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机制20年：演进、困境与中国应对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王文、王鹏 本文节选自《现代国际关系》2019年第5期

以2016年杭州峰会的召开为标志，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推动下，G20机制作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平台，正朝着推动“新全球化”的目标迈进，并取得一定成果。然而，在最近三年的全球治理实践中，“杭州共识”在加强各国政策协调、创新增长方式、改革经济金融治理机构、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推动包容和联动式发展等领域的努力也遭到了一定阻力，面臨风险和挑战。

（一）西方发达国家加大联合制华力度。作为西方政治经济架构的自然产物，“全球治理”本质上可被理解为某种“朋友圈”。其中，英语国家、法德等西欧大国以及日本仍居于核心位置。它们在国家层面通过一系列同盟关系相互绑定，同时在次国家层面，甚至在家族、个人层面上具有上百年的实践和交往网络，自然形成一个较为封闭的小圈子，彼此在情报、资源、理念、政策上存在一定的共识与共享。它们之间存在矛盾，但面对“外来者”时则往往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试图共同“驯服”“规制”作为全球治理“新来者”的中国。因此，中国仍需时间以积累全球治理经验。

西方在全球治理各领域中的经验、资源和手段仍强于中国。一个必须承认的事实是，G7仍将在G20框架内发挥主导作用。G7通常先行开会，讨论对重大问题的共同立场，然后在G20峰会上体现一致性。课题组调研表明，欧美之间的一些争执本质上并非他们彼此间的直接矛盾，而是欧洲一些官员认为，美国不应将贸易战矛头指向自己，而应欧美“联手”对付中国。可见，这种所谓的“欧美矛盾”与中方此前的设想、期望相比，存在较大距离。故此次大阪峰会以及之后的G20会议上，都不能排除美欧在G7框架下事先达成协议，而后针对中国的可能。

（二）“中国方案”面临被西方曲解和污名化的威胁。中国与西方的全球治理理念仍存在相当差异：一是在全球治理的主体上，中国比较强调联合国的作用，而美国则强调自己的联盟体系优先；二是在全球治理的议题上，中国坚持发展优先，美国坚持安全优先：三是在参与全球治理的主权国家地位上，中国强调所有国家部分大小都是平等的“全球伙伴关系”，而美国则分出等级，认为其本国及盟友的利益要优先满足：四是在全球治理的方法上，中国强调“不干涉内政”原则，而美国是要干涉内政的。还有学者从外交、经济、社会政策三个维度考察中美全球治理观的差异，认为他们在全球治理的方式、价值观以及对全球治理各类行为体的重视程度都存在较大差异：如果说美国是“带有霸权色彩的自由主义”全球治理观，则中国的价值理念可被视为“主权基础上的平等主义”。而当前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更放大了上述差异。

正是由于西方在全球治理的主体、参与者关系、议题目标、具体手段等方面与中国的理解存在相当差异，目前在西方“全球治理”的研究圈子中并没有按中国本意去理解“中国方案”，甚至一些西方智库、媒体或有意或无意地把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等同于“一党专政”“共产主义”“国有企业”等，刻意制造“中国方案”与西方传统政治理念和治理框架间“不可调和的冲突”，进而使“讲好中国全球治理故事”面临挑战。

（三）杭州峰会上所确立的若干原则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二十国集团的行动力与引导力，正在于持之以恒落实成果，确保各项议程的延续性。”杭州G20峰会中的多项核心内容，如重视基建、加强反腐、促进增长、互联互通、契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等，属于长期以来G20峰会的传统议题。中国为其延续作出巨大贡献。然而，另外一些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主张、理念，却正在被西方国家淡化、稀释和边缘化。譬如，在杭州峰会上所确立的“贸易部长会议机制化”“绿色金融”“发展中国家地位”“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提振经济”等，已在后续的峰会中被陆续淡化或剔除。

