[J].东南大学学报，2009，11（5）：20-24.

[2] 汪铁民.毛泽东与新中国的法制建设[J].中国人大，2013（24）：22-26.

[3] 范子昌.时代的呼喚——浅论市场经济需要加强法制建设[J].民主与科学，1993（6）：21-23.

[4] 童之伟.关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之内容构成[J].法学，2011（1）：15-22.

[5] 李适时.不断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J].中国法律评论，2016（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