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俊 （凯里学院人文学院 556011）

锅庄原本是藏族人民创造的一种载歌载舞的圆圈歌舞形式，但在四川西部、西北部的藏区重镇还存在另外一种锅庄，此锅庄为集商店、客栈、旅店、中介、担保人为一体的一种民族贸易的组织形式，关于这种锅庄的溯源准确时间已经无从考察，有的学者考证认为始于明代中叶，有的认为始于元代，有的认为始于遥远古代，但学者们大都认为最初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锅庄是起源于藏族，亦即是藏族人民用三块石头支撑一口锅煮食物的一种生活方式，随着关外客商进入川西、川西北重镇从事贸易活动需要解决住宿问题，这时最早的锅庄由原始的藏族人民生活方式开始转向为客商提供客栈服务的盈利模式，而后逐渐演变成民族贸易的组织形式。这种锅庄在清朝时期极为盛行，因为其独特的运作方式与所发挥的作用，形成了一种复杂的文化综合体，这种锅庄文化的兴盛见证了汉藏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融合和感情的加深，同时在清朝得以兴盛是因为在其深处存在影响锅庄文化的因素。

一、清朝川西藏区锅庄文化盛行的国家历史背景因素

清兵入关，定鼎中原之时，青藏高原实际是在蒙古和硕特部控制之下，清朝廷对青藏高原只是间接统治，此时期为了清兵能够在内地得以顺利攻克并占据明朝故有的的领土，清朝廷对青藏高原采取羁縻政策，其中针对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蒙、藏等民族与内地历史悠久的贸易关系，清朝廷尊重历史贸易习俗。而在众多经济贸易中青藏高原与内地的茶贸易一直是占据举足轻重地位，所以清朝廷在初期延续明朝治理青藏的官营茶马贸易的制度，即由官府控制内地茶叶与青藏高原蒙、藏民族的马匹交换，达到既能以茶控驭青藏高原，又能用茶叶换取青藏高原蒙、藏民族的马匹，满足清朝军事需求。清初主要在环青藏高原的西北陕甘地区采取官营茶马贸易，清初在陕西设巡视茶马御史五：“西宁司，洮州司，河州司，庄浪司，甘州司。”1这五个茶马司在清初朝廷对青藏高原实行官营茶马贸易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历史的发展，实际控制青藏高原的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离世，而以藏传佛教格鲁派宗教首领五世达赖喇嘛为代表的西藏僧俗势力日益增强，为了争夺青藏高原的实际控制权，双方之间矛盾日益加剧。固始汗的继位者拉藏汗与五世达赖喇嘛的第巴桑结加措将矛盾推向白热化，最终双方发生战争，结果以第巴桑结加措失败告终。当拉藏汗认为没有后顾之忧之时，西北地区的准噶尔军事武装力量南下，入藏北高原，侵扰西藏，杀死和硕特部首领拉藏汗，推翻和硕特蒙古在西藏的统治，建立准噶尔在西藏的傀儡政权。准噶尔武装力量在西藏烧杀抢掠、焚烧寺庙，倒行逆施，使西藏地方民众生活在水生火热之中。而此时期清朝廷已经基本平定内地，为了解救西藏民众以及避免准噶尔把西藏的战火燃烧到清朝廷的汛界，康熙帝前后两次派遣清军入藏，最终在青海和硕特蒙古和西藏民众的支持下，将祸乱西藏的准噶尔武装力量驱逐出西藏，清朝廷开始对西藏实行实际控制和治理，在西藏地方设立了众噶伦联合施政西藏的治理模式。随着清朝实际控制并直接治理青藏高原，作为控驭青藏高原的官营茶马贸易的作用逐渐弱化，取而代之是清朝廷通过推崇藏传佛教格鲁派，优礼格鲁派高僧从而达到控制、统辖青藏高原的目的，先前仿效明朝所推行的“以茶驭番” 政策就失去了意义。与此同时随着清初官马来源的多渠道化，特别是官牧成为清军用马的重要来源之一，以及内地战争的减少，军马需求量减少，传统依赖茶马贸易换取军马的战略地位便大大下降了，到雍正末年官营茶马贸易基本结束。西北地区的茶马司积存大量陈年已久的茶叶，朝廷不得不命令茶马司将陈茶折色银变卖或是充当饷银。到乾隆时期茶马司大都由传统储存茶叶改为储存粮食，只有在朝廷与西北准噶尔汗国关系吃紧的时候，才重设官营茶马贸易，但也只是时断时续，规模不大，形同虚设。

