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体荣 赵芮 吴坚

摘要：“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东南亚教育研究应得到更多的关注。本研究运用文献可视化分析方法对大样本文献数据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研究结论：东南亚教育研究领域的文献数量和被引频次稳步增长;东南亚教育研究主题集中于教育政策、教师教育、高等教育、教育质量与公平、民族文化与身份认同等;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和美国的东南亚教育研究成果数量和影响力较为突出;实证主义研究方法论和混合型研究方法在东南亚教育研究中受到青睐;约瑟夫·海尔和罗伯特·殷等人是本领域高影响力研究者。分析结果对于我国新时代比较教育研究的发展具有方法开发、体系建设和目标引领上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东南亚;教育研究;进展;趋势;可视化分析

比较教育应该尽快组织力量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教育，配合“一带一路”建设，实现“一带一路”倡议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1]而为实现这样的高质量转变，必须补齐“东南亚教育研究”这块短板。研究东南亚国家的教育①一直是我国教育研究版图中的重要组成，尤其是福建、广东和广西等地理上与东南亚相近省份的高校，曾在该领域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我国与东南亚国家地理相近文化相親，在扩大交流合作的过程中具备巨大的空间和潜能。然而近年来“一带一路”发展需求的不断扩大与深化却暴露出我们在教育研究领域的短板项，即对东南亚国家教育改革与发展现状缺乏了解和专业探讨。因此，从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和扩大教育对外开放的角度出发，我们应在东南亚教育研究问题上与国际学界进行更深入全面地对话。为此，本研究借助知识图谱分析的方法了解和定位国际上东南亚教育研究的进展，以为后续工作略作铺垫。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各个国家教育数据的爆炸式增长、低成本甚至零成本的可获得性和可视化软件的飞速发展，无疑为世界各国教育问题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技术带来了新的可能。[2]本文主要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以国际主流数据库WebofScience核心合集（WoS）为数据检索源，按主题②检索了2000年1月1日至2018年7月25日的期刊文献，手动筛选后最终得到2373条文献。WoS核心合集收录期刊的学术影响力较高，且这些期刊多被社会科学索引（SSCI）收录，保证了研究成果的代表性。本研究在可视化分析软件CiteSpaceV5.1.R5SE（以下简称CiteSpace）和WoS统计分析手段的辅助下，运用文献可视化分析方法，对2373条题录信息进行分析，从而整体把握这一领域的研究进展与趋势;管窥本研究领域近二十年来的高影响力学者、经典文献、学术共同体、研究主题、研究前沿及其演进路径;了解我国学者在东南亚国家教育研究学术话语体系中的生态位等，为今后我国比较教育研究尤其是国别和区域研究提供参考。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东南亚教育研究文献的年度分布与增长

2000年以来，有关东南亚国家教育研究文献的发文量和被引频次比较分析结果见图1和图2。总体来看，东南亚（国家）教育研究呈现出两个主要的趋势：一是文献的总量稳步增长，进入2010年以后，每年发文数量较大，均在100篇以上，随后更是在2015～2017年迎来了数量增长的爆发期（见图1）;二是文献影响力大，自2000年以来，被引频次逐年增长（见图2）。每年发文数量和被引频次的稳定增长说明，东南亚（教育）研究在国际上受到广泛地关注。

（二）相关期刊的发文比例与知识流量

学术期刊作为学术成果发表的平台，是研究者关注某一个领域发展的主要工具和载体。依据期刊的发文量统计，《亚太教育》（AsiaPacificJournalofEducation）、《亚太教育评论》（AsiaPacificEducationReview）和《亚太教育研究者》（AsiaPacificEducationResearcher）录用并刊载的相关研究发文量依次为99、73和71篇，是排名前3名的期刊;而依据期刊影响因子进行统计发现，《计算机教育》（ComputersEducation）、《高等教育》（HigherEducation）和《当代护士教育》（NurseEducationToday）是发文量前10的期刊中影响因子处在前3名的期刊，分别为5.568、2.659和2.434（见表1）。值得注意的是，期刊的发文量不一定与影响因子成正相关，例如发文量位列前3名的期刊其学术影响力不一定最高，这折射出期刊载文、被引频次与期刊影响力评价标准之间的复杂关系。

除了期刊的发文量和影响因子以外，期刊的关联性和引文数量同样是衡量期刊学术贡献的重要指标。对期刊进行共被引分析，其分析结果主要反映期刊与学科间的知识流动，并进一步帮助我们了解某个具体研究领域的知识分布基础。而中心性作为衡量研究对象重要程度的指标，中心性值越高则表明分析的对象地位越重要。为深入分析不同期刊间的知识渗透与学术合作，笔者通过CiteSpace期刊共被引图谱分析，得到了表2。

