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成美 毛利霞

[摘 要]1858年夏，英国最重要的河流泰晤士河伦敦段出现“大恶臭”，持续一月有余。报刊杂志形象、生动、及时的报道，使泰晤士河的严重污染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大恶臭”是下水道污水和工业废水随意排放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是工业革命以来英国忽视和轻视河流污染的必然恶果。为此，英国政府通过修建伦敦主下水道改变下水道排水口、设立权责明确的河流管理机构、推进相关立法限制工厂的废水排放等措施进行治理，并取得明显成效。“大恶臭”是英国河流污染防治史上的重要事件，为今日河流保护和河流污染治理提供了经验借鉴。

[关键词]泰晤士河;河流污染治理;环境史

泰晤士河是英国最重要的河流，流经伦敦等十多座城市，是哺育不列颠文明的“父亲河”。工业革命以来，泰晤士河的污染日趋严重，尤以1858年的“大恶臭”（ the Great Stink）最为突出。“大恶臭”持续一月有余，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表明泰晤士河被严重污染，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推动了英国河流污染治理的步伐。

泰晤士河的污染及其治理，是国外社会史、公共卫生史学者研究的重要内容，涌现出众多研究成果。劳伦斯·布里兹（Lawrence Breeze）在其专著《1865—1876年英国河流污染的经历》中，较为详细地描述了工业革命后新兴工业对河流的污染及政府的治理措施①。安东尼·沃尔（Anthony S. Wohl）在其研究中认为，污染的河流犹如“毒药库”，成为疾病尤其是水生传染病滋生的温床②。戴尔·波特（Dale H. Porter）的專著探讨了泰晤士河污染治理与下水道建设之间的关系，并对其环境影响进行了较为客观的分析③。

近年来，国外学者在探究泰晤士河污染与霍乱传染相互关系的过程中，更强调河流污染所体现的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失衡，体现出一定的环境史研究视角。比尔·拉金（Bill Luckin）的《污染与控制：19世纪泰晤士河社会史》④，着重考察社会政治进程和阶级意识形态与环境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一部有关泰晤士河污染与治理主题的开拓性专著①。阿曼达·托马斯（ Amanda J. Thomas）以1848年伦敦东区的兰贝思（Lambeth）为例，探究霍乱频发与泰晤士河污染之间的相互关系②。布雷恩·威廉·克拉普（B. W. Clapp）的《工业革命以来的英国环境史》第二章，专门探讨以河流污染为代表的水源污染及其治理，是环境史研究佳作③。

对1858年“大恶臭”这一历史事件，史学界也进行了相关研究。斯蒂芬·哈利迪（Stephen Halliday）的专著重点论述英国为应对“大恶臭”修建伦敦主下水道的来龙去脉④。格利克（T. F. Glick）的论文重在探究1858年“大恶臭”出现后，化学家、工程师等专业技术人员的治理方案及其科学技术依据⑤。汤普森（John D. Thompson）的文章侧重论述社会各界对“大恶臭”的反应，但对其治理的论述不足⑥。里布纳（Jonathan P. Ribner）通过梳理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诗歌、绘画等作品，将以“大恶臭”为代表的环境危机视为“道德危机”的一种体现，进而把环境焦虑延伸为道德焦虑⑦。奥利弗（Stuart Oliver）的文章从现代性视角，论述泰晤士河河堤修建的背景及其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影响⑧。阿什顿（Rosemary Ashton）的著作论述了1858年“大恶臭”期间狄更斯、达尔文、迪斯累里的不同经历和做法，多方面展现它对不同社会群体的影响⑨。

与之相对应，国内的泰晤士河研究主要集中在环境史领域。梅雪芹教授是国内从环境史视角研究泰晤士河污染与治理的开拓者，先后发表多篇论文论述英国河流污染状况及其后果⑩。但对“大恶臭”这一泰晤士河污染标志性事件，国内史学界还未进行过专题论述。故而，本文在国内外学界研究的基础上，拟探究“大恶臭”的表现、成因及其后果，以拓展对“大恶臭”的认识与理解，丰富环境史的个案研究，为今日河流污染防治提供经验借鉴。