在西北官营茶马贸易衰弱之时，清朝廷在西南地区兴起商茶贸易，其中尤以四川对藏区商茶贸易为甚，清初朝廷已经在四川设监察道，召商发引纳课，只不过初年四川战乱不断，人烟稀少，茶园凋敝，商茶贸易很难实行。随着清兵在西南地区平定三番等战争的结束，局势稳定，四川省经过湖广填川解决了人口问题，茶树种植、加工得到了恢复，而西北地区的官营茶马贸易制度也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清朝廷对青藏高原的策略以直接治理为主，四川省西部、西北部毗邻青藏高原，而毗邻青藏高原的四川省地区恰是藏区分布所在地，这样无论从地缘关系、还是民俗语言、文化传统、茶叶产地等，川西、川西北藏区都占据有利条件，所以成为朝廷对藏商茶贸易有利平台，在四川省藏区实行商茶贸易清朝廷不但能有效治理青藏高原，同时召商发引纳课，增加朝廷财政收入，每年朝廷从川省对藏区商茶贸易中获得税收的白银多达几十万两。这样到康熙中后期环青藏高原的茶贸易重心由西北陕西地区转移到西南四川藏区，这对四川藏区的锅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商人也看好对青藏高原的商茶贸易契机，因此，在四川藏区形成了打箭炉、松番等贩茶的民族贸易中心，这种商茶贸易方式一直延续到清末，带动了民族贸易组织形式的锅庄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功能不断增多，川省藏区的锅庄在清朝中期达到兴盛阶段，形成了独特的锅庄文化。清朝廷治理青藏高原的商茶贸易政策推动了四川藏区锅庄的发展，也为锅庄文化的盛行奠定了历史性基础。

二、清朝川西藏区锅庄文化盛行的自然因素

茶树的生长环境对土壤、雨量、阳光、温度、地形都有严格要求，土壤通常要求不含石灰石，通气性、透水性良好的砂质土壤为宜，茶树生长期需要雨量充沛，云雾多，空气湿度大，对于阳光的需求是光照要适中，不能太强也不能太弱，漫射光最好，对于温度的要求是年平均温度在摄氏十八度至二十五度，生长地形则是不超过一千米，坡度在三十度以下的山区南面为佳，只有满足上述条件，茶树才能很好生长，才能盛产口感良好的茶叶，因此，符合上述茶树生长条件的西南地区是茶树的起源中心。除此之外产茶区分布在华南、江南、江北四大茶区，而在江北茶区临近青藏高原的产茶区只有陕甘南部。在清朝中前期的版图内青藏高原与准噶尔汗国、陕甘、四川、云南毗邻，而西北、北方地区的准噶尔汗国气候干燥无法生长茶树，陕甘地区只有南部临近四川省地区适宜茶树生长，其余大部分地区不易茶树生长，云南地区适宜茶树生长但与青藏高原地区毗邻范围与其他地区相比较很少，而四川省的西部、西北部毗邻青藏高原，与云南、陕甘相较毗邻边界线最长，这些毗邻地区分布着藏区，在平三番等战争结束后，四川的茶叶种植、加工逐渐发展，“迄康熙末，天全土司、雅州、邛、荣经、名山、新繁、大邑、灌县茶树并有所增”2。四川省不但盛产茶叶，而且临近其他盛产茶叶的省份，拥有利于周边的省份茶叶直接运输到川西、川西北的便利交通条件，这样减少了茶叶运输费用的问题。但川西、川西北地貌以高海拔的高原为主，高原上矗立着巍峨壮观的冰川、雪山，地势跌宕起伏，气候复杂多变，内地商队行走在川藏线上难以适应特殊的气候，但世代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藏族商人却能够从容地行走于险峻的川藏线上。因此介于内地与青藏高原之间的川西、川西北地区称为二者经济文化交流的缓冲地带，地处该地区的打箭炉、松番等重镇成为民族贸易中心应运而生，内地茶商将茶叶运输到打箭炉、松番等地，再由藏族商人负责运输到青藏高原售卖。而内地茶商主要是以汉族商人中的陕商和川商为主，汉、藏商人在川西、川西北的民族贸易中心洽谈生意，在交通、信息闭塞的年代洽谈生意的所需时间是漫长的，因此汉藏商人都需要在民族贸易中心地区长时间居住、生活，而当地锅庄恰好为汉、藏商人提供了生活、贸易等方面的便利条件，成为汉、藏商人贸易关系中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以锅庄为中心吸引了汉、藏客商以及其随从，以及为他们提供佣工的人们，所以康熙后期川西重镇打箭炉已是“番汉咸集，交相贸易，成闹市焉”3。川西、川西北地区在清朝两百多年的民族贸易时间内，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藏族民众在此居住，使该地重镇成为汉藏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纽带，藏族人民把这些贸易重镇视为了解内地经济文化的窗口，而内地人民则把这些重镇视为对青藏高原经济文化交流的平台，汉藏商人在这些重镇从事民族贸易，交流了解彼此的文化，同时也为锅庄文化融进了多元的地域、交融和谐的民族关系文化等特点。

