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丽娟 田卫君 陈 虹 秦立建

（1.蚌埠医学院学生工作处 安徽蚌埠 233030；2.上海大学企业管理学院 上海 200444；3.安徽财经大学文学院 安徽蚌埠 233030）

我国老年人口基数庞大，现正快速步入超老龄化社会。日常生活照料与医疗服务成为老年群体的主要刚需。为了减轻家庭养老负担、提高养老资源使用效率、保障老人基本生存权益，国内学者提出“医养结合、持续照护”的养老模式[1]。在梳理医养融合养老保障的相关研究后，发现已有的研究多从两个方面展开。第一，论证在中国发展医养融合养老保障的必要性[2][3][4]；第二，对各地区开展医养融合养老保障进行对策研究[5][6][7]。而有关居民选择医养融合养老保障影响因素的探究却是寥寥无几，相关的实证研究更是一片空白。虽然基于宏观层面从理论上回答为什么在中国发展“医养融合”养老保障及“如何发展”的问题十分重要，但微观上，居民是否愿意选择医养融合的养老保障？哪些因素影响甚至决定了居民的养老决策？探究这些问题的答案对破解养老行业“冰火两重天”的困境具有重要的引导意义。因此，本文提出假设：就医的便利性越低，居民越倾向于选择医养融合的养老保障。

一、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本文数据来源于医养融合课题组在安徽的专项调查。安徽省地处中国的中部地区，是人口大省，目前老年人口数量庞大。在汹涌的“银发浪潮”之下，安徽省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一般，养老供给服务存量较小，并且专业化医养融合养老机构与低品质医养融合机构运营状况出现“冰火两重天”。这些典型问题广泛存在于我国其他地区的养老产业之中。因此，以安徽省为主要数据收集区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本次调查在安徽省的16个地市展开，课题组采用问卷调查法进行实地收集问卷。调研开始于2017年7月，调查对象为45岁以上的居民。调查过程中，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居民填写问卷。所有参与本次调查的调查员均经过专业的训练后才开始实地调查。实地调查共发放问卷730份，最终收回问卷730份，剔除空白问卷及无效问卷，最终得到有效问卷710份。

如表1所示，受访居民选择购买医养融合养老保障的比率为58%。个体特征向量中，受访者的平均年龄在51～65岁之间。在受教育程度上，41.3%的受访者是小学及以下，24.3%的受访者为初中，高中学历的21.1%，大专及以上的13.3%。收入水平被划分为低、中、高三组，每月收入小于等于2000元的，为低收入组，其中37.5%的被调为低收入组；收入水平在2001～5000元的为中等收入组，其中45.3%被调是中等收入者；收入水平在5001 元以上的为高收入组，17.4%的被调属于高收入组。66.9%的被调与子女住在同一个城市。被调的平均子女数为2.9 个。在健康状况的特征向量内，21.8%的被调生活自理有困难，25.7%的被调患有慢性病，在半年内，被调去医院的平均次数为2.8次。关于就医便利性的特征向量，离最近医疗机构的距离被分为三组，分别是：1公里以内，1～3公里，3公里以上，其中37.6%的被调在1公里以内即可达到就近的医疗机构，41.3%的被调距离最近医疗机构在1～3公里，21.1%的被调在3公里以上。50.7%的被调报告就医手续繁琐，26.3%的被调报告就医无人陪同。对变量做描述性统计分析的结果如下表1：

表1 本文主要变量的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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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计量方法

本研究中的因变量，即居民是否选择医养融合的养老保障，是0-1离散二元选择变量。Logit模型中，二元Logit模型可以用于研究离散性选择变量的问题。该函数的标准形式如（1）式。

（1）式中因变量为居民倾向于医养融合的养老保障与不倾向于医养融合的养老保障的机会比率的对数。本研究采用Logit模型具体形式如下。

三、实证分析

表2是就医便利性对居民选择医养融合养老保障影响的Logit模型回归结果。本文的基础模型为模型一，主要考察居民个体特征变量对购买医养融合养老保障的影响；基于模型一，模型二上增加身体状况这一特征变量；基于模型二上，模型三进一步增加了居民就医便利性的特征向量。各个模型之间，基本上OR的值与统计显著性保持了稳定，这表明该模型比较稳健。模型三的回归结果将作为本文的主要报告结果。