一、1858年泰晤士河“大恶臭”概况

（一）报刊杂志对1858年“大恶臭”的报道

1858年6月初，伦敦天气又干又热，人们纷纷抱怨泰晤士河气味糟糕，危害公共健康的传言加剧了伦敦人的恐慌①。6月15日，《泰晤士报》（The Times）刊登一封读者来信，信中写道：“泰晤士河发出的恶臭令人作呕，无法忍受。”②恶臭持续一月有余，演变为“大恶臭”。

6月16日上午9点，伦敦气温达到81华氏度（约27.4℃），中午上升至93华氏度（约34℃），晚上还维持在60华氏度（约16℃）。炙热的阳光照耀下，300万人口产生的垃圾在伦敦的敞口下水道——泰晤士河中沸腾、发酵③。腐烂的黑泥、令人讨厌的码头和摇摇欲坠的仓库，构成泰晤士河畔的一派丑陋景象④。泰晤士河水的颜色是“偏棕色”⑤，“犹如冥河”⑥。“大恶臭”期间，《泰晤士报》开辟了一个专栏，标题为“泰晤士河状况”（the state of the Thames）⑦，每天都介绍泰晤士河的污染情况，引起全国读者的关注。上至英国女王，下至平民百姓，无不受到恶臭气味的影响。

6月20日，维多利亚女王陪同来访的舅舅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一世（Leopold I）及国内外的达官显贵泛舟泰晤士河，一览河岸风景。然而，从泰晤士河散发出的可怕臭味扑鼻而来，迫使女王用鲜花掩面来遮蔽臭味和尴尬，不得不更改游河计划。以幽默犀利、一针见血讽刺现实著称的《庞奇》（Punch）周刊，将此事用打油诗戏谑一番，成为全国皆知的外交尴尬事件⑧。

7月2日，下院议员们正在泰晤士河畔的议会大厦开会，突如其来的臭气使他们大为不悦，不得不用手绢捂鼻发言，辩论的热情骤然下降。但手绢也阻挡不住恶臭气味的侵袭。最后，议员们不得不狼狈逃离议会大厦，“一群人突然从房间里冲出来，为首的是财政大臣本杰明·迪斯累里（Benjamin Disraeli），他一只手拿着厚厚的一叠纸，另一只手从口袋中掏出手帕捂住鼻子，弯腰前行，惊慌急切地逃离这要命的恶臭”⑨。《泰晤士报》的描述不乏夸张、想象的成分，却也委实道出了议员们面临大恶臭的无奈。议会大厦窗户曾经贴玫瑰花瓣，而今贴的是浸透了氯的窗纸。迪斯累里直言，他能忍受自由党人威廉·格拉德斯通（William Gladstone）在议会喋喋不休的发言，但忍受不了泰晤士河难闻至极的恶臭⑩。《庞奇》以“泰晤士老爹”（Old Father Thames）的口吻，诉说他的苦恼：“我的幸福之源被玷污，我曾经甜美整洁的气质，完全被弄脏弄臭，孩子们看到我都捏鼻子。”？輥？輯？訛恶臭气味无处不在，“我藏在你的防护墙后，我透过你的百叶窗呼吸，我能沿着你的烟囱向上爬，或者找到你的通风井，多亏了我，议会闭会”？輥？輰？訛。议会休会一周的主要目的是躲避恶臭气味。“如果不亲身体验，体面的绅士和尊贵的贵族永远不知道情况有多糟”①。

7月下旬，伦敦出现降雨，气温有所下降，泰晤士河的恶臭气味逐渐消散，“大恶臭”也随之消失。然而，作为泰晤士河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大恶臭”以专有名词的形式载入史册。“大恶臭”是泰晤士河污染的典型表现，而在此之前它已经被严重污染。

（二）“大恶臭”之前泰晤士河状况

泰晤士河从西向东流经英国十多个重要城市，将伦敦分为南北两岸。河两岸是英国历史文化荟萃之地，河畔生长着各种杂草和蝴蝶花，河面天鹅飞舞、鱼虾嬉戏，美不胜收。然而，19世纪以来，泰晤士河逐渐被污染。

