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索伦嘎

摘要：石一枫近年的中短篇小说立足当代市场经济背景，赋予女性以战斗姿态，描写她们陷入阶级困境和正义困境时的对抗和突围，也写出她们在这个过程中付出的代价。另一方面对时代巨轮下的知识分子投以审视的目光，对其中的犬儒主义者和利己主义者提出严格的道德拷问。由此本文梳理出石一枫对于小人物的关切和在文学创作上的道德责任意识。

关键词：石一枫;中短篇小说;道德

石一枫作为自小生长在北京大院儿，又从北大中文系科班出身的新锐作家，早期的长篇《红旗下的果儿》、《节节最爱声光电》、《恋恋北京》、《我妹》等作品并没有让他彻底走入大众视野，倒是近几年的《世间已无陈金芳》、《营救麦克黄》、《地球之眼》等中短篇小说的问世使他声名鹊起，尤其是《世间已无陈金芳》不仅曾获郁达夫小说奖中篇小说提名，更是斩获鲁迅文学奖，使他和他的作品都受到了更多的关注。

一、从女性战斗姿态看社会的正义困境

石一枫中短篇小说中经常会燃起一种精神——战斗。而现代的大众性格构成中“战斗”这一味料越来越淡。石一枫关注到了这样的普遍现象，并通过一个又一个战斗中的人物的故事来书写社会大背景下正义的“战斗”行为的可贵。值得注意的是，石一枫笔下的战斗主体多为女性，她们由于对理想的追求而与现实有了具体的对立，她们的战斗姿态虽然光鲜，却总是以沉重的代价来收场，显示出女性在争取权利和维护正义时容易面临无所出路的人生困境。

《世间已无陈金芳》中的女主人公陈金芳就是一个为了在北京“活得有点儿人样”而用自己的全部青春去“战斗”的底层形象，她的战斗里更多的是为摆脱原生阶级而进行的抗争。作为一个从农村随家人进京的“寒碜”的转校生，她从一开始就不受老师和同学们的待见，于是她开始尝试许多同龄人没有过的“第一次”：抹口红，打粉底，穿耳孔，用烙铁烫头，穿高跟鞋和西服。她既想从不被正视的环境中争得一点关注，也渴望自己能够通过这种成人化的形式达到成人维护自身的能力。陈金芳的第一次战斗“成功”了，她摆脱了同学们的冷暴力，然而，却招致了更为残酷谩骂和校园暴力，尽管“陈金芳并没有招过谁惹过谁。”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她以自尊被践踏作为战斗的代价，这种代价也成为阴霾贯穿她的一生。母亲和亲戚集体还乡时，为了留在北京，她遭受了语言和身体上的家庭暴力，虽然她的“战斗”再次“成功”了，但也再次付出了脑袋被姐姐用擀面杖打出血的惨痛代价。从那以后，陈金芳就不断与周围的一切“战斗”，她不断做买卖，又不断亏本，与不同的男人姘居来一边补窟窿，一边求生存;她把名字改成陈予倩，费尽力气结交圈子里的“人物”;她用非法集资来投资工厂、炒股票，却都宣告失败;从深圳到北京混入艺术圈子，企图“做些一本万利的大买卖”却彻底崩盘，最后被警察带走。陈金芳轰轰烈烈的人生看似在战斗实则在挣扎，她面前的那扇大门是无论怎么跳都无法逾越的，因为那是与她相距甚远的另一个世界。小说中写到了伊扎克·帕尔曼三次来华演出，这也作为线索引出陈金芳的人生战斗。三次音乐会描画出的脉络刚好是陈金芳少女时期、四处混迹时期、成年后“打拼”这三个不同时期的人生轨迹，通过音乐，她想牵连住的不仅仅是与“我”的联系，而是对高雅音乐所代表的中上层阶级的仰望、向往和接近，再对比她所做的一切“战斗”和那句“我只是想活得有点儿人样”，就不免给这个人物和她的“战斗”蒙上了一层悲剧色彩。

石一枫的另一篇小说《特别能战斗》则把战斗中的女性提升到了一个更为激进的位置。主人公苗秀华上班时跟单位的领导“斗”，跟看不过眼却深受领导青睐的同事“斗”，退休了跟侵犯小区业主权益、把绿地擅自改为停车场的无良物业公司“斗”，换了新的物业公司后由于管理不善，她面临被小区业主们轰“下台”的危机时，她又反过来跟小区居民们“斗”，她精力充沛，不屈不挠，来事儿不怕事儿，“斗”已经成为她生活意义的全部，“特别能战斗这个特点已经内化成了苗秀华的本质，对于她而言，是人之为人的证据，”她既在“斗”中寻找自我价值和定位，又用“斗”去达成一个又一个威胁自身合法权益的势力，尽管她的方式存在很多局限，但这种与大众不同的不妥协、不忍气吞声的正义感，却是很多现代人所缺少的。而苗秀华的“战斗”最后得到的，是身体一日不如一日，连下楼都变得困难，是丈夫、女儿和女婿的疏远，是她一个人与一群小区业主之间的对峙。而《芳华的內心戏》这篇小说中，芳华则是一个被丈夫强奸后带到城里，又生下一个先天哮踹孩子的女人。她经营着一个小卖部，与来小卖部的男人们进行着一种只有自己知晓的隐秘恋爱，他们都是芳华对生活现状不满而转化出的对美好青春和爱情的期待和幻想的寄托体，她用一种意淫的方式弥补自己芳华时期本应拥有却被毁掉的种种懵懂和心动，在内心与她所厌恶的现实做着对抗。然而时间落尽，她还是要面对现实的一切——没有感情基础的丈夫，先天病的孩子以及日复一日只能在自己幻想的戏中得到满足的日子。《营救麦克黄》中的颜小莉的“战斗”则是直接指向另外一个阶级，她用放弃工作和一段她很珍视却又脆弱的友谊来帮助受害女孩拿到差点被赖掉的手术费，从而沉淀了内心的不安，维护了她坚信的良知正义。

