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悦超 （北京外国语大学艺术研究院 100000）

从遥远的“赛里斯”时代起，西方就对神秘的东方国度已经开始有了好奇与探索。几百年来，马可·波罗、利玛窦，南怀仁等文化使者，都为中西文化交流做着孜孜不倦的奋斗。尽管他们早期来华的目的是以推广宗教为主要任务，甚至有些使者带着隐性的“文化殖民”的目的来到中国，但不能否认的是，他们作为早期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开创者，为后期的文化交流打开了良好的通道。我国作为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的文化古国，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民族文化之林中独领风骚，许多文化瑰宝，更是已经成为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亮眼标志。然而鉴于水者见面之容，鉴于人者知吉与凶，如何更好地“以史为镜”，吸取前人的经验，正是我们当下文化传播的任务。“正像中国学者做研究必须熟悉本国学术史一样，做中国文化典籍的域外传播研究首先也要熟悉域外各国的汉学史。因为，绝大多数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译介是由汉学家们完成的。”1本文虽不以中国典籍为主要讨论对象，但也同样适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要想把握其中的命脉，就要对中西文化的交流的成果有所了解，对汉学史上的文化交流进行全景式平扫，从而可以从宏观的角度了解汉学史，进而从微观角度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思路。

“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域外汉学的形成和发展，昭示着中国文化的学术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全球的学术事业。”2西方汉学家们的著作给“地球村”的村民打开了一扇窥探中国的大门，更为后来汉学在世界上的发展与传播奠定了基础。当前，中华文化开始在全球风靡，作为一种全球性文化，许多学者已经对中国文化走出去有所研究，“立足基础，面向未来，着眼长远。”3，是学界目前较为认同的观点。在纷杂的世界文化背景下，以汉学史与中西文化交流史为基础，并在其中提炼出仍然适用于当代社会的文化传播策略，对当下探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策略则更具现实意义，对促进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特别是海外传播无论是对于公共外交还是“文化走出去”都有着“觥饭不及壶飧”的重要意义。在大方针的指导下，笔者也曾如何更好地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有所思考，并综合汉学史的交流经验，提出了如下几个思考与观点：

一、着眼深度的翻译工作

汉学史上，由金尼阁口述、中国文人张赓笔录的伊索寓言《况义》在西安刻印，西方文学作品首次被译为中文，为中国人民打开了神秘西方的大门；更为人所知的是，意大利人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游记》被译成了119种文字，在世界各地传播阅读，也极大地扩大了世界人民了解中国的大门。在这个过程中，翻译作为“语言”的工具功不可没。在当今中国社会，许多人致力将中国的文化典籍翻译翻译成各国语言，送出国门，海外受众通过阅读书目，引发兴趣与好奇心进而增加对中国的了解与感悟。海外汉学家的传播交流经验，这本是非常值得称赞的文化推广思路，但我们在为传统文化走出去找到一条可行性道路的而欢欣同时，也要引起思考：翻译著作的翻译者水平恐有参差不齐，如果缺乏较为权威的翻译专家对翻译后的著作进行把关，有许多翻译书目的难以称得上是高水平的翻译著作，书目质量怎样才能够得到保证？且由于书目涉及的内容较为特殊，如若翻译者没有具备较高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不到位，体现在翻译的著作中，是否会使得海外读者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不全面的认知甚至是误解？

回归到翻译本身。笔者认为，当今中国文化走出去大背景下的“翻译”，不应只是简单地语意传达，更要注重语言本身的“写意性”，尤其是在翻译“诗体”、古籍等，在翻译出基本句意的基础上保留优美的语境，使浅浅的、意犹未尽的“话外音”不流失，才是当下翻译的重点与难点。以传统文化中的戏曲翻译为例，其唱词仅有寥寥数十字，读起来却使读者回味无穷，被其所营造的绝美意境所沉醉。因此，戏曲剧本的特殊性决定了它在翻译上的高标准，如何既能准确地传达出意思，又能不失语言的意境与优美，是众多翻译工作者毕生的追求。“高、精、尖”的翻译要求，无论是对翻译者，还是翻译方法，都提出了一个巨大的挑战。“在翻译研究中如何创造出切实可行的中译外理论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果翻译的理论及指导观念不发生变革，一味依赖西方理论，并将其套用在中译外实践中，那样，中国典籍的外译将不会取得更大的发展”4。中国文化要想走出去，必然要跨过不同民族，不同语言这一关卡。语言的不通用，使得中国文化不能真正到达海外的群众；而翻译能力的限制，则会导致中国文化不能真正深入海外的群众，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就此流失。因此在翻译相关的工作上，无论是翻译方法，还是翻译水平，都应该引起相当的重视与研究。在这一点的实践上，国家艺术资金项目《京剧百部经典英译》就是一个有益的尝试，既保证基本语意的翻译，又注重文本语境的传达。然而“独柯不成材，独木不成林”。时代仍在召唤我们更加先进的翻译成果。

二、培养复合型人才

虽说早先时代汉学家将中国文化带回了自己的国家，可囿于地理条件与科技水平的限制，文化传播的效果是有局限性的，以欧洲十八世纪中国热为例，中国文化的风靡大部分在宫廷等上层社会中进行，底层社会较难接触，这是传播效果第一个不尽如人意的问题——不能实现全社会阶层的覆盖；其次，王公贵族们所追捧的不过也是瓷器，丝绸等物品，并未触碰到中国的文化精髓，对中国的认知仅停留在器物等浅层表面上。出现这种现象，一方面与认知深度有关，另一方面，有许多汉学家本身对中国文化也没有透彻的了解，在书中也只是介绍了中国的新奇社会风气的“中国文化皮毛”，只是为欧洲民众提供远东的万花筒，并没有触及中国文化的核心。如何能够培养真正的传播人才，应是当前“文化走出去”的重中之重。