三、清朝川西藏区锅庄文化盛行的民族生活需求因素

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蒙、藏民族由于特殊的地形地貌、自然气候、生产方式，使其饮食形成以各种牲畜的肉类为主，而人体难以消化肉类，为了促进肉类消化，智慧的藏族人发现茶能够起到促进肉类消化的作用，所以流传于青藏高原的蒙藏民族民间一句俗语“宁可三日无肉，不可一日无茶”，茶成为蒙藏民族生活必需品，而青藏高原不是茶产地，主要依赖内地茶叶，明朝及清朝初期朝廷采取官营茶马贸易，以求达到“以茶驭番”的作用，后来随着清朝廷直接治理青藏高原，在四川积极推行对藏商茶贸易，是顺应了蒙藏民众的需求。因此 “藏人嗜茶，其地为一销茶好市场，向为川茶所独擅”4，很好证明了川西、川西北重镇对于青藏高原蒙藏民族生活的重要性，同时也说明了作为民族贸易组织形式的锅庄文化能够在川西、川西北藏区产生、兴盛兴盛的重要原因之一。

川西、川西北重镇的锅庄成为民族贸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商茶贸易的兴起，锅庄最初作为客栈为各地商人提供住宿等生活方面的服务，逐渐转变为在这些地方修建起大规模的房屋和院坝，以满足来往的客商居住、饲养牲畜、堆货、加工、交易等。除此之外汉藏商人在贸易过程中因为语言不通，锅庄主人往往还充当翻译，汉藏双方商人一旦认定某家锅庄，以后每次到达该地都只入住这家锅庄，而从事贸易的汉藏商人最初通过生意交往互相认定后，基本以后所有的贸易都只有在双方之间发生，很少更换贸易对象。在汉藏商人秘密洽谈生意的时候，锅庄主人作为唯一的第三方可以参与双方谈判，“交易谈判成功，买方不必付给定金，卖方也不必见异思迁，双方都互守信用。所有售出的茶叶、土特产都在锅庄过秤，由锅庄主人把称，并作价，锅庄主具有一锤定音的作用。汉藏双方商人，决不倔强，惟命是从。”5这样锅庄主人又肩负着中介的重任。同时锅庄要对居住在自家锅庄的客商所带货物保证不受损失，承担着担保人的作用。有甚者当一方商人到达常驻锅庄处，而另一方商人没有到达，可以把自己的货物直接委托给锅庄主人而离开，由锅庄主人代替与另一方商人交易，等到下次再来直接从锅庄主人那里收款，这一切都是长时间交往过程中各方互相了解，相互之间充分信任的体现，这样汉、藏商人、锅庄主人之间形成了稳定的关系，而这种稳定关系印证了锅庄文化诚信的特点。