乡土生出的现代化—费孝通乡村发展理论对乡村振兴的启示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刘守英、曹亚鹏 本文节选自《清华社会科学》2019年第1卷

本文旨在通过对费孝通关于乡村发展与志在富民思考的回顾，管窥费孝通观察和思索中国乡村现代化的立场和角度，即：始终坚持在城乡格局的背景下关照乡村，从不孤立地看待村庄发展；始终坚持将农村、农民作为实现现代化的主体， 强调乡土中长出来的现代化，而非外部因素强加的现代化；始终重视乡土中国工农一体的传统经济结构，特别是家庭手工业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农村工业化对推动农村和农民现代化的巨大作用。费老的乡村发展理论对于思考当下的乡村振兴具有重要启示。

其一，实施乡村振兴应当尊重乡村既有的社会结构。费孝通揭示出，在以土为生、以村为居、差序格局、以礼为治、安土重迁的乡土社会中，形成小农通过农业生产和家庭手工业生产结合的方式，以勉强维持不饥不寒的小康生活的稳态结构，这个结构是思考中国乡村变迁的基础。他始终立足于对乡土社会，特别是对农工结合的家庭生产结构的深刻认识，但并不墨守成规，而是主张植入新的要素对这种有机配合的乡土结构进行现代化改造。新阶段的乡村振兴应当因地制宜、顺势而为，充分尊重、顺应乡村历史形成的社会结构，找到政策切入的最佳“姿势”，坚决避免枉顾乡村实际，简单化、一刀切、疾风骤雨的运动式改造。

其二，实施乡村振兴要注意统筹考虑土地、人口、产业等诸要素发挥合力。费孝通指出，乡土社会是一个土地、技术、人口以及农业生产方式等诸多要素有机配合的社会，任何单兵突进的方案只会造成乡村更大的破坏。在新阶段，尽管乡土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但是乡村这种有机配合的特性依然存在。当下的乡村振兴也要统筹考虑人口、产业、土地等诸多要素的匹配，相关制度安排也应当是一个能够充分调动各类要素综合发力的体系，力避单要素驱动发展模式在乡村简单复制与蔓延。

其三，实施乡村振兴要准确把握城乡中国的阶段性特征。无论是早期提出“乡土重建”设想，还是在晚年对农村和农民现代化的思考和探索，费孝通所处的时代仍是人口集聚在乡村、城市吸纳能力有限的乡土中国时代。当下的乡村振兴所面临的外部条件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社会已经从以农为本、以土为生、以村而治、根植于土的“乡土中国”，进入乡土变故土、乡村变故乡、告别过密化农业、城乡互动的“城乡中国”，一方面是农民的高度异质化及其与乡村的经济社会关系发生分野，“农二代”引发代际革命，农业走向劳动集约化和多功能化；另一方面是要素在城乡间配置活跃，城乡分工与融合增强，乡村在分化的同时也迈向业态、产业、功能多样化。这就意味着，新时代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既不能固守乡土中国观念，也不能沿袭快速城市化惯性，而要充分利用“城乡中国”阶段城乡互动带来的机会，复兴乡村产业，活化乡村空间，以“活业”带动“活人”，进而实现“活村”。

其四，农民现代化的目标是他们向乡土社会告别。费孝通晚年尽管也看到了农民离土又离乡现象的出现，但是无缘看到此后大规模快速城市化对中国乡村和农民产生的深远影响。他主张以分业不离土的方式，鼓励农民投入到非农职业当中去，而不必将农民拉进城市接受城市文明的洗礼实现现代化。实践表明，简单的乡土松动并不会真正实现农民现代化。要使农民彻底告别原来的乡村社会结构，必须经过城市文明、特别是市场经济的磨砺和淬炼。特别是要看到当前，农民群体已经发生了深刻的代际革命，“农二代”出村不回村已经成为必须正视的趋势，因此，新阶段应当坚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并举，对进城农民的城市权利赋权，促进农业转移、农村人口市民化，实现城乡居民权利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