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务农

根据马丁·特罗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理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50%即为高等教育普及化。2018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48.1%[1]，离普及化的门槛只差临门一脚。国内学者对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时点的预测在2019～2022年之间，即我国高等教育最早将在2019年进入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从“大众化阶段”到“普及化阶段”，是量变，也是质变，其供给模式也必然发生深刻变化。从“量”的角度看，我国高等教育经历了持续高速扩张，已经能够容纳适龄国民的高等教育基本需求，规模扩张将进一步趋缓，生源竞争料将加剧。但从“质”的角度看，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基础仍十分薄弱，仍有较大发展空间。

一、高等教育走向普及化的实然不足

（一）硬件设施仍比较落后，高等教育普及化建立在硬件设施超负荷运转的基础上

硬件設施落后表现在诸多方面。其中最迫切的方面，例如课堂教学规模偏大，已成为国内众多地方高校的常态。高校“班级规模扩大对教学目标、教学方法、教师教学行为、教育关照度、因材施教和学生课堂参与产生了不利影响”[2]。高校教学班级规模应该有一个合适的范围，虽然此范围应视专业特性与课程类型而定，但规模过大是目前我国高校教学班级规模最突出的问题[3]。而且，越是热门专业、学生喜欢的专业，规模越偏大。这也是为何四川大学能主要通过“小班化教学”和“智慧化教室”建设而获得全国高等教育教学改革成果特等奖的重要原因。在现代技术条件下，小班化、智慧化教室本应是高等教育的常态，但这对国内大多数普通高校而言仍望尘莫及。

（二）教学改革推进缓慢，教育管理存在较为严重的历史制度依赖，改革动力不足

学科和专业壁垒仍难被实质性打破，计划经济时代遗留的课程设置、系别分置模式使学科专业之间的交叉综合面临重重障碍。加上高校普遍的竞争性绩效激励模式，加深了学科、专业、团队之间的隔阂，不利于知识的生产，也不利于大学应有功能的发挥。另外，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以供给侧的“计划”管理为主要特征，体现为典型的“卖方市场”，大学存在着“教学精神遮蔽”“学术取向功利化”“管理体制行政化”等问题[4]。大学教育供给体现着一种身份、品牌效应，好的身份或品牌则意味着一份好的工作。垄断的大学抱守陈规，以知识传递为主要特征的课堂教学模式难以彻底改变，课堂革命迟迟未有发生。这样的大学供给模式，不能真正把握学生对教育活生生的渴望，不能对高等教育需求侧特征进行充分认识并做出及时反应。

二、高等教育现行供给模式的历史根源

（一）历史制度根源

根据新制度主义理论，高等教育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历史制度会持续影响高等教育的供给模式。我国高等教育自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是以“政治建设为主导”的计划性强、精英化的高等教育供给模式，主要特征是国家运用行政力量对院系、专业，以及高校的全国性布局进行调整，高等教育产品供给的计划性强、供给模式单一、专业设置固定。改革开放以降至1999年高校扩招开始，则是“经济建设为中心”背景下的精英化高等教育供给阶段。高校规模扩张和院系发展仍然主要由政府主导，但市场的力量开始显现，办学主体开始多元化，民办教育开始出现，教育供给产品开始多样化发展。1999年高校大规模扩招以来，“人才市场为导向”的大众化高等教育供给模式开始显现。该阶段的高等教育突出了需求侧的管理，通过一系列教育、金融、土地等优惠政策刺激高校规模迅速扩张。高校基础设施建设迅速成型、容纳了数以百万计的大学增量学生，奠定了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的基础。然而，这种扩张是匆忙而粗放的，班级规模大、师生比高、硬件设施滞后……就业难逐渐显现，“读书无用论”逐渐抬头;而且，形成于历史上的体制、机制以及相应的观念文化又锁死了改革的路径，使高校对新的教育需求难以做出灵敏反应。

（二）后发模式根源

我国高等教育扩张的后发模式主要得益于政府的政策驱动、人口红利，以及我国独特的“文凭文化”。于是，无论是“中专升大专”“大专升大学”，还是地方性大学的占地盘式扩招，都无生源的后顾之忧。大学只要提供“文凭”就能生存，而不必去迎合真正的教育需求，大学也就不会有创新的充足动力。一些学历教育流于形式，课堂变革因缺乏外部竞争压力裹足不前。这些大学无法对社会新教育需求做出敏锐反应，大量教育机会被社会办学机构、培训机构抢占。如，职业类课程目前已成为高校必修课，但师资力量的培训仍主要依靠社会培训机构，高校仍无相关专业。这说明高等教育仍处于“补课模式”，尚无暇充分顾及新的社会需求。但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规模扩张将逐步结束，补课模式被迫终结。目前，一些高校规模增长将逐渐停滞，甚至负增长。另外，人口红利释放接近尾声，学龄人口外流导致的生源紧张也正在显现，高等教育机构面临关、停、并、转的压力。在生源竞争加剧的情况下，高等教育不仅要发现新需求，还要“创造”新需求，如通过参与国际生源竞争、通过教育质量提升和教育内容的更新换代等来“创造”生源。

三、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供给的应然取向

通过“创造新需求”谋发展，其动力将永不枯竭，这也是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重要内容。只有让大学教学不断更新换代，高等教育的需求才会被不断创造出来。这些创造过程应主要通过以下方面实现：