经过期刊共被引图谱分析后得出，网络模块化的Q值为0.8965，该值大于0.3，意味着网络社团结构是显著的;用于衡量网络同质性的平均S值0.3414大于0.05，说明聚类分析具有较高信度。[3]值得注意的是，相比于已有的研究，此处的平均S值较小，笔者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东南亚研究主题较为分散的客观现状。从被引频次来看，发表在《教育论点》（Thesis）、《教育研究评论》（ReviewofEducationResearch）和《教学与教师教育》（TeachingandTeacherEducation）上的关于东南亚教育研究的文献被引频次较高，这三份期刊即是相关研究在21世纪以来高被引期刊统计中的前三位，分别为《教育论点》（Thesis）308次、《教育研究评论》（ReviewofEducationResearch）267次、《教学与教师教育》（TeachingandTeacherEducation）264次。被引频次2000年以来高中心性学术期刊依次为《教育研究评论》《教师学院学报》《教育心理学》《高等教育》《美国教育研究》和《计算机教育》等，前三位的中心性分别为0.71、0.51和0.43，说明这些期刊在该研究领域相对重要。

期刊共被引可以反映该研究领域的知识流量，即国际期刊对东南亚教育研究的学术论文的引用。从表2中还可以发现，东南亚教育研究的知识流量主要来自于《高等教育》（HigherEducation）、《美国教育研究》（AmericanEducationalResearchJournal）、《教育心理学》（JournalofEducationalPsychology）和《教师学院学报》（TeachersCollegeRecord）等。

（三）高产出和高影响力研究者分布

通过统计东南亚教育研究领域的作者发文数量发现，高产出的作者有：菲律宾圣陶托马斯大学的阿兰·德加斯曼（AllandeGuzman）、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蔡敬新（ChingSingChai）、贾斯迈·西蒙（JasmineSim）和乔伊斯·高（JoyceHweeLingKoh）、中国澳门大学的蒂莫西·提奥（TimothyTeo）、泰国玛希朵大学的菲利普·哈林格（PhilipHallinger）、美国加利福利亚州立大学东湾分校的马修·阿腾西奥（MatthewAtencio）、中国香港教育大学的林质彬（CherPingLim）等（见表3）。从中可以发现，新加坡、泰国和美国，以及中国香港、澳门和台湾的研究者在这一领域都发表较多的文章，但中国内地研究者暂未进入名单之中，中国内地尚且缺乏与国际学术界在东南亚教育研究领域的对话。

为进一步探究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研究者在东南亚教育研究领域的合作、突显的高影响力研究者和学术共同体，笔者还针对文献的作者进行了作者合作聚类分析和作者共被引聚类分析。作者合作聚类分析反映出研究者在某一领域的合作关系和影响力，作者共被引聚类分析则描绘出合作者之间所形成的学术共同体。

作者合作聚类分析结果显示，东南亚教育研究领域的高影响力研究者主要包括：菲律宾圣陶托马斯大学的阿兰·德加斯曼、菲律宾希利曼大学的戴夫·马希尔（MarcialDave）;泰国玛希朵大学的菲利普·哈林格（PhilipHallinger）;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蔡敬新（ChingSingChai）、米歇尔·谭（MichelleYuenSzeTan）、谭爱玲（TanAikLing）、吕赐杰（Chee-KitLooi）、贾斯迈·西蒙、乔伊斯·高;马来西亚马来亚大学的纳尼·萨巴拉玛尼姆（RaneeS.Subramaniam）、马来西亚国立大学的诺扎尼·阿斯曼（NorzainiAzman）、马来西亚理科大学的万长达（WanChangDa）;中国澳门大学的蒂莫西·提奥（TimothyTeo）;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的艾萨克·塞托（EisukeSaito）、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的奥拜达尔·哈米德（ObaidulHamid）、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的亚历珊德拉·杨（AlexanderS.Yeung）;美国加利福利亚州立大学东湾分校的马修·阿腾西奥（MatthewAtencio）、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的何丽倩（Li-ChingHo）;荷兰格宁根大学的利德旺·莫拉那（RidwanMaulana）等。

