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裕荣

现存《水浒传》的最早版本是容与堂本，明万历十七年（1589）印行;这部小说中不少篇幅其实诞生于更早的南宋时期，这个时期的说话艺术与禪宗文化的关联也更为紧密。如敷演鲁智深事的《花和尚》，即诞生并流行于南宋，今存《水浒传》对禅林文化有着多方面的呈现与刻画，实亦因其文字内容承袭了此部话本的缘故。

事实上，从禅宗清规的角度来考察《水浒》一书，则可发现此部小说不仅多层次地展现了清规的风貌，于禅风佛影捕捉得细腻翔实，而且，其叙述手法也相当高明。禅林制度与小说情节及人物紧密而巧妙地融为一体，在小说行云流水的叙述之中，禅宗文化图景得以徐徐展开。

本文将从经济制度、僧职制度和礼仪制度三个层面，对《水浒传》中所涉及的禅林制度文化做出适度的分析与总结。所谓适度，盖指对于各个层面的制度文化，本文只能择其要者进行阐发，不作无限度的深究;另外，本文主要以《五灯会元》《禅苑清规》及《敕修百丈清规》这三种颇具代表性的佛教典籍作为主要参照文献。

一、禅林经济制度：檀越与寺产

说到禅寺中的经济制度，元代《敕修百丈清规》中才开始针对寺庙内的财务管理岗位，针对收入支出的“结算”方式，有了一些较为明晰的规制。但《敕修百丈清规》于经济或经济核算等问题，既无分论，又无总述，一般人通览全书后，即便是对禅寺经济或收入来源等粗显的问题，也无法形成大致印象。反观《水浒传》则不然，有关禅寺的经济来源与经济运作，倒是在这部通俗小说中，揭示得更为清晰透彻。

禅宗有“农禅”的传统，早期的禅宗僧人深居山林，要亲务劳作以自谋其食，故此深山野庙倒也无须外来的经济援助，便可自给自足。不过，在宗教地位得到朝野认可后，禅宗的大型丛林靠“农禅”已经无法解决僧人们的衣食了。

五台山文殊院是《水浒传》中最有名的禅宗寺庙，此寺修行人众有“五七百人”之多。他们的衣食，在很大程度上要仰仗施主们的财物施舍。有学者在研究我国中古寺院经济时即指出，城市村镇的寺院获得土地的主要手段即是靠信徒施舍。当然，这个历史知识未必人人尽知。《水浒传》中有个赵员外，虽不曾施舍土地，但他却是小说中最为显赫的一位大施主，熟悉《水浒传》的读者对他的印象必定深刻。这位赵员外作为有财势的乡绅，受到丛林中上至方丈下至普通僧人的极高礼遇。借此，檀越（即施主）在禅宗丛林中的真实地位——这是一般清规书中未有提及的——读者们可以一览无余。

赵员外因其“祖上曾舍钱在寺里”，其本人又饶富钱财，故敢直呼文殊院的方丈智真为“我弟兄”。而智真长老之所以不顾众僧意见，收留鲁智深，也是因为赵员外这位大檀越的面皮不好驳回;后来花和尚两次三番大闹五台山，职事僧人上下都要赶智深离寺，可是一旦方丈老师父搬出这位大檀越作为托辞时，众僧也就只好屈服了事。依此，则檀越对于禅寺的特殊作用与地位，读者自然能心知肚明了。而这位赵员外也确实出手阔绰，单看他后来替鲁智深重修山门、再塑金刚的巨额开销，更可说明上述问题。

从《五灯会元》等禅宗语录看来，唐宋时代的高僧们确实是看重“护法”的，但这些护法多为文士或一方官吏。至于财主，除了在“开山”建寺的描写中偶然提及外，禅宗语录中一般不会给予他们特殊的关注。与之相反，《水浒传》却并不遮掩，它将檀越在禅寺中的实际地位和盘托出，更显得真实可信。元顺宗元统三年（1335）重修的《敕修百丈清规》也强调了施主的重要，“施主到门，知客接见，引上方丈献茶汤，送安下处。若官贵大施主，当鸣钟集众门迎”，礼节原须如此。可以推想，禅寺之依赖大施主，宋元时代皆然。清规类书中，对“化主”地位与职务也有琐碎规定，借此，我们也能考察出施主在禅寺经济中的重要性。不过，清规也罢，语录也罢，这些书都无法为后世提供出一个“鲜明”的施主形象，而《水浒传》则凭借其描摹之细腻、人物之生动，将施主与禅寺的关系揭示得清晰可睹，这也是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载体，在文化传播与传承上的优势所在，它能让大众感知到文化的可触摸性。