早在“大恶臭”之前，《庞奇》就曾戏谑地描述泰晤士河的污染。1848年10月，它刊登了第一幅有关泰晤士河的漫画《脏兮兮的“泰晤士父亲河”》，将泰晤士河描绘成脏兮兮的流浪汉，用一首打油诗哀叹泰晤士河“伦敦诺尔一路臭……冒泡河面散发臭”②的污染状况。

画家约瑟夫·特纳（Joseph Turner）以擅长描绘泰晤士河之美而著称于世，但他发现泰晤士河中“不透明的河水泛起黄色、绿色和紫色的亮斑，随着波浪起伏，散发出奇异而明亮的光彩……这里没有什么东西是自然的，一切都是变形的”③。1855年夏，化学家迈克尔·法拉第（Michael Faraday）游览泰晤士河后，发现 “整条河就是一条真正的臭水沟”，河水的气味与下水道的气味一样，他担心这样的状况有可能成为泰晤士河的常态④。此后，泰晤士河水变蓝的新闻见诸报端⑤。《庞奇》认为，“泰晤士老爹”几乎容纳了所有令人讨厌之物，成为首都各式垃圾的大容器;长此以往，其后果是“某天清晨，可怜的泰晤士老爹死在河床上”，因为“河流是一张压根没有任何有益健康因素的床铺”⑥。

泰晤士河被严重污染的样貌在文学作品中也有所体现。狄更斯在《我们共同的朋友》的开篇，不吝笔墨地描绘了这样一幅场景：女孩丽齐和父亲划着破烂肮脏的小船，在污秽的泰晤士河里搜索值钱的东西，运煤船、篮子、摇椅、木头等废品都可以从河中搜到⑦，犹如生活物品的“百宝箱”。在狄更斯的另一部小说《奥立弗·退斯特》中，“雅各岛”位于泰晤士河的一条支流或水湾中，“令人作呕的污垢、垃圾和腐物，装点着这荒唐沟的浑水两岸”⑧。泰晤士河在狄更斯笔下变成了一条排放废水、倾倒垃圾，罪犯、消极者葬身的死亡之河，恶臭的河水让人窒息⑨。

（三）“大恶臭”的后果

昔日干净清澈的河水，发出的恶臭令人作呕，使泰晤士河自身犹如“死海或死河”⑩，也给其他生物带来灾难。

19 世纪初，泰晤士河上渔业繁荣，除了盛产鲑鱼，还盛产欧鲽、雅罗鱼和比目鱼，但此后鱼儿的数量急剧减少。到19 世纪四五十年代，鲑鱼从泰晤士河绝迹了①。作为王家御鸟、泰晤士河一景的天鹅受不了河岸的恶臭气味，控诉恶臭的气味让它早殇，不得不悲戚戚地告别“邋遢、肮脏、丑陋的泰晤士河”②。在《庞奇》的另一幅漫画中，泰晤士老爹热情地邀请一名儿童到河里洗澡，恶臭的气味使该儿童左手捂着鼻子，右手摆手拒绝③。不久，《庞奇》又以泰晤士老爹的口吻发表了一首打油诗④，除了讲述自身的悲惨遭遇，还对睡莲、莎草、岩礁等造成的伤害表示愤怒。

污染如此严重的河水，竟是伦敦人的主要水源。19世纪40年代，泰晤士河的严重污染使人们关注污染的河水是否适合使用。一位强烈批评泰晤士河水的人认为：“河流中流动的是死水般的汁液，按最低标准这样的水也不能安全饮用。”⑤正如一幅漫画所讽刺的，“水，水，到处都有，但一滴都不能喝”⑥，因为饮用水在显微镜下变成各种病菌的大集合⑦。伦敦穷人明知“河中有大量的烂泥和垃圾”，但仍然从泰晤士河中取水饮用⑧。“大恶臭”期间，东区的穷人在周日拿着锅具和其他厨房用具到处寻找水⑨。

“大恶臭”的气味也让伦敦人难以忍受，他们“呼吸的每一口空气都受到了它（指泰晤士河——笔者注）散发的有毒气体的污染”⑩，面临慢性毒杀的危险。外科医生威廉·莫德（William Morde）调查了200名泰晤士河岸及附近工作的人后发现，许多人出现一些共同的症状，如浑身无力、恶心、疼痛、眼花等，还有许多人出现暂时性失明或视觉损伤，甚至时常精神错乱？輥？輯？訛。

