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悦超 （北京外国语大学艺术研究院 100000）

从遥远的“赛里斯”时代起，西方就对神秘的东方国度已经开始有了好奇与探索。几百年来，马可·波罗、利玛窦，南怀仁等文化使者，都为中西文化交流做着孜孜不倦的奋斗。尽管他们早期来华的目的是以推广宗教为主要任务，甚至有些使者带着隐性的“文化殖民”的目的来到中国，但不能否认的是，他们作为早期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开创者，为后期的文化交流打开了良好的通道。我国作为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的文化古国，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民族文化之林中独领风骚，许多文化瑰宝，更是已经成为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亮眼标志。然而鉴于水者见面之容，鉴于人者知吉与凶，如何更好地“以史为镜”，吸取前人的经验，正是我们当下文化传播的任务。“正像中国学者做研究必须熟悉本国学术史一样，做中国文化典籍的域外传播研究首先也要熟悉域外各国的汉学史。因为，绝大多数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译介是由汉学家们完成的。”1本文虽不以中国典籍为主要讨论对象，但也同样适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要想把握其中的命脉，就要对中西文化的交流的成果有所了解，对汉学史上的文化交流进行全景式平扫，从而可以从宏观的角度了解汉学史，进而从微观角度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思路。

“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域外汉学的形成和发展，昭示着中国文化的学术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全球的学术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