（一）供给平台优质化

目前，我国大部分高校基础设施、办学条件仍相对落后，十几年前靠国家贷款兴建的校舍逐步进入老化阶段，部分设施需要翻新和重建，但主要的投入方向将转向质量升级。高等教育供给平台的优质化，主要是推动教室向小型化和智慧化发展，优化师生比，为课堂革命提供必要的前提基础。目前，我国大部分高校教学方法、教学形式落后，跟班级规模偏大、师资力量薄弱、实验实践平台质量不高有关。由于条件限制，充分的选课制难以实现，谈话法、讨论法、发现学习、自学指导、PBL等现代教学方式难以经常性展开。以系统知识传授为特点的班级授课制仍是主要的教学方式，不利于学生个性化学习，不利于学生创新创业思维的形成。因此，在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首先要从质量上优化教学平台。

（二）供给策略精准化

在供给理论中，古典供给理论的核心思想是管理供给侧，让供给主体“自由地”提供产品，认为在自由环境中，供给主体一定能够创造出有需求的产品。但事实证明，古典供给理论过于理想化地假定了需求侧，最终导致供给的无序。凱恩斯管理思想的核心则是“管理需求侧”，主张通过政策支持激活“新需求”，并对需求侧进行精细研究。但凯恩斯理想地假定了供给侧，最终导致需求管理失灵。新供给理论不仅强调“供给侧管理”，通过精准管理创造新供给，同时强调细分需求侧，为供给管理提供依据。在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市场化特征更加明显。对高等教育的供给管理要实施精准管理，就要在研究需求侧方面下功夫。对高等教育需求侧的管理不再是简单刺激高校规模扩张，而是细分需求侧，为办学主体提供及时、科学的需求数据，并据此适时调整供给侧。

（三）供给对象多元化

首先，普及化前，高等教育对象主要是适龄人群;普及化后，成年人、老年人都将成为高等教育潜在的对象。随着科技进步，人类将拥有更多闲暇时间。闲暇是以时间形态存在的社会财富，是国民幸福指数的重要指标，也是个体全面发展的重要路径。闲暇无论是为了消遣、娱乐、享受，还是为了参加社交活动、学习和自学、教育子女，抑或是从事文学艺术创作和获得新的技术等，都会产生新的教育需求。另外，在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还应积极参与国际生源竞争，通过优质教育吸引国际留学生到国内高等教育系统就读，提升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实现留学人口的顺差。只有当顺差出现时，才能说我国高等教育具有世界一流的影响力。这同时意味着，我国高等教育也应为文化多元化做好充分准备，民族教育、种族教育也会成为高等教育的重要内容。

（四）供给途径混合化

供给途径混合化是指在现代教育技术支撑下，远程教学、在线教学功能日益完善，将成为普及化阶段教育供给的重要组成部分。技术将“推开大学命运的边界”[5]。借助于互联网、教育云、大数据等技术，大学的疆域将在信息高速公路的冲击下消失。大学虽然作为一个人与人之间交流、互动、影响的平台，具有无可替代的集体教育作用，不会也不应该彻底消失，但在线教学的模式将会日益普遍和成熟。互联网将改变在线教学的知识传输模式，为在线教学人员创造虚拟真实的学习场景。远程控制技术甚至允许一个学生通过远程操作利用学校实验仪器做实验，这种类似科幻的技术事实上已经存在。同时，高校也须通过先进的在线技术参与到生源竞争中去。世界名校、国内名校的课程资源在网络上已经唾手可得，而且极具竞争力。这些大学毫无疑问也可通过有竞争力的在线付费课程创收。这必将倒逼大学课堂革命，重塑未来大学格局。

（五）供给方式灵活化

在普及化阶段，短期培训等灵活多样的教学形式将更加普遍，以满足多样化的教育需求。正式的与非正式的、短期的、个性化的教学供给模式将共存，形成一个有机的、持续新陈代谢的生态化供给模式。学习型社会将深入发展，学制更加灵活，学分银行将从试点进一步推广和普及，成为高等教育普及阶段的显性学制。学分银行能够适应“人人皆学、时时能学、处处可学”的学习型社会要求，促进教育形式更加开放、教育资源充分共享，实现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学分的通兑。虽然学分银行的不同实践模式在“无序”困局中面临着不少困境，但学分银行终将使教与学的关系得到充分改善，学生的客户身份得到加强，学校和教师的服务地位更加明确[6]。我国虽已在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领域尝试学分银行制度，但尚未推广到壁垒森严的普通高等教育领域。然而，《斯坦福大学2025计划》已经打破了入学年龄限制，且允许学生在一生中的任意六年就读于斯坦福大学。作为创业大学典范的斯坦福对大学组织构架的再次“轴翻转”正在指向一个可预见的未来[7]。

参考文献

[1] 新华网.教育部发布2018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基本情况[EB/OL][2019-02-26]（2019-4-13） http：//education.news.cn/2019-02/26/c_1210063173.htm

[2] 杨静，姚利民.关于高校班级规模的调查分析[J].高等教育研究，2012（07）：86-93.

[3] 李桂荣，陈玉娟.高校教学班级规模适度性的追问与探析：基于H大学的实证调查[J].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13（01）：3-8.

[4] 范玉鹏，余小波.大学文化生态及其优化[J].大学教育科学，2018（06）：15-20+122.

[5] 桑海云，马培培.技术时代关于大学之道的省思[J].大学教育科学，2019（01）：17-22+123.

[6] 国卉男，赵华.多模式下我国学分银行发展的理性反思[J].教育发展研究，2016（17）：52-57.

[7] 项璐，眭依凡.培养目标：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价值引领：基于斯坦福大学“开环大学”计划的启示[J].现代大学教育，2018（04）：108-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