笔者这里所说的人才，不仅是指翻译人才，更是指掌握多方面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在上一点笔者已经谈到，若翻译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只是浅尝辄止，那其翻译著作恐难将文化精髓准确传递。当今社会的“文化走出去”，更加需要“复合型”人才的助力。这种“复合型人才”，应该是一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具备熟练的翻译技能，熟悉海外对象国的受众文化习惯，掌握对外传播基本知识与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在新时代新时期，单一型的人才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越来越多的专业和岗位需要多种知识的融合与应用，以适应日新月异的社会生活。上世纪，我国京剧大师梅兰芳，程砚秋访苏访美，齐如山、张彭春等幕后人员功不可没：“考虑美国人的欣赏习惯，培训演职人员外交礼仪，翻译打通文化隔膜，突出中国气派的整体设计”5。正是这些背后的付出与努力，才有了中美文化交流史的里程碑时刻。在当今社会我们现在呼唤复合型人才，也是从历史经验而来，因为他们肩负有推广、传播、传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艺术，促进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历史使命。而培养复合型人才不能仅是纸上谈兵。笔者认为培养复合型人才有两个组织层面：一是在政府与文化单位、机构设立相关部门，通过大量的工作经验与文化接触，对复合型人才进行培养；二是在肩负培养社会专业性人才的高等教育层面。在高等教育上，通过有关部门的审批，高校可以尝试通过开设传统文化基地与文化对外传播的专业，在政府组织机构前打通社会血脉，也不失为一种考虑的方向。以笔者的了解，目前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戏曲学院、北京语言大学以及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等高校已经开设相关文化对外传播专业。这些高校所做的努力，也充分说明培养“复合型”人才，刻不容缓。

三、借助政策与公共外交

历史上，教皇英诺森四世派出数位教士，带着书信向蒙古进发，目的是想让蒙古人皈依基督教，且教皇英诺森四世于1245年发布了教皇训谕，“与教皇格里高利九世（Gregory IX）于1235年发布的训谕类似，为促进传教而授予了传教士以特别权力。”6国王路易四世也派出使节，前往蒙古大汗处寻求结盟。这些国家目的中带有文化殖民的色彩是不可取的，但其在文化对外传播在政策层面的重视是值得我们在当今社会所借鉴的。今年召开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与“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既呼唤着优质的文化交流与往来活动，又为我们的文化走出去提供了繁荣自由的前景。对当下中国文化走出去而言，是越来越有利的文化环境。在国家政府层面，国家艺术基金以及各地市的文化艺术基金为我们文化走出去提供了资金保障。而在民间，也有许多项目走着“公共外交”的道路，曾受外交部委派，在匈牙利工作十年，做“肢体戏剧”研究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国家京剧院演员叶金森孙萍夫妇也是公共外交身体力行的实践者。笔者认为，如若我们国家有能力的民间团体或个人能够走进海外，深入民间，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有着大政策不可比拟的优势——与当地民众的接近性与亲近性更大。拉近了与当地民众的心理距离，让海外受众能够更加贴近中国传统艺术，力图使海外传播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著名汉学家利玛窦在辗转来到国内后，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因为传教效果差而思考传教方法。其间，利玛窦的换衣行为，“文明意义是分歧的，实质上都在于自我调剂”7利玛窦的换衣，是为了能够更好地接近群众，缩短与群众的心里距离，从而进行更有效率地传教。这段经验放在当今社会仍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入乡随俗”，“因地制宜”，近些年在海外兴起的“孔子学院”，立足于海外基础，借助国家政策的春风，在熟悉海外群众的习惯上，有着重点地向海外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现如今，孔子学院已经有了非常喜人的建设成果。近些年由于国家整体实力的提升，有许多海外民众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更加渴望。在这种大环境下诞生并成长的“孔子学院”，已俨然成为中国在世界上一张最靓丽、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名片。今年火热的“一带一路”政策，更是使得中国文化走出去如虎添翼。“一带一路”要热起来，要让各国去接受，主要就靠文化的力量，用文化这种“软性力量”去消除各个地区的文化鸿沟，让沿线国家达到理念的认同。

从汉学史的经验来看，我国文化要想真正走出去，翻译，人才与政策都是我们需要大力着手的方面。这三个方面出发点不同，但殊途共归，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推动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国门。然而“厚积而薄发”，对于当下，最重要的，还是要坚定信心，探讨文化走出去更多方面的可能性。我国的文化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它作为一种优秀民族文化，有着鲜明的文化特性、顽强的生命力和广泛的影响力。然而笔者也观察到，在当下我们在进行交流的同时，西方的文化“殖民主义”悄然潜入，甚至对我们的优秀文化开始腐蚀，这为我们及时地敲响警钟：在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同时，更要注重保护本国文化的稳固根基。在21世纪历史条件下，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有着很大的客观必要性与现实可行性，增强文化实力有了更为急迫的现实意义。只有将本国文化发展得更加壮大，在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上才有更大的探索空间，我们才能赋予它更丰富与更长远的意义。

注释：

1.张西平.《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域外传播研究的门径》.《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

2.张西平.《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域外传播研究的一个尝试》，《国际汉学》，2015年第4期.

3.张西平.《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域外传播研究的一个尝试》，《国际汉学》，2015年第4期.

4.张西平.《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域外传播研究的门径》，《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

5.梁燕.《梅兰芳访美演出的传播策略》，《戏剧艺术》，2015年第2期.

6.【美】梅天穆.《被拒绝的耶稣——基督教在蒙古传教的失败》，观察者网，2017年10月14日.

7.王志明.《从利玛窦两次易服看耶稣会士对异质文化的适应》，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