面对严重的污染，1851年2月，《家常话》（Household Words）周刊提醒社会各阶层读者，“疾病近在咫尺”，有可能遭到河流的报复？輥？輰？訛。泰晤士河“报复”的最可怕方式是传播传染病。7月3日，《庞奇》的一幅漫画标题为“泰晤士老爹向伦敦城仙女介绍其子女——‘白喉、淋巴结核和霍乱”？輥？輱？訛。这表明，温情脉脉的“老父亲”化身为“毒药库”，成为孕育和传播疾病的基地，尤其成为霍乱肆虐的温床。

霍乱是水生传染病，在条件适宜时经常通过水源传播。1831—1832、1848—1849、1853—1853年间，霍乱三次传入英国，每次造成2—5万人死亡。1832年霍乱首次暴发时，伦敦的疫情并不突出，但成为第二、三次霍乱受害最深的城市。第二次霍乱期间，伦敦因霍乱死亡14137人？輥？輲？訛，其中东区的疫情尤为突出，患者大多生活在泰晤士河畔，日常用水来自泰晤士河。1854年霍乱期间，全伦敦共有10738人死于霍乱①。格林尼治的医务官发现：“目前的传染病主要出现在濒临泰晤士河之所，离河越近，霍乱病例越多;离河较远，患病人数也随之减少。”②霍乱与泰晤士河的关系，被药剂师约翰·斯诺（John Snow）的研究所證实。他发现，霍乱是一种独特的、经水传播的传染病。霍乱病人的排泄物经下水道流入河流或水井，居民或供水公司从被霍乱排泄物污染的河水或井水中取水，从而感染霍乱;而霍乱病人的排泄物又流入水源中，周而复始，传播霍乱③。为此，《庞奇》曾刊登了一幅《沉默的强盗：要钱还是要命》的漫画，提醒人们：如果不采取措施予以制止，曾经的生命之河有可能成为死亡之河，一味追求金钱的后果将是“有钱丧命”的悲惨结局④。

报刊杂志对大恶臭图文并茂的报道，展现出要求河流污染治理的“视觉和文字斗争”⑤。1858年的“大恶臭”改变了泰晤士河在英国人心中的形象，“上帝赐予的一条最高贵的河流……沦为最卑贱的臭水沟”⑥。“大恶臭”不但引起新闻媒体和公众的注意，更让当权者意识到泰晤士河的糟糕状况。

面对泰晤士河的“大恶臭”，人们不禁要问：此乃谁之过？

二、“大恶臭”的成因

关于“大恶臭”的成因，《泰晤士报》的一篇社论認为：“很大程度上，臭味源于倾倒进泰晤士河的垃圾。”⑦垃圾来自何处？史学家给出了答案：“工业增长和排污系统的发展，使许多河流变成了公共下水道或令人恶心的恶臭河流。”⑧泰晤士河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一）下水道排放

自古以来，泰晤士河岸居民将日常生活垃圾丢入泰晤士河，并没有造成大规模的污染。工业革命以来，随着城市的扩大和人口的剧增，伦敦居民的日常生活垃圾和大小便垃圾日渐增多，带来严重的垃圾问题。

19世纪初，为了加快解决伦敦市区污水横流、垃圾成堆的卫生问题，伦敦的八家下水道委员会允许私人排水沟与公共下水道相通，将之排入泰晤士河，加剧了泰晤士河污染。到1828年，涌入泰晤士河的下水道达139—145条之多⑨。此时，伦敦西区已经发现下水道垃圾随河水流入千家万户的日常用水中，但没有引起广泛关注。

1848—1854年的公共卫生改革期间，埃德温·查德威克（Edwin Chadwick）力排众议，兴建椭圆形（小管道）下水道系统，与泰晤士河相通，把泰晤士河当作一条天然的排水沟⑩。下水道固体和液体垃圾，居民的日常垃圾，屠宰场废料，以及动物尸体和工业废液，随下水道流入泰晤士河①。1840年代末，每天大约“250吨的垃圾流入泰晤士河”②。《庞奇》曾刊登一幅多弗（Dover）向泰晤士河排污的漫画，并这样描述道：“泰晤士河流经之处散发出难闻的气味。美好时代干净清澈的河水，如今却成为致人死命的毒河。”③泰晤士河沦为“伦敦的露天大下水道”④。

