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银行，刘 轶，杜舒书，张茂林，王纳新

（1.扬州大学 体育学院，江苏 扬州 225127；2.湖北大学 体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3.华东师范大学 体育与健康学院，上海 200241；4.山东体育学院，山东 日照 276826；5.山东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明清时期是中国思想史发展的重要时期，明清思想成为晚近以来学术界的重要研究领域与对象。20世纪关于明清学术、思想的研究蔚为大观，形成了三种范式，即梁启超的“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说”、钱穆的“学术承传史说”和侯外庐的“早期启蒙说”（朱叶楠，2018）。此外，该时期专注于个别思想家研究的大家还有蒋方震、章太炎、胡适之、傅衣凌、萧萐父、黄仁宇、余英时等。他们所构建的基本理论框架成为迄今为止明清思想研究所普遍遵循的一般范型。在堪称“显学”的明清思想研究体系中，“实学”成为一条新的、重要的实践线索（视角、路径），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1）对明清思想转型（流变）的整体把握的研究。其大概有根源于儒家传统的“经世致用”、理学自身批判继承的“理学反动”和“内在理路”，以及实体达用的“实学思潮”与“汉宋之争”等路向（吴根友，2008）。2）对明清个别文人“实学”思想的研究。已被研究的文人有王阳明、黄宗羲、颜元、孙奇逢、蓝鼎元等。当然，也不乏对明清思想研究的再阐发（吴根友，2014；王杰，2003）。无疑，明清思想研究开辟的领域、构建的框架、积累的经验，为从思想意识层面深层讨论武术在明清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值得注意的是，明清思想的揭示与诠释，多从学术、制度、经济等维度切入，虽不乏涉及与武术息息相关的“兵事”载录，也不乏某一篇章的专论，如《明清的战争实践和兵学的发展》即独立成篇被纳入“实学”思想的有机体（葛荣晋，1994b）156，但整体上说，武术发展湮没于宏阔的明清思想洪流之中。这与武术作为中国文化（载体）的价值定位不相匹配。

如所周知，明清时期是中国武术“趋于成熟”“大发展大繁荣”时期的论断几为学界共识。关于明清武术的研究已被学界广泛重视，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早期寓于体育史、国术史中的宏观描述和部分涉及，如民国年间郭希汾的《中国体育史》、许禹生的《国术史》、姜容樵的《国术源流》、听驼的《国术历史的研究》、金一明的《国术史》等。2）明清断代武术史的研究，主要体现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面世的十多个版本的《中国武术史》中，明清武术都是其中的重要构成部分。3）“明清一体”视域下的武术研究，涉及少林武术活动与文献，武术论著的成就、分布与群体，该时期武术大发展的原因、文化形态与价值，兵家与武术发展，徽州、峨眉等区域武术研究，以及从业者研究等方面。4）关于明清武术思想的研究主要涉及两个向度，即由武术本体出发的宏观思想阐发，如《中国武术思想史》等，和由明清个别思想家切入的微观武术思想剖析，如颜李学派的武术及其思想、王阳明与明末清初的武术思想，以及王余佑的武学思想等。5）以明清为背景的某一武术主题研究，如《剑经》《手臂录》等典籍个案的现代阐释、南少林研究、抗倭战争中的武术发展、商业发展中的武术等。可见，明清武术已成为武术学界的重要研究领域。然而，它更多地湮没于中国（体育）武术历史的整体研究之中，或置于明清时空中对某一武术事象的探讨，且讨论的逻辑亦多由武术（相关）到武术，缺乏明清武术发展的纵深解释力。虽然其也不乏少数基于思想深层的讨论，但应该看到，从武术本体出发的“武术的思想”和基于明清个别思想家的“思想的武术”都很难从时代思想（思潮）的整体中把握明清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思想。明清时期是一个由古代社会向近现代社会转型的关键历史时期，其特殊性最突出地表现在具有现代性意义的重要哲学流派的集中出现与形成。中国武术又恰恰发展至明清时期达到古代武术的又一巅峰，两者显然存在着必然的联系。这为依循“向实”的线索探讨明清思想与武术发展提出了可行性。“国事日嚣，封疆日蹙”，构成明清时期的主要矛盾。正是基于有效应对异族入侵、内乱不断和西学东渐的天下大势，赋予了明清思想不断“向实”的内驱力。作为“国之大事”的平乱御侮对兵（武）事的倚重又成为明清“向实”思想最迫切、最直接、最主要的落脚点之一（明清思想的“向实”并非仅限于兵事，泛指一切“实体达用”之学，如工商、质测等都涵涉在内），从而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该时期军事武艺和民间武术的空前发展。可以说，武术如此普遍和突出地被作时代思想的承载者和执行者，在历史上绝无仅有。因此，在“重拾中国武术话语、整理武术历史经验正在成为武术历史研究的新思路、新任务”（戴国斌，2017）的时代使命感召下，本研究将为中国武术思想史研究的深化、武术文化的深层阐释，以及把握当代武术发展规律提供理论参照。

1 “由虚向实”的明清思想

明清思想是在对宋元以来作为意识形态主流的程朱理学的继承与批判基础上不断发展起来的，它是适应明清社会发展的产物。相对于宋儒“务虚”的空谈心性（全祖望将这种“专做打坐功夫”称为“一往蹈空，流于狂禅”）和对理学末流“空寂寡实之学”的批判，明清思想则表现出不断趋于“务实”的取向。由此，在“兵事”成为“国之大事”的明清时期，“向实”的价值取向为明清武术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1.1 “知行合一”的明代王学及批判其末流过程中的“向实”思想萌生

明代中后期，以王守仁（阳明）为核心的王学（阳明心学）一时成为主流思想。王守仁一反程朱理学重于知的“先知后行”，提出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命题，认为良知与生俱来，致知不是虚空冥想，而是对事（现）实的格致，从而将形而上的、面对士大夫的心性之学通过良知说的简易直接，变得通俗化和社会化（徐国利，2009），为各阶层尤其是下层民众所容易触碰和接纳。如此就将空腹高心的心性之学落实到了“人伦日用”层面的实际问题解决，从王守仁的“日用见闻酬酢”到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再到李贽的“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皆一以贯之。王守仁强调良知“不离日用常行内”（即“人须在事上磨炼做工夫乃有益”），不能空谈天理性命而将致知与行事分离，如其“足兵饷、公赏罚、慎招抚、行保甲、明纪律”等主张，再如对“为学不黜行”的阐述——“学射，则必张弓挟矢，引满中的；学书，则必伸纸执笔，操觚染翰”（王守仁，2012），均反映了其思想中的务实因素。南宋“永康学派”的陈亮反对“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则亦终于百事不理而已”（沈善洪等，2005）的程朱理学末流。明代王学健将李贽更反对“尝学俎豆不闻军旅”乃至于“平居无事，只解打躬作揖，终日匡坐，同于泥塑，以为杂念不起，便是真实大圣大贤人矣，……一旦有警，则面面相觑，绝无人色，甚至相互推诿，以为能明哲”（李贽，2018）的腐儒之学。正因如此，他对本朝抗倭民族英雄戚继光、俞大猷极其推崇，“此二老者，固嘉、隆间赫赫著闻，而为千百世之人物者也”（黄仁宇，2014）。由此，相对于唯务好古、空谈心性的宋元理学，在明末内忧外患的时代环境中，王学倡导通过实际的“事功”践履其思想，这是阳明心学与时俱进的务实面向。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王学相对于程朱理学已突破“心性”的网罗，向“体用”迈进了一步，但其仍不乏“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的玄虚。这一本质上服务于封建统治的唯心成分，在明末尤其是明亡后被清初学界所批驳。一方面，王学作为一种官方哲学，特别是王守仁本人的平乱建功及王学后起健将们如王艮、何心隐、李贽等将“内圣外王”之道的世俗化（所谓“人皆可为尧舜”“满街都是圣人”等），使得王学中的“实行”成分已足以成为时代“实学”思想的一部分。这也是应对深刻社会危机与程朱理学在避免与挽救危机上的无力之后，阳明心学在“天理”之外异军突起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明末危世的到来致使王学逐渐没落，加之借以西方传教士东来的自然科学引介，时人开始重新审视王学，正是在以王学为反观对象对其“虚知”的唯心成分的批驳中开启了“向实”的转向，如东林党人反对心学而主张经世致用，潘季驯、徐光启等人则重质测之学等。在兵事尤为“国之大事”的明代中后期，对王学中“行（动）”之务实思想的过滤与发展和对王学中“知（心）”之唯心末流批判过程中开启的“向实”思绪，均绕不开兵（武）事。这种谈兵为实的思潮不仅爆发于王学内部，如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罗洪先、邹守益、王畿、唐枢、唐顺之等王学正宗嫡传汇聚于浙江当湖，围绕如何抗倭取胜展开了一场学术意味浓厚的“当湖会”，而且，兵事也成为偏重质测之学文人们的重点关照领域之一，如徐光启因自幼生长于海滨，习闻倭警，而“中怀愤激，时览兵传”（徐光启，1984）。