当然，大型丛林仅靠信众施舍还无法支撑寺庙的整体运营。《水浒传》中的文殊院作为十方丛林，每年得接待各地前来挂褡的禅僧。若无固定的财源，其开销难有保障。

《水浒传》中有段文字便透露出寺庙此类财源所自。小说写道，这一日鲁智深在寺外半山腰见一挑酒的汉子上山，遂欲买酒来吃，却被这汉子百般拒绝：

那汉子道：“我这酒……本寺长老已有法旨，但卖与和尚们吃了，我们都被长老责罚，追了本钱，赶出屋去。我们见关着本寺的本钱，见住着本寺的屋宇，如何敢卖与你吃？”

原来这位挑酒汉子租屋用钱，皆租借于禅寺，因此虽被鲁智深踢蹲在地，抢了酒桶，却“怕寺里长老得知，坏了衣饭”，最后只能“忍气吞声，那里敢讨钱。把酒分做两半桶挑了，拿了镟子，飞也似下山去了”。可以看出这位汉子是寺庙的“佣工”，进一步可以推知文殊寺内一定还有专事收租与放钱的僧人。而五台山寺产的丰厚，从小说第四回描述的鲁智深在山下集镇买酒的遭遇中，则同样见得鲜明。他所到之处，没有店家敢“胡乱卖些”米酒给他，其原因店主人们说得明白：“住的房屋也是寺里的，本钱也是寺里的。”

除了店面租金外，历史上的文殊院应该还拥有数量不菲的田地与雇农，只是小说对此并未涉及。有研究佛教历史的学者这样指出，“宋代有的大寺拥有邸舍多达数百间，并以此租金作为日常开支的费用”，而“在宋朝，特别是南宋，皇室及贵戚向寺院赐田的记载一直没有中断”（李富华《中国古代僧人生活》）。依此，禅宗大型从林依赖寺产之租金，乃是不争之史实。《敕修百丈清规》中还专门提到：“凡安众处，常住租入有限，必借化主劝化檀越，随力施与，添助供众。其或恒产足用，不必多往干求取厌也。”可见恒产为主，有不足，则依靠檀越布施，是一般寺庙的经济常态。作为比照，《水浒传》中还描写了东京的大相国寺，这座皇家性质的庙宇高贵之气逼人，寺内只要求城外的菜头提供一些菜蔬，偌大菜园中的其他物产庙里均不再过问，其寺产之雄厚可想而知。

此外，《水浒传》也涉及了度牒制度，这种我国历代专制朝廷对佛教的控制手段，是将僧人的户口、出家的权利收归为国有的一种举措;故此出售度牒之利多归中央或省府一級的政权所有。《水浒传》中揭示出，权势者购得度牒后，可随意指派俗人成为僧徒;至若武松更是冒名袭用他人度牒，成为一名头陀，可见度牒制度在民间的异化情形。不过此制度与寺庙经济基本无关，本处不复详细展开。

总之，《水浒传》对于禅林经济的侧面勾勒，是与鲁智深落发五台、醉打山门、倒拔垂杨柳等活跳的小说情节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的，由于文字的生动与真实，也正可使无数的普通民众对禅林经济有了大致的了解。当然，经济问题的外延极为广阔，下文将要谈及的僧职问题、菜园场所，甚至是斋僧仪式等，也莫不与财货、经济有关。不过，寺产租金与檀越布施确实是禅寺经济的主要支柱。

二、寺庙职务与内部管理：监寺与菜头

禅宗丛林在管理上，早有清晰的人事制度与职务划分。一般说来，宋元禅寺中都以方丈为最高首领，分为东西两序（诸知事为东序，诸头首为西序），除了这些管理层外，庙内还有各种杂务僧人，做着一些厨房杂工甚至是厕所清理的粗笨活儿，他们可以算是管理层的预备队伍。《水浒传》中写有一个荒落的寺庙——瓦罐寺，此庙因被恶僧把持、侵占，致使寺内僧人走散，庙宇破败不堪。此寺庙的特殊情况，倒也说明了寺庙方丈的重要，以及公平、合理的人事管理的必要性。

事实上，《水浒传》对于禅寺中琐碎与细致的僧职分工，作过一番有趣而堪称经典的“简介”。且看这一日，鲁智深在智真长老的推荐下来到东京大相国寺，侍者引其在方丈室内拜见智清长老。不过，鲁智深显然对管理菜园没有兴趣，而是一味地讨要“都寺”或“监寺”之职。首座虽然在旁劝解，怎奈鲁智深只是不听，偏要做都寺、监寺不可。于是知客（《水浒传》原文作“首座便道”，不过据其言谈，说话者是知客，非为首座。这一处当是小说传抄之误。）此时开了口：

……知客又道：“你听我说与你：僧门中职事人员，各有头项。且如小僧做个知客，只理会管待往来客官僧众。至如维那、侍者、书记、首座，这都是清职，不容易得做。都寺、监寺、提点、院主，这个都是掌管常住财物。你才到的方丈，怎便得上等职事？还有那管藏的，唤做藏主;管殿的，唤做殿主;管阁的，唤做阁主;管化缘的，唤做化主;管浴堂的，唤做浴主。这个都是主事人员，中等职事。还有那管塔的塔头，管饭的饭头，管茶的茶头，管东厕的净头，与这管菜园的菜头。这个都是头事人员，末等职事。假如师兄你管了一年菜园，好，便升你做个塔头;又管了一年，好，升你做个浴主;又一年，好，才做监寺。”智深道：“既然如此，也有出身时，洒家明日便去。”