作者共被引分析结果显示，东南亚教育研究领域主要形成了以下学术共同体：第一，以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东南亚多个国家的最高教育行政部门形成的学术共同体;第二，以教育或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领域专家罗伯特·殷（RobertYin）、约翰·克拉斯维尔（JohnCreswell）、安塞尔姆·L·施特劳斯（AnselmStrauss）、埃米尔·涂尔干、威廉·蒂尔尼（WilliamG.Tierney）等为代表的学术共同体;第三，以美国批判教育学代表者亨利·吉鲁克斯（HenryGiroux）、德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于尔根·哈伯马斯（JürgenHabermas）、中国香港大学马克·贝磊（MarkBray）、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吉利·贝尔曼（JereR.Behrman）等为代表的学术共同体;第四，以美国波士顿学院的菲利普·阿特巴赫、牛津大学的西蒙·马金森、多伦多大学的简·奈特和中国香港岭南大学莫家豪（KaHoMok）为代表的学术共同体。除上述学术共同体以外，仍有其它少量共被引指标偏低的学术共同体，但聚类分析结果显示，传统的以西方国家学者为代表的学术共同体仍然在这一领域占据主要地位。

（四）东南亚教育研究主题与热点关键词共现图谱

关键词共现图谱分析用于寻找已有研究中的核心知识节点，以此表征当前东南亚教育研究领域的知识结构、研究主题和热点、研究范式，从历时性和结构性两个维度展现这一领域的发展和变化。通过对检索到的文献进行关键词贡献分析，得到图3和表4。

图3和表4展示出2000～2018年7月国外学术界对东南亚教育研究的关键词及其聚类的局部分布情况，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該领域的主要研究主题和热点。根据聚类的情况，可得以下研究主题和热点。第一，关于东南亚教育发展模式的研究，主要包括教育政策、资源整合、教师培养与发展和教育技术等，此外从对象上来分则主要包括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柬埔寨和中国香港。第二，关于高等教育研究，主要探讨高等教育全球化/国际化、亚洲高等教育发展、高等教育成就与挑战。第三，以学生为主题的相关问题的研究，包括学生学习动机、学习态度、学习感知、学习成效和教学。第四，围绕学校所开展的问题和国别研究，包括专业发展、学习表现、领导和管理、以及泰国教育体系。第五，关切若干核心主题的研究，具体分为民族文化与身份认同、性别平等、语言、教育质量、教育改革、儿童、职前教师培养、技能、课堂和课程等。

在结构性分析的基础上，笔者还运用CiteSpace的突现性③算法对东南亚教育研究进行历时性的比较分析，把握研究主题的纵向发展态势。从关键词突现的分析结果来看（图4），东南亚教育研究领域的主题逐步从教育和国际教育，向职前教师、菲律宾、信息技术以及信息通讯技术转变;从2009年开始，注意力向教育政策、双语教育、互联网、数学和课堂教学等倾斜;近年来的教育公平与平等、医学教育等则成为新的研究特点。

（五）东南亚教育研究前沿文献透视

前沿文献的引用关系和数量等文献共被引分析参数构成了某一研究领域的知识基础。[4]通过文献共被引分析，我们可以更为深入地了解到东南亚教育研究领域的知识基础、主题和热点以及可以称为“知识拐点”的重要文献。通过对2000～2018年的文献进行共被引分析，得到表5和图5。

依据文献的被引频次和突现性，本文筛选出东南亚教育研究领域的前沿文献：《多变量数据分析》（MultivariateDataAnalysis）、《案例研究：设计与方法》（CaseStudyResearch：DesignandMethods）和《教育研究：规划、实施和评估量化和质化研究》（EducationalResearch：Planning，Conducting，andEvaluatingQuantitativeandQualitativeResearch）（见表5）。上述三篇文献在本研究所检索到的数据中拥有较高的被引频次和突现性，意味着国外研究者在对东南亚教育问题进行研究时对它们亦有密切关注。

其中，《多变量数据分析》（2010年第7版）由约瑟夫·海尔（JosephHairJr.）等人主编，是系统性解析多变化数据分析的宏篇学术著作，对多变量数据分析进行了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操作示范的分析。[5]而罗伯特·殷（RobertYin）的《案例研究：设计与方法》（2009年第4版）作为在国外学术界被广泛引用的著作，系统全面地阐释了案例研究的方法论、设计和示例。该著作将案例研究的步骤分为：（1）入门：判断是否和何时使用案例研究;（2）设计：寻找案例和确定研究的逻辑;（3）准备收集证据：行动前的准备工作;（4）收集证据：具体工作中应遵循的规则;（5）分析证据：如何进行案例研究的分析;（6）总结案例研究：汇总研究结果和撰写研究报告。[6]《教育研究：规划、实施和评估量化和质性研究》（2012年修订版）同样是一本有关教育研究方法论的著作，其作者约翰·克拉斯维尔（JohnCreswell）采用“螺旋发散式”的思维构建了该书的结构，先是总述了教育研究基本步骤和过程，并分别对量化和质性研究进行了分析，随后则在第三部分解析了多种研究设计（包括实验研究、相关性研究、调查研究、人种志研究、叙事研究以及混合研究等）。[7]