1.2 “重在行动”的清代实学思潮

明亡后，在对明清之际理学“空疏”弊病的反思中——“‘反理学’的契机是满洲人征服中国激起了学者对空谈心性的深恶痛绝”（余英时，2005）——借以“排满复明”的历史使命，于清初掀起了一股强劲的实学高潮。恰如梁启超（1988a）对清代前期学术梳理后的结论：“承明学极空疏之后，人心厌倦，相率返于沈实。”事实上，传统思想也具有与时俱进的适应性，正是围绕同时代命题的解决而在对其不断的批判或继承过程中，赋予其历久弥新的生命力。反对宋儒“空谈”的清初大儒思想中均不乏“向实”基因：黄宗羲的“道德不离事功”，顾炎武的“载诸空言，不如见诸行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王夫之的“合之于动，则四德同功矣”等，均属此类。对宋明理学强烈批判的“颜李学派”，不仅反对“静闲而久爱空谈之学”，更树起“实学”旗帜，强调“学问固不当求诸暝想，亦不当求诸书册，惟当于日常行事中求之”，并疾呼“一身动则一身强，一家动则一家强，一国动则一国强，天下动则天下强”（谭丕模，2011）。另一学术阵营则从宋明理学汲取营养，注意发挥传统思想中的“向实”成分。如清初朱子学说实学化的典型人物陆世仪（桴亭），在朱子学说和阳明心学基础上形成了“知行并进”的知行观，在对阳明心学求诸本体之“说性谈天”末流的批判基础上，由“致良知”转向外在的“即动”，躬行其“明体达用”“经世致用”之学。总体上，无论是陆世仪、张履祥、吕留良为代表的朱子学说修正派，还是以孙奇逢、李颙为代表的朱陆调和派，都重视发挥宋明理学体系中的实学思想（葛荣晋等，2011）。实学风潮下，清代中前期大批知名鸿儒普遍“喜谈兵”，且多具有诉诸兵事践行抱负的经历，在阻击清兵南下的过程中表现尤为突出，包括武术在内的兵事甚至成为其实学思想的一部分。清中叶，清朝统治局面稳定，并一度出现“康乾盛世”，汉（经）学复盛，考据训诂之风强劲。清初掀起的实学思潮一度略显沉寂，但趋于向实的涓流并未中断。如乾嘉时期最大的汉学家、对训诂和考据贡献颇著的戴震，即反对程朱理学空谈心性的“以理杀人”，而强调“古人之学，在行事”。迄至清末，捱至群盗环门、西学东渐，传统“章句小楷积习”的无用之学再次遭到率先睁眼看世界的时代精英的批驳（蒋廷黻，2012），转而躬身于对“富国强兵”的民族国家现实出路的探索。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的器机之学，康有为、梁启超的制度之学以及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的七世孙王之春针对中外关系所作的《蠡测卮言》等，均是对这一实学思想的践行。正是基于以“实”为衡量标准，虽然曾氏湘军中依然不乏传习拳术，梁启超也有《中国之武士道》的篇章，但武术已难堪“忠君卫国”之职。在康有为、沈葆桢、秦绶等呼吁下，清朝废黜了延续近1200年的武举制，转而以习器机、重质测、练新兵等为“实行”之路，武术由此退出军事战争的舞台。

可见，趋向实（用）学是贯穿明清思想演变的一条脊线。军事制胜的迫在眉睫，使兵（武）事成为明清实学思想的主要载体。明清中国武术发展深受这一思潮的影响。

2 “向实”思想与军中兵事（武艺）发展

在冷兵器依然作为重要战争手段的明清时期，兵（武）事成为明清“向实”思想的首要落脚点。主流文人、武（将）人对兵事、武艺的空前关注，并躬身兵事，促进人们对传统兵学理论的大整理、武学自兵学的初步分离与独立，以及武术实用化技理的发展。

2.1 文人谈兵经武与兵学、武术理论整理

2.1.1 文人谈（知）兵

明代中后期，“南倭北虏”的边疆之患及清兵南下带来的朝代鼎革危机，促使大批著名文人由“一心只读圣贤书”转而热衷于读史辑古，综论前朝兵事，试图从传统的经典兵学中汲取智慧和自信，从而将传统文人“治国平天下”的抱负落实于兵。例如，狂傲不羁的阳明心学代表人物李贽著有《孙子参同》；著名文人归有光（2015）不仅辑评《吴子》《尉缭子》等传统兵书，并写有《御倭议》《备倭事略》等针对当朝军事的篇章。事实上，有明一代的名臣如于谦、张居正等均有释兵之作，言不知兵在明中后期的上层社会被视为非主流，诚如海瑞的厉声批判：圣人不言富国强兵，也只是痴圣人、死圣人。明末的一系列军事失败，更激发了文人谈兵以至军事参与的热情，并蔚为一种风潮。钱谦益描述其京师府邸中的夜谈情景，即反映了当时兵事已成为上层社会热议之题的事实，“余在长安，东事方殷，海内士大夫自负才略，好谈兵事者，往往集余邸中，相与清夜置酒，明灯促坐，扼腕奋臂，谈犁庭扫穴之举。而其人多用兵事显，拥高牙，捧赐剑，登坛而仗钺者多矣”（赵园，2010）。晚明谈兵之风不仅在大儒、士人间盛行，更引领了民间风习。如谈兵甚至成为色艺才志冠绝一时的江南名伎柳如是房中文人墨客的重要话题，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彼时底层社会对兵事的普遍关注。

文人谈兵之风迄清不绝。号为“清初三大儒”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均涉兵事。顾炎武曾参与昆山、嘉定抗清起义，其著作《日知录》第二十九卷不乏专篇兵论。黄宗羲不仅有八年的抗清经验，在接受南明鲁王兵部任命后曾谋划、指挥“西渡”之战，著作《明夷待访录》中的《选士》《兵制》等篇都反映了其对兵事的内行（黄宗羲，2011）。王夫之所著的《黄书》中也有关于他对兵事的主张。历经清中叶的承平日久之后，伴随清末内外形势的再次严峻，谈兵之风再次浓郁，依然不乏文人以笔代剑、究研兵法。如“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的陈澹然，有感于清末系列中外之战中清军败绩而作兵书《权制》，朱璐有鉴于“有城莫守，有隘难防”的弊病以寻求“御侮之方”而辑录了《防守集成》等。值得注意的是，清末更为复杂的内外形势导致“向实”表达出现多元化，如重视兵工、商贸、质测等。因此，清代好谈兵谋已非如明代蔚为一股普世风潮，而是表现出局部“区域化”特征。湖湘儒生群体的“武士化”（杨念群，2011）即为显例之一，如曾国藩麾下镇压太平军的悍将胡林翼与其僚属汪士铎等撰有《读史兵略》。

可见，文人谈兵虽多停留于“纸上”，但与终日空谈心性的理学先生们相比，已表现出积极的任事态度。特别是这些大儒名臣普遍借以论兵、释兵标榜其事功的一面，不仅对传统经典兵学著作进行了与时俱进的时代阐释，而且引领了当时社会热衷兵（武）事的风潮。正是在明清“向实”思想的导向下，大批文人通过参与实际的军事谋划和领兵作战，践行其经世致用的人生抱负。

2.1.2 文人经武

文人善兵谋。明代奉行“以文统兵”的国策，中后期内乱、边患频仍，由此让大批文人有了亲临兵事的经历。“阳明心学”创始人王守仁曾领兵平定南赣宸濠叛乱，王守仁的弟子王畿也曾任南京兵部职方主事。嘉靖年间，南方抗倭战场上更是集体涌现了朱纨、张经、胡宗宪、谭纶等著名儒将。至明清鼎革之际，则有抗清明将、一度主持南直隶军务并谱写“扬州十日”民族精神典寓的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另有大批文人以“投附”的形式间接践行其斩将搴旗的经世抱负，如与解缙、杨慎并称“明代三大才子”、师从阳明心学再传王畿的徐渭，以“好奇计”成为胡宗宪的幕僚。同在胡府的，还有理学家何心隐、大儒郑若曾和茅坤等名士。郑若曾著有与武术关系密切的兵书《筹海图编》《江南经略》，茅坤亦为《筹海图编》作序。此外，还有作为孙承宗幕僚、“止生好谭兵，通知古今用兵方略及九边阪塞要害”（钱谦益，1959）的茅元仪，他撰有收录许多武术内容的著名兵书《武备志》。迄至清代，承流实学一脉、以“虎门销烟”震惊世界的近代民族英雄林则徐，不仅平定山西刀客、勘察新疆边防，更是放眼世界谋虑国防。其友人魏源在《四洲志》的基础上编纂完成了《海国图志》。