随着汉藏民族民间茶贸易在四川藏区的不断发展，带动锅庄数量不断增加，锅庄的功能不断增多，各家锅庄已经不仅是为客商人畜提供基本生活、参与客商间贸易提供服务、担保的作用。还肩负着为远道而来的客商存储茶叶、加工茶叶、缝制茶包、寻找背夫等作用，而这一切既解决了客商的困难，也为生活在川西、川西北地区的各族人民提供了生存出路。川西、川西北地区海拔高度高、气候寒冷，山高坡险，道路难行，可耕种土地很少，如果紧靠耕种极少量的土地获得粮食很难果腹，因此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每年忙完短暂的农耕季节，都纷纷外出做佣工，以解决生活中粮食不足的问题。而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外出的川西、川西北的人们能够寻找到佣工的岗位是有限的，当生活走投无路时很多人选择做夹坝，以抢劫为生，无物可抢的时候，代表官府往来的差役都要抢。而锅庄的多功能出现，特别是替客商担负储存、制造、加工、包装、运输茶叶的功能出现，因为需要大量人力从事一系列劳动，这样就极大地满足了川西、川西北地区外出佣工人们的需求，满足了他们生存需求，也减少了川西、川西北地区夹坝事件的发生，为稳定川西、川西北地区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各家锅庄做佣工的川西、川西北人们吃苦耐劳，诚实守信，深得锅庄主人和汉、藏客商的青睐。来往于川藏线上的马帮和来自川西、川西北的茶背子，以及在各家锅庄从事各式各样劳作的川西、川西北人们构成了锅庄文化满足实际需求促进民族融合的特点。

随着清朝汉藏商人在川西、川西北地区的商茶贸易发展，同时商人们也把其他货物带到该地区进行贸易，汉族商人将内地盛产的铁器、布匹、粮食等青藏高原紧俏品带来贸易，藏族商人则把高原动物毛皮、虫草、贝母、鹿茸、藏香等土特产也带来交易，最大程度满足货物需要，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汉藏民众的生活需求，促进了川西、川西北汉藏贸易进一步发展，同时丰富了锅庄文化内容。随着如火如荼的民族贸易的发展，锅庄也带动着相应文化的变化发展，如后来新建锅庄的主人并非都是藏族，锅庄的建筑风格也在发生变化，由最初的毡房发展到藏式建筑再到具有四合院风格的建筑。也带动着饮食也发生变化，由最初藏餐风味到汉、藏结合的风味。汉、藏人们借助锅庄互相了解，最后缔结姻缘，传为佳话，而这些变化恰好说明了锅庄文化的延展性特点。

综上所述，清朝川西、川西北地区的作为民族贸易组织形式的锅庄的兴起，带动了锅庄文化的兴盛，这种文化兴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体现在与清朝廷治理青藏高原经济政策，独特的地势、自然环境以及人为因素密不可分。清朝四川藏区锅庄文化伴是一种复杂文化综合体，锅庄文化的复杂性是因为其发展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影响深远，意义深重，不是简单能够透彻研究说明；而有利的地理位置、多民族交汇、商道酬诚，延展性强等等特点，交融在一起又形成了锅庄文化的综合体。

注释：

1.赵尔巽.清史稿卷 124[M].北京：中华书局，1976：3651.

2.赵尔巽.清史稿卷 124[M].北京：中华书局，1976：3655.

3.吴丰培整理.打箭炉志略[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刻印，1979 ：39.

4.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编辑.西藏学汉文文献汇刻第三辑[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1450.

5.董春美.康定锅庄简述[J].文史杂志，20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