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陶钧

陶器的发明是人类社会的伟大创举，它从一种直接来自于生活与生产劳动的工艺美术品，经过数千年的积累沉淀，加上文人的参与，有的已经成为能够进入文人书房的雅致陳设，紫砂壶和很多紫砂器物就是这样。紫砂器物的实用性、特殊性与强烈的美学思想已经被广泛地认可接受乃至追捧。同时，陶刻艺术和紫砂器物的结合，通过诗书画印及不同的刀法装饰技法，更是给紫砂增添了无穷的魅力。

陶刻艺术在数百年的传承发展中，已成为一种主流装饰方法，而且这种综合性强的艺术形式，在经历过中华文化的积淀和陶文化的洗礼之后历久弥新，甚至被称为“壶上金石文化”。 紫砂壶由于历代文人的参与，留下许多切茶、切壶的壶铭，故而陶刻铭文内容丰富多彩，使紫砂壶一跃成为具有文化内涵的文房用品。我们耳熟能详的紫砂壶铭文可能是“苦而回甘，直凉之言”，也可能是“仿得东陵式，盛来雪乳香”，更可能是“松风竹炉，提壶相呼”抑或“左供水，右供酒，学仙佛，付两手”……最早有文字记载的陶刻作品，据说是元明之际的隐士孙道明（号清隐）在紫砂罐上的五字草书：“且吃茶，清隐。”这五字草书开创了紫砂陶刻装饰的先河，但可惜无实物可以印证。陈曼生及其“曼生壶”是我们所熟知的，作为书画家、篆刻家和诗人的陈曼生被誉为紫砂史上“文人紫砂”的代表。曼生饰壶的艺术特点与风格是壶形、壶名与铭文互相呼应，构成整体设计。“曼生壶”正是因为铭文的魅力，丰富了紫砂壶的蕴含，使之成为当之无愧的“文人紫砂”，而且可以说是紫砂史上至今无法逾越的一座高峰。

陶刻器物铭文，与装饰之美的融合，使观者在赏玩之时得到更多更美好的享受。而陶刻艺术对紫砂器物审美的影响是双层性的，一方面紫砂陶刻装饰对紫砂器物起到了锦上添花的艺术审美效果，切题、切器、切意;另一方面，陶刻装饰影响了紫砂器物的本初审美呈现。我们不妨来看民国“鸣远款松竹梅笔筒”（见图1），笔筒上的铭文为“岁寒清韵，山翁长梦;砚池情侣，百年因缘。鸣远。”首先，此铭文非常巧妙的点题：一是松竹梅，所谓“岁寒清韵”。松竹梅为岁寒三友，这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是笔筒，所谓“砚池情侣”。笔筒属于古人文房用品，和笔、墨、纸、砚文房四宝同列，是文人尤其是书画家案头必备的，作者称它为砚池情侣是绝不为过的。其次，此作可使人有意远之思。由“岁寒清韵”而引出“山翁长梦”，可以想见山中老翁在松竹环绕的茅屋旁，微醺而独倚老梅酣睡，颇有画面感;笔筒是文房雅物，不但与笔墨纸作为“砚池情侣”，也与书屋的主人结了一世的情缘。短短十六个字，意韵是极其丰富的，不仅使笔筒陡然增加了盎然诗意，也让观者不期然领略了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诗词文化的深远魅力。

总体上讲，陶刻装饰应分为三个层次评价：艺术层次、工艺装饰层次和一般实用品装饰层次。这件笔筒的陶刻装饰应该算作艺术层面的作品。因为它不仅是简单的书刻，还有诗词文句方面的表达，同时在章法布局方面也是独具匠心的。陶刻书法风格是端严俊朗的，它的出现使得笔筒整体布局间有了繁简的对比，有了疏密的关系，和笔筒作品构成了完美和谐的视觉呈现。其实，不管是铭文也好，陶刻装饰也罢，应该是以器物为基，但不是附属，铭文和装饰应该是与器物“相得益彰”的。而要使铭文和陶刻装饰给器物增光添彩，就需要作者不断地积累，不断丰富自己的文化和书画技艺以及陶刻刀法技法的储备，真正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