文人通武艺。“阳明心学”创始人王守仁不仅谋平叛乱，亦武精射艺。率领京边劲卒开赴江西，借讨伐“宸濠之乱”余党之名而实试图与王守仁争功的武状元许泰（赵吉士，2008）393“轻守仁文士，强之射”，结果王守仁“三发三中”（张廷玉等，1974）170。被梁启超称为“六大师”之一的思想家傅山（青主）反对朱学末流唯“在本子中讨分晓”而有《傅拳谱》传世，经学家黄宗羲之子黄百家曾学内家拳并著有《内家拳法》。抗倭儒将谭纶不仅著有军事著作《说物寓武》，且每每临阵杀敌，“尝战酣，刃血渍腕，累沃乃脱”（张廷玉等，1974）5836，深受阳明心学思想浸润、被黄宗羲《明儒学案》列入“南中王门学案”的抗倭将领唐顺之，对包括兵学、武艺在内的实用之学无所不窥，“自天文、乐律、地理、兵法、弧矢、勾股、壬奇、禽乙，莫不究极原委”（张廷玉 等，1974）5424。他不仅著有兵书《武编》《兵垣四编》，更师从河南人杨松习枪术（张慧琼，2016），且临阵常“自往死斗”。主张读书讲求实用、被后世以“粹儒”类之的理学家陆世仪（桴亭），将“武”视为其“道中一艺”，因“予念时事日非，倘一旦出而用世，则兵革之事所不能也”，跟随与少林武术关联甚密的梨花枪高手、常熟人石敬岩问技三年，“凡横槊舞剑、弯弓弄刀，战斗之具”（陆世仪，2011）无所不习，且极其推崇戚继光的鸳鸯阵，并作《八阵发明》。至清末，火器使用更为普遍，“向实”思想的聚焦点由传统兵事、武术转而以“师夷长技”，但在局部战争和近现代社会变革过程中仍不乏部分文人对兵制的实践，如清代湘中理学家罗泽南的门生、奠定老湘军名声的将领王錱著有《练勇刍言》，“维新”领袖谭嗣同不仅有《剑经衍葛》《兵制论》，他本人更精刀剑、善骑射等。

武学自兵学中分离。当兵事成为明清之际最紧迫的时代主题时，以传统“经世致用”为价值诉求的实学家们无不谈兵论武，从而推动明清兵学的空前繁荣，据1990年《中国兵书总目》统计，产生于明代的兵书多达1 164部，创历史之最（葛荣晋，1994b）158。实事求是、重实践、讲实效既是明清实学的特征，又是其时文人武将“经世致用”的方法论和评判标准。因此，明清兵学的实用性极强，蕴含了武学独立发展的根芽。一方面，文人具有良好的文化功底和“综论博采”“分门别类”的学术素养，期以经世致用而对兵学不断条理化、系统化、门类化，如吴殳“以备他日之用”对《纪效新书》进行删减、诠释与发挥，并将其更名为《纪效达辞》，为兵学向武学的转变奠定了基础。文人群体基于实用目的对《孙子兵法》等传统兵学进行了时代性的再注释，其后通过学脉、师承抑或官方推广，扩大了兵学理论的受众范围和转变为武学发展理论指导的可能性。如俞大猷在学习和继承赵本学、陈第等诸师的兵易之学的基础上，将百万人之斗的兵法“由博返约”为个体武艺之斗。《正气堂余集》卷四《剑经并序》记其“尝谓兵法之数起五，犹一人之身有五体，虽将百万，可使合为一人也”，从而将兵易理论用以指导武艺技击，形成字字珠玑、招招实用的技击理论专著《剑经》。

另一方面，与前代兵学“多述兵学而不记兵事”，流于兵理玄奥不同，明清兵学则多依据其时战争实际各臻专门，以利实用，如专于城防海防、兵器制造、作战指导类的兵书。在这种实用思想的指导下，选将练兵、教传武艺类的具体军事实践或独立成书，或被兵书争相转载节录成为其有机组成部分。因此，武学在兵学大发展的良好形势下也获得大发展，并逐渐从兵学中独立出来。这一演变的深层内因即为明清实学思想对明清军事战争实际的折射。其一，火器的普遍使用导致作战方式发生改变，冷兵与热兵配合成为有效的战争方式，迫使冷兵武艺独立出来。其二，承平日久、人不知战导致手执长刀的数十倭寇流劫东南，并一度兵临南京城下，而中国武艺常败于刀。因此，当兵将武艺高下成为战争胜负关键的时候，武艺训练就成为兵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武艺训练的技术与理论就不断丰富。如戚继光的兵书《纪效新书》就融入了大量的拳械技艺。值得注意的是，由经世致用而关注兵学，由实际战争制胜而重视实战武艺，这种一以贯之的实学思想意识成为彼时文人的一种共识，因而在其编撰的兵书中几乎都纳入了武艺内容，广泛存在于选将、练兵、器制等篇章。如《纪效新书》《剑经》等“兵中寓武”（《剑经》内容兼有棍术、射法、阵法，但以棍法为主，也以棍法影响为大）的编著范式及其武艺均被同时代及其后兵书如茅元仪的《武备志》、唐顺之的《武编》、赵本学的《续武经总要》、程子颐的《武备要略》等转载节录。基于实用导向，兵书专列武艺相关篇章。它并不限于某一家武艺内容的僵死转载，而是力所能及地承继历史、博采诸家，并有所增补。如谢三宾依据戚继光的《纪效新书》直接改编而成的《武备新书》中，于《拳经捷要篇》处增加了十二势双人搏斗图。同时，也不限于同时代兵书对前代兵书中的武艺内容进行辑录，如宋代《武经总要》中的兵器在明清时期兵书中有收录。如此，推动了兵学中武艺内容的不断丰富，体系不断完整，技理不断总结，进而为武学的独立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些纳入武艺内容的兵书，成为后世武艺家创拳立派、著书立说的重要思想源泉和素材。如程宗猷的《少林棍法阐宗》、吴殳的《手臂录》、洪转的《梦绿堂枪法》等武学专著，均或直接或间接地吸收了《剑经》技理，张孔昭的《拳经拳法备要》和太极拳相关论著又显然受到《纪效新书》的影响。

不难看出，深受传统“内圣外王”之儒家文化熏陶的文人群体，在应对兵事尤为“国之大事”的现实困境时，纷纷以“知兵”作为其“入世立功”的落脚点。大批主流文人群体普遍关注兵事，极大地推动彼时世风由“明体”向“达用”、由“崇文”向“尚武”的转袭，营造了向实尚武的时代思潮。文人的视域也由“谈兵”不断向“经武”落实，由兵法谋略而兼及军事武艺，更有部分文人打破传统“重文轻武”的观念而尚习武艺。应该承认，正是大批文人的加入，他们良好的文化素养不仅使其能够较好继承、综论既往兵学，而且能够结合自身军事、武艺实践和当前军事实际进行新的理论凝练，从而开启彼时“兵中寓武”的著录范式，推动武学从兵学的初步分离，奠定了武学独立发展的思想、理论与材料基础。

2.2 武将重实艺与武术技理的发展

2.2.1 将领反对“花法”，力倡“实艺”

明清“向实”思想同样渗透到军事战争的实践层面。服务于军事制胜目标的达成，确立了彼时军中黜虚崇实的武艺观，突出表现为著名将领对实战武艺的重视。如俞大猷认为，“下手工夫，宜在切实……我兵之习于艺者亦惟以虚文之套为尚，故终年练习而竟无精兵，无怪也”（茅元仪，1984）。他在《正气堂集·再上联峰翟公书》中形象地将不能用的武艺比作伏鸡搏狸、乳犬犯虎，虽有斗心而必死之，因此强调教技艺必“使壮少学习务求真技实能而后用……人有真实技能则三军之气壮”。又如，戚继光毫不客气地批驳当时军队中普遍的虚文之风，“今之阅者，看武艺，但要周旋左右，满片花草，看营阵但要周旋华彩，视为戏局套数”，“此是花法胜，而对手工夫渐迷，武艺之病也，虚文张，而真营却废，制阵之病也”（戚继光，2001a）19。正因为虚文之风弥漫于军队，抗倭战争早期的明军面对鸷悍技精（尤其是倭刀技）的倭寇每每常败于北。正是在陈弊、正视军中虚浮之风的基础上，明军逐渐形成了反对“花法”，力倡真可搏打之“实艺”的武艺认识。这种认识和实践是从将领开始的，所谓“将要精艺，方知何为虚艺，何为实艺”。如戚继光在讲解近战武器利弊时，当场命令一名军官持军刀向他进攻，他则以长枪敌对（戚继光，2001b）。年迈垂暮的俞大猷在《正气堂余集》卷之又二《禀大司马谭》中更曾豪放曰：“恩台如不信，待猷至台下时，试选三十好汉各提枪棍，以猷一人独当，不令其披靡辟易，请就斧钺。”与戚继光、俞大猷共同抗倭的东南名将刘显善运双刀，据朝鲜宣庙时期人韩峤的《武艺图谱通志》卷三《双剑》记载：“遇敌提双刀腾跃超距，矫捷若飞，刀起见刀不见公”。其子刘綎更号“刘大刀”（刀重百二十斤），每战马上运刀“轮转如飞”（张廷玉 等，1974）2806。无疑，众多精于实战武艺的将领必然成为军中实艺的推广者，戚继光对比较武艺的要求最为严格。“凡比较武艺，务要俱照示学习实敌本事真可搏打者，不许仍学习花枪等法，徒支虚架，以图人前美观。”（戚继光，2001a）91在“向实”思潮的统摄下，为民族战争胜利而确立的军中重实艺的观念认识被同时代及其后将领、兵学家所认同和辗转传播，如《纪效新书》《剑经》的刊刻和被广泛转载节录。这些载有实艺技理与经验的兵书通过官方在军中的推广（将领识读与士兵教范），进一步扩大了实艺经验的传播。

