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252000）

在泰山信仰中，以东岳大帝（泰山神）与碧霞元君二信仰颇具泰山地域特色，在明清时期，二者的地位在民众中发生了变化，最显著的表现是民众普遍前去向碧霞元君进香，“今海内奔走而祷祀者，类先碧霞而后岳神”1。作为社会地位居于中上层，受教育水平高于当时民众的士大夫或士人群体，因公因私前来泰山都必不可少会接触民众对碧霞元君信仰疯狂进香的状况，并对这种状况表达看法，这种看法的表达反映了明代士人对官方祭祀与民间信仰的多重身份下的不同心态。碧霞元君信仰在这一时期基本完成了转型，在信仰人群中的士人群体的官方身份之下与此信仰产生了互动关系。

明中后期以后，士绅们以官方身份来到泰山主要有以下几种心态：

一、香税管理活动的“秉公”心态

泰山香税于明代与太和山之香税全国首列，《岱史》中言道：“夫概天下香税，惟岱与楚之太和山也。……则岳之有香税惟岱也。”2根据周郢先生的考证，在明代正德十一年（1516年）正式征收泰山香税钱之后，负责管理香税征收的官员为“香税总、分巡官皆系征调临近州府官吏充任，一般不委用泰安本地职官，但亦偶有破例。”3而官府对香钱的征收在于碧霞元君与东岳大帝两神祗上，其中，关于碧霞元君的香税征收体系实则是在民间信仰体系之下而伴生的，香税的数量多少反应了两个不同神祗在民间民众进香的多少。作为这种征收体系之下的官员，其对碧霞元君信仰又是怎样一种心态呢？以明代万历年间陈文学主管泰山香税为例，其主要辖香税事迹可见明代的郑一麟《征仕郎山东济南府泰安州通判联璧陈公墓志铭》一文记载：

“陈公讳文学……寻委辖岱宗香税，备列四弊，两台以为然。腊月移居碧霞宫，历三季，溢正税踰万，或从谀之曰：‘好官多得钱耳，此囊中物也。’公愕然曰：‘吾家居清白有冰柏声，断不可阿堵玷吾簠簋。’尽归公帑。”4

陈文学是受温如璋所推荐提拔而“委辖岱宗香税”，按：温如璋巡山东应在万历三十四年（1597年）之后，陈文学应在1597年到1609年之间分巡香税。此则史料有三处是值得注意的，一是在向碧霞元君信仰进献香钱的数目巨大，才会“溢正税踰万”，可见当时民众向碧霞元君庙进香的狂热状态，正如钱谦益所说的：“元君盛香火，肸蚃走郡国……神道亦乘除，青帝遂失职”5，描绘的就是这样的情况；二是关于官员们泰山香税的收取情况。明朝泰安州当地官员的俸禄受到泰山香税影响巨大，明代奏折中便有了“查泰山事例，该省官员俸等项，悉仰自本山”6，此外，也有很大部分官员将其看作获取私利的来源，才会有陈文学左右言“好官多得钱耳”之语，但像陈文学这样有“断不可阿堵玷吾簠簋”之心态的官员是不多的；三则是表现在“腊月移居碧霞宫（今之碧霞祠）”这一变动上，明中后期以后，碧霞元君的香钱远超过东岳大帝，这一点已是学界共识7，移居碧霞宫只能是一种应时之举，而陈文学很有可能只是因为碧霞宫香钱颇多，便于征税才选择移居，并无个人明显的情绪或信仰的改变。由此可见，陈文学本人处在辖岱宗香税的身份上对碧霞元君信仰本身并无明显的反对意见，只对香税的收取正当途径与去向上有所表达。

也就是说，在香税钱与碧霞元君信仰密切相关的这一问题上，主管香税收取事务的官员们更大程度上看重的是信仰之外香税的管理情况，因为这才是其政绩或名声所需要的。在对待碧霞元君信仰的态度上，他们表现得还是比较中立的，甚至是不关心，将其作为一种公务来进行处理。其中缘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官员的官方身份的一种体现，官员将碧霞元君信仰作为一种公事公办的心态来处理，其主要处理事务即香税钱的收取，往往需要借助披着信仰的外衣。研究深入到主管香税钱的官员个体，其所直接面对的也并非是信仰本身，而是信仰外衣之下的香税钱收取之工作，所面临的选择困境第一位的不是东岳正神与碧霞元君的正祀与淫祠之分，而是是否额外私收贪取香税钱中的“利义之辩”。一言以蔽之，辖香税之官员的选择是道德选择大于信仰选择。