表2 就医便利性对居民购买医养融合养老保障影响的Logit模型回归分析结果

（一）健康水平低的居民更倾向于选择医养融合的养老保障。健康状况是影响居民是否购买医养融合养老保障的重要原因。模型三中，生活自理有困难的居民，购买医养融合养老保障的发生率，是生活自理无困难居民的3.29倍；患有慢性病的居民购买医养融合养老保障的倾向是不患慢性病者的3.81倍，并且两个变量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健康状况差的居民，一方面对医疗资源的需求更大、更迫切；另一方面行动不便造成其自身自主寻求医疗资源、进行就医的难度比健康的居民要高，对获取医疗资源的便利性更加敏感。医养融合的养老保障不仅免去了老人就医的劳碌与体力不支，在化解行动不便而造成无法就医以及不能及时就医的困境上，存在明显的优势。从而，假设1得到验证，即健康状况越差的居民自我就医越困难，就越倾向购买医养融合的养老保障。

（二）外在就医便利性越低，居民越会购买医养融合的养老保障。外在的就医便利性显著影响居民是否会购买医养融合的养老保障。就医便利性越低，居民就越倾向于购买医养融合的养老保障。模型三中，与最近医疗机构距离的虚拟变量表明，相对于距离在1公里以内的居民，距离在1～3公里及3 公里以上的居民购买医养融合养老保障的发生率分别是2.53和5.80。距离医疗机构越远，老年人高频率的就医需求必然给体力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此外，远距离也给子女的送治带来诸多不便。目前，老人就医在无人陪同的情况下，医护工作者一般无法向老人提供医疗服务，这也使得由于无人陪护造成的就医不便让居民有更强的倾向选择医养融合的养老保障，以此降低对子女的生活与工作造成的不利影响。模型中，就医无人陪同的居民选择医养融合养老保障是就医有人陪同居民的2.35倍，并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此外，就医手续的繁琐，会让居民就医过程花费大量的时间，给居民自身及他们的子女带来不悦的就医体验。外在的不便刺激着居民倾向于选择效率更高的医养融合的养老保障[8][9]，一方面满足自身的医疗需求，另一方面也减轻子女陪侍的负担。

其他特征变量的实证结果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年龄越大，越希望购买医养融合的养老保障。这主要在于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医疗需求也越来越大，医养融合对于居民自身和子女而言是一种经济的养老保障。第二，居民的学历越高，越倾向于选择医养融合的养老保障。这主要在于，高学历水平的居民对自身健康的关注度及对健康知识的了解度要远远高于低学历水平的居民，因此有更强的动机为自身选择稳定、有保障的医疗资源；并且高学历水平的居民对医养融合新型养老保障有更客观的看法，思想上不再固守传统养老保障。第三，居民收入水平越高，越倾向于选择医养融合的养老保障。这主要在于医养融合的新型养老保障比传统养老保障投入的成本要高，居民的经济收入决定着最终会不会选择医养融合的养老保障。第四，子女数量越少，居民越倾向于选择医养融合的养老保障。可能由于子女数量越少，居民得到的照护和养老支撑越匮乏，并且需要就医时，子女更可能会应接不暇、甚至出现无人陪同，这不仅让居民就医的及时性受到影响，也容易给其他家庭成员造成困扰。

四、结论与建议

经过Logit 模型分析，本文发现：健康状况差、自行就医有困难的居民更倾向于购买医养融合的养老保障。就医便利性低且缺乏外在支持的居民选择医养融合养老保障的比率显著高于就医便利性高且易获得外在支持的居民。学历水平对居民选择医养融合养老保障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相对于低收入水平的居民，高收入水平的居民显著倾向选择医养融合的养老保障。

为了更好的满足居民在养老时期的医疗需求，并在减轻家庭成员经济及照护负担的基础上，本文建议采取以下措施来推进完善我国医养融合的养老保障。第一，借鉴新西南医养结合的养老保障，区分有自理能力与无自理能力的居民对医疗资源需求的不同，建立退休村和医院级养老院，对于自理无困难的居民，退休后可以入住退休村或居家养老；对于自理有困难或患病的老人可以安排进专业的医院级养老院；同时，这些退休村和医院级养老院的医疗资源应该向当地老年居民开放，方便他们就医。第二，加大对数字智能医疗的投入力度，开发在线医疗系统，以医疗大数据技术为支撑大力推进我国居家养老服务。激活乡镇、社区医院等基层医疗资源，建立适度普惠性养老服务体系，为行动不便的居民解决基本医疗问题的同时，减轻家庭成员的经济及精力负担。第三，政府仍需加大对基层医疗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为基层医疗机构配给相应的医护人员，并采用市场化的绩效考评制度，激励基层医护工作者不断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保障老年群体的就医便利性。第四，老年人体弱多病，对长期医疗护理服务需求迫切，并呈逐渐扩大趋势。但随着我国家庭规模的缩小、功能的弱化，老年居民就医无人陪护成为普遍性社会问题，发展社会性质及商业性质的陪护服务，是解决居民在老年期就医无人看护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