上述三篇文献自从出版以来在东南亚教育研究中获得的引用次数大幅度增长，并在2016年或2017年达到被引次数的峰值，是该领域的前沿经典文献。此外，从高影响力文献的分布中可发现，对信息技术辅助下的教学在东南亚教育研究中获得较多关注，其中直接关注东南亚教育的成果已具备一定影响力。

四、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将注意力集中到国内关注度相对较低的东南亚教育发展，从“一带一路”倡议下促进教育交流合作需求增发的视角出发，借助可视化分析软件解读了国外学术界在东南亚教育研究方面的进展与趋势，并得出以下结论和启示。

（一）研究结论

第一，东南亚教育研究相关文献的数量、被引频次和主题多样性稳步增长，但所受关注度仍显不足。自2000年以来，东南亚教育研究文献的发文数量增长趋势稳定，仅在2002年、2011年和2017年出现微弱地下降，但文献的被引频次则一直保持上升趋势，足见该领域在国际学术界中的地位稳步提升。但如果将东南亚国家的数量及教育研究的体量考虑进来，则发现这一领域的研究尚未得到充足地关注，研究成果的數量和质量都有待提高。从研究主题上来看，东南亚教育研究目前主要关注教育政策、教师培养与发展和教育技术、高等教育、学生学习动机和态度、民族文化与身份认同、性别平等、语言、教育质量、教育改革、职前教师培养、技能、课堂和课程等，所研究的主题具备多样性、复杂性和跨学科性和国别导向等特点。

第二，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发文数量和质量位列前四位，并与紧随其后的印度尼西亚、泰国、英国和中国拉开了较大的距离，而从国别的角度来看并没有形成较为明显和紧密的合作子群，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连结较为松散。东南亚教育研究的机构主要集中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和泰国的高校，其中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及其国立教育学院以独立或合作机构身份发表的研究论文相对较多，排在其后的是马来亚大学、马来西亚理科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和泰国玛希朵大学等高校。这些高校对东南亚教育所开展的研究在发文数量和被引频次上都较多，是该领域的重要研究机构，并因此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其研究的方向和课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领域的研究热点和主题。

第三，东南亚教育研究强调实地调查并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量化分析，融合了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的方法，具备明显的“混合主义”倾向和问题导向。东南亚教育研究领域的前沿课题包括国家教育改革与发展、文化与民族认同、学生学习成效与评估、高等教育发展特色与模式、学校课程建设与实施、教师教育等，对这些课题的研究促进了国别和区域教育研究理论体系的发展，形成了具有比较特色的民族教育理论、文化教育理论、高等教育发展理论、教育改革发展的文化环境理论和生态系统理论、学生学习评估的发展理论等，这些理论对于构建和完善东南亚教育研究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体系而言都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除约瑟夫·海尔、罗伯特·殷、约翰·克拉斯维尔等国际知名学者以外，阿兰·德加斯曼、戴夫·马希尔、菲利普·哈林格、蔡敬新、纳尼·萨巴拉玛尼姆、诺扎尼·阿斯曼、蒂莫西·提奥、艾萨克·塞托、奥拜达尔·哈米德、亚历珊德拉·杨、马修·阿腾西奥、何丽倩、利德旺·莫拉那等研究者的成果是东南亚教育研究领域的高影响力文献，他们也因此成为这一领域的领衔学者。他们的研究成果是这一领域的重要的知识载体和基础，通过对这些文献进行分析，可以寻找到该領域的研究热点、研究主题、研究方式以及经典文献。

（二）研究启示与反思

国别和区域研究在比较教育学领域占据着重要地位，但是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更多还是在学习和借鉴，也因此“冷落”了东南亚教育研究。伴随着我国教育整体质量的提升和国际地位的改变，“一带一路”倡议的远大设计，以交流合作为目的和驱动力的比较教育研究应该成为比较教育学人下一步努力的方向和动力。出于对我国与东南亚国家在历史、文化和语言等方面的良好基础及未来合作上的无限空间，本研究认为加强东南亚教育研究可带来以下启示和思考。

