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纳德·沃斯特 侯深

[摘 要]我们需要绿色历史，原因有六点：一是历史学者尚未对整体的世界予以足够的关注;二是绿色历史尊重自然科学，力图将其纳入历史学者的研究工具之中;三是我们必须在时间的更深处进行思考，回到人类物种甚至地球的起源，因为它们是同一部历史;四是我们所有的文化传统都源自我们同自然的遭遇;五是在一个有着自然极限的世界中，有必要批判地思考无极限的经济增长思想;六是我们需要更好地了解地球上所有那些我们生活于其上并以我们的胃口与消费影响着的土地。绿色将变成历史的颜色，而地球将成为历史学最重要的课题。

[关键词]绿色历史;地球行星;深层过往;自然极限;公众

我对绿色世界公众史学研究中心的成立，向梅雪芹教授及清华大学致以衷心的祝贺。无论大家是否认识到这一点，它的成功与否都同每个人的利益息息相关，因为这将构成我们时代所需要进行的人类意识巨大变革中虽小而重要的一部分。

今日，一座历史学者的前哨所呼唤的无异于我们这个职业对世界认识的整体变化——这个变化关乎我们如何看待变化本身，我们如何诠释过往，我们如何理解我们对地球行星的道德责任，尤其是我们在言说“世界史”时究竟意味着什么。

如果这一巨大的、整体的、抱负深远的变化是绿色世界公众史学研究中心的核心议题，那么我将在此欢庆它的成立，并与梅老师一道怀抱相同的梦想。我们将一起致力于令公众、大学和教授学会以环境或生态的视角思考过去、现在和未来。绿色将变成历史的颜色，而地球将成为历史学最重要的课题。

一、我们为何需要绿色历史？因为历史学者，甚至是世界历史学者，尚未关注整体的世界

一幅于1914年在日本绘成的地图，代表着晚近绝大多数历史学者看待历史的方式：在扁平的表面上由人手绘制了一套色块。其中，各个色块代表着分离的主权国家：那些亚洲与北美的色块被绘于地图的上方，括纳太平洋;地图的下方绘制着欧洲诸国与青岛市（青岛是1914年日本帝国主义的目标）。所有这些色块都多多少少彼此相离。它们是相互竞争着包括青岛在内的领土的国家，而国家也被认为是历史学应该研究的内容。

如此以国家为中心的地图，将我们的历史想象集中于政治与政治冲突，集中于王朝与帝国的历史，集中于法律与条约，集中于为政治边界所碎化的人类物种，集中于忽视、遗忘其与非人类世界关系的人类物种之上。

与之不同的是，这里是梅教授和我希望能为新一代绿色历史学者所研究的一个世界。这幅地图彰显的是一个并非为我们所创造的自然世界，一个在时间中演化、在空间中旋转、自我生成的野性实体（wild entity）——一颗行星。地球的历史已有40亿年之久，它从太阳而非我们之中获取能量，这便是这幅图像所传递的基本信息。

严格说来，这幅地球的图像不是真正的地图，而是1972年阿波罗17号驶向月球时所拍摄的照片。然而它如同地图一样，向我们讲述着我们是谁，我们从何而来，我们又将去往何方。

今天，我们将对“绿化历史”进行很多讨论，但是请注意，这幅图像中的地球呈现的蓝色多于绿色——一种深邃的、可爱的蓝色，源自覆盖地球大部分表面的辽渺海洋，使之与我们太阳系中的其他行星大不相同。它也是白色的——明亮而洁净的白色，这是因为围绕地球的水汽形成了旋转云流，而它也决定了地球的氣候。我们就此可以将地球称为水的行星，因为它为海洋与云流所统御。在这些云流之下，显现的是非洲大陆的南部。在此处，地球则是深棕色的，因为那里裸露的泥土压倒了绿色的植被。所以，我们讨论的可以是一个棕色的地球，也可以是白色的、蓝色的、绿色的地球，这些都是自然的色彩。

从这幅摄于1972年的照片可以清晰地看出，地球并不真正是人类的产物，至少现在还不是。无论是出于好的还是坏的目的，认为人类已然统治、掌控地球的想法都是错误的。在这里，我们看不到任何人工制品：没有城市，没有农场，没有道路。在3万公里的高空中，照相机无法找到充塞地球、令其资源与生态系统不堪重负的70亿人的任何痕迹。

