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

关纯厚，字思九，医号古今人，1895年生，辽宁沈阳人。在1919—1931年期间，担任奉天贫儿学校的义务校长。

奉天贫儿学校，是爱国人士阎宝航先生于1918年创办的，专门招收贫苦孩子免费上学的学校，这在当时的东北尚属首创。

阎宝航出生于辽宁海城望台乡一个贫苦农民家中。因为家庭贫寒，没钱上学，阎宝航12岁时还在帮父亲干农活和给村里人放猪。这期间，他经常偷空到村里的私塾馆窗下听课，日积月累，竟也能熟练地诵读课文，爱惜人才的私塾老先生便免费接纳他成了一名学生。就这样，阎宝航接受了几年的旧式启蒙教育。1913年，阎宝航考上奉天两级师范学校，这是当时东三省的最高学府。

在毕业实习期间，阎宝航时常参加设在沈阳大南门里的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的学生集会。阎宝航就是在这里与张学良相识并成为挚友，也与青年会总干事普赖德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同时，他还结识了一些中外人士和社会名流。阎宝航在青年会活动中，增长了很多知识，开阔了眼界，更加认识到教育救国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常常思索怎样才能让更多的孩子接受教育。

阎宝航在往返于青年会的途中，经常要经过大南门和小南门里一带。这一带是贫民聚居的地区，他们的子女无力就学，整天在街上玩耍，惹是生非，无所不为。崇尚“教育救国”的阎宝航看到此种状况，非常着急。他想，如果中国如此下去，国将不国。渐渐地在他的头脑中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办一所免费的学校，要让那些上不起学的儿童免费接受教育。

阎宝航首先想到了利用青年会的英文夜校晚间上课，白天则空着无人使用的条件，借用夜校开办学校，让贫苦儿童免费上学。这个想法征得了青年会总干事普赖德的支持，当即捐款10块大洋，作为开办费。随后，阎宝航亲自到大南门里一带贫民居住区进行招生，说明不收任何费用，还供给书籍、纸笔、石板等，家中只要送小孩到景佑宫贫儿学校去念书就行了。这一举措，在当时广为流传，“沈阳城出了新鲜事儿了，白念书，不花钱，且供给书籍纸笔，从来没听说有这等事。

阎宝航免费办学的消息不胫而走，老百姓有的相信，有的半信半疑。在观望中，阎宝航第一次只招到六七个学生。人数虽少，但阎宝航决定开始上课。随后1918年4月18日，阎宝航在大南关里景佑宫挂出了“奉天省城贫儿学校”的牌子，并以此日作为创办纪念日，标志着奉天贫儿学校诞生了。

贫儿学校的办学宗旨是“专收无力就学之贫苦儿童，授以生活必需之知识技能，并注重道德教育，以完全其人格。”阎宝航与同学魏益新、张璞山共同参加建校和教学工作，他们轮流上课。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眼见为实的学生家长就相互介绍，学生渐渐多了起来。

但当时景佑宫作为教室其条件十分艰苦，教室内只有长凳数十条，没有书桌。学生们听课时只能坐在凳子上，手里拿着书，写字时得跪在地上，长凳当书桌。由于经费困难，冬天无煤生火，每节课后，学生们只能到院内大石碑包座上晒太阳取暖。贫儿学校虽然条件艰苦，但在阎宝航等爱国人士的努力下，把学校办得有声有色。

1919年，阎宝航任青年会干事期间，由于社会活动过多，牵扯许多精力，并要到北京参加青年会的学习，因此不能专心于贫儿学校的管理和教学。为了谋求学校的发展，特聘其师范时期的同学，我的祖父关纯厚担任贫儿学校的义务校长，阎宝航则出任该校的理事。

祖父上任后，在阎宝航等人的全力支持下，贫儿学校的校务管理逐步走向正规，并正式成立了校董会，校董里还包括了当时沈阳的一些社会名流。同时，学校还制定了详细的办学计划。祖父还专门制定校训，要求每个学生以此对照自己，并身体力行。为培养学生养成助人为乐的高尚品格，学校还要求学生每天做一件好事，并把所做的好事记录在日记上，以备老师检查。因此，在贫儿学校中，学生之间互相团结，风气很正，打架斗殴事件很少发生，学生们也都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随着奉天贫儿学校规模和影响力的扩大，社会各方面对贫儿学校更加重视。1922年3月，经当时的奉天省长王永江同意，拨大南关双小庙子地区，作为学校的校址。共设总校和四所分校。贫儿学校的招生范围扩大至全市，全校人数最多时达2000余人，教职员20人以上。

自贫儿学校成立以来，经费问题始终是个大问题，但有幸得到了张学良的大力支持。1919年，祖父第一次参观贫儿学校就捐巨款。从此祖父与张学良将军开始相识、相交。在他的影响下，奉天的许多政要、社会贤达等都纷纷捐助。郭松龄将军和黑龙江将军吴俊升都慷慨解囊相助，韩敬之的杂技团、程砚秋所在的京剧团也进行义演为贫儿学校捐款。

随着贫儿学校的发展壮大，为了改变只靠募捐办学的局面，祖父决定筹建工厂、农场。 1927年，时任奉天省长刘尚清给学校拨地54亩作为工厂和农场基地。张学良、余庆澜、张惠霖、东三省官银号等共捐款5万余元，用做建厂费用。1929年，开始动工修建工厂、农场。到1931年，貧儿学校已在沈阳大北边门外建成厂房110间、学生宿舍20间，其余空地留作农场。家远的学生有了住处，学校有了自己的工厂、农场，也解决了贫儿学生毕业后的就业安置问题。

1930年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先生到沈阳参观贫儿学校时，看到学校具有如此之规模，大为慨叹：“熊希龄先生以国务总理的地位和声望，费很大力气才办成了北京香山慈幼院，你们以师范学校毕业生，无权无势，无名无力，竟凭一种志愿，白手起家，创造出如此业绩，确是难能可贵。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侵占了东三省，大肆烧杀抢掠，好多工厂、学校遭到破坏，奉天贫儿学校也未能幸免，被迫停办。当时的伪满政府想让祖父出任“教育部长”，企图利用他在教育界的声望及与张学良的关系来控制东北教育界。祖父断然拒绝，随即带领27名孤儿来到北平，并参加了辽吉黑热民众抗日后援会，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创办32个东北流亡学生简易食堂，自任食堂主任救济东北流亡学生。

日本投降时，祖父在一次东北好友庆祝光复的聚会上，又谈起了贫儿学校，不仅感慨万千。他说，每当在街上看到讨饭的孩子，心里就隐隐作痛，就想起当时的贫儿学校。祖父当时向大家承诺说： “等少帅放回来了，我就回东北还办贫儿学校，办贫儿工厂，贫儿农场。”

奉天贫儿学校自1918年至1931年，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培养出学生数千人。原沈阳市委第一书记李涛，原福洲部队副政委王景义，原辽宁省民政厅长李清等老同志，都曾受教于当年的贫儿学校。正如祖父后来所说的那样：那时在沈阳有多少穷人家的孩子、孤儿都收进了贫儿学校，读书、劳动，最后成了对社会有用之人。使得贫儿学校不仅为数千名贫苦儿童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也为以后的抗日救亡运动培养了一支重要力量。 由于办学成绩卓著，加之教育家黄炎培的大力举荐，当时的辽宁省教育厅还给阎宝航颁发了教育奖章，以嘉奖学校公益助学的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