此外，泰晤士河伦敦段上游的城镇也如法炮制，把垃圾排入泰晤士河，“温莎的下水道的垃圾溢出整个街区，通常两码宽一英尺深，全部进入泰晤士河”⑤。泰晤士河从克里科雷德（Cricklade）到伦敦排水系统端点这一段河道，因沿途城镇、村庄与住户排放的污水不断流入，造成河水总是污浊不堪⑥。最终，作为泰晤士河的下游，伦敦段的泰晤士河集上游、中游垃圾之“大成”，藏污纳垢，成为污染最严重的河段。

（二）工业污染

18世纪末，泰晤士河岸只有一些修造船舶和制造桅杆的企业，以及一家造船用品商店、几家油厂、玉米作坊和磨房厂。随着蒸汽机的出现，除老市场外，新兴工业纷纷在泰晤士河两岸安家落户。据统计，19世纪初，伦敦有150家屠宰场，一间鱼市场，还有制革厂、丝绸纺织厂、棉布印染厂、蒸馏厂和火药制造厂、煤气厂等，它们制造的垃圾都流入泰晤士河，其中一些垃圾是“有毒的污染源”⑦。到19世纪中叶，化工厂、黑色涂料厂、石板作坊、冶炼厂、地毯厂、酿酒厂、印度橡胶厂、肥料厂、油漆厂、印刷油墨厂、防水油布厂、生姜啤酒厂、防水厂、造纸厂、制碱厂、焦油厂、水泥厂、肥皂厂等厂房也林立在河两岸，都属“危害健康的制造业”之列⑧，这些工厂的工业废水通常是比下水道污水危害更为严重的污染物（消耗了水中的氧）⑨。此外，数量庞大的各种各样的金属盐、染料、硫磺，以及其他气味难闻并且有毒的原料，在给货物清洗、漂白和染色之后，也直接流入河流⑩。各家厂房高耸的烟囱吐出卷卷黑云，直冲云霄，污染了天空。各种废水废料通过长长的排水管流入泰晤士河，混合成冒着泡沫的褐色污水，既污染了河水，又散发出恶臭气味。

泰晤士河是感潮河，大海“拒绝接受令人讨厌的贡品，每一次涨潮都把它们带回去”？輥？輯？訛。垃圾越积越多，最终导致泰晤士河臭气熏天，“伤眼刺鼻，对鱼类有害，对人类有毒”？輥？輰？訛。

三、治理“大恶臭”

“大恶臭”出现以来，如何处理河流中的垃圾，如何治理泰晤士河污染，成为英国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

（一）兴建伦敦主下水道

19世纪中叶，各地方政府已经意识到垃圾经下水道随意排入河流所带来的恶果，积极摸索下水道改革和建设模式①。“大恶臭”出现后，下水道议题又引起伦敦各方的热烈讨论。

化学家和工程师认为，下水道中的有机物会自行分解、氧化，“泰晤士河也具有自我净化之法，完全可以解决它现在遭受的污染”②。在他们的建议下，伦敦政府每周向泰晤士河倾注价值约1500英镑的石灰，但这种做法只是“暂时缓解”恶臭气味，下水道继续把腐烂的有毒垃圾流入泰晤士河，在纠正错误、改善污染状况方面“毫无作为”③。有人主张把下水道的垃圾作为肥料卖给附近的农民，用作农业肥料，据此每年可以获得额外收益。还有人提出“利用最天然最廉价的中介——潮汐”④，来分离垃圾和污水。这些办法即便能够充分利用下水道的优势，也无法让河水免遭污染。泰晤士河是伦敦人主要的水源，下水道的排水口绝不能靠近居民生活用水的取水口，必须另设他处。