我们当然知道，在这些云流之下，无数人在劳作、饮食、建筑、迁徙，给此行星的生态带来巨大的影响。我们或许没有如我们所断言那样控制或者管理整个地球，但是我们可以改变很多东西，可以摧毁自然，而这往往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或理解自己正在做的事情。

毋庸置疑，我们现在身处地球环境的危机状态，而这一危机，特别是气候变化，业已成为21世纪最重要的议程。这正是我们为何需要梅教授的绿色世界公众史学研究中心的最重要原因。除非历史学者开始将其注意力更多转向此危机，否则他们可能变得对于其社会而言无关紧要。人们可能会指责我们说，当地球变暖、海洋升高淹没城市、污染持续增长、资源如新鲜水源与洁净空气日益稀缺的时候，我们仍然在炮制仅在圈内彼此传阅的高深著作。甚至有可能出现这样的状况：平常的公民或者政策制定者将不再学习历史，甚至斥历史学者为无用之人。

必须承认，我们历史学者除了尾随任何一个初露端倪的问题之外还有着其他的责任。我们必须秉持我们的客观性，实践我们的批判性思维。但是在历史学科的某一处，我们必须开始重视环境危机的根源;在如此做时，我们必须开始从根本上重新思考我们所言的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即是在一般意义上理解我们为何需要一种新的行星史，为何需要绿色世界公众史学研究中心的原因。

二、我们为何需要绿色历史？因为绿色历史尊重自然科学，而且力求将其纳入历史学者的研究工具之中

如果我们希望更好地理解我们的地球行星以及我们在其上扮演的角色，那么就必须接纳自然科学，以及它为我们研究过去所提供的知识与理论，这正是绿色历史的根本性前提之一。

令这幅地球行星的照片成为可能的是自然科学。此前的任何时代或者文明，生活在1972年之前的任何人，都无法制造这样一幅照片或者把握其重大意义。我们不能因他们不具备这样的能力而指责他们。在19世纪，或者在秦朝汉代，人们没有可能将地球看作一个统一的整体，看作一个在太空的黝黯中漂浮穿行的圆球。甚至在2018年的今日，我们也几乎无法理解那个驱动此行星运转的彼此联系、依存之体系的复杂性。然而因为科学，我们发现了新的现实，我们开始推倒将历史与科学区隔开来的围墙。

我相信科学是人类物种的伟大成就，所有的社会都为此成就做出了贡献，甚至包括那些早已消失的采集狩猎者，而且所有的社会都不断累积着至今依然有其价值的知识，但是该成就主要出现在过去的500年间。在此期间，科学获得优厚的资金支持，更好地被组织起来，而且在其发现的工作中变得更为勇敢、锐意创新。该项成就对文明的贡献，超越了任何宗教教派与政治思想，超越了所有满是文学与哲学著作的图书馆，甚至所有那些我们的确应当引以为傲的艺术品所做的贡献。科学也比绝大多数璀璨的技术——交通的、医疗的或者是工业的大批量生产——都更具价值，因为它正是后者得以建造的不可或缺的基础。因此，历史学者需要怀着谦卑和尊敬之心接近科学，学会如何将其知识纳入我们的研究和叙事之中。

但是我必须补充一点，即科学并非总是人类或者自然其余部分的真正福音。比如在基因学与基因工程学那里，我们可以发现科学带来的一些暧昧不明甚至有时潜藏危险的礼物。数个世纪以来，无论是在诗歌还是在园艺中，玫瑰的色彩总是红色——自然赋予其红色，有时可能是黄色或者白色，但是从前任何地方都没有蓝色玫瑰，如此妖孽从基因角度讲并无可能。当红玫瑰是如此美丽，为何有人会向往一朵蓝玫瑰？然而就在最近，来自天津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宣布，他们令不可能变为可能：他们创造了蓝色的或者至少是接近蓝色的玫瑰。他们通过将病菌注入该植物，使之患病而达成这一结果。某一天，玫瑰就将成为这般模样！究竟有多少金钱与智慧投入于创造一个新的鲜花品种的工程，这些金钱与智慧是否该花在应有之处？科学家现在是否将尝试让其蓝色玫瑰散发巧克力或者芒果的芳香？

