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保罗

最近，有一部韩国电影很火，叫《国家破产之日》。

故事梗概是，1997年韩国爆发金融危机，国家紧急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求助。在IMF的压力之下，韩国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但这些措施都以损害小企业主和普通国民为代价，而大型财团反而在危机中拿到“改革”带来的好处。

这部片子颇有人文关怀，关注股民、打工者和小企业主的財富、人生悲剧，抨击了官僚和财团的沆瀣一气，比较过瘾。但片子也颇为“民族主义”。

按照情节描述，IMF受到了美国人指使，要求韩国开放金融市场和扩大外资持股比例的条款，完全是美国人的花招。这有利于美国资本在韩国资产价格暴跌之后，大规模收购企业股权和优质资产，损害了韩国人民的利益。

其实，这种指向值得商榷。两大国际机构世界银行和IMF分别是美国和欧洲的势力范围，后者长期都是欧洲人担任总裁，美国的影响力并没有那么大。更重要的是，让受助国开放金融市场，这本身就是IMF的一贯做法，并无阴谋可言。

而且，对外国投资者开放金融市场，等于废除了财阀在金融市场的特许经营权，引入竞争。同时，也会带来巨额外汇，稳定本国货币。这些对韩国金融体系的重塑是有好处的。

韩国电影总会有着一种习惯性的民族主义情绪，见惯不惊。而片子真正的可取之处，在于对财阀经济的鲜明态度—憎恶。

有一幕让人印象深刻：韩国的国家领导人已经决定接受IMF援助，却对公众矢口否认。而国家领导人私下告诉了财阀的儿子，让他和家族要做好准备，以应对IMF方案推出之后的金融市场之变。让人吃惊的是，国家领导人见了财阀的儿子，竟然一脸谄媚，点头哈腰！

财团崛起带来大企业效应，会快速带动经济发展，因此政府也容易路径依赖，越走越远。

财阀兴盛是后发经济体的一个普遍性的现象，但韩国人的反思最激烈。这一点，应该和韩国的民族性有关。

那么，后发经济体为何容易产生财阀呢？按照经典经济学的解释，是因为生产有规模效应，所以越大的企业越有成本优势，最终能打败对手，自己也变得越来越大。但这个解释不酷，太大路货了。

我们按照“政治经济学”理解，可能更为透彻和深刻。后发经济体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市场的不自由，政治上都存在着“威权政府”，政府会“售卖”特许经营的牌照，而财阀在崛起之初，往往都获得了这种牌照。

韩国几家财团的第一桶金主要来自两个途径：一是政府没收日本人财产之后，对私营企业进行折价销售。100万的日本工厂卖给你20万，但官员拿回扣，或者政府直接提成。

二是朝鲜战争之后美国的资金援助，私营企业经过政府“选拔”，可以获得低利率的美元资金，这使得他们更容易获得外国设备和原材料，在国家工业崛起之初即斩获“先发优势”。三星、LG等财团，最初就是这么发展起来的。

那么，政府为何要扶持财团呢？很简单，政权在成立之初，根本无法建立起有效的财政税收体制，而直接向私营经济收取租金（政治献金、回扣等）是成本最低的“征税手段”。与此同时，财团崛起带来大企业效应，会快速带动经济发展，因此政府也容易路径依赖，越走越远。

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财团最终会遏制经济的活力，而这个时候，它们尾大不掉，政府早已失去制衡它们的能力。

而唯一的制衡，只存在于文艺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