2.2.2 “重实艺”蔚为明清军旅传统

明代多战事，“南倭北虏”是终明之世的两大主要威胁。面对凶悍之敌，明军却无可战之兵的弊病，成为其时文人武将标榜其经世致用抱负集中关注和回答的问题之一。他们开列的方剂包括募兵、练兵与调兵等，正是伴随兵员的调防、屯驻而推动了实艺的跨地域、跨文化交流。如东南抗倭战争期间，各地兵员（官军与各地域客兵）调动频繁，俞大猷不仅率闽兵转战江浙抗倭，又曾谪守西北边关、前往京师训练军队。戚继光募练并率领浙兵两次援助福建剿倭，后又北调戍守蓟镇。军中实艺通过区域兵员间的交流而不断扩布，如南方区域的闽兵与浙兵的交流，启发了戚继光以俞大猷棍技教长枪，而俞大猷弟子门生邓钟则习得了浙兵长技处州筅（狼筅）的精髓。邓钟一次见军营中狼筅兵操练，屡为枪兵所制，便教狼筅教头进攻方法，最终狼筅胜出，有老兵跪曰“处州筅原如此，后人失其传耳”（邓钟，1996）。南北更大范围的军事调动，同样出于对重实艺、能战的素练之师的肯定，如“戚家军”北调蓟门，即将重实艺的军事训练传统传布于北兵。因此，数十年间边备修饬，蓟门宴然。其后，北兵将领李如松凭借戚继光的《纪效新书》而取得援朝抗倭之平壤大捷（屈广燕，2017）。这真实反映了南兵的重实艺传统在北军中的生根开花。军中重实艺总体上由南向北扩布，但也不乏由北向南的传递，不仅有抗倭战争初期南调的延绥、辽东孔武善战的边兵（郑若曾，2007），更有俞大猷谪戍西北边塞期间于“偏头关”得自教师林琰的磕碰之间即可击杀对手的金枪拍位技术。值得一提的是，正因明军重实艺的军旅传统，万历“壬辰倭患”期间援朝抗倭的战争才能取得胜利。因此，包括武艺在内的明军重实用的训练传统极受朝鲜军队推崇并积极学习，“乘此南兵未还之前，急急学习、操练火炮、筤（狼）筅、长枪、用剑”（柳成龙，1990），从而将当时明军南北军队的实战武艺，如李如松的提督剑、俞大猷的棍技和胆艺观以及戚家军的狼筅、长枪、藤牌等传入朝鲜（张银行等，2017）。

清军武艺训练延续了明代重视实艺的传统。这可从其时皇帝、封疆大吏对军中花法的“指责”中得以映射，如乾隆五十年（1785年），陕甘总督福康安陈绿营训练道：“平时校阅，虽属可观，临敌打仗，竟无实用”（林伯原，1996）379；嘉庆帝亦对此谕斥：“今绿营积习，于一切技艺率以身法架势为先……即阵式杂技亦不过炫耀观瞻，于讲武毫无实效。”（周伟良，2003）而且，也可从清军在收复台湾、平定回疆以及中俄雅克萨之争等一系列战役中的胜出得以反观。因为战斗另一方尤为擅长冷兵武艺，如郑成功军队即以擅长特殊武艺的“铁人虎卫亲军”为先锋一度兵临南京城下，令清军胆颤心惊。“（郑军）俱全身是铁，箭射不透，刀斩不入，瓜镇二战败回者魂魄尤惊，策战者鞠缩不前。”（计六奇，1958；廖汉臣，1982），在收复台湾后，明郑军队的“藤牌兵”被编入清军，参与中俄雅克萨之战，也反映出清军对军中实战武艺的态度。显然，清军（尤在中前期）武艺训练必定以“真可搏打”为衡量标准，否则不可能在一系列平乱定边的战争中胜出。

由此可见，将领反对花法、崇重实艺是明清实学思想在军队中的反映。重实艺观念的确立和实艺的军中交流与传播，最终形成明清军中武艺重实艺的传统。

2.2.3 重实艺推动武术技理发展

重实艺的军中武艺实践，推动了武术技术与理论的大发展，主要体现在功夫观的确立和技击理论的创新发展。

理学的“工夫论”与武术的“功夫观”。虽然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各尊本体，且程朱不乏穷理尊德，陆王也有空谈心性的末流，但正是在对“虚”的批判与矫枉中凸显了“实”。无论是程朱的涵养用敬、进学致知，还是陆王的致良知，都是儒家道德修养的“实在”工夫（郑治文等，2016）。由此可见，本体不同但达于本体的工夫都是实实在在的，即实学家黄宗羲所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工夫”即入道的路径、方法论，“向实”思想在兵事中的工夫即围绕战争制胜的武艺训练方式、方法与观念，在此过程中大致形成了注重功力训练、“久久致功”的“功夫观”。1）注重功力训练。戚继光的练兵要求可为代表。戚氏规定：“凡兵平时所用器械，轻重分两当重交锋所用之器，……是谓练手之力。凡平时各兵须学趋跑，……如古人足囊以沙，……是谓练足之力。凡平时习战，人必重甲，荷以重物，……是谓练身之力。”（戚继光，2001a）93。此外，武术家程宗猷练刀也主张演习之刀需用重长之刀，临敌再更换为轻便之刀。值得注意的是，很多人形成了个人化的“入门基本功”，如戚继光以拳为入门之艺，俞大猷以棍活手练步，陈继儒则认为练器应自练射始等。2）“久久致功”的基本技术观。“由虚向实”在重实艺的训练中表现为从“虚套”向“单势”技术的千锤百炼的转变，如戚继光训练士兵练枪要求一字对戳而万遍不失，并字字对得过乃为艺成，总结出“八母枪”“六合”等基本技术。又有俞大猷的“一打一揭”棍法、王余佑的“行刀母八法”，理学家陆守仪和武艺家吴殳的师傅石敬岩教人枪术则以对扎枪入手，须厚缚纸于竹，肋下革戳三年，然后授以行招。在此基础上，他们形成了“熟能生巧”“精熟见真功”的观念，如戚继光认为“短打以熟为乖”，王征南教导黄百家曰：“拳不在多，惟在熟练”，王余佑在“刀诀解”中说：“工夫不间才云熟，熟自巧生句自名香。”显然，这些反复练习的基本技术是为获得技击能力。诚如枪师石敬岩所云，如果不反复练习戳枪至力竭，则手臂容易油滑，临敌即无以杀人。

文事武备之实学与武术技击理论。曾任兵部尚书的哲学家王廷相大力提倡“文武相资”的实学，即“文事武备兼而有之，斯儒者之实学也”“鸿才实学，恒兼体而用之”（葛荣晋，1994b）162。曾任蓟镇游击将军的陈第也认为，文武“其道一而已”，认为兵学与“六经”是相通的，强调将帅要熟读兵书。“兵书不可以不读也，变化呼吸之间，千百人之生死系焉。”（葛荣晋，1994a）透过实学家颜元在《泣血集序》中对白面书生“微独无经天、纬地之略，礼、乐、兵、农之才”（颜元，2012）的批判，其也推崇才略相资、文武兼备的实才。正是在“向实”思想的导向下，明清多文武兼备的将才，他们用传统的哲学范畴指导技击实践，从文武兼备的层面践行经世致用的抱负。其中，抗倭民族英雄俞大猷堪为代表。俞大猷深受“文武兼备”之实学思想的影响，所师承的闽中理学名师均重实行、善兵法，如王宣治学“不滞于章句”“常即《易》以论古今，治乱兴衰之迹”，林宣“常即《易》以明心性，忠孝、仁义之奥”“抱遗经以俯仰，虚往莫不实归”，赵本学“常即《易》以衍兵家奇正、虚实之权”，赵氏更著有《韬钤内外篇》《解引孙子书》等兵书（李清馥，2018）。因此，俞大猷能够将兵家之奇正、易之阴阳等哲学范畴用以指导武术实践，从而形成理明法备的技击宝典《剑经》。其所凝练的诸如“阴阳要转，两手要直；前脚要曲，后脚要直”“刚在他力前，柔乘他力后”“致人而不致于人”“后人发，先人至”“俱是顺人之势借人之力”“中直八刚十二柔”等技术理论与原则对后世武术理论的构建影响深远。《剑经》拉开了明清以迄以阴阳阐释拳理的序幕（程大力，2006），其地位诚如马明达先生的评论：“其精彩程度，在林林总总的古代拳械谱中，真正出类拔萃，无与伦比。”（马明达 等，2015）112此外，戚继光、唐顺之等也使用传统哲学范畴指导军事、武艺实践，如戚继光“鸳鸯阵”“三才阵”的哲理基础，唐顺之用阴阳、五行论枪等。