当我们身边如此之多的物种正在死亡、消失，我们中的一些人为一个新的蓝色玫瑰品种的创造而欣喜至此，这是否恰当呢？

就在2018年，科学家们宣布濒危物种的名单上新增了16000个。我们正在面对历史上最大的灭绝危机，数以百万计的植物、动物、昆虫与微生物都因为人类的活动——主要是农业的扩张，也包括城市的蔓延与市场猎杀——而可能消失。这些正在消失的物种自我们在地球上诞生之日起便是我们的伙伴，而现在我们却将它们——犀牛、大象、华南虎——送往灭绝的黑洞。

正是科学揭示了灭绝的危机，但是同时，也是科学笨拙地捣腾着红玫瑰。绿色歷史不可能回避衡量科学的一应后果，以及评价我们作为行星地球照管人角色的责任。

三、我们为何需要绿色历史？因为我们必须在时间的更深处进行思考，回到人类物种甚至地球的起源，它们是同一部历史

撰写一部关于地球知识与地球照管工作的完整历史，会将我们带回古非洲，带回我们祖先的家园，带回大约百万年前。而后，历史学者可能想去追寻人类大脑漫长的演化轨迹、农业的发明以及伴随时间而来的人口增长。传统人士可能会抱怨这样的工作量过大，或者我们尚不具备做好此项工作的能力。他们可能会反对说，做此项工作，我们拥有的材料过少，当我们回到如此久远的时代，我们无法找到任何书写的档案。还有一些人会争论说，我们的训练仅止于查找、阐释书写的档案，没有这些档案，就没有历史。但这是一个糟糕的观点，无论他们书写与否，所有的人都有历史。地球同样拥有历史，无论它是否被书写并保存于档案之中。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可以在人类学者、心理学者、进化论学者与地质学者那里获得帮助，因为他们业已找到将我们带回书写发明之前时代的方法。

完全演化的现代人大约于14万年前在非洲出现后，立刻向自然世界施加影响。他们走出非洲，穿越亚洲、欧洲、美洲，最终抵达太平洋上遥远而微小的岛屿。我们正是那群躁动不安、不断迁移的人类的后代，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今天的行为正是他们过往的所作所为——积极扩张，占有自然，毁灭其他的生命形式。不过现在我们有70亿人如我们祖先那般思考与行动。在这部历史中，我们人类，无论生活于哪个世纪、哪个大洲，往往看上去都非常相像。

哈佛大学学者丹尼尔·斯梅尔（Daniel Smail）在《深历史与大脑》（Deep History and the Brain）一书中写道：“我们歌颂人类文明的多样性，然而却是相似性最令人惊诧不已，正是它不断地提醒着我们，我们有共同的人性。”他呼吁我们超越国家之间的差异——它们的绝大部分微不足道，去寻找我们一体分享的深邃而共同的人性。科学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人性伴随时间的演化是如何形塑我们对自然的认知、理解与使用的。我们并非全然陷入某种既定的生物性中，因为与其他物种不同，我们也是文化创造的物种。但是，历史学者坚持我们假想的差异而非我们共同之处的时间已经太长了。

四、我们为何需要绿色历史？因为我们所有的文化传统都源自我们同自然的遭遇，而这些传统仍然有力地影响我们对待彼此与自然的其余部分的方式

当历史学者转向文化、思想与价值观的研究时，会感觉自信很多，因为这是我们喜欢做而且知道如何去做的工作。但是即使在文化史中，我们仍在面对一场研究的革命。我们必须延展我们的想象，超越国家、战争、经济、宗教生成的文化政治，询问各种文化同生态以及环境条件之间所发生的纠缠。

伴随着一万年前农业与城市定居点的兴起，历史学者开始拥有人类思考其在自然中扮演角色的丰富记录，这是我们尚未充分研究的书写记录。每一个社会，无论古今，都创造出或可称为环境思想的东西。宗教长期渲染或者影响着这一思想，例如伊斯兰教、儒家、新教都形塑着人们对自然世界的思考和行为。任何尝试起草一份关于濒危物种或者海洋国际公约的人都知道，人们仍然依据那些古老的相互竞争的立场思考，仍然秉持着关于对错的冲突思想。

