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蕊

摘要：本文从身体实用理性的过分强调、自我约束准则的反噬性及放弃挣扎的悲剧三个层面，分析了《骆驼祥子》中主人公祥子“体格”、“忍性”及“要强”认同的失落，重新探讨了祥子由“人”变“鬼”之惑，认为祥子堕落的根源在于自我认同全面崩溃后的精神自杀。

关键词：《骆驼祥子》;自我认同;精神自杀

老舍在他的扛鼎之作《骆驼祥子》中，穷形尽相地展现了主人公祥子的悲剧人生。但试着倒推祥子的人生历程，他由“人”变“鬼”的临界点，却多少有些匪夷所思：在离开大杂院到寻找小福子的过程中，祥子向刘四爷报了仇，也在曹先生那里获得了新的工作机会，但他却在这个可能东山再起的关节点上彻底堕落了。因此，祥子的“堕落”不是社会环境逼迫下的无路可走，而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杀。

小说第六节，老舍借祥子在杨家受挫后的心理活动，道出了祥子自我认同的三个重要方面，即“体格”、“忍性”和“要强”，这三点是祥子衡量自己能否成事的主要标准，也是祥子确认“我是谁”，将自己与他人区别开来的重要质素。三重认同的失落，导致了祥子自我认同的全面崩溃，最终走上了精神自杀的不归路。

一、“体格”认同的失落：身体实用理性的过分强调

在祥子的自我认同中，“体格”是摆在第一位的。小说一开始，他从农村来到城市，“结实硬棒”的身体给了他在北平活下去的勇气，不仅是他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更是他自尊心的体现。祥子依靠自己的“体格”，克服了伤痛和疾病，赚来了属于自己的第一辆车，他不用再为“车份儿”着急，同时也对自己的事业有了进一步的规划，此时“身体”与“车”之间达成了一种良性的互动，两者是互相裨益的。接下来，祥子开始把“车”看成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他在拉车中长高、长“硬棒”，一次次的飞跑，不仅发挥着自己的力量，也展示着车的优美，祥子对“体格”的认同在不断膨胀。

这种膨胀在他从军营逃回城里后达到了极点。心血换来的第一辆车子被兵匪抢走，尽管造成了祥子精神上的挫败感，却丝毫没有让他对自己的“体格”丧失信心。为了尽快买上车，他开始极度消耗自己的身体，“病没好利落”就开始拼命，他竭力控制着自己的身体欲望，也是为了省钱。此时祥子对“体格”的依恃，已经出现了过度化的倾向，并且这种对“体格”的过分依恃在祥子的潜意识中逐渐开始转化为对“车夫”身份的过度认同，仿佛唯此才能彰显自己的力与美，唯此才能体现自己“体格”的价值。

“体格”认同的失落是祥子在与虎妞发生一夜情之后开始萌生的，内心的羞愧、烦闷，使他产生了“身上好像粘上了点什么”的具象感觉，他感到自己“由乡间带来的那点清凉劲儿毁尽了”。与虎妞结婚后，这种失落感越来越强。婚后第二天在澡堂中面对自己光溜溜的身体，他第一次觉得“羞愧”，这种“羞愧”感的产生，一方面是因为自己在道德上被人指责而无力辩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自己一直以来所珍视的“身体”的被玷污。当他再次拉车感到疲惫时，便从“高个子”那里确认了虎妞是个“吸人血的妖精”。此时祥子已经开始丧失对自己“体格”的认同，逐渐滋生出对自己身体的厌弃，“体格”认同的失落使祥子的自我否定意识开始从肉体层面向精神层面生发，从“夏太太”那里染上性病后，他曾经依恃“体格”获得的“自由”和价值，他的自我认同，已经销蚀殆尽。

祥子将“体格”或者说“身体”，作为自己人生意义的生发点，极度珍视它，颇有几分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通过肯定人体之美来确认人自身价值的意味，这本身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祥子对“身体”之美的肯定，却是基于“身体”的实用性，他过分强调了身体的这种理性价值，将其作为自身唯一的生产力。在“身体”的实用性受到损耗的时候，不能及时调整自己的生产方式，却在潜意识中转向对自身及“损耗者”道德层面的质疑。他忽视了“身体”作为“肉身”的一面，没有认识到适当的口舌之欲和本能的生理冲动，同样是必要的、健康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甚至带有一定补偿性的。从而导致了祥子“体格”认同的失落。