第一，借助知识图谱分析方法，开展更多有助于丰富比较教育学科理论体系的工作，并在此基础上以比较教育研究为切口探索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路径。知识图谱分析方法不仅融入了托马斯·库恩对科学革命进行研究的理论，还加入了罗纳德·博特（RonaldS.Burt）的结构洞理论等，并借助可视化分析软件，极大地推动了对某一学科或领域的元研究。比较教育在我国教育研究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但在理论方法论层面常年使用“舶来品”，缺乏本土化的创造。“一带一路”倡议的良性发展不仅对中国的经济方案提出新需求，也让中国的（比较）教育研究找到新理念、新方向。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的教育改革实践与经验对于沿线国家同样具有参考意义和价值，鼓励“优质教育资源走出去”已然是一项重要工作。因此，新时代的比较教育研究应注重本土理论的创造和开发，以此助力中国教育“走出去”。

第二，动态监测国内比较教育学学科研究重点和方向，提升各比较教育研究机构之间已有沟通渠道的效率并探索新机制，促进形成“紧跟大局、各有侧重、良性互动、优势互补”的局面。从现有的发展形势来看，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和华南师范大学等高校的比较教育研究机构具备较为完善成熟的体制机制，在研究重点上也各有所长。然而从“一带一路”的视野来看，尽管比较教育学年会作为一个重要的学术共同体平台发挥着关键作用，但国内从事比较教育研究的机构之间仍需要更为深入和高效的沟通协作机制。国家和省部级项目（尤其是除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各类基金项目之外的国别和区域研究基金项目）的需求在带动各研究机构的发展和互动上起到更为明显地拉动作用，但与此同时，高校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困境仍未破解，非正式的沟通渠道和交流平台也应得到重视和开发。

第三，以比较教育作为繁荣中国学术体系，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突破口，发挥其在引介国际学术界最新成果以及引领中国教育研究加快融入国际学术界的作用。比较教育在跨境交流上具有先天的优势，对于引入国外学术研究成果来说拥有丰富的资源渠道、强大的研究力量和成熟的实践操作机制。从积极参与全球学术对话，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角度来看，我们仍需要将更多的中国教育研究成果带入国际学术圈（尤其是由欧美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学术共同体内）。“一带一路”倡议下的经济研究提出了“双环流”模式，即中国扮演中介载体角色，促进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循环流动[8]，笔者认为这一模式对于比较教育研究今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中国的比较教育研究同样可以进行双圈环流，在将发达国家的教育改革经验引入之后进行本土化改造或创造，随后再流入发展中国家或其它发达国家，促进他国教育改革，提升中国教育的国际话语权。

注释：

①本文的“东南亚国家教育研究”不仅指作为整体的东南亚区域和东盟层面的教育研究，还包括对东南亚11个国家的教育研究。

②为尽可能全面地囊括已有文献，在设定文献类型和时间等条件的情况下，以“educat*ANDSoutheastAsia*/ASEAN*/Singapore*/Malay*/Thai*/Lao*/Cambodia*/Viet*/Indonesia*/Brunei*/Timor*/Philippine*/Burma*/Myanmar*”的形式进行主题检索，并通过学科和人工筛选除去与本研究主题无关的文献。

③突现性是用于衡量研究领域内突然出现或爆发出的研究主题的指标，表明研究主题的转向。

参考文献：

[1]顾明远.新时代比较教育的新使命——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J].比较教育研究，2018，40（8）：3-4.

[2]滕珺，大卫·特纳，吕云震.大数据与中国比较教育学科发展的新相对优势[J].比较教育研究，2015，37（11）：16-22.

[3]兰国帅，程晋宽，虞永平.21世纪以来国际学前教育研究：发展与趋势——学前教育领域四种SCI和SSCI期刊的知识图谱分析[J].教育研究，2017，38（4）：125-135.

[4]Chen，Chaomei.CiteSpaceII：DetectingandVisualizingEmergingTrendsandTransientPatternsinScientificLiterature[J].JournaloftheAmericanSocietyforInformationScienceandTechnology，2006，57（3）：359-377.

[5]Hair，Joseph，etal.MultivariateDataAnalysis[M].NewJersey：Pearson，2010.

[6]Yin，Robert.CaseStudyResearch：DesignandMethods[M].London：Sage，2009.

[7]Creswell，John.EducationalResearch：Planning，Conducting，andEvaluatingQuantitativeandQualitativeResearch[M].Boston：Pearson，2012.

[8]张辉.全球价值双环流架构下的“一带一路”战略[J].经济科学，2015（3）：5-7.

（责任编辑钟嘉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