如果我们所言的仅仅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欧洲白人定居者前往西半球的历史的话，比之中国，美国人拥有的文化史要短暂得多。所谓“印第安人”思考自然有一万余年，但是他们属于几乎没有留下书写记录的人。但是在美利坚合众国现有的短暂历程中，却发展出一套丰富而复杂的环境思想传统，充满着敬畏、喜悦、恐惧、贪婪、实际知识以及道德激情。来到这个广阔的西半球的美国人，撰写了很多的所见所想。他们的文字不仅仅来自于晚近的思想家，如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也来自于早得多的美国人，如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乔治·帕金斯·马什（George Perkins Marsh）、约翰·缪尔（John Muir）、艾莉丝·汉密尔顿（Elise Hamilton）、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等。这些思想家一道留下了关于自然环境的大量重要思想，并在今天为远在中国、非洲、俄罗斯、拉丁美洲的学者所研究。与对待任何一群思想家一样，对待他们也同样需要审慎的阅读与缜密的分析。他们的确大量存在，并建立了重要的思想传统，可能会为今天的我们提供智慧与知识，同时也能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很多借鉴。

五、我们为何需要绿色历史？因为在一个有着自然极限的世界中，有必要批判地思考无极限的经济增长思想

今天，经济增长已成为绝大多数国家与国际集会的头等公共考量。“我们需要，我们向往，我们必须拥有更多的增长”，我们的领袖们如是说，但是这样的要求在数百年前并不存在。为何在今日它变得如此重要，无论这样的增长带来多少有害的环境后果？

无穷尽的经济增长之梦是一个现代发明，是16、17、18世纪资本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随后又成为席卷全球的强大价值观。当我们面对经济增长可能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并被证明未来无法持续时，理解这段思想史是必须的。

六、我们为何需要绿色历史？因为我们需要更好地了解地球上所有那些我们生活于其上，并以我们的胃口与消费影响着的土地

虽然将地球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理解是非常重要的，但同样重要的是去了解地球上那些供我们居住的诸多较小所在。生命发生在特定的地方，每一处都与他处不同。所有的地方都是人与其他存在——动物、蛇虫、森林、土壤、水源与空气——的混合物。

新一代的历史学者已经撰写了地球上很多不同的地方。可能某个人已经在撰写一处你身畔的地方。

从一份美国的简明书单中，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的一本关于哥伦比亚河沿岸人与自然的著作，或者另一部关于加州海岸及其渔业的书籍，或者关于殖民时代的新英格兰、或者关于佛罗里达海湾沿岸的大作。我们还有包括印第安纳州的工业城市加里那样的新地方史。在中国，我们拥有侯深教授撰写的发生在山东青岛，啤酒与阳光如何成为被贩售的商品的地方史。相似的地方或地区史也出现在世界的其他国家或地区，如意大利、瑞典和非洲。

在现代，没有任何一部地方史能够完全独立于国家与国际的力量之外。但是即使今日，每一块特殊的地方有时仍然在抗拒那些外来的力量，即使当它们屈服，它们也不会彻底地被吸纳成某种毫无差别的全球化的抽象存在。

七、结论

谁需要这一新的绿色历史？每个人。这是重要的公共需要，为全体公民所共有。

当然，世界上所有的政治、财经领袖也需要这一历史。

美国总统杜鲁门曾经说过：“一位总统需要面对的所有问题都根植于过去。”事实上，他呼唤历史学者协助他工作，帮助他理解那些根源。可喜的是，与他的一些继任者相比，杜鲁门为准备其工作阅读了大量的历史。但是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他所阅读的主要是政治史。在他的时代，他没有阅读过也不可能阅读到任何绿色历史或环境史。彼时，甚至没有人谈论到这一新历史。但是如果他今天在任，我们就可以交给他一摞不断增厚的书籍与文章，并告诉他说：总统先生，自然的命运以及国家和人类的命运在你的手中;阅读这一新历史，吸取它的观点，而后以智慧和同情去行动。

与以往任何时代相比，历史学者更多领悟到地球是我们最大、最重要的课题。我们或说汉语或说英语或说印度尼西亚语，但是我们都生活在地球的某处。我们领悟到，那些构成地球行星的绿、蓝、白、棕的色块是真实的物理存在，对我们的生存至关重要，是我们生活中美与灵感的源泉。我们皆是这个星球上的栖息者，我们不仅在太阳系中，而且可能在宇宙中都是独特的，因为我们除此之外无他处可去，所以现在已到让历史触摸自然的时刻。

我相信，这将是来自绿色世界公共史学研究中心的信息，我们希望将它传往包括政府官员、商人、诗人、哲人、工程师在内的所有人。历史学者可能无法单独拯救地球，但是他们可以尽一份自己的力量。他们可以帮助我们的公民获取关于我们所居之地、所为之事的更好知识，关于这个地球——我們最大的家园——的更好知识。

责任编辑：安 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