势单力薄的女性，为了她们的权利、尊严、利益、青春、良知，以血肉之躯投身“战斗”，试图冲破各种壁垒，也不断付出沉重的代价。这既是女性对于自我价值的追寻，也是她们为正义奋斗的过程，也促使我们不得不去思考，女性的困境背后的意义。

二、从知识分子良心看道德底线的站位

关于道德的拷问，在石一枫小说中存在另一类无法回避的人物，就是在当代市场经济背景下受到金钱名利影响的知识分子，他们要么成为对一切失去信心，随波逐流的犬儒主义者，要么成为用知识来钓取利益、满足内心的贪婪与欲望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现实中知识分子的来去，成为石一枫没有放过的一个重要部分。

在《地球之眼》中，他就塑造了一个木讷却固执的理工男形象，安小男是“我”（庄博益）隔壁系的同学，他作为一名理工科学生，每天思考的却是如何从历史中寻找当代中国社会道德水平日渐下滑的原因和解决方法，为此，他读了许多历史学方面的书却一无所获，他向历史系教授发问历史的作用，看到的却是当代知识分子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缺失，一切尝试和努力都没有让他找到想要得到的答案，反而使他更加迷茫。毕业后入职银行，他拒绝进入领导的“阵营”;在庄博益的帮助下，他给官二代李牧光打工，偶然间发现李牧光在进行非法的洗钱活动，从而利用自己的技术专长，对其进行了举报揭发，惩治了逾越法律和道德的行为，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道德”的命题。

石一枫的落脚点已经不仅限于通过某个文学形象的塑造来焕发警醒意义了，而是将笔触直射知识分子群体，去拷问道德对于一个完整的人的意义，对整个社会的意义，道德不应该成为物欲和名利的交换品或牺牲品，而应该是禁锢商业化后的人性之恶的手铐和脚链，是正义天平上永远倾斜的那一方。从现实的角度来说，安小男是底层的挣扎者，是规则的执行者，他甚至可能不具备挣扎的资格;但是从一个知识分子所应建立的精神品格来说，安小男是丰富而坚定的，他拥有最为崇高的坚守和信仰，“在所有人盯着地上的六便士并以此定义成败时，安小男抬头看到的是天上的月亮。”（1）

能与安小男形成对比的就是小说中的“我”——庄博益，他是一个介于安小男和李牧光之间，在道德界限上下波动的人，他有时会对安小男“冥顽不化的‘道德感”感到“疲惫和无所适从”，有时则对自己的种种不作为感到无奈和悲怆，他对自己的评价是：“缺点是做人的底线偏低，但优点是还有点底线，”当他为了表妹去求安小男停止追查李牧光时，他的独白是：自己的“底线偏软，随便被什么外力一捅，往往便汤汤水水，乌七八糟地漏了一地。……我一再提醒自己不要再被安小男的情绪所蛊惑。”在某些方面，他和安小男一样，对于对立的事物没有抗衡的能力，但在选择上，他却能够在自我说服中妥协或者做到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是他与安小男不同的地方;另一方面，他能够分辨善恶美丑，他对“战斗”的安小男既有自身力所不愿及的隐约的仰望和敬意，又有嫌弃他多管闲事的抽身之势，从而成为一个犬儒主义者的代表。与他相似的还有《世间再无陈金芳》中的“我”——赵小提。白天上学的时候，赵小提和陈金芳是形同陌路的同学，而晚上赵小提练琴的时候，陈金芳站在窗外，则成了他乐声和心声的倾听者。然而，不管陈金芳是被同学欺负，被家人打骂，亦或是几乎每天都默默听赵小提拉琴，赵小提自始至终，都没有“隔窗与她说过一句话”。当赵小提被职高的学生围堵时，陈金芳跳出来救了他，但这不仅没有使赵小提感激，反而让他感到强烈的“耻辱感”，因为“救”他的是一个“涂了透明唇膏，打了眼影，还染了一頭耀眼的黄发，”“大面积暴露的肢体散发着蓬勃、咄咄逼人的肉感，”脸上是“肆无忌惮的泼辣与轻佻”的陈金芳。而当我回到家，同样的夜晚，同样的乐曲演奏，以往伫立在窗外的陈金芳没有如期而至时，“我的心里突然涌上被人抛弃的感觉，”他习惯了陈金芳以一位仰视者的姿态仰视拉琴的自己，习惯了接受这种无声的追随，现在这个人突然不再“唯他是瞻”，他就无法再满足自己隐蔽的优越感，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身上充满了虚伪的、专属于知识分子的恶劣脾性。”石一枫曾经谈到这两个人物：“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认清了自己是卑琐本质的犬儒主义者，缺点在于犬儒主义，优点在于还知道什么叫是非美丑。我是通过这类人的眼睛看待世界的。阿基米德说给他一支点就能撬起地球，这类人也正是我的支点，”（2）石一枫正是通过这一类知识分子对于自己良心在这个社会中的安放来拷问道德的底线，拷问知识分子相对于普通大众，更应该去承担和肩负的重量是什么？有多少？这使笔者不禁想到了石一枫推崇的老舍，《四世同堂》中也刻画了一位旧式知识分子钱默吟，他本是一位醉心诗词书画，不愿与政治、社会甚至邻里有太多往来而“隐于市”的人，而到了国家危难之际，他却挺身而出，到处奔走，鼓动人民投身革命，反对侵略和压迫，这就是一名知识分子在特定时代所展现出来的担当和勇气。这种精神在当代知识分子身上，似乎式微了，但石一枫，明显是想要用文学追回这种精神的一位年轻的前