当然，重实艺对武术技理的影响并不限于此，还涉及治心、用技与胆气的关系，经世致用之传统价值观与选将练兵、传艺的关系等。

与文人从空谈心性转向研兵习武的“向实”思路一样，武将为取得战争胜利确立了军中武艺“黜虚文”而“重实艺”的指导思想。可以说，普遍“重实艺”的军事训练传统无异于对明清武术（尤其是明代中后期至清代初期）的一次“技击化”检阅，从而推动武学从兵学中的分离，并形成足以嘉惠后世武林的技击理论。应该看到，在冷兵器决定战争胜负的明清前期，“向实”思想在军中落脚于战之能胜的实艺；当进入清末中西交锋过程中火器主导战争胜负的时候，“向实”思想的落脚点则在于器机、质测之学。正因如此，虽然清统治者一再强调实艺，但仍挡不住武术逐渐退出军事舞台的步伐，从而以武举制的废止为标志，明清武术大踏步地走向民间。

3 “向实”思想与民间武术发展

明清思想演进一以贯之地以“向实”为主线，能否解决契合时代发展需要的实际问题成为检验这一思想的标准。这一标准又成为影响明清之际民间武术发展的风向标。

3.1 卫国保家强化了武术的技击性

基于“平乱御侮”的君王之命，明清时期的军中武艺极其重视真可搏打的“实艺”。军中实艺来源于民间，无论是俞大猷“一打一揭，可天下无敌”的棍法，抑或戚继光创编的作为士兵训练入门之艺的“三十二势长拳”，均皆如此。当乱之年，民间基于自保普遍重视武术的技击性，这也是嘉靖年间朝廷征募大批擅长不同武艺的地域性民间武装开赴抗倭前线，并一度取得战争胜利的根本原因。如俱持铁棍的少林僧兵、善钩镰的湖广狼土兵、善技击之福建永春兵等，皆为当时有名者。从某种程度上说，作为彼时抗倭主力的“俞家军”“戚家军”等都是以擅长不同地域武艺的、经过军事训练“实艺化”的地方武装为主体的军队。普遍的军事动员和对之能战的武术技击性要求，引领和反映了民间武术发展的侧重点。一方面，军中武艺对民间的传播，将实战性技术和重视技击性的习武要求传向民间，如俞大猷回传少林和反哺福建民间的棍技，直至近代武术史学家唐豪先生仍道其虽似“老农耕地”，但绝不可“平平视之”（唐豪，2008）。特别是，形如俞大猷的《剑经》、戚继光的《纪效新书》《练兵纪实》往往成为军中武艺教范。这些受教于实战技理、数量庞大的兵员解甲归田后必然成为民间武艺的传播者，重视技击性的武艺取向由此成为民间武术的普遍要求和认识。这一要求不仅可从闽南民间普遍尚棍且至今仍称其棍为“军棍”的传统窥见一斑，而且从明末民间对纵使“但见一片白影，不见其人”的优伶所舞刀法仍然视为“花拳”而不济“实用”的认识也得以佐证（赵吉士，2008）680。另一方面，“向实”思想的普世化和保家卫国的现实需要，使得彼时民间武人普遍重视武术的技击性。这可以从大量的文人承习的民间武术大多注重功力、立基单势而非套路的实例中得以反映。如唐顺之习自民间的枪法一个枪圈要“工夫十年矣”，陆世仪向石敬岩学枪也是从戳、革、拦、拿逐步进阶（“戳”数达500次，可一发透壁才继续教“革法”）的单势（林伯原，1996）314，程宗猷所录刀法“着着皆临敌实用”（程宗猷，2015）1403。清代民间武术同样重视技击性。清初吴殳的《手臂录》开卷即说“平日所用教师，多被诱于花假，以误士卒乎”，可见其所载枪技均立足于实战。

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武探花、梅花拳传人杨炳撰有《习武序》传世，其开篇不仅亮明了习武的“向实”价值取向，“时而穷也，保身保家，时而达也，可以卫君卫其国”，更从担负皇室安危护卫之责和普遍源承明代重技击之兵家武技理论——如唐顺之《武编》之“把势”、俞大猷《剑经》之“刚柔论”和“拍位论”等、戚继光《纪效新书》之“拳为武艺之源”（周伟良，2017），用以指导其练武实践。陈王廷《拳经总歌》所载录的七言22句歌诀中有20句在阐述攻防技击等，均可见其时民间武艺的实战性。

其实，重视武术的技击性是明清之际民间武人的普遍诉求，这在程宗猷、吴殳的拳技理论乃至黄宗羲及其子黄百家所记述的王征南武功中均可见一斑。

3.2 融入学术体系预设了学校武术教育的思想前提

明经义、作八股是传统教育的主要内容，“向实”的明清思想则力倡经世致用的实学教育内容，因而，兵学、武艺被呼吁和尝试纳入教育体系，并融入彼时部分大儒的经世治学思想。儒学大师刘宗周（蕺山）的“学政观”即强调仿照宋代胡瑗经义治事的实学（胡氏倡导“经义治事，以适士用”，详细规划了如何兴办武学，并写成《武学规矩》上书朝廷），以明经为主，兼通兵屯、水利等世事。师从刘宗周问学的江南大儒陆世仪（桴亭）认为，学校教育应“切用于世”，建议将兵事“设科于学校”，在其拟定的30年“读书成才构想”中就纳入了《武备志》《纪效新书》《练兵纪实》等军事兼武术著作，并形成“格物致知、明体达用”的《格致编》《讲学全规》。陆世仪（桴亭）作为“太仓四君子”（另三人为陈瑚、江士韶和盛敬，皆为知名文人）的骨干，主导了以“体用”为目标的学术团体“桴亭学派”，其融寄实学思想的代表性著作《思辨录》更被同时代的归庄、顾炎武及魏介裔等名士重臣所推崇。尤其是其重实践、讲实用的教育思想，更成为清初大儒颜元教育思想的上源之一。颜元以父辈师事北方实学的代表性人物、师从孙奇逢的思想家王余佑，不仅孙氏疾呼“从来文士多轻武人，夫武人亦何可轻也”（孙奇逢，2011），为武人鸣不平而提倡“文武兼备”，王氏更“教士务实学，为文武才”，著有多种兵书，晚年任献县“献陵书院”主讲，推广其实学思想。王余佑的《十三刀法》为明清时期极具代表性的武术典籍之一，颜元的思想、武艺受王氏影响至深（马明达，2000）。其后，颜元（习斋）、李塨（恕谷）开创的“颜李学派”，更明确举起实学旗帜，反对科举制度和传统的教育思想，谓之“八股之害，甚于焚坑”，主张“习行习动”，以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推崇孔子的“文武兼备”，呼吁恢复“六艺”教育。如上力倡实学者均为绝冠一时的名儒，不仅精通兵事，而且多晓熟武艺，如陆世仪的梨花枪、王余佑和颜元的刀法。更为可贵的是，这些大儒不仅致力于将武术教育推入官学，更将其纳入自己的学术体系而在私学、弟子门人、志同道合者中广泛传播。如颜元主持肥乡漳南书院期间，即将其教育思想付诸实践，特设包括技击、射箭、兵法在内的“武备课”，其弟子门生亦多文武兼备。再如，陆世仪挚友陈瑚不仅从其同习枪刀武艺，并开设“安道书院”传播其涵涉武事的实学思想。值得注意的是，明清时期，北方有王余佑、颜元，南方有刘宗周、陆世仪，关中地区则有同样注重实学的理学家李颙。李颙在《二曲集》卷七《体用全学》中反对清初“所习惟在于词章、所志惟在于名利”的“重体轻用”观，在对程朱“心性”和王学“良知”的空疏末流矫正过程中确立了“明体适用”思想，其开列的适用类书目中涉及《武备志》《登坛必究》《孙子》《吴子》《纪效新书》等。同时，进一步认为，“匡时第一要务”在于“醒人心、明学术”，而“联群会讲（学）”以明学术在于学校，因此其拟定的《关中书院会约》强调，唯“动静协一，体用兼尽”，方可表正一国、表仪天下。从而，融摄众多兵（武）事的明体适用之实学内容成为其主持的书院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武事纳入个人学政观、学术体系，尤其是部分实学思想家身体力行的演习和传播武术，积极尝试“文武兼备”以武化人的教育实践，这在明清之际难能可贵。由此可见，无论从地域分布抑或学术思想流脉来看（纵向的师承以及横向的交流，如颜元写信给陆世仪、李颙，李塨亦赴山西富平讲学并与李颙弟子王心敬辩学等），将武事（艺）纳入教育的“向实”思想在明末清初已然成为一股学术清流。这一思想成为近现代武术进入学校教育的思想启蒙。