二、“忍性”认同的失落：自我约束准则的反噬性

祥子自我认同的第二个方面，是他的“忍性”。这个词从字面上讲，是“坚忍”和“克制”的意思，可以理解为祥子有自己奉行的一套价值准则，并以此来约束自己。祥子的“忍性”使他“硬挺着”伤病，“咬牙努力”用整整三年的时间，凑足了一百块钱;让他在殚精竭虑中拉着骆驼走出了黑暗;也曾让他抵挡住烟酒“特别的诱力”，从牙缝中积攒着买车的钱……然而却终究没能改变他堕落的结局，同时也反映出支撑这种“忍性”认同的价值准则的反噬性。

一方面，从祥子对待政治的态度上看，他所奉行的是一套趋利避害的“利己”人生观。尽管战争的谣言在北平城中疯传，但他还是“只顾自己的生活”。身处风暴中心，祥子不问战争的是非曲直;农民出身，他却不大关心田地和春雨的情况。祥子基本无视周围人的生活，也不关心民族国家的前途命运，这与道德层面的是非无关，而与他的价值认同有关，对于底层民众而言，改朝换代的政治斗争只是上层权力者的争夺和表演，成王败寇，没有是非公断，因此他们只关注眼前的利害和自身的得失，而缺乏远大的社会理想。

另一方面，祥子奉行的价值准则还集中体现在他对待婚恋的态度中。小说中第一次写道祥子关于“娶亲”的设想，是在他与虎妞的一夜情之后，他的理想是娶一个“乡下”的、“年轻力壮”的、“吃得苦”、“能洗能做”、“一清二白”的姑娘。“到乡下”去娶亲的想法，与祥子“来自乡间”的身份契合，反映出门当户对的传统婚恋观，然而这并不是绝对的标准，因为他后来喜欢的小福子就是一个城市姑娘。而虎妞能以一己之力操持起车厂，“力壮”自不必说;放弃车厂留在大杂院中，可以说“吃得苦”;婚后为祥子准备饭食、收拾屋子，也算“能洗能做”，但祥子從看待女人的角度来看她时，却只看到了她的“丑，老，厉害，不要脸”。可见，在祥子的“身体认同”彻底失落之前，“年轻”与“一清二白”才是他最主要的婚恋标准，祥子内心屡次将虎妞妖魔化，便是因为虎妞的出现冲击了他的审美观和道德观。此外，祥子要娶虎妞这个“破货”的压力还在于“死后都没脸见父母”;而当虎妞真的怀孕后，想到即将有人叫自己“爸”，却“忽然觉出自己的尊贵”，则体现出封建传统价值观对血缘、亲族的重视，及其对祥子婚恋认同的影响。

而这种趋利避害的“利己”人生观和封建传统的价值观糅合在一起，便促成了祥子潜意识中对“命运”的信奉。他在危难之际捡到军营中的骆驼，逃命的途中也始终不肯放弃，是因为他相信“骆驼的命运也就是他的命运”;摔到曹先生想要辞活，不仅是对自己失职的悔恨，还因为曹先生的命比自己的命“值钱”，深重的等级观念使“他顾不得恨谁，只恨自己的命”;虎妞谎称怀孕后，他感到了命运之“网”的收拢，在“认命”与“破命”的纠结中，已经在潜意识中给了自己顺从命运的借口……在整部《骆驼祥子》中，“命”字出现了96次之多，除此之外，祥子对于“第一个客人”性别的执着，对于买二强子洋车的忌讳，对于救助虎妞的放弃等等，也都指向祥子对命运强力的不可抗拒。

对命运的信奉成了无形中束缚祥子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他越是遵从自己的“忍性”认同，越无法从命运中挣脱出来。祥子最初想要一辆属于自己的车，为的是可以使自己“自由，独立”。然而他却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这套人生观和价值观是不适应他的发展要求的，就更不用说使他态度坚定地去对抗挫折、抵挡诱惑了。“忍性”认同的失落，清晰展现了祥子本用来约束自己向好向善的价值准则，是如何反噬他自身的。

三、“要强”认同的失落：放弃挣扎的悲剧

如果说“忍性”对应一种自我约束的价值准则，那么“要强”恰好与之相对，代表的是一种奋发向上的追求。小说一开始，祥子便是以异于众车夫的形象出场的，这不仅体现在他“体格”的“坚壮”，“忍性”的“沉默”上，还在于他因“要强”而“有生气”，而他最终却以在地上找寻烟头儿的颓丧姿态退场，则显示出这种“要强”认同最终的失落。