“大恶臭”期间，为了加快下水道的改造和排水，在本杰明·迪斯累里的推动下，8月2日，议会扩大了大都市工程委员会（Metropolitan Board of Works）的权力，授权它“以合适的进度，尽快实施并完成改善首都主下水道的工程，阻止垃圾在伦敦城区内注入泰晤士河”⑤。议会还为此专项拨款300万英镑，用于修建伦敦主下水道。

大都市工程委员会采用约瑟夫·巴泽尔杰特（Joseph Bazalgette）的主下水道设计方案，兴建更完善的下水道系统，以改变下水道的排水口。巴泽尔杰特的设计方案属于大管道系统，计划在泰晤士河两岸兴建5条相互衔接的截流下水道，河以北3条，河以南2条。1859年，南段主下水道工程正式动工，1865年完工，包括450英里（720公里）主干道，连接约1.3万英里（约2.1万公里）支道，耗资460万英镑⑥。1866年，伦敦又出现霍乱，因下水道排水口移到伦敦郊区，泰晤士河南岸没有出现霍乱，而河北岸的下水道才刚刚建设，成为霍乱最严重的地区。1868年，河北岸的下水道开始动工，到1875年，伦敦共建成133公里长的新交叉下水道，覆盖全城区⑦。

泰晤士河是潮汐河，潮落时带走下水道的污水和垃圾，也大大降低霍乱、伤寒等水生疾病滋生的概率⑧。河北岸的下水道低于河流的水位线，涨潮时会造成垃圾堆积，进而滋生疾病。为此，巴泽尔杰特在河北岸下水道淤积处开辟出约37英亩的土地，于1864年开始修建泰晤士河河堤，三段河堤共计3英里长，于1874年5月完工⑨。泰晤士河河堤不仅为低水位的拦截下水道提供一条水渠，还是泰晤士河保卫伦敦的最后一道防线。河堤周边被开发为花园，成为伦敦人休闲娱乐的绿色空间⑩。曾经污染严重、恶臭的商业化河岸转变为一条观赏性通道，实现了城市排水和城市美化的有机结合。

（二）设立泰晤士河管理局

泰晤士河流经英国十多个城市，所有权和管辖权归属多个部门管辖，造成权责交叉和政出多门，为河流污染治理带来难题。

伦敦市议会与英国女王围绕泰晤士河的所有权展开法律交锋。1856年，双方达成协议，英国女王放弃泰晤士河的所有权，由新机构泰晤士河管理委员会（the Thames Conservancy Board）管辖泰晤士河下游。泰晤士河中上游依然控制在泰晤士河管理局（Thames Commissioners）手中。该机构人员臃肿，主要代表河岸相关机构和个人的利益①，对泰晤士河的污染视而不见。泰晤士河管理委员会力图有所作为，但因成立不久，权力有限，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②。大都市工程委员会负责伦敦的下水道工程，也负有泰晤士河管理和净化的部分职责。

可见，在泰晤士河的管理上，没有一个机构靠拥有法定权力来减少污染③，反而因权责不清和利益纠葛而争吵不休。另外，作为流经英国十多个城市的长河，泰晤士河是全国性河流，其污染虽以伦敦段最为严重，但并非伦敦一地所为，其他地方也或多或少参与其中，也应该为污染治理承担责任和义务。仅靠伦敦一地的治理，泰晤士河的污染治理将毫无效果④。从长远来看，为避免各河段转嫁污染，统筹全河段的管理和治理势在必行。几经权衡，1866年，议会授予泰晤士河管理委员会管辖权，不仅负责泰晤士河全河段的的治理，还有权检查和管理泰晤士河及其周边3英里内的所有水道状况⑤。这样，泰晤士河实现了全流域跨区域的单一机构管理，权责清晰明确，为泰晤士河的治理和保护提供了基础。

（三）推进相关立法

19世纪中叶，除泰晤士河外，英国其他河流也不同程度地被污染，河流污染成为全国性的普遍问题。治理河流污染，既需要各地因地制宜，更需要全国统筹规划，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权责。