驱者。

三、对于现代困境的关注与书写

石一枫后期的几部中短篇小说可以说是他在不断探索和训练后的发力之作，之所以有“力”可发，来源之一就是他对人在现代社会中困境的关注和思考，并不断纠正和深化自己对现实主义的理解。他把目光放在女性和知识分子身上，其实也是放在小人物身上。

城市女性与乡村女性，中上层收入女性与低收入女性，年轻女性和中老年女性，面临着不同的困境，不管是从物质上，还是精神上，但最终可以落到的，就是话语权不对等的问题，比如陈金芳，比如黄维妮和颜小莉。尽管女性地位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放到显微镜之下，社会细节中的人文关怀、城市善意、权益维护等，仍然是困扰女性的因素所在，女性在面对这些的时候如果没有足够的话语权，就很难走出困境。石一枫选择女性，却不止于女性这一群体，而是指涉以她们为代表的，期望扎根却乏力、想要维权却遭困、选择正义却摇摆不定的许许多多的普通人，只是女性的境地有时更显无措和弱势。而像赵小提、庄博益、商教授还有《老人》中的周教授等人代表受过高等教育，却在时代洪流的冲击下亦或自身品格的脆弱中无法坚守信仰、无力扛鼎时代责任的知识分子们。在知识分子身上，石一枫主要探讨当现实中飘来一阵乌云时，作为知识分子，是否还能够看清那颗皎洁的月亮，在行动上，是跟着月亮走，还是拉上厚重的窗帘，阻隔自己与传统、与良知的距离。知识分子在当代社会的责任究竟应该指向一种怎样的信念，几千年的文化熏陶是否能够在他们身上得到传承，都是作品中想要探讨的问题。然而，不管是对于女性的书写还是对于知识分子的审度，石一枫始终都在聚焦小人物，安小男、颜小莉就代表了尽管处在社会底层却仍然视道德和良知为不可逾越的生命底线的小人物。当小人物的坚守与宏大的时代图景相对照时，人物的意义就显示出来，当小人物的内心纠葛与大人物的波澜壮阔相对照时，人物的力量才散发出来。而人物的心灵史和成长史，反映出了我们的社会和时代。他说：“近几年来，我以现实主义的文学标准作为自己的指导：写现实题材，写时代之变，写当下中国人的爱与痛，写现世里的沧海桑田，”其实是为了“讲出专属于我们今天的中国故事。”（3）

他把反映现实作为自己的写作诉求，归根到底，是为了抛出他在作品中屡屡探讨的关于道德的问题。不管是作家，还是文学，都要担负起对于社会的责任，就像当年鲁迅那种决绝和深忧。作家绝不是谄媚读者的人，文学也要拥有其伦理价值，他们必须以自己的书写、发声甚至呐喊来呼出时代的病痛，讲出普通人的心声。写“中国故事”的石一枫，正在用他的笔，践行这一点。

注释：

曾于里.超越“失败者叙事”——从石一枫的两个中篇说起[N].文学报：2016-6-16（21）.

石一枫.关于两篇小说的想法[N].文艺报：2016-3-25（5）.

石一枫.写作新时代的新史诗[N].文艺报：2018-1-3日（2）.

参考文献：

[1]石一枫.世间已无陈金芳[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6年1月.

[2]石一枫.营救麦克黄：石一枫中短篇小说选[M].中国言实出版社，2016年6月.

[3]石一枫.小李还乡[M].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3月.