晚近时期，因群盗东来，国势堪比明清之际而更甚之。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传统的心性文章无以“为君御侮”，“率先睁眼看世界”的时代精英们不得不开启“求强求实”之路，乃至清政府于1898年也厘定章程“专务振兴实学”。各省武举武生均就近被挑入学堂，武场改试枪炮（成都体院体育史研究室，1988）。但在一系列“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器物层尝试失败之后，国人转而发现“民力已恭”是为积弱的关键，进而将国际关系之“病人”置换（或具化）为国人身体之病（东亚病夫）。于是，尚力尚武以激振民气、强种救国迅速成为一种思潮，如蔡锷的“国民之体力为国力之基础”的论述，梁启超的“然则尚武者，国民之元气，国家所恃以成立”，严复的“鼓民力”，武术家马良的“非尚武不足以立国”等（张银行等，2018）。武化教育成为改变国运的“向实”思想的重要落脚点。正是在“经世致用”之实学思潮的浸润下，1911年，清政府“通饬各种学堂体操科一律列为主课”的同时，建议“高等小学以上应兼习拳术”。嗣后，旨在“振奋国民勇往直前之气”，国民政府于1915年正式将武术设为学校必修课。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思想，但思想具有与时俱进的内在连续性，力倡实学的“颜李学派”在近代成为一门“热学”即可见一斑。其中，尚武、习行、习动的教育思想尤被推崇，如梁启超谓“我想中国二千年来提倡体育的教育家，除了颜习斋外只怕没有第二个人了”（刘东等，2012），并将颜李学派的思想与其时杜威等宣扬的“唯用主义或实验主义”（体育）教育思想相媲美（梁启超，1988b）。

不难发现，同样基于“治国平天下”之相似时代诉求和任务的达成，明清以迄近代一以贯之的“向实”思想最终将偏于学术的尚武教育思想转化成实际的学校武术教育实践。

3.3 文武交游空前提升武术的社会影响力

面对异族入侵、朝代兴替和晚近的中西交锋等一系列重大社会变革，传统的“重文轻武”观念暂时淡化，“夷夏大防”的入世务实使命将文与武空前团结在民族大义的旗帜下，从而营造了明清之际文武交游的常态化。一方面，武事不仅被明清时期的大儒、名臣、武将不约而同地赋予“事功”“体用”的实学价值，更被纳入其思想体系，尝试使其成为时代思想的一部分。这使武术成为明清时期上层社会、精英阶层关注的焦点之一，并具体通过普遍的社会阶层之间的纽带联结（向民间问武）而赋予民间武人群落的高自我认同，如俞大猷向李良钦学“剑”、唐顺之向杨松学枪、黄百家向王征南学内家拳法、陆世仪学枪于石敬岩、颜元学刀于王余佑、吴殳向项元池习双刀法等。另一方面，正是志于实学的思想统摄，文人武将通过学脉、师承、共事、同科、志合等途径，使文与武的交流（游）成为明清时期的一种常态。思想家傅山与北方理学大师孙奇逢、阎尔梅交好，孙奇逢是王余佑的老师，王余佑是颜元的老师，茅元仪与孙奇逢、王余佑、钱谦益、宋献等人为师友，王征南与黄宗羲父子交好，而陆桴亭、吴殳学枪于石敬岩。因此，兵（武）事也就当然成为这些当世大儒交游的媒介和学术思想交流的议题之一。如茅元仪与宋献不仅以论兵谈边事为志趣相投，且均是名臣范景文大型兵书《师律》的参订者，孙奇逢、王余佑和颜元更开北方实学先风并将武术纳入其教育体系，文坛巨擘钱谦益的《茅止生挽词十首》《石义士哀辞》则反映了其与茅元仪、石敬岩不一般的交情。“善任侠”“好谈兵”的阎尔梅每与归庄相聚的议题总不外古今用兵之方。唐顺之与阳明心学代表人物王畿交往密切，与明末文坛“后七子”领袖王世贞为莫逆之交，同时又是胡宗宪的幕僚。东南抗倭战场上的俞大猷、戚继光、汪道昆等均曾属于胡宗宪节制，从而，唐顺之有机会向戚继光示范枪技。唐顺之与王慎中交谊深厚，常“投壶较射”（俞宪，1997）。唐、王又与俞大猷交游，王慎中为俞大猷作《送俞虚江守备汀漳》，俞大猷为王慎中作《与王遵岩书》，唐顺之更赠俞大猷佳咏四章，且唐、俞抗倭战争初期曾同共事于胡宗宪幕府。俞大猷与戚继光屡次协同抗倭于东南战场，志同道合，声气相通，促成戚继光对俞大猷《剑经》的全文转载。同时，俞大猷的门生邓钟亦精浙兵“处州筅”。而且，文武交游的影响并不限于一时一代，往往成为一种代代相承的传统。如与郑若曾、唐顺之等一同师出昆山大儒魏校门下的归有光及其孙归庄均有兵事著作，曾为胡宗宪幕僚的茅坤之孙茅元仪有《武备志》，而俞大猷的门生、棍术名家邓城之子邓钟不仅承学了俞大猷的棍技，且有《筹海重编》问世。迄至清末，文武交游更一度融入国运国势的更革维新进程，“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与会友镖局“大刀王五”的友谊尽人皆知，有效提升了武术的入世价值。

如此，普遍的文武交游，特别是这些名冠一时的文人与武人的交游，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的文武阶层壁垒，通过“纵横交织的文武之网”和“代代相承的文武之脉”，极大提升了武术的社会地位。这不仅引领和营造了当时民间武术蓬勃开展的风尚，更为引文入武推动武术理论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3.4 引文入武凸显武术的中国文化属性

基于平乱定边、抵御异族入侵等“国之大事”的解决，这营造了文人、武将普遍重视兵（武）事的务实风潮。正是向实任事的明清思想将文武空前统合起来，文人谈兵经武、武人通文领兵及文武交游互易，无论是知兵文人抑或晓文武将，他们对武术进行了文化丰盈与创新，有力推动中国武术的理论化进程，使武术的文化属性日益凸显。

1）“文以载武”，形成广瀚的武术及其相关文献，奠定了武学的基础。明清之际，大批文人武将几乎都习知兵（武）事。良好的传统文化基础和学养，使他们能够对历史以来的经典兵学著作进行与时俱进的阐发，对流于民间的武艺进行理论化整理，并将其融入学术体系。一方面，武术前所未有地被呈现于文集、诗词、杂文、碑铭、传记、奏疏、序与跋等载体之中，如顾炎武感怀于以武勤王的少林武僧而作《少林寺》，王世贞不仅为《纪效新书》作序并作有《戚将军赠宝剑歌》诗，唐顺之著有《日本刀歌》《杨教师枪歌》《叙广右战功》，黄百家《学箕初稿》中也作有《征南先生传》（即后来的《内家拳法》）等。另一方面，武术成为军事著作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戚继光的《纪效新书》、茅元仪的《武备志》、程子颐的《武备要略》、王源的《兵论》、范景文的《师律》等，均有武术专篇。它更形成大量的武术专著，如俞大猷的《剑经》、王余佑的《十三刀法》、黄百家的《内家拳法》、程宗猷的《耕余剩技》、吴殳的《手臂录》等。特别是作为“向实”思想具化的武术相关文本，如《纪效新书》，还被官方归类集结出版（如《四库全书》），加速了武术文献的普世化。有些文人虽不谈兵经武，却乐于与武人交往，并重视武艺图书的收藏，其代表者如钱谦益及其侄子钱曾（遵王），即收藏有《少林棍法禅宗》《剑经》《茅元仪武备志》《纪效新书》《白打要诀》等武艺书籍（马明达等，2015）30。这些文献不仅成为其后武学理论架构的材料基础，更成为“武术是文化”的强有力的文献佐证。