要理解其中的深意，首先需要弄清祥子的“要强”究竟是为了什么。小说贯穿始终的线索在写祥子“买车”，而“买车”是为了“挣饭吃”。那么按照常规逻辑，祥子的放弃应当是因为他挣不到饭吃，但事实恰恰相反，即便是祥子在最落魄的时候，也买得起“两碗刷锅水似的茶”和“十个煎包儿”;就算到了故事最后，已经变了“鬼”的祥子也不是去要饭，他找寻的是“值得拾起来的烟头儿”。“挣饭”对祥子而言固然重要，但“饿”于他只是一种潜在的危险，他要做的，是以“现在的优越”来“保障将来的胜利”。换句话说，祥子的“要强”不仅是为了当下，更是指向“将来”的。

而“要强”又换来了怎样的“将来”呢？老舍在祥子的视域中，为他设置了两个参照，一个是“二强子”，一个是“老马”，表面上看起来他们是殊途同归的：他们都曾做过车夫，都曾年轻力壮过，但年轻时的“优越”和“要强”并没能换来应有的物质保障，他们终归于落魄。

但本质上，两人却存在着天壤之别。二强子自认无力承担养家糊口的责任，而将生活的重担一股脑全部推到女儿小福子身上，他以血缘伦理绑架（“你要真心疼你的兄弟”），传统孝道威逼（“教我一个跟头摔死，你看着可乐是怎着”），甚至于直白暗示（“有现成的，不卖等什么”），迫使女儿走上了卖身的道路;却在吃到了女儿的人血馒头后，极力的贬损她（“小福子天生的不要脸”）;然而又能将自己的一切魔鬼行径都轻易的借“酒”推脱，在混沌的精神状态中自我放逐着……“窝囊废”二强子身上几乎凝聚着底层社会中挣扎的小市民身上所能体现出的全部的恶。相反，老马却没有因为贫穷而放弃对生活的担当，他在儿子因战乱去世、儿媳离家出走后承担起了照顾孙子“小马儿”的责任，即便是饿到晕倒，一有了食物也是先想到孙儿;孙儿病死后，他已经无力拉车，却仍旧坚强的在车口儿上靠卖些热茶和烧饼果子养活自己。老马的坚忍顽强与二强子的窝囊猥琐形成了鲜明对比，也说明了放弃自我并非是艰难生活中的唯一选择。

這便指向了“要强”的意义所在。对于底层民众而言，他们或许无法做到以较高的姿态去“反抗绝望”，“与黑暗捣乱”，但仍然可以像“老马”一样勇于承担生活重负，在黑暗中挣扎，这种精神本身就是“要强”的终极意义了。而小说中还流露出“要强”的某些实际意义。比如，二强子的儿子看到父亲被打，选择了鼓起勇气轰走他;而老马的孙子在饥寒交迫的情况下，选择的是多让一个包子给爷爷，并承诺“我回头把爷爷拉回家去”，爱与责任的传承便在这种相依为命的共同挣扎中体现出来了。此外，老马最后“评断”祥子的话也颇有深意，他以“蚂蚱”为喻，说明了个人奋斗的幻灭性，并指出“干苦活儿的”最终出路在于团结，就颇有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革命主义色彩，它是“老马”挣扎了一生，得出的人生体悟，这是放弃了挣扎的“二强子”们所不能参透的。

“老马”与“二强子”绝不单单是对某两个具体之人的影射，而是各自代表了两类人和两种人生选择，他们是祥子日常接触最密切的“车夫”群体中的两个极端，祥子在两者的镜像中成长着，自始至终都面临着“要强”与“乐乐眼前”的纠结与选择。可惜的是，祥子只看到了两者共同的结局，没有也无法认识到两者实质上的差别，他终究还是在命运的打击中沦落，做出了放弃挣扎的选择，“要强”认同的失落便由此而生了。

祥子被命运的巨轮无情的碾压过，丧失了“体格”与“忍性”的认同，已经“完全入了辙”，认定了自己就是“那么个车夫样的车夫”。而遇到刘四爷，又激起了他一丝残存的挣扎意识，随即想到要去找曹先生与小福子，因为他们分别能给予他物质和精神的慰藉。然而“老马”的结局却让他彻底看清了自己的“未来”，在“找到”小福子之前他就已经放弃挣扎了，他不想再为任何人而“努力”。“要强”认同失落后，祥子完全迷失了自己，去确认小福子的结局，也不过是再次印证“努力一世的下场”罢了。最后他欺骗熟人、出卖同伴，丧失了为“人”的底线，已经彻底沦为一个“末路鬼”。

老舍在《我怎样写<骆驼祥子>》一文中提到这篇小说的创作目的，在于“要由车夫的内心状态观察到地狱是什么样子。”我想，社会黑暗、命运坎坷都只是表象，放弃挣扎、精神自杀才是“地狱”的本质。这样的悲剧不会因时代的变迁而消亡，它直至人性本身，是人类共同的生命寓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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