此处，知客如数家珍地列举出了禅寺中的诸多职位，名号之多大可让初闻禅事僧职的俗人惊讶不已，其中“提点”（提点，乃是禅林的职位名称，管理金谷一类物品。此词原为宋朝官职之名，故其设置当自宋始。）一词尤显生僻。从知客的这番话中，可以看到禅寺中职事分工的细致与人员配备的齐整。不过，与唐代百丈怀海初创的禅林组织形式中的“民主”“平等”原则大有不同的是，这位知客公开宣称寺庙中的职事，除方丈外，分为了上、中、末三等，并明确指出“清职”与“掌管常住财物”的属“上等”，“主事人员”若藏主、阁主等属“中等”，难免勤苦的饭头、茶头等“头事人员”则属“末等”。这种等级划分，是宋元时代的清规类书中从未提及的，这段话对于今天的清规研究也极具比对与参考之价值。小说的讲述不可能是向壁虚构，俗世中禅寺的实际情形应大致如此。清职是高僧们所期待的，这在《五灯会元》中多有述及，而掌管财权的管理职位，小说中明言，也属于上等要职。

围绕着这些职务，俗僧之间的争竞在所难免。鲁智深嚷嚷着非监寺、都寺不做，或许正是作者有意无意之中对元代禅林中“热衷僧职现象”的讽刺。围绕着方丈与佛法传承的正宗与否，佛门内的争斗可谓激烈。纵览《五灯会元》全书，很少有描写到僧人的职务争竞，但宋元时代的禅林，不可能如此清净，至少在《敕修百丈清规》“入龛”条中，对元代僧人追求财物与权力的恶劣行径就有着清晰的披露：

近时，风俗薄恶，僧辈求充庄库执事不得。或盗窃常住，住持依公摈罚。恶徒不责己过，惟怀愤恨。一闻迁化，若快其志。恶言骂詈，甚至椎击棺龛，抢夺衣物，逞其凶横。主丧耆宿、诸山檀越、官贵士庶、参学交游，当为外护。人谁无死，况是座下参徒，犯者必摈逐惩治。主丧执事，若能预申戒饬，早令悛格，化恶于未萌，尤全外观之美。

看来，当时的俗僧对于“库头（副寺）”“庄主”等拥有经济大权的职位贪执强烈，有些僧人因求职不得，便在寺内行窃，被方丈赶出之后，竟又伺机在方丈日后的丧礼上逞凶报复，其行为之悍劣，与佛教徒的形象全然不符。再者，元代《至大清规》（元武宗至大四年，公元1311年编）中也提到，选拔寺内执事僧最好采用“大小之职一例公同阄拈”的方法，怕的乃是住持“多徇私情”导致寺庙混乱。看来，元代禅寺世俗化明显，因财争竞之事多有发生。

结合这些材料来看，《水浒传》中的知客之谈入情入理，反映出当时寺庙“职场”中的“潜规则”。一方面，寺庙职位分有等级，可让无望成佛的俗僧们在寺内找到出身的机会;另一方面，升职讲求资历，至少可以维持僧众人际间的相对和谐。这不，等级既已分明，小说中的鲁智深见上等职事无望，又见“管了一年菜园，好”还有升迁的机会，也就安心地去做菜头了。

说到菜头一职，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个职位在禅宗史上的特殊性。《水浒传》中虽称塔头是末等职事之首，是鲁智深的升职目标，然就僧史来看，塔头一职未见有高僧充任，在《五灯会元》写到塔头的几则语录中，塔头们均因智慧有限、机锋不足而被他人问倒。看来，在语录中他们充当的只是别人的配角。

相反，“菜头”，又名园头，这个职位在禅宗史上可谓光彩熠熠。

如五代时的大同禅师（819—914），座下有个菜头。某日，禅师叫其入静室，欲授其佛法要诀，谁知这菜头毫不领情，而是为难老师道：“并却咽喉唇吻，请师道。”可见此菜头内心坚定，确信别无秘法。不允许老师鼓舌弄嘴，老师还能说什么？此语一出，大同禅师也不禁欣喜感叹。再看五代时的永安善静禅师（？—946），老师洛浦元安对他非常器重，“容其入室”，授以菜头一职，于是善静“乃典园务，力营众事”，并在做菜头期间顿悟，老师元安为此兴奋异常，他对大众宣告：“莫轻园头，他日座下有五百人在。”善静禅师后来果然成为一方祖师。可能这“力营众事”的辛苦，有助于园头的颖悟精进吧。总之，善静的修行实践赋予了“菜头”一职殊胜的丛林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