2）“武以观德”。在借由兵（武）事践行其经世抱负的过程中，武术的人文精神得以极大彰显与凝聚。在抗倭、抗清、戡乱等一系列战争中，武术的民族精神不断凝练，如抗倭名将俞大猷有“平胡壮志，报国雄心，竟不一试，恨遗千古”的志向（俞大猷，2006），理学家李贽亦愿意投身万历年援朝抗倭，“岛夷何敢动天兵，鱼阵今看出塞行。若使仲由闻得此，结缨直下到王京”（李贽，2013）。时逢明末“南北交讧”之时，程宗猷、程子颐叔侄均应邀训练抗倭军队。程子颐《武备要略·候序五》中记载其应天津李巡抚邀请出仕训练军队时的誓言：“若不以身报国期裹尸而还者，有如日”，归庄也“愿提一剑荡中原，再造皇明如后汉”，等等。更不乏以身殉国者。如果说颜元贬斥部分“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宋元儒者是“妇女态”（颜元所谓“柔脃如妇人女子”的腐儒），那么万历年进士、收录众多武术内容的大型兵书《师律》的作者范景文在李自成破城后投井殉国，及崇祯九年（1636年）清兵破定兴城不降被杀的鹿善继等则为“英雄节”。正是这些深受传统儒家价值观熏陶的文人武将，在普遍借以兵（武）事践行经世抱负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志节操行，尤其是忠君（爱国）精神蔚为武德的终极价值。

3）“武以承文”。传统的辩证哲学在“武以入世”的过程中被普遍用以指导武术实践。文人知兵者以唐顺之为代表。唐顺之在论枪时使用了“阴阳”“五行”等概念，“左脚左手在前，阴手使团腰，右脚右手在前，阴阳手使其妙”“以金、木、水、火、土为正五行，五行有变，上下跳跃走步谓之不正”（《中国兵书集成》编委会，1987）。武人通文者以抗倭民族英雄俞大猷为代表。俞大猷文承程朱理学一系的理学家蔡清（尤精《易》）的高足赵本学（以《易》推演兵家奇正虚实之权，著有《韬钤内外篇》《赵注孙子兵法》）等人（张银行，2014）。因此，传统哲学中的“整体观”“《易》学”被普遍用于指导武学。“一人之斗，有五体焉；一身居中，二手二足，为之前后左右，有防有击，有立有踢，一体偏废，不能为也。唯伍法具于一人。”（郑连来，1996）他尤其是将“兵阴阳”与“拳阴阳”贯通起来（兵拳合一），并形成以“阴阳”辩证哲学指导技击实践的专著《剑经》。这些来源于军事战场的哲理化拳论，被明清时期的军事家、武艺家广泛转载节录。戚继光、何良辰认为“棍法之妙尽于俞大猷”，戚继光更在其《纪效新书》中全文转载了《剑经》。俞大猷传棍少林50年后，程宗猷学艺少林，成为俞氏之后又一棍术巨擘。从“艺中有先人发，后人至，旧力略过，新力未生之法，此等玄机，真千古不发之秘”（程宗猷，2006）的技击纲领及部分重复势名看，程宗猷显然受到俞大猷的影响，也将“兵阴阳”置为技击《总论》，“盖闻兵法有正有奇，有虚有实，度众寡强弱之势，决高下劳逸之机”，并以前后、左右、刚柔、阴阳等对立范畴阐释具体势式（程宗猷，2015）1119。清初另一武学大师吴殳间接通过戚继光的《纪效新书》了解到俞大猷的棍技，并完全转载了形如“旧力略过，新力未发”等极富哲理的“八条”格枪理论。此外，致力于实学的王余佑所著的《十三刀法》又名《太极连环刀谱》，其中《太极连环刀母》之行刀六路论及“攻击杀手。进退高低，宽窄腾移”等辩证范畴，《分路取敌六刀》第二刀歌诀“他若疾时我莫迟，敌忙我慢尝支持”一句与俞大猷“彼忙我静待”极富相通性（王余佑，2015）。再有，陈王廷创陈式太极拳之初，择采了戚继光32势长拳中的29势，也提供了明清之际武学承继的一个侧面。可见，运用阴阳等传统哲学范畴以指导武术技击实践，在明清之际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为其后哲理化拳派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和思想基础。拳技的哲理化集中彰显了中国文化的内核。

不难看出，正是在“向实”思想的引领下，文人武将普遍对兵（武）事的关注形成丰富的武术文献、凝聚了武术的人文精神，融入了传统文化哲理。可以说，正是中国文化属性的不断强化和凸显，才使武术上升为一种文化存在。“文化的武术”是武术成熟的标志之一。

3.5 工商皆本拓展了武术的民间化进程

宋代以来，商业的发展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显著的现象，明清时期尤然。朝廷对赋税的需要（如明廷为解决防戍西北“九边”的军事战争对粮食的需要而实行“开中制”，从而带动晋商的崛起）和民众生存所迫（如“生齿日繁”造成人地关系紧张，人们不得不投身商贾），成为明清商业繁荣的现实原因。深层内因则在于重视经济之“向实”思想对传统重仕轻商、崇本抑末等传统观念的打破，即“工商皆本”观念的树立。这种“向实”思想广泛存在于明清时期著名文人的思想中，如“阳明心学”创始人王守仁在给一位商人撰写的墓表中表露了其对工商业的态度：“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故曰：四民异业而同道。”（王守仁，2014）泰州学派代表人物李贽追问“商贾亦何可鄙之有”（何炳棣，2014），与戚继光协同抗倭的徽州人汪道昆亦谓“良贾何负闳儒”。迄至清代，营商更成为一种“正途”。不仅思想上有明末清初大儒王夫之所谓的“故大贾富民者，国之司命也”（张岱年，2018），亦有清代考据学大师、徽州人戴震提出的“理在欲中”的哲学观，而且出现了胡雪岩一类的“红顶商人”和“丛起”的地域性商帮。尤其是徽商、晋商、闽商等雄起于明清时期的代表性商帮，在其原乡和活跃区域甚至直接颠覆了传统的“士农工商”之四民观，如徽州风俗即“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着”（凌濛初，2009）。

由此可见，正是“向实”思想对“商”的解放，最终迎来明清时期商业的空前繁荣。在动荡不靖、治力不逮的基层社会，商业运营离不开武术的保驾护航。反过来正是行商贩运、坐贾经营、盈利消费等一系列商业活动，滋养了武术的民间化发展。1）形成“镖局”这一“类商业”的武术组织机构。镖局将地方武林人士汇聚一堂，保镖解决了镖师的生计问题，并对武力葆有提出现实需求，从而使镖师可以而且不得不时刻操练武艺，促进民间武艺的交流、新拳种的诞生、拳技及其理论的不断发展，如晋商、镖局与形意拳。而且，商与武已从价值观上融为一体，并普遍载入拳经拳谱，如《六合拳谱》（戴郭本）强调保商需要武者“重实艺”，反对“图事虚文”，士商亦“万毋轻视武也”（佚名，2014）。2）“商路”即“武途”，经商推动了武术跨区域、跨文化传播。武术跨区域传播，首推徽商（或徽商子弟）程宗猷、程真如对少林武术和峨眉武术的内（回）传和理论整理（张银行等，2013）。程宗猷祖上世代营商，或因营商护商需要而“遨游梁楚间”，后与叔祖程廷甫、侄子程子颐等赴少林习武十余载，终成为一代武学大师，著有《耕余剩技》等典籍存世。武术跨文化传播在借由海上贸易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闽商堪为代表。早期闽商在东南亚的发展离不开葆有武力之会党组织的保护，“迩来各处华商，公立一党……彼此保护”（蔡少卿，2009）。众所周知，会党组织多尚习武术，从而形成商会首领往往既是会党首领又是华侨首领的现象。如万历年间前往印尼谋生的福建南安人苏鸣岗，即“颇通文字，亦懂武术”（朱杰勤，1990），因商业有成、颇负声望而被荷兰殖民者委任为巴达维亚的“甲必丹”（负责华侨事务的侨领）。这种现象一直延续至近现代，如著名南洋侨领陈嘉庚曾担任马来西亚华侨社会成立最早、地位最高，与会党素有渊源的社会团体“怡和轩”（其第一任总经理林推之为洪门最大派系“义兴帮”的最高领袖）的总经理。由此形成海外商帮多崇尚武术的传统，奠定了中国武术在东南亚传播的基础。民国年间精武体育会、中央国术馆以及闽南国术馆在南洋的传播，均得力于侨商的资助。3）商业利润的消费取向拓宽了武术生存的路径，形成了新的呈现形式。商人营商成功后的消费趣味花式繁多，其大宗者概有置产塑宗、奢靡享受等。以徽商为例：徽州是一个“千丁之族未尝散处”的宗族社会，徽商的启动资金多来自宗（家）族，因此徽商经营成功后多置产修谱反哺宗（家）族，故而巨大族产、商业需要武力守护。因此，在徽州原乡形成了担负守庄护院之责、械斗时被驭为前驱、主家外出经商兼职保镖的“拳斗庄”——也称“郎户”，并规定凡16岁至42岁之间的男佃必须服拳役，冬季农闲时由主家聘请武艺高强的拳师前来教拳传艺（叶显恩，2004）。在营商之地的徽商，又“无徽不成镇”，并乐于置产筑园，看家护院、护商保镖也离不开聘雇武人。正因如此，徽州原乡和徽商营商之地往往成为武人的向心集聚区域，护院保商成为彼时武人的一种营生，从而推动武术的区域性流播。如扬州地区代表性拳种西凉掌、戳脚即分别由河南人唐殿卿、河北人张恒庆传入，此二人均为盐商护院保商而落脚扬州（王资鑫，2008）。同时，商人营商成功后大多生活豪奢，其中“俳优妓乐”成为商人的重要消费支出，徽商尤其热衷于此。徽俗素来尚戏，在徽商资本的推动下，更成为其时消费的主要去处之一。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徽州休宁迎春即设戏台109座（张海鹏等，1985），而且在徽商最为活跃的淮扬地区，徽戏更成为乾隆皇帝南巡的必备“节目”，因此，不少巨贾甚至蓄养家班。众所周知，徽戏素来重打戏，借由徽商的推崇，徽州本土武术、徽商请顾的镖师武术等成为早期徽戏武打内容的最初来源。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四大徽班”（三庆班、和春班、四喜班、春台班）进京，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不断摄取汉剧、北方武术等营养因子，为京剧诞生埋下伏笔。许多京剧名伶多精通武艺，且与徽班渊源甚密，即可见徽戏对京剧的影响。如被尊为徽班领袖、京剧鼻祖的安徽潜山人程长庚文武艺绝，师侍程长庚的谭鑫培通过搭台三庆班以武戏《三岔口》等名扬天下，祖籍安徽怀宁、得到过谭鑫培提携的杨小楼学过太极拳、八卦掌等武术……可见，商业发展滋养了徽戏的繁荣，并创造了徽戏进入主流社会的机会，进而伴随徽戏、京剧等戏曲的普及推广，又开创了武术“艺术化”的发展之路。