二、修缮庙宇的“乐施”心态

明代中后期皇帝虽不会直接派遣官员致祭碧霞元君，但碧霞元君庙宇的维修工作则需要官员们的参与。于明一代，对碧霞元君祠进行规模较大的修缮次数众多，引起笔者注意的则是嘉靖年间的修茸，可见于万历《泰安州志》，“工部陈策赍宫施银万两重修”8，《泰山志》亦记载此次重修，并言及此次重修时间为“嘉靖甲寅秋”9，即1554年。这数次修缮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种是地方当地官员，一般是泰安知州，奏请朝廷对庙祠进行修缮；另一种则是皇帝下令进行修缮。下奏请上的方式一般是祠庙急需修缮的客观需要。第二种则很大程度是朝廷的主观因素。两者比较来看，第一种情况仍属官员的内部按部就班的公式差遣，第二种则属于皇帝主观意愿下的官员的政治行动，而官员在这种情况下的心态活动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在这几次的泰山碧霞元君庙宇的修缮中，嘉靖年间的一次修缮行为最晚，也是有比较明确的金额记录。从明世宗本人来讲，从他的一系列举动之中，我们可以看出明世宗本人对碧霞元君信仰是比较推崇的。明世宗本人对道教的推崇，《明史》卷十八说明世宗“崇尚道教，享祀弗经，营建繁兴”10，而碧霞元君在明代成为道教推崇的神祗之一，并延续至今，在推崇道教的心态之下，作为道教重要神祗信仰之一的碧霞元君信仰得到明世宗的重视实属意料之中。此次派遣陈策修缮碧霞元君祠是有明世宗的主观因素在起主导作用。另外，此次修缮是有明确金额记载的，施银万两。本次修缮的程度并没有明说，但根据上次修缮到此次修缮的时间跨度与明朝官方及道士信众对祠庙的日常维护程度来看，又根据明朝嘉靖年间所谓的物价水平11进行推测，此次修缮的费用可谓巨大。

陈策其人，据康熙《沁水县志》中记载：陈策为“嘉靖己酉举人，庚戌进士，任工部主事，升员外郎中，真定府知府，山东副使”12，又可见《陈策墓志铭》：“历户、工两曹郎署，迁真定郡守。”13根据时间与历官的对比，我们可知，此次修缮的官员与本志所记的陈策应该为同一个人。关于陈策个人而言，据其乡里《沁水县志》与其本人墓志铭所记，他于嘉靖庚戌年（1550年）中进士，前去修缮碧霞元君庙宇应在嘉靖甲寅年（1554年），其时他为工部主事甚至为官最多不过四年，且其乡里县志云为人“质直清介”，本人墓志云：“廉介绝尘”。可见其人风评极高。很难想象一个如此廉洁之人竟然会担任一所民间文化兴起的信仰庙宇的修缮工作，而且这项修缮工作花费极大，而他本人自始至终却无反对意见，在今人看来实在是有一些奇怪。

固然，陈策前去修缮碧霞元君庙宇是有其工部主事职责所在，但是，此事所能为之的工部官员不止陈策一人，若陈策但凡持消极态度，明世宗大可选另一位官员或内臣完成此事。那么，是否可能说明陈策这样“质直清介”明朝典型士大夫对碧霞元君信仰持积极态度？出土于陈策乡里沁水县玉溪村与梁庄村的《重修玉溪村三官殿记》与《葆光观重修三清像记》14两块碑记分别是由陈策撰文与篆额。这两块碑记所纪念之庙宇皆是道教信仰浓厚的庙宇，既是重修，可见其在沁水县已存在久矣。从这两块碑铭我们可以看出，陈策其人对道教信仰与民间信仰是持宽容态度的；也可见陈策家乡沁水县在嘉靖年间是有兴建信仰祠庙的举动，这种举动也会潜移默化的对陈策产生影响。故陈策于嘉靖年间的此次修缮任务，其本人很有可能是持积极心态的。以陈策为代表的一部分士人，或受自幼家乡信仰情况干扰，或受自身家庭因素影响，士人本身极有可能会对碧霞元君持一种宽容乃至积极态度。这种士人个人心态，与前两种并不相似，但唯一的相似点是三种心态皆是在皇权体制内部士人外披官方身份的心态表达，不同的是，前两个部分所研究的心态更具有士人们的官方心态特色，也可称之为体制内部心态；本部分所讨论的这种心态更具士人们的个性，但这种个性心态的表达是隐晦的，我们只可以从这些士人的部分举动中可窥一丝半毫。

三、小结

修缮活动更能反应士人在官方身份之外对碧霞元君信仰的态度，带有士人们的个人主观色彩以陈策为代表的一部分士人对碧霞元君信仰持的宽容态度，与前两种并不相同，是带有浓浓个人色彩，而这种个人主观态度的养成，并非来自于其入仕后的官方环境，而是来自于更早的乡里环境，或是民间环境。这种民间乡里环境乃是在士人的早年生活、读书、处事中形成，对个人的主观想法影响巨大。但是，这种民间乡里环境的影响范围终究是一片小区域内的，自是抵不过牢牢扎根、遍布全国的官方环境。

注释：

1.孔贞瑄纂.《泰山纪胜》.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1页.

2.查志隆著.马铭初、严澄非校注：《岱史校注》，青岛：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88页.

3.周郢.《泰山香税制度新证》，《中原文化研究》，2018年第4期 .

4.上海图书馆编，王铁整理：《中国家谱资料选编传·传记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35页.

5.钱谦益：《牧斋初学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65页.

6.裴应章，彭遵古：《郧台志校注本》，武汉：长江出版社 ，2006年，第410页.

7.参见于 叶涛《论碧霞元君信仰的起源》，《民俗研究》2007年第3期.

8.万历《泰安州志》卷2《祠宇》，第44页.

9.汪子卿撰；周郢校证：《泰山志校证》，合肥：合肥：黄山书社，2006年，第236页.

10.《明史》卷18《世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250页。

11.参考于瞿宣颖纂辑：《中国社会史料丛钞》，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70页.

12.康熙《沁水县志》卷6《选举》，第5页b.

13.其墓志全文可见于车国梁主编：《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沁水县卷》，太原：三晋出版社，2012年，第68页.

14.刘金锋主编；晋城市旅游文物局编：《晋城文物通览·碑刻卷（下）》，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11年，第15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