1855年的《垃圾清理法》（Nuisances Removal Act）曾建议惩罚那些随意排放工厂废水废料污染河流的工厂和个人，但因种种阻挠而没有落到实处。“大恶臭”之后，英国腹泻患者较多，死亡人数较高。枢密院进行调查后认为，腹泻死亡人数与空气污染或水污染有密切关联，加强了议会和社会各界对河流污染问题的关注。1866年，霍乱对泰晤士河南北两岸截然不同的影响⑥，促使下院组建专门委员会调查英国河流污染状况。委员会提交的报告证实英国河流已经被污染，再次将河流污染问题提上议事日程。然而，面对河流污染治理，利益集团之间、地方政府之间、政党之间展开激烈的辩论和交锋，短期内没有实质性进展。

1872年，保守党上台，在迪斯累里的推动下，议会再次关注下水道排放、河流污染治理课题。1875年，议会通过的《公共卫生法》（Public Health Act of 1875）明确规定：地方相关机构应及时维修其管辖范围内的下水道，必要时兴修更多下水道，以便排放当地污水;任何地方机构均不得将本地区内未处理的污水经下水道排入河流等⑦。该法在改变下水道排放方面有了明文规定，也为随后的河流污染治理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被认为是迪斯累里政府的政绩之一①。

1876年7月，保守党再接再厉，促使《河流污染防治法》（The Rivers Pollution Prevention Act）成为国家立法。该法明确规定：任何人排放或者故意纵容排放任何固体或者液体污水进入河流，任何工厂、制造业、矿山等将有毒、有害或有污染性的固体和液体排入河流，均属违法行为。该法在内容上存在很大的漏洞和弹性空间，被斥为一项失败的立法②。但作为英国历史上第一部防治河流污染的国家立法，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随意排放工业废水的行为，促进了河流污染的改善。此后泰晤士河再也没有出现“大恶臭”之类的状况，其他河流的污染状况也得到治理。

四、总结

1858年泰晤士河“大恶臭”是英国河流污染的典型和缩影。面对“要钱还是要命”的选择题，英国人加快了河流污染治理歷程，也为今日河流保护和河流污染治理提供了经验借鉴，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大恶臭”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副产品之一，是英国长期忽视和不重视河流污染治理的恶果。19世纪中叶是英国工业革命成果大放异彩的时期，也是工业革命的副产品逐一显露的时期。“大恶臭”的出现让英国人始料未及，但它非一时一地一人所为，而是英国长期以来人与自然、自然与经济之关系恶化的体现。在英国片面追求经济利益、忽视河流保护行动和思想的作用下，昔日甜美亲切的“老父亲泰晤士”沦为恶臭熏天的“大恶臭”和鱼死人病的“毒药库”。河流污染的受害者也是河流污染的实施者，其因果关系值得反思。英国人与泰晤士河关系的转变，是英国人对待人与自然关系态度的体现。此后，英国逐渐正确认识人与河流、人与自然之关系，避免了类似事件的再次出现。

其二，在治理“大恶臭”过程中，英国意识到包括河流污染治理在内的环境问题是政府分内之事，妥善处理各种权责分配和利益关系，较好地解决了“大恶臭”问题。具体表现在：在下水道排水口的设置上，伦敦市议会统筹规划，选择了巴泽尔杰特费时费力费钱的“大管道系统”，历时十余年才最终完成改建工程。如果没有痛定思痛的决心与魄力，这一造福后代的工程不可能取得成功。主下水道系统竣工后，鲑鱼重现泰晤士河③。而泰晤士河河堤的修建，则使人与河的关系恢复到良性互动的轨道上来，为此后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发展提供了思路。故而，史学家阿萨·布里格斯（Asa Briggs）认为，伦敦主下水道工程是维多利亚时代最伟大的成就之一④。在泰晤士河的管理上，面对所有权与管辖权分离、管辖范围内各自为政的局面，英国政府设立专门的泰晤士河管理委员会，全权管理泰晤士河事务，统一管理，权责明确，也推动了其他河流管理的改革和完善。在限制下水道排放、工厂废水废料排放的立法过程中，英国议会稳步推进，其间几次提案中途夭折，最终制定了《河流污染防治法》，使河流污染防治做到了有法可依，也为随后的有法必依奠定了基础。

总之，“大恶臭”不仅是泰晤士河史上的重要事件，也在英国河流污染治理史上具有不容忽视的地位和作用，其治理的成败得失至今仍不失其现实意义。

责任编辑：安 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