4 “向实”思想对中国武术发展的启示

4.1 “向实”思想是主导中国武术历史发展的内在理路，可成为中国武术研究的新路向和方法论

中国武术之所以至明清出现大繁荣，主要基于其“经世致用”的价值（对时代使命和任务的担当）而进入主流意识形态，从而成为“向实”之时代思想的重要表达和寄托，即平乱御侮的军事功能。当然，诉诸军事并非“向实”思想的唯一注脚，但在冷兵器时代的漫长古代社会中，“以兵（武）立功”无疑是“向实”思想的重要注脚。因此，自明清时期向上延伸，“向实”思想贯穿于中国古代历史进程，在承平日久乃“虚文”而兵事汹汹乃“质实”的胶着中，一路规导武术向前发展，至明清达于鼎盛。同样，自明清向下延伸，“向实”依然是中国武术当代发展的路径依赖。需要指出的是，不同时代场域对应不同的思想样式，“实”也就因之具有时代性，但能否“经世致用”则是检验的恒定标准，如晚近中西交锋过程中对武术在激振民气、体育教育中作用的发挥，以及在反帝反侵略斗争过程中弘扬民族精神、以武杀敌功能的依赖，迄至新中国成立武术回归“增强人民体质”的价值诉求等。由此可见，“向实”思想导向下的中国武术发展，始终围绕民族国家的时代诉求展开，始终参与到中国历史文化发展进程之中，不曾中断。由此提醒我们，以“向实”思想为考察中国武术发展的视角和梳理线索，对全面且客观地把握中国武术发展规律、中国武术历史文化发展史以及中国武术思想史的形成不失为一条有效路径。同时，“向实”也可以成为中国武术历史研究的方法论。它在乾嘉学派那里可解释为“实事求是”“求真求实”。就明清武术研究而论，比如当下对武术概念、本质的狭隘认识所引发的关于传统武术能不能打的质疑，兵学与武学的交融与发展，文武交游与武术发展，军事武艺向民间武术的转型发展等问题，都可以“向实”为方法论予以穷原竟委。

4.2 武术思想文化理应成为强化武术话语和提升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研究领域

思想是观念意识形态的折射，尤其反映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声音。从“向实”视角梳理明清武术发展可以发现，明清时代，精英关注武事是基于民族冲突、中西冲突赋予的时代使命，正是主流群体的参与极大提升了武术在民族与文化交锋中的主体地位，也正是在此过程中不断将主流思想文化融入武术机体。在今天再次置身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时代，武术在世界体育话语体系中日渐式微，武术的民族文化特征亟需彰显。因此，武术的话语重拾和自信树立，离不开回归文武交融的明清鼎盛时期。值得注意的是，明清武术思想研究固然离不开从武术本体出发的“武术的思想”，还应避免“拉郎配式”的“武术被思想”，而应从明清思想家群体及其思想流派的梳理和大量传世的官私文献（兵学相关）以及孕育武术思想根芽的主要社会矛盾等方面，寻找时代思想中（向实）与武术的契合点展开研究，借此不断丰厚武术的思想文化底蕴，强化“武术是文化更是思想”的认识，提升武术的历史话语及其在当代民族文化认同中的自信力。

4.3 对接“国之大事”是中国武术将来发展的新机遇

从明清思想发展的历程可见，无论是宋儒的“理”抑或是明儒的“心”，还是清儒对汉儒的“复古”，最终都在对末流批判、清流发扬中落脚于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价值观，即“内圣外王”之道。承平日久时，社会思潮倾向于“内圣”，其“本体”实现的工夫在于维护道德、道统的穷理与辩心，而在治乱兴衰危世到来之时，则倾向于“外王”，其“本体”实现的工夫在于通过行动维护道德、道统。从“知”与“行”的角度考察，前者在于“实心”实学，后者在于“实行”实学。虽然“本体”和围绕其实现的“工夫”各臻所异，但工夫本身都是实实在在的修炼过程，而工夫的落脚点最终统一于道德，即解君王之忧，以天下为己任。因此，从传统儒家价值观出发，明清思想正是围绕对个人（体）“私心”之“虚”的批判而转向有用于“天下”之“实”的践行，表现出鲜明的“向实”思想特征。明清武术正是在围绕以“富国强兵”为天下大任的时代主题中获得大发展。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凸显了战事在古代社会中的核心地位，在冷兵器尚占主流的明清时期亦不例外。明清时期的冲击既有统治秩序的不断内乱，特别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和东西洋群盗环门对“华夷秩序”的破坏，从而将“为君御侮”的“兵事”上升为彼时“向实”思想的落脚点。正是在这一“向实”思想的导向下，基于内倾的“修齐治平”之抱负践履和服务于君王“对之能战”使命的达成两相迎合，形成明清之际前所未有的尚武思潮。不难看出，武术在明清时期获得大发展，其根本原因是武术参与到了决定国家命运的主流思潮。当下的武术发展虽仍承传着“致用”之功，但因时代场域变迁，“向实”思想的落脚点发生转移。显然，武术的军事功能已非主流思想的载体和构成，对外的武术入奥和国际传播以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对内的文化传承与教育以弘扬民族精神，传承优秀文化遗产等，正成为当代武术发展的新任务。因此，武术要想再次获得形如明清时期的大发展、大繁荣，首要的是明确（找准）当下“国之大事”的具体指涉，并积极对接。唯其如此，才能勇担时代使命、积极融入主流意识形态，从而创造中国武术又一轮大发展的机遇。

5 结语

通过对明清思想的梳理发现，“由虚向实”是明清思想演变的一条贯穿线，军事制胜的迫在眉睫使兵（武）事成为明清“实学”思想的主要落脚点。明清中国武术发展深受这一思想取向的影响。“向实”思想俨然一股凝结剂，将文与武、各阶层、各行业动员和团结起来，打通了兵与武的界限、文与武的壁垒、阶层与行业的隔阂，极大促进了彼时军事武术与民间武术的发展。在军事武术方面，普遍的文人谈兵经武和武将崇重实艺，推动兵学理论和武术技理的空前发展，加速了“武学”自“兵学”的分离与独立，确立了注重功力训练和“久久致功”的功夫观，开启了以“阴阳”论“拳”的具体实践。在民间武术方面，引领和确立了民间武人重视技击性的主流价值观；兵（武）事被文人纳入学术与教育体系，预设了近现代学校武术教育思想的前提；尤其是普遍的知名文人与武人的交游，极大提升了彼时武术的社会影响力。这不仅浓郁了民间尚武风气，更为其后引文入武、文武融合奠定了基础，从而进一步强化武术的中国文化属性。值得注意的是，“向实”思想对武术发展的促进并非限于兵（武）事，明清经济发展使“商”的地位得到空前重视，而围绕商业运营与消费则间接推动武术跨地域、跨文化传播，拓宽和改变武术的民间生存路向和存在形态。必须承认，明清武术发展所达到的高度和开辟的路向，奠定了其后中国武术发展的基础，而“向实”思想则是贯穿始终的“内驱力”和“导航器”。通过研究，至少可获得三点启示：“向实”思想是主导中国武术历史发展的内在理路，可成为中国武术研究的新路向和方法论；武术思想文化理应成为强化武术话语和提升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研究领域；对接“国之大事”，是中国武术将来发展的新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